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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的现实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作者:余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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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退休的图书馆馆长、双目失明的老人,一位女士的丈夫,作家和诗人。就这样,晚年的博尔赫斯带着四重身份,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岸,开始其漂洋过海的短暂生涯,他的终点是日内瓦。就像其他感到来日不多的老人一样,博尔赫斯也选择了落叶归根,他如愿以偿地死在了日内瓦。一年以后,他的遗孀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 玛丽娅·科达玛因为悲伤显得异常激动,记者在括号里这样写道:“整个采访中,她哭了三次。”然而有一次,科达玛笑了,她告诉记者:“我想我将会梦见他,就像我常常梦见我的父亲一样。密码很快就会出现,我们两人之间新的密码,需要等待……这是一个秘密。它刚刚到来……我与我父亲之间就有一个密码。” 作为一位作家,博尔赫斯与现实之间似乎也有一个密码,使迷恋他的读者在他生前,也在他死后都处于科达玛所说的“需要等待”之中,而且“这是一个秘密”。确实是一个秘密,很少有作家像博尔赫斯那样写作,当人们试图从他的作品中眺望现实时,能看到什么呢? 他似乎生活在时间的长河里,他的叙述里转身离去的经常是一些古老的背影,来到的又是虚幻的声音,而现实只是昙花一现的景色。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惑,从1899年8月24日到1986年6月14日之间出现过的那个名叫博尔赫斯的生命,是否真的如此短暂?因为人们阅读中的博尔赫斯似乎有着历史一样的高龄,和源源不断的长寿。 就像他即将落叶归根之时,选择了日内瓦,而不是他的出生地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将自己的故乡谜语般地隐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也谜语一样地选择了自己的现实,让它在转瞬即逝中始终存在着。 这几乎也成为了博尔赫斯叙述时的全部乐趣。在和维尔杜戈·富恩斯特的那次谈话里,博尔赫斯说:“他(指博尔赫斯自己)写的短篇小说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南方》《乌尔里卡》和《沙之书》。” 《乌尔里卡》开始于一次雪中散步,结束在旅店的床上。与博尔赫斯其他小说一样,故事单纯的就像是挂在树叶上的一滴水,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一个似乎还年轻的女人。博尔赫斯在小说的开始令人费解地这样写道:“我的故事一定忠于事实,或者至少忠于我个人记忆所及的事实。” 这位名叫乌尔里卡的女子姓什么?哈维尔·奥塔罗拉,也就是叙述中的“我”并不知道。两个人边走边说,互相欣赏着对方的发言,由于过于欣赏,两个人说的话就像是出自同一张嘴。最后“天老地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 为什么在“肉体”的后面还要加上“形象”?从而使刚刚来到的“肉体”的现实立刻变得虚幻了。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博尔赫斯在小说开始时声称的“忠于事实”是否可信?因为人们读到了一个让事实飞走的结尾。其实博尔赫斯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拿事实当回事,与其他的优秀作家一样,叙述中的博尔赫斯不会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他将乌尔里卡的肉体用“形象”这个词虚拟了,并非他不会欣赏和品味女性之美,这方面他恰恰是个行家,他曾经在另一个故事里写一位女子的肉体时,使用了这样的感受:“平易近人的身体。”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读者离开现实,这是他一贯的叙述方式,他总是乐意表现出对非现实处理的更多关心。 仍然是在和维尔杜戈·富恩斯特的那次谈话里,我们读到了两个博尔赫斯,作为“我”的这个博尔赫斯谈论着那个“他”的博尔赫斯。