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妮的运气很好。上初中的时候，路易丝的雇主佩兰夫人提议，可以帮她在巴黎市内的一家中学注册，要比她原先要去的波比尼地区的中学好得多。佩兰夫人是想为可怜的路易丝做件好事，路易丝那么勤奋地工作，她值得人们那么对待。

但是斯蒂芬妮似乎配不上这份慷慨。三年级开学才几个星期，麻烦就来了。她干扰课堂。她总是禁不住爆发出大笑，拼命摇晃教室里的东西，粗鲁地回答老师的问题。其他学生觉得她既好笑，又累人。她把家长联系簿藏了起来，连同警告、校长办公室谈话的要求，统统都没有告诉路易丝。接着她开始逃课，中午前就抽大麻，在十五区某个街心花园的长椅上睡觉。

有天晚上，佩兰夫人叫了路易丝来，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失望。佩兰夫人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因为路易丝，她感到非常羞愧，她在校长面前失了面子。为了让斯蒂芬妮能够注册，她花了不少时间说服校长，学校接受斯蒂芬妮根本就是照顾她的面子。一个星期后，斯蒂芬妮被叫到学校纪律委员会，路易丝也需要出席。“这就像是法庭，”路易丝的雇主干巴巴地对她说，“您可以辩护。”

下午三点，路易丝和她的女儿走进大厅。这是一间圆形的房间，几乎没有暖气，蓝色和绿色的玻璃窗给人一种教堂的感觉。有十来个人———老师、顾问、家长代表———围着一张很大的木桌子坐在一起。大家轮流发言。“斯蒂芬妮很不适应这里的学习，她不守纪律，蛮横无理。”“她不是个坏姑娘，”另一个补充说，“可是她一旦开始，就无法让她安静下来。”大家感到很奇怪，面对这样糟糕的形势，路易丝竟然没有任何反应。她从来没有答复老师的约见。学校打过她的手机，甚至还给她发了短信，可统统都没有得到回复。

路易丝请求大家再给女儿一次机会。她哭着解释说她是多么在乎她的孩子们。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她惩罚他们。她禁止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写作业。她说自己是有原则的，在儿童教育方面很有经验。佩兰夫人打断了她。这可是个法庭，审判的是她。她，一个糟糕的母亲。

围坐在那张巨大的木桌旁，在这间冰凉的房子里，大家都没有脱掉大衣，此时他们的头偏向一边。他们重复说:“我们并没有质疑您的努力，夫人。我们可以肯定，您已经尽力了。”一位法语教师，一个纤细、温柔的女性开口问她:

“斯蒂芬妮有几个兄弟姐妹?”

“她没有。”路易丝回答道。

“可是刚才您谈到您的孩子们，不是吗?”

“是的，我照顾的孩子，我每天都看护的孩子。您相信我，对于我给孩子的教育，我的雇主非常满意。”

他们请母女俩暂时出去一会儿，以便他们决议。路易丝站起身来，冲他们笑了一下，她自认为这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微笑。在中学的走廊上，前面就是篮球场，斯蒂芬妮继续着她那愚蠢的笑。她长得很圆润，身材高大，梳着一个高高在上的马尾，看上去颇为可笑。她穿着一条印花短裤，让她的屁股显得很大。尽管会议如此庄严，但似乎也没有吓到她，她只是有些不耐烦。她并不害怕，相反，她的笑容很是放松，就好像这些穿着品位极差的羊毛衫、披着老祖母披肩的老师只不过是些蹩脚的演员一般。

出了委员会的大厅，她又恢复了她的好心情，她那种烂学生无忧无虑的神情。在走廊上，她拦住从教室里出来的学生，她跳跃着，在一个羞涩的女孩子耳边低声咕哝了点什么，那个女孩子强忍住，到底没有笑出来。路易丝真想抽她，用尽所有的气力拼命摇晃她。路易丝多想让她明白，要把她这样一个孩子养大，得付出怎样的代价，还有努力。她真想让她看看自己的汗水、自己的恐慌，想要从她的身体里彻底拔除她那愚蠢的无忧无虑，把她的幼稚彻底粉碎。

在这闹哄哄的走廊上，路易丝拼命控制住自己才没有颤抖。她只是将斯蒂芬妮肉乎乎的胳膊抓得很紧，让她安静下来。

“请你们进来。”

班主任老师从门口探出头，让母女俩回到原先的位置上。他们用来商量决议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不到，但是路易丝没有明白，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等母女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班主任老师开始说话。斯蒂芬妮，他解释说，是一个捣乱分子，没有老师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们试过了，用尽一切教育的方法，但是没有奏效。他们的能力有限。他们负有责任，不能让她就这么绑架整个班级。“也许，”老师补充道，“在离家近的一所学校里，斯蒂芬妮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在一个与她相适应的环境里，这样她或许就能够找到参照。您明白吗?”

这是三月，冬天还在徘徊，似乎寒冷永远也不会离去了一般。“如果您需要行政方面的帮助，会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负责指导的顾问让她放心。路易丝没有弄明白。斯蒂芬妮被开除了。

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路易丝一直没有说话。斯蒂芬妮还在咯咯地笑，她望着窗外，耳朵里插着耳机。她们走上了通向雅克家的灰色的街道。她们走过市场，斯蒂芬妮放慢了脚步，在看货摊。她的漫不经心，她那种青少年的自私让路易丝陷入了仇恨。路易丝抓住她的袖子，用了很大的力气，也很粗暴，让人难以置信。一种越来越阴郁，越来越炽热的愤怒在路易丝内心蔓延开来。她想将自己的指甲深深插入女儿柔软的肌肉。

才关上入户的小门，她便开始揍斯蒂芬妮。开始是她的背，拳头上去，女儿被掀到了地上。女儿蜷缩起来，大声叫喊。路易丝继续揍她。体内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手虽小，抽在斯蒂芬妮脸上的耳光却毫不含糊。她拉扯着女儿的头发，拉开女儿用来护住脑袋自卫的胳膊。她的拳头落在女儿的眼睛上。她骂她，抓扯她，直到她流血。等到斯蒂芬妮不再动的时候，她就冲她吐唾沫。

