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之所以认定这位父亲对患有重疾的孩子见死不救的行为有“谋杀意图”，很可能是因为这位父亲在法庭陈述中表达了外人无法理解的意图。

五月五日深夜，也就是孩子离世前三天，这位父亲明知孩子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明知“这时候送她去看医生也没用了”，但还是在六日早晨照常去银行上班。他没有向任何人求助，只是将小A一个人留在家里……

当天他来到分行，准备参加分行经理的新旧交接仪式。

律师：“分行经理的交接仪式上都有什么内容？”

父亲：“分行经理基本上相当于银行外勤业务的指挥官，一般来说会负责几百家客户，从早到晚都要去拜访他们，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检察官：“你六日那天晚上十一点才回家，为什么不早点回家呢？”

父亲：“交接的那天，我们从早到晚开车去拜访了几十家客户，在此期间我没法自由活动，不能中途退出。而且我身为新来的分行经理，不应该一上任就因为家人生病而让客户和同事们为我担心。我听说前辈们除非病得很严重，否则都不会告诉大家，所以我觉得自己也不得不那么做。”

检察官：“你为什么不缺席晚上的欢迎会？”

父亲：“聚会是那天突然决定的，分行的年轻人都在为此做准备，我如果缺席的话，就必须把家里人生病的事告诉他们，这恐怕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士气。”

检察官：“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你而言，分行经理和一个重病孩子的父亲，哪一种身份更重要。难道你没有想过即便放弃工作，也要履行一位父亲的职责吗？”

对于检察官的提问，这位父亲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律师还问道：“一直陪在病人身边不才是正常的吗？”

对此，他只是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也许一直留在家里陪孩子才是理所应当的吧，但我可能坐不住，出门只是出于一种习惯。分行的前任经理急于交接，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尽可能地多去拜访客户。不过现在想想，我明明可以抛开一切请假在家陪孩子，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那么做……

在法庭的紧张气氛中，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真相是无法在有限的对话中轻易显露出来的。仅凭三言两语来讨论一些问题，未免太过轻率了。

但是，这位父亲明明目睹着自己残疾的孩子正孤独地站在死亡边缘，说句不好听的，他几乎是“淡然”地，“面不改色”地一心扑在银行的工作上，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被现代社会魔法附身的可怜之人。

这位父亲看着小A短暂的生命一点点消逝的时候一定感到很可悲吧。然而即便如此，他的怜悯之情和悲伤之心——这些人类不应该抛弃的“最基本的部分”——也似乎被一阵暴风骤雨打落、吹散，让观者无不感叹当今这个冷酷运转着的时代有多么无情。

最终，本案的判决是，这位父亲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具体判决内容如下：

被告人明知小A因为营养失调而身体衰弱，如不及时接受治疗就会丧命，却仍然认为让她安然死去才是最好的结果。他犹豫再三，最终没有给孩子求医治病，因而导致了孩子的死亡。作为对孩子履行亲权的人，应该有照顾孩子、防止孩子死亡的监护义务，然而他却放任其病情恶化而不管不顾，从而导致孩子饿死，这等同于谋杀。

本案到此画上了终止符。但是我们认为，“这位父亲为何会对孩子抱有杀意”才是本案的核心问题。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拜访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