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次随便的朋友间的交谈里,博尔赫斯议论自己的时候,始终没有使用“我”这个词,就像是议论别人似的说“他”,或者就是直呼其名。谈话的最后,博尔赫斯告诉维尔杜戈·富恩斯特:“我不知道我们两人之中谁和你谈话。” 这让我们想到了那篇只有一页的著名短文《博尔赫斯和我》,一个属于生活的博尔赫斯如何对那个属于荣誉的博尔赫斯心怀不满,因为那个荣誉的博尔赫斯让生活中的博尔赫斯感到自己不像自己了,就像老虎不像老虎、石头不像石头那样,他抱怨道:“与他的书籍相比,我在许多别的书里,在一把吉他累人的演奏之中,更能认出我自己。” 然而到了最后,博尔赫斯又来那一套了:“我不知道我俩之中是谁写下了这一页。” 这就是怀疑,或者说这就是博尔赫斯的叙述。在他的诗歌里、在他的故事里以及他的随笔,甚至是那些前言里,博尔赫斯让怀疑流行在自己的叙述之中,从而使他的叙述经常出现两个方向,它们互相压制,同时又互相解放。 当他一生的写作完成以后,在其为数不多的作品里,我们看到博尔赫斯有三次将自己放入了叙述之中。第三次是在1977年,已经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写下了一段关于1983年8月25日的故事,在这个夜晚的故事里,六十一岁的博尔赫斯见到了八十四岁的博尔赫斯,年老的博尔赫斯说话时,让年轻一些的博尔赫斯感到是自己在录音带上放出的那种声音。与此同时,后者过于衰老的脸,让年轻的博尔赫斯感到不安,他说:“我讨厌你的面孔,它是我的漫画。” “真怪,”那个声音说,“我们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 这个事实使两个博尔赫斯都深感困惑,他们相信这可能是一个梦,然而,“到底是谁梦见了谁?我知道我梦见了你,可是不知道你是否也梦见了我?”……“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是一个人做梦还是两个人做梦。”有趣的是,当他们回忆往事时,他们都放弃了“我”这个词,两个博尔赫斯都谨慎地用上了“我们”。 与其他作家不一样,博尔赫斯在叙述故事的时候,似乎有意要使读者迷失方向,于是他成为了迷宫的创造者,并且乐此不疲。即便是在一些最简短的故事里,博尔赫斯都假装要给予我们无限多的乐趣,经常是多到让我们感到一下子拿不下。而事实上他给予我们的并不像他希望的那么多,或者说并不比他那些优秀的同行更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叙述,他的叙述总是假装地要确定下来了,可是永远无法确定。我们耐心细致地阅读他的故事,终于读到了期待已久的肯定时,接踵而来的立刻是否定。于是我们又得重新开始,我们身处迷宫之中,而且找不到出口,这似乎正是博尔赫斯乐意看到的。 另一方面,这样的叙述又与他的真实身份──图书馆员吻合了起来,作为图书馆员的他,有理由将自己的现实建立在九十万册的藏书之上,以此暗示他拥有了与其他所有作家完全不同的现实。从而让我们读到“无限、混乱与宇宙,泛神论与人性,时间与永恒,理想主义与非现实的其他形式”。《迷宫的创造者博尔赫斯》的作者安娜·玛丽亚·巴伦奈切亚这样认为:“这位作家的著作只有一个方面──对非现实的表现──得到了处理。” 这似乎是正确的,他的故事总是让我们难以判断: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是深不可测的学问还是平易近人的描叙?是活生生的事实还是非现实的幻觉?叙述上的似是而非,使这一切都变得真假难辨。 在那篇关于书籍的故事《沙之书》里,我们读到了一个由真实堆积起来的虚幻。一位退休的老人得到了一册无始无终的书: “页码的排列引起了我的注意,比如说,逢双的一页印的是40,514,接下去却是999。我翻过那一页,背面的页码有八位数,像字典一样,还有插画:一个钢笔绘制的铁锚……我记住地方,合上书。随即又打开。尽管一页一页地翻阅,铁锚图案却再也找不到了。” “他让我找第一页……我把左手按在封面上,大拇指几乎贴着食指去揭书页。白费劲,封面和手之间总有好几页。仿佛是从书里冒出来的……现在再找找最后一页……我照样失败。” “我发现每隔两千页有一帧小插画。我用一本有字母索引的记事簿把它们临摹下来,记事簿不久就用完了。插画没有一张重复。” 这些在引号里的段落是《沙之书》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因为它将我们的阅读带离了现实,走向令人不安的神秘。就像作品中那位从国立图书馆退休的老人一样,用退休金和花体字的威克利夫版《圣经》换来了这本神秘之书,一本随时在生长和消亡的无限的书,最后的结局却是无法忍受它的神秘。