雅克听到了响动，他走近窗子。眼看着路易丝教训女儿，他并没有想过要上前阻止。

沉默与误会在不断发酵。公寓里，气氛变得十分沉重。米莉亚姆不想在孩子们面前有所表现，但是她和路易丝开始保持距离。和路易丝说话的时候，她上下嘴唇碰碰了事，只给她最为明确的指令。她听从保罗的建议，保罗对她说:“她是我们的雇员，不是我们的朋友。”

她们不再在厨房里一起喝茶，像以前那样:米莉亚姆坐在桌前，路易丝倚着工作台。米莉亚姆也不再会说这些温柔的话，“路易丝，您真是一个天使”，或者“像您这样的再找不到第二个了”。星期五晚上，她也不再提议把冰箱里剩下的半干红葡萄酒喝完。“孩子们在看电影，我们也可以给自己找点小乐趣吧。”米莉亚姆那时总是这么说。现在，如果一个人开了门，另一个就会关上门出去。她们很少待在同一个房间里，非常智慧地回避彼此。

接着春天突然到来，炽热，出乎意料。日子变得很长，树木爆出了第一批新芽。好天气将以往的习惯一扫而光，给了路易丝到外面去，到公园里去的动力，和孩子们一起。有天晚上，她问米莉亚姆是否能早点走:“我有个约会。”她略带激动地解释说。

她和埃尔韦约在他工作的街区见，他们一起去看了电影。埃尔韦开始更想在露天喝上一杯，但是路易丝坚持去看电影。再说她很喜欢那部电影，于是他们第二个星期就又看了一遍。在放映厅里，埃尔韦在路易丝身边悄悄地睡着了。

最后路易丝还是接受了在露天，在大林荫道的酒吧喝上一杯。埃尔韦是一个幸福的人，她想。谈起未来的计划，他总是笑嘻嘻的。他说他们可以一起去孚日山度假，租个山间小屋，他认识房主。他们可以从早到晚听音乐;他可以让她见识一下他的收藏，他可以肯定的是，不出多少时间，她也会离不开的。埃尔韦想要早点退休，他无法想象在休息的日子里，自己竟然要一个人度过。他离婚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他没有孩子，感觉非常孤独。

埃尔韦穷尽了自己所有的伎俩，直到有一天晚上，路易丝终于接受随他回家。他在马塞家对面的天堂咖啡厅等她。然后他们一起坐地铁，埃尔韦将自己红兮兮的手放在路易丝的膝头。路易丝一边听他说，一边望着这只男人的手，这只放在她身上的手，开始的手，想要更多的手，这只小心翼翼地藏起游戏的手。

他们笨拙地做爱，他趴在她的身上，有时他们的下巴会磕在一起。他在她身上喘着气，她也不知道这是因为快感，还是她的关节弄痛了他，她没有帮他。埃尔韦个子那么小，路易丝感觉到他的踝骨和她的碰到了一起。他宽大的踝骨，他那双长满了毛的脚。正因为男人的性器还在她的体内，踝骨的接触就更加让她感到突兀，有一种侵略感。雅克很高，他做起爱来就像是在惩罚她，狂风暴雨般。结束了之后，埃尔韦松了口气，像是摆脱了一份重量，他看起来更加容易亲近了。

就是那次，在埃尔韦的床上，在圣旺附近的廉租房公寓里，她想到了这个关于婴儿的念头。一个小小的婴儿，才出生，带着热腾腾的、生命才开始的味道。一个投身于爱的生命，她为他穿上彩色的短袖连裤衫，然后递给米莉亚姆，再传递到保罗的怀抱中。一个让他们彼此紧密相连的吃奶的婴儿，让他们置身于同一种温情之中的婴儿。他会抹去他们之间所有的误会、冲突，会再次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这个婴儿，她会放在膝头，一哄就是好几个小时，在一个小房间里，一只小台灯散发出来的幽暗的灯光下，那种上面有小船和岛屿慢慢转着圈的小台灯。她会轻抚婴儿光秃秃的小脑袋，会把小手指轻轻插入小孩的嘴巴。他于是停止了哭叫，用他肿胀的牙床吮吸她涂了指甲油的指甲。

第二天，她在替保罗和米莉亚姆铺床的时候用了十二分的心。她的手拂过床单。她想寻找他们拥抱的痕迹，一个现在她肯定会到来的孩子的痕迹。她问米拉，她是不是愿意再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我们俩一起来照顾的一个婴儿，你觉得怎么样?”路易丝希望米拉会和她妈妈讲，把这个念头传递给她，然后这个念头就会在轨道上，就会成为米莉亚姆的念头。有一天，让路易丝喜出望外的是，小姑娘真的问了米莉亚姆，问她肚子里是不是有个小孩。“哦，没有，我希望不要。”米莉亚姆笑着说。

路易丝觉得这真糟糕透了。她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米莉亚姆对待这件事情竟然那么不严肃。米莉亚姆这样说肯定只是怕有什么不测。她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是她肯定想过。九月份亚当也要去学校了，屋子就空了，路易丝没什么可做的事情。必须要借助另一个孩子的到来才能打发冬天的漫长日子。

路易丝能听到这家里的对话。房子很小，她不是故意的，但是她最终还是什么都知道。这段时间以来，米莉亚姆讲话的声音比较低。每次她讲电话的时候都会关上门。她还把头伸到保罗的肩头低语。他们看上去有秘密。

路易丝和瓦法说起过即将到来的这个孩子，谈起了这份即将多出来的工作给她带来的喜悦:“有了三个孩子，他们就再也离不开我了。”路易丝也有过感到快乐的时刻。她对此有一种转瞬即逝的、无法言喻的直觉，生活即将变得更加广阔，空间更大，爱情更纯粹，欲望更炽热。她想到了夏天，夏天已经如此临近，她想到了举家度假的情景。她想象着才翻过的土地散发出来的味道，还有公路边腐烂的橄榄核的味道。明亮的月光下果树的树冠。一切都一览无余，无法遮盖什么，无法隐藏什么。

