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故事《一个问题》（A Problem）正是以叙事自我作为重点。故事的主人翁是堂吉诃德（DonQuixote），与塞万提斯著名小说的主角同名。堂吉诃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世界，自己是里面的传奇骑士，四处对抗巨人，拯救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Dulcinea del Toboso）女士。而实际上，堂吉诃德本名叫阿隆索·吉哈诺（Alonso Quijano），是乡下一位上了年纪的没落贵族。那位高贵的杜尔西内亚女士，是附近村子里一个养猪的村姑。至于巨人，则是一些风车。博尔赫斯就想，如果堂吉诃德因为相信这些幻想，攻击、杀死了一个真正的人，后续会如何？博尔赫斯提出了关于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叙事自我讲出的那套故事，对我们自己或周围的人造成严重伤害，会怎样？博尔赫斯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没什么影响。虽然堂吉诃德杀了一个真正的人，却毫无悔意。因为这些妄想已经太过鲜明，他一心认为自己在对抗风车巨人，根本无法意识到实际杀了人。

第二种可能：在夺走他人生命的那一刻，会让堂吉诃德大为惊骇，打破他的妄想。这种情况类似于初上战场的新兵，原本深信为国捐躯是件好事，最后却被战场现实狠狠打脸。

另外还有更为复杂和影响深远的第三种可能：原本与想象的巨人战斗时，堂吉诃德只是在演戏。但等到真的杀了人，他就会开始坚持自己的妄想，因为只有这样，他不幸犯下的错误才会有意义。荒谬的是，我们对一个想象故事做出的牺牲越多，就可能越坚持，只为了让我们的一切牺牲和痛苦有意义。

在政治里，这被称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Our Boys Didn’tDie in Vain）综合征。1915年，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参战。意大利宣告的目标是要“解放”由奥匈帝国“不法”占有的特伦托（Trento）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这两处“意大利领土”。意大利政客在议会里发表义愤填膺的演说，誓言要纠正历史的错误，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数十万意大利士兵开往前线，高喊：“为了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以为这两地唾手可得。

情况大出意料。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伊松佐河（Isonzo River）沿岸组织了强大的防线。意大利共发动了11次血腥战役，最多只攻下几公里，从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场战役，他们损失了1.5万人。第二场战役，他们损失了4万人。第三场战役，他们损失了6万人。就这样腥风血雨地持续了两年，直到第十一场战役。但接着，奥地利人终于反击了，第十二场战役一般称为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意大利大败，一路杀到威尼斯门口。光荣出征换来的是一片血海的溃败。等到战争结束，意大利士兵死亡人数达70万，伤兵人数超过百万。

输掉第一场伊松佐河战役后，意大利政客有两种选择。他们本来大可承认自己犯了错，要求签署和平条约。奥匈帝国根本和意大利无冤无仇，又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和更强大的俄国打得焦头烂额，必然乐意讲和。然而，这些政客怎么能面对这1.5万位意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诉他们：“对不起，出了一点错，你家的乔凡尼白死了，你家的马克也是，希望你们别太难过。”另一种选择，这些政客可以说：“乔凡尼和马克是英雄！他们的死，是为了让的里雅斯特回归意大利。他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胜利为止！”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个选项。因此他们打了第二场战役，又失去了4万人。政客再次决定，最好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

但我们不能只怪政客，民众对战争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战后，意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领土，意大利人民通过民主，选出的就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同伙，这些人的选举要求正是要为所有意大利人的牺牲取得适当的赔偿。讲到要承认一切是白白牺牲，政客要对这些人的父母开口已经很难，但对父母而言，自己承认事实更为困难，对受害的人来说难上加难。失去双腿的残废士兵宁愿告诉自己“我的牺牲，都是为了能让意大利民族永存的荣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没了腿，是因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活在幻想里是一个远远较为轻松的选项，唯有这样，才能让一切痛苦有了意义。