他想到“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地点是树林”,于是就将这本神秘之书偷偷放在了图书馆某一层阴暗的搁架上,隐藏在了九十万册藏书之中。 博尔赫斯在书前引用了英国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的诗句: ……你的沙制的绳索…… 他是否在暗示“沙之书”其实和赫伯特牧师的“沙制的绳索”一样的不可靠?然而在叙述上,《沙之书》却是用最为直率的方式讲出的,同时也是讲述故事时最为规范的原则。我们读到了街道、房屋、敲门声、两个人的谈话,谈话被限制在买卖的关系中…… 显然,博尔赫斯是在用我们熟悉的方式讲述我们所熟悉的事物,即使在上述引号里的段落,我们仍然读到了我们的现实:“页码的排列”、“我记住地方,合上书”、“我把左手按在封面上”、“把它们临摹下来”,这些来自生活的经验和动作让我们没有理由产生警惕,恰恰是这时候,令人不安的神秘和虚幻来到了。 这正是博尔赫斯叙述里最为迷人之处,他在现实与神秘之间来回走动,就像在一座桥上来回踱步一样自然流畅和从容不迫。与他的其他故事相比,比如说《巴别图书馆》这样的故事,《乌尔里卡》和《沙之书》多少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现实的场景和可靠的时间,虽然他的叙述最终仍然让我们感到了场景的非现实和时间的不可靠,起码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昏迷在他的叙述之中。而另外一些用纯粹抽象方式写出的故事,则从一开始就拒我们于千里之外,如同观看日出一样,我们知道自己看到了,同时也看清楚了,可是我们永远无法接近它。虽然里面迷人的意象和感受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可我们依然无法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象和感受总是和他绵绵不绝的思考互相包括,丝丝入扣之后变得难以分辨。 于是博尔赫斯的现实也变得扑朔迷离,他的神秘和幻觉、他的其他的非现实倒是一目了然。他的读者深陷在他的叙述之中,在他叙述的花招里长时间昏迷不醒,以为读到的这位作家是史无前例的,读到的这类文学也是从未有过的,或者说他们读到的已经不是文学,而是智慧、知识和历史的化身。最后他们只能同意安娜·玛丽亚·巴伦奈切亚的话:读到的是“无限、混乱与宇宙,泛神论与人性,时间与永恒,理想主义与非现实的其他形式”。博尔赫斯自己也为这位女士的话顺水推舟,他说:“我感谢她对一个无意识过程的揭示。” 事实上,真正的博尔赫斯并非如此虚幻。当他离开那些故事的叙述,而创作他的诗歌和散文时,他似乎更像博尔赫斯。他在一篇题为《神曲》的散文里这样写:“但丁试图让我们感到离弦飞箭到达的速度,就对我们说,箭中了目标,离了弦,把因果关系倒了过来,以此表现事情发生的速度是多么快……我还要回顾一下《地狱篇》第五唱的最后一句……‘倒下了,就像死去的躯体倒下。’为什么令人难忘?因为有‘倒下’的声响。” 在这里,博尔赫斯向我们揭示了语言里最为敏感的是什么,就像他在一篇小说里写到某个人从世上消失时,用了这样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他让我们知道,比喻并不一定需要另外事物的帮助,水自己就可以比喻自己。他把本体和喻体,还有比喻词之间原本清晰可见的界线抹去了。 在一篇例子充足的短文《比喻》里面,博尔赫斯指出了两种已经存在的比喻:亚里士多德认为比喻生成于两种不同事物的相似性,和斯诺里所收集的并没有相似性的比喻。博尔赫斯说:“亚里士多德把比喻建立在事物而非语言上……斯诺里收集的比喻不是……只是语言的建构。” 历史学家斯诺里·斯图鲁松所收集的冰岛诗歌中的比喻十分有趣,博尔赫斯向我们举例:“比如愤怒的海鸥、血的猎鹰和血色或红色天鹅象征的乌鸦;鲸鱼屋子或岛屿项链意味着大海;牙齿的卧室则是指嘴巴。” 博尔赫斯随后写道:“这些串连在诗句中的比喻一经他精心编织,给人(或曾给人)以莫大的惊喜。但是过后一想,我们又觉得它们没有什么,无非是些缺乏价值的劳作。” 在对亚里士多德表示了温和的不赞成,和对斯诺里的辛勤劳动否定之后,博尔赫斯顺便还嘲笑了象征主义和词藻华丽的意大利诗人马里诺,接下去他一口气举出了十九个比喻的例子,并且认为“有时候,本质的统一性比表面的不同性更难觉察”。 显然,博尔赫斯已经意识到了比喻有时候也存在于同一个事物的内部,这时候出现的比喻往往是最为奇妙的。虽然博尔赫斯没有直接说出来,当他对但丁的“倒下了,就像死去的躯体倒下”赞不绝口的时候,当他在《圣经·旧约》里读到“大卫长眠于父母身旁,葬于大卫城内”时,他已经认识了文学里这一支最为奇妙的家族,并且通过写作,使自己也成为了这一家族中的成员。 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品质,那就是同一个事物就足可以完成一次修辞的需要,和结束一次完整的叙述。