她又开始投入厨房工作。近几个星期以来，她做的饭几乎没法儿吃。她为米莉亚姆准备桂皮牛奶饭、辣味的汤，还有所有据说促孕的菜肴。她虎视眈眈地盯着米莉亚姆的身体，仔细观察她的脸色、乳房的重量、头发的色彩，她相信自己发现了很多怀孕的征兆。

她带着女祭司或巫师一般的专注来处理内衣。和以往一样，她把衣服从洗衣机里拿出来。她展开保罗的短裤，坚持用手洗去底部那些微妙的痕迹。在厨房的水槽边，她用冷水清洗米莉亚姆的短裤，带花边的或真丝的胸罩。做这一切的时候，她都在祈祷。

但是路易丝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她甚至不需要去翻垃圾桶。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看到扔在床头的睡裤上的痕迹，就扔在米莉亚姆睡的那一侧。在浴室的地板上，今天早晨，她也注意到有一小滴血迹。那么小的一滴，米莉亚姆没有清洗掉，在绿白相间的方砖上已经干了。

血不断地出现，她能够辨识其中的味道，米莉亚姆藏不住的血的味道，每个月都来，都意味着一个孩子的死亡。

继欢乐之后，是沮丧。世界仿佛变小变窄了，所有的重量加诸路易丝身上，令她窒息。保罗和米莉亚姆总是对她关上门，她真想破门而入。她只有一个愿望，进入他们的世界，找到她的位置，居于其中，在里面筑一个自己的巢，一个领地，一个温暖的角落。她有时觉得已经准备好，要求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自己的领地，可是她的激情回落，她被一种悲伤笼罩着，她甚至为自己曾经相信什么而感到羞愧。

星期四晚上，八点钟左右，路易丝回到家里。她的房东在走廊里等她。他站在一盏不亮的灯下。“啊，终于等到您了。”贝尔特朗·阿里扎尔几乎扑向了她。他将手机屏幕对准她，她本能地举起手遮住眼睛。“我一直在等您。我来了好几次，晚上，下午，可您总是不在。”他的声音很是温柔，上半身探向路易丝，让人觉得他好像要碰到她，抓住她的胳膊，在她耳边说点什么。他用那双满是眼屎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她，他几乎没有睫毛，把用一根绳子拴着的眼镜推上去以后他揉着眼睛。

她打开房门，让他进来。贝尔特朗·阿里扎尔穿着一条过于肥大的米色裤子。从背后打量着这个男子，路易丝发现他的腰带上应该是少两个眼，所以他的裤子在腰间没能系紧，落到了屁股下。他看上去已经是个老人，弯着腰，身体虚弱，似乎偷了巨人的衣服穿在身上。他身上的一切看上去与人无害，头发稀少的脑袋，布满皱纹和雀斑的脸颊，颤抖的肩膀。一切，除了干枯、巨大的双手，仿佛化石般厚厚的指甲。这是一双屠夫的手，他一直在搓着手御寒。

他默默地进了房间，稳步向前，就好像他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他仔细检查墙体，手指一寸寸摸索过未见任何斑点的踢脚线。他那双结满老茧的手打所有地方经过，拂过沙发套，他的手掌掠过密胺树脂的台面。这屋子看上去仿佛是空的，没有住过人似的。他本想对他的住户提出点什么，比如说她使用得不当心，所以需要多付点房租什么的。但是这房子和他租出去的时候一模一样，和第一次他领她来看房子的时候一模一样。

站在那里，撑在椅背上，他望着路易丝，他在等。他定定地瞪着她，用他那双黄兮兮的眼睛。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什么东西，但是他不打算闭上。他在等她开口，等她打开包，在包里掏出钱付他房租。他等她迈出第一步，等她请求原谅，因为没有答复他的邮件和短信。但是路易丝什么也没有说。她倚门而立，就好像怯生生的小狗，当人们想要安抚它的时候会咬上一口。

“我看到，您已经开始打包行李了，这很好。”阿里扎尔用他粗大的手指点着门口放置的几个箱子说，“新房客一个月以后搬进来。”

他踱了几步，有气无力地推开淋浴房的门。陶瓷的承水盘仿佛已经陷入地里，腐烂的木板坍塌了。

“这里是怎么回事?”

房东蹲下身。他咕哝着，脱掉衣服放在地上，戴上眼镜。路易丝在他身后站着。

阿里扎尔先生转过身，他大声重复道:

“我问您是怎么回事!”

路易丝吓了一跳。

“我不知道。几天前突然这样。设备太陈旧了，我想。”

“根本不是。是我亲手装的浴室。您应该觉得很走运。以前，我们都是在楼梯平台上冲淋的。是我一个人给这间房子安了淋浴。”

“可淋浴房塌了。”

“这是使用不当，毫无疑问。您总不能认为您这么听任浴室腐烂，却该我掏钱维修吧?”

路易丝凝视着他，阿里扎尔先生很难知道这坚定的目光以及这沉默究竟意味着什么。

“您为什么没有打电话给我?这样究竟有多久了?”阿里扎尔先生又一次蹲下身，额头上全是汗。

路易丝没有告诉他，这间小公寓只是一个洞穴，并非主要的居住地，她只是来这里隐藏一下她的疲惫而已。她的生活是在别处。每天，她都在保罗和米莉亚姆的房子里洗澡。她在他们的卧室脱去衣服，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放在夫妻俩的床上。然后她穿过客厅，来到浴室。亚当坐在地上，她就打他面前过。她看着孩子咿咿呀呀的，她知道他绝对不会出卖她的秘密。他不会谈及路易丝的身体，她那如雕塑一般雪白的身体，她那因为很少见太阳而泛着珍珠色的乳房。

她从来不关浴室门，这样能听到孩子的响动。她打开水，很长时间就这么待在炽热的水柱下，一动不动，能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洗完她也不会立刻穿上衣服。她将手指深入米莉亚姆堆成山的护肤品罐子里，她揉搓着她的小腿肚、臀部、胳膊。她赤着脚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身上包着一条白色浴巾，她自己的浴巾。每天，她悄悄地把自己的浴巾藏在壁橱一堆毛巾下面。这是她的浴巾。

“您知道有问题，可是您却不想解决?您情愿像罗姆人一样生活吗?”