早在几千年前，神职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原则，许多宗教仪式和训诫都以此为基础。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令人越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如果有个贫穷的农民，把自己一头珍贵的牛献给了宙斯，就会开始对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则要怎么解释自己竟然蠢成这样？这个农民还会献出更多头牛，才不致承认以前所有的牛都白白浪费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为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荣光而牺牲了一个孩子，或为了革命失去双腿，通常就足以让我成为激进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或革命主义者。因为，如果说意大利民族神话或革命主义宣传都是一派胡言，岂不是要我承认孩子都白死了，或我的瘫痪完全没有意义？很少有人有勇气能承认这样的事实。

经济上也会看到同样的逻辑。1999年，苏格兰决定盖一座新的议会大厦。原本预计施工时间为两年，预算4000万英镑。但到头来，施工时间长达五年，成本高达4亿英镑。每当承包商遇到未预料的困难和费用，就会找苏格兰政府，要求延长工期、增加预算。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就会对自己说：“我们已经投入几千万英镑，如果现在停手，只能拿到一个盖到一半的骨架，在人民心中会彻底信用扫地。还是再拨4000万英镑吧。”再过几个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时候，建筑无法完工的压力更大了。再过几个月，故事继续重复，就这样下去，直到实际成本足足是原来估计的10倍。

不是只有政府会陷入这个陷阱，企业集团也常常把几百万美元丢进失败的子企业。至于个人，也常常依恋不幸福的婚姻、没前途的工作。我们的叙事自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最后，如果我们想把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叙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节中安排某个转折，为错误注入意义。例如，一个和平主义的退伍军人可能告诉自己：“确实，我犯了个错，才没了双腿。但因为这个错，我才看清战争是个地狱。从现在开始，我要奉献我的生命，为和平而战。因此，我受到的伤还是有些正面意义的，它让我学会重视和平。”

于是我们知道，“自我”也像国家、神和金钱一样，都只是虚构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系统，会丢下我们大部分的体验，只精挑细选留下几样，再与我们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听过的演讲、做过的白日梦全部混合在一起，编织出一个看似一致连贯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哪里。正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己该爱谁、该讨厌谁、该怎么对待自己。如果情节需要，这个故事甚至可能让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类别：有些人活在悲剧之中，有些人上演着永不完结的宗教戏剧，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像部动作片，也有不少人过着喜剧人生。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故事。

这样说的话，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自由主义认为，我们不应期待外界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意义。每位选民、顾客和旁观者，都应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创造意义，而且不只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

但生命科学戳破了自由主义的想法，认为所谓的“自由个人”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人只是生化算法的组合。每时每刻，大脑的生化机制都会创造体验，但一闪即逝，接着就是更多体验闪现、消失、闪现、消失，彼此快速相连。这些瞬间的体验并不会累积成永续的本质。在这一片混乱中，叙事自我试着找出秩序，于是编织出一则永不完结的故事，让每项体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些长久的意义。只不过，虽然这让一切合理且诱人，却仍然只是虚构的故事。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让他们的生命有意义，现代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是个人自由选择让生活有意义。但无论如何，都一样是妄想。

当然，早已有人质疑自由意志和个人的概念。早在2000多年前，印度、中国和希腊的思想家就已经认为个人概念是一种虚妄。然而，除非真正能影响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否则仅是怀疑，并不足以改变历史。人类十分擅长应付认知上的矛盾，能允许自己在实验室里信一套，到了法庭或国会又信完全不同的一套。就像基督教并未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那天消失，自由主义也不会因为科学家认为并没有自由个人便就此灭亡。

事实上，就连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其他新科学世界观的拥护者，也并未放弃自由主义。就算他们已经用丰富的理论、数百页篇幅解构了所谓自我及自由意志的概念，却像做了一个知识上的完美后空翻，奇迹似的一跃回到18世纪，好像进化生物学和大脑科学所有惊人的发现完全不会影响洛克、卢梭和杰斐逊提出的伦理及政治观念。

然而，等到这些异端科学见解逐渐成为每天使用的科技、日常活动和经济结构时，也就不可能再这样两面讨好，我们（或后代）很有可能会需要一套全新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在第三个千年的起点，自由主义受到的威胁不再是“没有自由个人”这种哲学问题，而是来自实实在在的科技挑战。我们即将拥有各种超级实用的设备、工具和制度，但这些设备、工具和制度并不允许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这些概念，是否真能在这场洪水中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