博尔赫斯具备了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就像他曾经三次将自己放入到叙述之中,类似的才华在他的作品里总是可以狭路相逢。这才真正是他与同时代很多作家的不同之处,那些作家的写作都是建立在众多事物的关系上,而且还经常是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他们必须解开上百道方程式,才有希望看到真理在水中的倒影。 博尔赫斯不需要通过几个事物相互建立起来的关系写作,而是在同一事物的内部进行着瓦解和重建的工作。他有着奇妙的本领,他能够在相似性的上面出现对立,同时又可以是一致。他似乎拥有了和真理直接对话的特权,因此他的声音才那样的简洁、纯净和直接。 他的朋友,美国人乔瓦尼在编纂他的诗歌英译本的时候发现:“作为一个诗人,博尔赫斯多年来致力于使他的写作愈来愈明晰、质朴和直率。研究一下他通过一本又一本诗集对早期诗作进行的修订,就能看出一种对巴罗克装饰的清除,一种对使用自然词序和平凡语言的更大关心。” 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显然已经属于了那个古老的家族。在他们的族谱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名字:荷马、但丁、蒙田、塞万提斯、拉伯雷、莎士比亚……虽然博尔赫斯的名字远没有他那些遥远的前辈那样耀眼,可他不多的光芒足以照亮一个世纪,也就是他生命逗留过的20世纪。在博尔赫斯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古老的传统,或者说是古老的品质,历尽艰难之后成为了永不消失。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现实。 当他让两个博尔赫斯在漫长旅途的客栈中相遇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在幻觉里展开的故事,可是当年轻一些的博尔赫斯听到年老的博尔赫斯说话时,感到是自己在录音带上放出的那种声音。多么奇妙的录音带,录音带的现实性使幻觉变得真实可信,使时间的距离变得合理。在他的另一个故事《永生》里,一个人存活了很多个世纪,可是当这个长生不死的人在沙漠里历经艰辛时,博尔赫斯这样写道:“我一连好几天没有找到水,毒辣的太阳、干渴和对干渴的恐惧使日子长得难以忍受。”在这个充满神秘的故事里,博尔赫斯仍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恐惧,或者说什么才是恐惧的现实。 这就是博尔赫斯的现实。尽管他的故事是那样的神秘和充满了幻觉,时间被无限地拉长了,现实又总是转瞬即逝,然而当他笔下的人物表达感受和发出判断时,立刻让我们有了切肤般的现实感。就像他告诉我们,在“干渴”的后面还有更可怕的“对干渴的恐惧”那样,博尔赫斯洞察现实的能力超凡脱俗,他外表温和的思维里隐藏着尖锐,只要进入一个事物,并且深入进去,对博尔赫斯来说已经足够了。 这正是博尔赫斯叙述中最为坚实的部分,也是一切优秀作品得以存在的支点,无论这些作品是写实的,还是荒诞的或者是神秘的。 然而,迷宫似的叙述使博尔赫斯拥有了另外的形象,他自己认为:“我知道我文学产品中最不易朽的是叙述。”事实上,他如烟般飘起的叙述却是用明晰、质朴和直率的方式完成的,于是最为变幻莫测的叙述恰恰是用最为简洁的方式创造的。因此,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这样认为:博尔赫斯的叙述“回答了当代小说的一种深刻需要──对技巧的事实加以承认的需要”。 与其他作家不同,博尔赫斯通过叙述让读者远离了他的现实,而不是接近。他似乎真的认为自己创造了叙述的迷宫,认为他的读者找不到出口,同时又不知道身在何处。他在《秘密奇迹》的最后这样写:“行刑队用四倍的子弹,将他打倒。” 这是一个奇妙的句子,博尔赫斯告诉了我们“四倍的子弹”,却不说这四倍的基数是多少。类似的叙述充满了他的故事,博尔赫斯似乎在暗示我们,他写到过的现实比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多。他写了四倍的现实,可他又极其聪明地将这四倍的基数秘而不宣。在这不可知里,他似乎希望我们认为他的现实是无法计算的,认为他的现实不仅内部极其丰富,而且疆域无限辽阔。 他曾经写到过有个王子一心想娶一个世界之外的女子为妻,于是巫师“借助魔法和想象,用栎树花和金雀花,还有合叶子创造了这个女人”。博尔赫斯是否也想使自己成为文学之外的作家?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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