这间郊区的小房子，他是出于某种感伤才留了下来。看到淋浴塌了，阿里扎尔表现得很是夸张。他大口喘气，添油加醋，将手覆在额头上。他用指尖摸了摸黑色的泡沫塑料，摇摇头，就好像现在只凭他来判断事情到底有多严重。他高声评估维修需要的费用。“至少要八百欧元。”他充分展示了他装修的知识，使用的都是技术词汇，说要超过十五天才能修复这场灾难。他想要给这个金发的小个子女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路易丝什么也没有说。

“她或许想着她还有押金。”他想。那个时候，是他坚持要她多付了两个月的租金，作为保证金。“这样说不太好，但是我们真不能太相信别人。”在房东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把押金归还过房客。没有人是那么小心的，总是能知道点什么，能够找出点问题来，哪里的一个污点，或是有什么地方被蹭破了。

阿里扎尔很有生意头脑。三十年里，他一直在法国和波兰间开重型卡车。他就在驾驶舱睡觉，吃得很少，抵御自己的所有欲望。在强制休息的时间问题上，他总是撒谎。想到自己少花的钱，他就得到了安慰，他对自己感到很满意，想着自己的种种牺牲能够换取未来的财富。

年复一年，他在郊区买下一间间小房子，加以翻新。他把房子租出去，价钱高得离谱，可是他的租客往往没的选择。每个月底，他总是会巡视一圈，挨个儿收取房租。他的脑袋出现在门洞里，有时，他还会坚持要进去，说要“看一眼”，要“知道一切都好”。他提一些很冒失的问题，租客们往往都不愿回答，心里巴不得他早些离开，早些出了他们的厨房，早些把探在壁橱里的鼻子收回去。但是他总是想办法留下来，最终人们只好客气一下，问他要不要喝点什么，而他也总是接受，总是慢慢地啜饮。他说起自己背疼———“三十年开卡车，这真是折磨人”———他开启了对话模式。

他喜欢把房子租给女人，因为女人更当心，也没有那么多事。他偏向于女大学生、单身母亲或是离婚的女人，但不能上年纪，上了年纪的女人会就此安顿下来，而且不付房租，因为她们有自己的准则。所以就有了路易丝，带着忧郁的微笑，金色的头发，迷茫的神情。她是阿里扎尔一个旧租户推荐的，亨利蒙多尔医院的一个护士，那个护士总是准时支付房租。

该死的感伤主义。这个路易丝是孤身一人，没有孩子，丈夫死了，已经入葬。她就站在那里，站在他的面前，手里拿着一卷钞票，他觉得她很美，穿着娃娃领衬衫，举止优雅。她望着他，非常温顺，充满感激。她嘟哝着说:“我病了一段时间，病得很厉害。”而那会儿，他真想问问她，问她丈夫死后做了些什么，问她从哪儿来，问她生的是什么病。她又说:“我才找到工作，在巴黎市内，那户人家很好。”对话于是到此为止。

现在，贝尔特朗·阿里扎尔很想摆脱这个沉默不语、漫不经心的租客。他绝不再上她的当了。他无法忍受她的借口，她那不可捉摸的行为，还有总是拖延不付的房租。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就是觉得路易丝的眼神让人战栗。她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感到恶心:她谜一般的微笑，夸张的妆容，她看他时那种自上而下的眼神，还有那种双唇紧闭的姿态。她从来不会稍微留心一下，看到他穿了一件新外套，或是他将那可怜的一缕红色头发梳到了一侧。

阿里扎尔走向水槽。他洗洗手，说:“一星期后我带材料和工人来开工。您必须把您的东西装好箱。”

路易丝带孩子们出去散步。他们在街心花园待了很长时间，树修剪得整整齐齐，重新恢复绿色的草坪也向街区的大学生们敞开怀抱。秋千边，孩子们重新聚在一起，都很开心，尽管大多数时候其实他们连对方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对于他们来说，没什么比扮家家、新玩具，或是小姑娘用来放玩具娃娃的迷你手推车更重要的了。

路易丝只在这里交到了一个朋友。除了瓦法，她和任何人都不说话。她只是礼貌地微笑着，或是节制地使用些手势。她到的时候，街心花园里的其他保姆都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路易丝的样子仿佛是王宫的陪侍女官、总管、英国女护士。她的同行们都看不惯她那种高高在上的神情，还有刻意模仿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做派。她总是随时准备给人上课，说她们东张西望是不合乎规矩的，说她们不该在过马路的时候，只顾着听电话，松开了孩子的手。她甚至还声色俱厉地斥责那些没人管的孩子，因为他们滑滑梯的时候摔倒了，或是偷了别的孩子的玩具。

好几个月过去了，在公园的长椅上，大家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保姆们之间渐渐熟悉了，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就像是露天办公室的同事。每天，下午放学后她们都能见面，她们还会在超市、牙医诊所或是小广场的旋转木马边相遇。路易丝记住了她们当中一些人的名字或者国籍。她知道她们是在哪幢楼里工作，她们的老板都是干什么的。路易丝坐在开了一半的蔷薇花下，听着这些女人在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嘴里还嚼着巧克力饼干。

在滑滑梯旁边，还有沙池那里，各种各样的语言在回荡:巴乌莱语、迪乌拉语、阿拉伯语、印地语，还有菲律宾语和俄语的情话。正牙牙学语的孩子们也都时不时冒出各种来自世界各地的语言，他们的父母听了之后颇为着迷，总是让他们重复这些语言的碎片。“他会说阿拉伯语，我向你保证，你听听。”而若干年过后，孩子们早就忘记了这一切，等眼下的保姆消失，保姆的面容和声音也就渐渐远去，家里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回忆起“妈妈”用林加拉语是怎么说的，或者好心的保姆准备的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菜肴到底叫什么。“这炖肉，她那时是怎么叫的?”

围绕在孩子们身边的，就是这群女人。孩子们都很相像，他们甚至穿着从同一家品牌店里买来的一模一样的衣服，于是在标签上，母亲们小心翼翼地写上他们的姓氏，免得弄混。这群女人中有戴黑面纱的年轻姑娘，她们往往比其他女人更为守时，更为温柔，更为洁净。有的女人每隔几个星期就换一次假发。有用英语请求孩子们不要跳入水坑的菲律宾人。有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保姆，她们来这个街区很久了，非常了解这里的一切，她们与学校校长之间无须使用尊称;有时在街角会碰到她们带大的孩子，她们觉得孩子们一定能够认出她们来，之所以没有问好，不过是出于羞怯。但也有新来的，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接着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就消失了，只留下了满天飞的谣言和怀疑。

关于路易丝，保姆们知之甚少。即便是似乎认识她的瓦法，在朋友的生活问题上也显得非常谨慎。她们试着想要问问题，这样一个白人保姆激起了她们的好奇心。而且孩子们的父母总是拿她作为榜样，说她菜烧得好，随叫随到，而且米莉亚姆对她能够百分之百地信任。她们在想，这个如此瘦弱但却如此完美的女人究竟是什么人。到这里之前她是在哪里工作?是在巴黎的哪个街区?她结婚了吗?她有孩子没有?晚上，工作之后，是不是还要回去照顾自己的孩子?她的老板对她公平吗?

路易丝几乎不回答任何问题，保姆们也很理解这份沉默。她们都有不愿承认的秘密。她们会藏起那些可怕的记忆，曾经有的卑躬屈膝，曾经有的侮辱，曾经有的谎言。电话那头勉强传来的声音，中断的对话，逝去的、再也见不到的人，因为生病的孩子每天哗哗付出去的钱;而且你在这里奔忙，这个孩子根本不认得你，也分辨不出你的声音。路易丝清楚，她们当中有些人偷过东西，小东西，几乎不值一提的东西，就像是从别人的幸福里划出来的一点点税。她们倒没想过要因为路易丝的谨慎恨她。她们只是怀疑，如此而已。

在街心花园，人们不太会袒露心声，最多也只是暗示而已。大家不希望眼泪从心里漫出来。再说老板们足矣，这已经是很让她们激动的话题了。保姆们嘲笑老板们的种种怪癖、习惯，还有生活方式。瓦法的老板很小气，阿尔巴的老板多疑得可怕，小于勒的母亲酗酒。她们经常抱怨，大多数老板都受到孩子的操控，老板们很少见到孩子，所以孩子有什么要求他们都会让步。罗萨莉娅，一个焦棕色皮肤的菲律宾保姆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上一次，我在街头突然撞到了我的老板。我知道她在监视我。”

孩子们在小石子路上，在市政府才灭过老鼠的沙池上奔跑时，这些女人将街心花园改造成了招聘办公室和工会，一个听大家抱怨和散布小广告的中心。这里有工作的机会，同时还听得到有关老板和雇员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些女人都纷纷向莉迪亚投诉自己的老板，那个莉迪亚自称是主席，一个五十岁左右高个子的女人，来自科特迪瓦，穿着假皮草，用红色的眉笔画着细细的眉毛。

下午六点，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来到街心花园。大家都认识他们。他们从火车北站的敦刻尔克大街来，大家知道他们会在游戏空地上留下砸碎的管子，知道他们会在花园里小便，知道他们随时都可能打群架。一看到他们来，保姆们纷纷以最快的速度拾起丢了一地的大衣、盖满沙子的小铲子，她们将手提袋挂在小推车上，迅速离开。

人群穿过街心花园的栅栏门，然后，女人们分手，有些往上，向蒙马特高地或是洛莱特圣母院的方向;另一些人，例如路易丝和莉迪亚，她们则往下走上林荫大道。她们并排走着。路易丝抓住米拉和亚当。如果街道过于狭窄，她会让莉迪亚走在前面，莉迪亚一直弯着腰，因为小推车里还有个吃奶的孩子。

“昨天有个年轻女人来过，她怀着孕。八月生产，是双胞胎。”莉迪亚说。

没有人不知道，这里经常会有母亲过来找保姆，往往是情况紧急，或是过于认真的母亲，就像以前人们去码头或者小街尽头找保姆或搬运工一样。母亲们在长椅间徘徊，她们在观察保姆，孩子们需要擤鼻涕或是摔倒了，跑回来挤在保姆中间的时候，她们会仔细打量孩子的脸。有时她们也问问题。她们在做调查。

“她住在马蒂尔街，八月分娩。她正在找人，我想到了你。”莉迪亚总结道。

路易丝冲她抬起洋娃娃一般的眼睛。她听见了莉迪亚的声音，那声音似乎很远，在她的脑袋里回响，可这些词语却并没有清晰地凸显出来，她也没有弄懂其中的意义，只有一团混乱。她低下头，将亚当抱在怀里，同时将米拉控制在自己腋下。莉迪亚提高了声音，她重复着，以为路易丝没有听见，因为她的心思完全放在孩子身上。

“你怎么想?我把你的电话给她?”

路易丝没有回答。她向前冲去，突然地，不发一言。她切断了莉迪亚的路，就在她逃离的时候，她一下子掀翻了莉迪亚的小推车，孩子突然被惊醒，开始哭叫。

“这是什么意思?”莉迪亚叫道，所有的东西都翻到了街边的排水沟里。可路易丝已经远去。人们聚集在莉迪亚的周围。人们捡起满街乱滚的橘子，将沾了泥水的长棍面包扔进垃圾桶。人们很为小婴儿担心，幸亏他倒是没事。

莉迪亚和别人多次讲述过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她发誓说:“不，这绝不是不小心造成的。她掀翻了小推车。她是故意的。”

关于一个孩子的执念一直萦绕在她的脑际。她只想着这件事。这个孩子，她一定会疯狂地爱他，他可以解决她所有的问题。只要这件事进入实施，就可以堵住街头花园那些泼妇的嘴，就会让她那可怕的房东却步。这个孩子可以保住路易丝在自己的王国的位置。她认为保罗和米莉亚姆之所以没考虑，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米拉和亚当是阻挡这个孩子来到世界上的绊脚石。如果说夫妻俩不考虑再要一个孩子，那都是米拉和亚当的错。是他们的任性让父母精疲力竭，亚当睡眠那么轻，他随时醒来中断父母间的拥抱。如果他们不是总在父母之间插上一脚，老是那么哼哼唧唧地，向父母索要爱，保罗和米莉亚姆就会勇往直前，给路易丝一个孩子。这个小婴儿，她那么狂热地、急风暴雨般地渴求他的到来，一种不顾一切想要占有的欲望。她从来没有这么想要过什么东西，这份欲求如此强烈，简直让她觉得疼，觉得要窒息，要燃烧，要毁灭阻挠她满足欲望的一切。

有天晚上，路易丝焦急地等米莉亚姆回家。听到米莉亚姆打开门，她扑了上去，两眼放光。她牵着米拉，看上去很紧张，很专注。她似乎在努力克制自己，否则她就要跳跃欢呼了。她一整天都在想着这个时刻。她觉得自己的计划非常完美，现在只要米莉亚姆同意，听从她的安排，只要米莉亚姆投入保罗的怀抱。

“我想领孩子们去饭店吃饭。这样您就可以和您的丈夫两个人一起安安静静地吃饭了。”

米莉亚姆把手袋放在扶手椅上。路易丝一直盯着她，她走近米莉亚姆，就站在她身边。米莉亚姆都能够感受到她扑面而来的气息。她不愿去想。路易丝就像个孩子，眼神仿佛在说“好不好嘛”，身体里充满了焦急、兴奋。

“哦，我不知道。我们也没准备。也许下次。”米莉亚姆脱掉外套，开始向卧室走去。但是米拉拽住了她。孩子于是也走入这场戏，她可是保姆的完美同谋。她用温柔的声音祈求道:

“妈妈，求你了。我们想和路易丝一起去饭店。”

米莉亚姆最终还是让步了。她坚持说晚饭由她来付钱，她的手已经探入包中想要掏钱，但路易丝制止了她:“求你。今天晚上，是我请他们俩吃饭。”

在她靠近臀部的口袋里，路易丝攥着一张票子，有时她会用指尖轻轻抚摸。他们径直往饭店走去。她事先已经侦察好这间小饭店，小饭店里主要是大学生，或是爱好花两三欧元喝上一杯啤酒的客人。但是今天晚上，小饭店几乎是空的。饭店老板，一个中国人，坐在柜台后面，沐浴在霓虹灯光下。他穿一件红色衬衫，上面印着刺目的图案，他正和一个女人在说些什么，那个女人面前摆着一杯啤酒，袜子褪到她粗大的脚踝上。在露天平台，两个男人在吸烟。

路易丝将米拉推进饭店。空气中飘浮着冷冷的烟草的味道，还有炖肉味和汗水味。这种味道让小姑娘禁不住想要吐出来。米拉很失望。她坐下来，打量着空旷的大厅，放着番茄酱和黄芥末酱的脏兮兮的陈列架。她想象的可不是这样。她以为会遇见美丽的夫人，她想应该是众声喧哗的，有音乐，有情侣。可竟然不是这样，她只能瘫坐在油乎乎的桌子边，眼睛盯着柜台上的电视屏幕。

路易丝把亚当抱在膝头，她说她不想吃。“我来替你们点单，好吗?”她几乎不让米拉有回应的时间，便要了香肠和薯条。“他们俩一起吃。”她进一步明确道。中国老板没说什么，从她手里拿回了菜单。

路易丝要了一杯白葡萄酒，慢慢啜饮。她和颜悦色地想要和米拉说说话。她还带了纸和笔，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但是米拉不想画画。她也不是很饿，几乎没碰桌上的那些菜。亚当躺回了他的小推车，用小小的拳头揉着眼睛。

路易丝的目光扫过玻璃窗、她的手表、街道、柜台，还有倚在柜台上面的老板。她咬着指甲，微笑，接着她的眼神变得迷离起来，空空的。她想让她的手忙点什么，专注地想点什么，但是思想就仿佛是玻璃碎片，灵魂装满了碎石子。她的手合拢，数次从桌子上扫过，就好像是想要捡起桌子上看不见的面包碎屑，或是为了打磨冰冷光滑的桌面。她的脑袋里挤满了乱七八糟的画面，彼此之间没什么联系。幻影打她眼前闪过，速度越来越快，闪现的都是悔恨的回忆，还有从来没有成为现实的幻梦中的脸庞:人们带她去散步的医院院子里的塑料袋味儿;斯蒂芬妮的笑，脆生生的，但却令人喘不上气来，就像是鬣狗的笑;已经忘却的孩子的脸;指尖拂过发间的温柔感觉，咬过一口、忘在包里的苹果派干了并散发出的白粉的味道。她听见贝尔特朗·阿里扎尔的声音，他那谎话连篇的声音，还掺杂了别人的声音，所有那些给过她命令、建议的声音，大声给出指令的声音，甚至还有看门女人温柔的声音，她还记得那个女人叫伊莎贝尔。

她冲米拉微笑，想要安慰她。她很清楚小姑娘想哭。她知道这种感觉，胸口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压着，觉得置身某处十分尴尬的感觉。路易丝知道米拉在尽力克制，知道她具备那种资产阶级女人应有的节制和礼貌，她有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专注。路易丝又要了一杯酒，她一边喝一边打量正聚精会神盯着电视屏幕的小姑娘，从孩子的面容中隐约可以看到她母亲的模样。孩子的举手投足间已经隐约带有她雇主的那份生硬和神经质。

中国老板来收走了空杯子和吃了一半的盘子。他将歪七扭八写在方格纸上的账单放在桌上。路易丝没有动。她在等，等时间流逝，等着入夜，她在想保罗和米莉亚姆，他们会充分享受这份安宁。房子空了，她把他们的晚饭留在桌上。他们也许吃了，然后他们站在厨房里，就像有孩子之前那样。保罗为妻子倒上酒，他喝光了杯中的酒。现在他的手掠过米莉亚姆的肌肤，他们笑着，他们就是这样的，有些人在爱、欲望和害羞的时刻会笑。

路易丝终于站起身。他们走出饭店。米拉松了口气。她的眼皮很沉重，她现在就想倒在自己的床上。亚当已经在小推车上睡着了。路易丝调整了一下孩子身上的被子。当夜幕来临，潜伏着的冬天便又跳了出来，渗入衣服里。

路易丝拉着小姑娘的手，她们走了很长时间，巴黎，在这个时刻，所有的孩子都不见了踪影。她们沿着林荫大道走啊走啊，经过剧院、挤满人的咖啡馆。她们走过大街小巷，街道越来越阴暗，越来越狭窄，小街的尽头是个小广场，年轻人有时聚集在那里抽大麻烟卷，将烟头按灭在垃圾箱上。

米拉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里。昏暗的灯光照在人行道上。这些房子、饭店似乎离家很远，她有些担心地望着路易丝。她在等路易丝说句让她能够放下心来的话。也许是个惊喜?但是路易丝就这么径直往前，往前，偶然打破沉默，就只是小声嘟哝:“好啊，你来了吗?”小姑娘在卵石街上扭了脚，肚子因为恐惧而难受极了，可是她说服自己，抱怨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她感觉到，任性根本于事无补。蒙马特街，米拉在观察那些在酒吧前抽烟的女孩，她们穿着高跟鞋，她们有点吵，于是酒吧老板粗暴地斥责道:“这儿还有别人呢，消停点吧!”这里没有小姑娘认识的标志性建筑，她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她居住的城市，在这里能不能看见自己家，她的父母是不是知道她在哪里。

突然，路易丝在一条热闹的街中央停了下来。她不知道看向哪里，将手推车停在墙边，然后她问米拉:

“你想要哪种味道的?”

柜台后的男人带着倦意等小姑娘做出决定。米拉个子太小，看不见冰激凌的托盘，她踮起脚尖，接着，有点紧张地回答道:

“草莓的。”

一只手拉住路易丝，另一只手抓着她的蛋筒，米拉在黑夜里踏上了返程，她舔着冰激凌，可冰激凌刺激着她的脑袋，她的头很疼。她闭上眼睛，等着痛苦的劲过去，试图将精力集中在这被碾碎的草莓的味道上，还有卡在齿间的小小的水果的味道。冰激凌在她空空如也的胃里如大片雪花般落下。

她们是乘坐公共汽车返回的。米拉问她能不能将票塞进机器里，就像每次她们一起坐公共汽车时那样。但是路易丝让她闭嘴:“夜里不需要票，别这样做。”

路易丝打开家门的时候，保罗躺在沙发上。他在听唱片，闭着眼睛。米拉冲向他。她跳入他的怀中，将她冰凉的脸蛋贴在爸爸的脖子上。保罗装出吼她的样子，这么晚了她居然还在外面，整个夜晚都在饭店玩，大姑娘才那样呢。他告诉她们，米莉亚姆洗了个澡，很早就睡了。“工作了一天，她累极了。我连她的面都没见着。”

突如其来的忧伤淹没了路易丝，让她喘不过气来。她所做的一切毫无作用。她冷，腿疼，她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张钞票，可米莉亚姆甚至都没等到丈夫回来就自己睡了。

在孩子们身边会感觉到很孤独。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世界的面貌。他们能够隐约感受到世界的坚硬和黑暗，但是他们不想知道。路易丝和他们说话，但是他们转过头。她拉住他们的手，蹲下，和他们一般高，但是他们看向别处。他们看见了什么东西，他们找到了什么游戏，所以没有听见她说。他们不会假装同情不幸的人。

她坐在米拉身边。小姑娘缩在一张小椅子上画画。只要给她一沓纸、一堆笔，她能聚精会神地待上一小时。她专心致志地上色，对细节十分在意。路易丝很喜欢坐在她身边，看着颜色在纸上铺排开来。她静静地坐在一边，见证巨大的花儿如何在橘色房子的花园里绽放，纸上的人都是长长的胳膊、细细的身体，躺在草坪上。米拉的纸上不留任何空白。云朵，飞翔的汽车，还有气球，填满了闪闪发光的天空。

“这是谁，这个?”路易丝问。

“这个?”米拉用手指点着一个躺着的巨人，几乎占了一半的画面。

“这个是米拉。”

路易丝再也不能够在孩子们身边找到安慰。她讲述的故事陷入了困境，米拉让她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些神奇的生灵失去了活力与光彩。现在，人物都忘记了战争的目的和意义，她的故事就只是漫长的、断断续续的、没有章法的流浪，贫穷的公主、生病的龙，还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言自语。孩子们什么也听不懂，他们越来越不耐烦。“再讲点别的。”米拉求她说。可路易丝讲不了别的，她就像陷入流沙一般陷入了词语的泥潭。

路易丝笑得少了，在玩十字戏或是靠垫大战的时候也不那么欢快了。不过她还是很喜欢两个孩子的，她喜欢长时间地观察他们。他们有时望向她，征求她同意或是寻求她帮助的眼神令她想哭。她尤其喜欢亚当转过身，拉她见证自己的进步，快乐的样子，仿佛是要告诉她，他所有的手势、姿态都是献给她的。给她，只给她一人。她多么希望能够享有他们的无辜、他们的激情，直至醉于其中。当他们第一次看到什么东西，第一次弄懂某个机械小装置的原理，她多么希望她都能够见证，希望他们就这样永远重复下去，而不会想着往前去，希望他们永远不会厌倦。

每天，路易丝都开着电视。她看种种悲惨事件的报道，各类愚蠢的直播，还有她不能完全看得懂的各类比赛。自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米莉亚姆禁止她让孩子们看电视。但是路易丝才不在乎呢。米拉知道不能把看电视的事情告诉父母，不要说“追捕”“恐怖分子”“杀死”这些词。孩子贪婪地看着电视上的新闻，一言不发。接着米拉就看不下去了，转向了弟弟。他们在一起玩，争吵。米拉把弟弟推到墙边，亚当大声喊叫，然后扑向她的小脸蛋。

路易丝没有转身。她的目光一直在电视荧屏上流连，一动不动。路易丝拒绝去街心花园。她不想遇见其他保姆，还有同一幢楼里那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路易丝曾经自荐去她那里做活儿，感觉自己真是受尽侮辱。孩子们变得神经质起来，他们在屋子里转圈，求她，他们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和小伙伴一起玩，到小街上坡那一头买块巧克力味的华夫饼。

小孩子的叫声让她感到愤怒，她也因此而吼叫。孩子叽叽喳喳的叫声让她感到疲惫不已。喋喋不休的声音，还有他们没完没了的“为什么”，他们自私的欲望，这一切都让她脑袋发涨。“明天是什么时候?”米拉至少问过上百遍。现在，如果孩子们不求她，她就不会开口唱歌。对于一切，他们都要再来一遍，故事、游戏、鬼脸。可路易丝已经受不了了。她再也忍受不了孩子们的哭叫、任性，以及他们歇斯底里的嬉闹。她有的时候甚至想把手指放在亚当的脖子上，摇晃他，直至他昏过去。每逢这时候，她总是将手大大地划拉一下，驱赶掉这些念头。她不再去想，但是，她的脑袋被阴郁的浪潮淹没了，挥之不去。

“必须要有人死。有人死了，我们才能幸福。”

路易丝一边走，耳边一边回旋着这般恶毒的话语。并非她刻意去想的话语，甚至她也不能确定自己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就是整个儿地占据了她的思想。她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那么多年过去，她的心上已经覆了一层厚厚的、冰冷的壳，她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心跳。什么东西都不能让她感动。她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她再也不会爱了。她已经耗尽了内心的所有温柔。再也没有地方容她落下手，轻轻抚摸。

“我会因此遭到惩罚，”她听见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因为不会爱，我会遭到惩罚。”

这天下午拍了不少照片。照片没有冲洗，但是照片都在，在某个地方，在机器里面。孩子们尤为显眼。亚当躺在草地上，几乎没穿衣服。他瞪着蓝色的大眼睛，望着旁边，神情迷茫，简直有些忧伤，尽管还是那么小的年纪。有一张照片上，米拉在一条两边种满树的大道中央奔跑。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上面是蝴蝶的图案。她光着脚。另一张照片上，保罗让亚当骑在肩头，把米拉抱在怀里。米莉亚姆在镜头后面，是她抓住了这个瞬间。丈夫的面容有些模糊，他的笑容被小家伙的脚丫给遮住了。米莉亚姆也在笑，她没有让他们不要动，不要手舞足蹈的，没说“我们在照相，注意啦”。

可她很在乎，这些照片，她拍了几百张，在她忧伤的时候她就会看。在地铁里，在两次见客户之间，有时甚至是在晚饭后，她就这么一张张翻看着孩子们的影像。她认为这也是母亲的职责，凝固住这样的时刻，持有曾经的幸福的证据。有一天，她就可以把这些相片给米拉和亚当看。她取出记忆，图像会让过去的感觉统统苏醒过来，细节，气氛。人们总是对她说，孩子就只是短暂的幸福，转瞬即逝的幻象，是焦虑，是永恒的比喻。圆圆的小脸写满了严肃，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于是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在苹果手机的屏幕后面打量孩子。在她眼里，这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保罗的朋友托马斯邀请他们全家到自己乡间的房子玩一天。托马斯有时独自一人在那里，为了写歌，或是喝酒喝到醉。托马斯在自家的公园里养了小马。小马漂亮得不像是真的。美国女演员一般的金毛，腿很短。一条小溪打巨大的花园中间穿过，连托马斯都不知道花园究竟有多大。孩子们在草坪上吃了中饭。父母们喝着半干红葡萄酒。最后托马斯终于放下了他一直吮吸的小盒子:“我们都是自己人吧，我们尽兴点。”

托马斯没有孩子，所以保罗和米莉亚姆都没有想过要用什么保姆啦，教育啦，举家度假之类的事情惹他心烦。在这五月的美好日子里，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恐惧。这些忧虑在他们看来都是正常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烦恼，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他们的小情绪。而他们此时的脑中只有未来、计划、很快就要绽放的幸福。米莉亚姆可以肯定，帕斯卡很快就会让她入股成为合伙人。她可以自己选择案子，把那些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交给实习生去干。保罗望着妻子和孩子。他对自己说，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更好的一定在将来。

他们度过了十分美好的一天，跑啊，嬉闹啊。孩子们骑上了小马，还给小马喂苹果和胡萝卜。他们在托马斯称之为菜园的地里拔草。虽然叫作菜园，可是那里没长过一棵蔬菜。保罗抓过一把吉他，令所有在场的人开怀大笑。接着，当托马斯歌唱，米莉亚姆为他和声时，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孩子们睁大眼睛，他们第一次看到大人们这么乖，用一种他们不懂的语言歌唱。

回去的时候，小家伙们不情愿地叫闹着。亚当在地上打滚，拒绝离开。米拉玩到精疲力竭了，可她在托马斯的怀里也是满眼的泪水。才坐进汽车里，孩子们就睡着了。米莉亚姆和保罗没有说话。他们欣赏着油菜花地，夕阳西下，浅褐色的光线为休闲区域、工业区域和灰色的风车染上了些许诗意。

一起事故切断了公路，堵车让保罗急得发疯，他决定从高速的出口出去，走国道回巴黎。“我只要听导航的就可以了。”他们冲入黑暗的街道，两边都是式样丑陋的资产阶级小别墅，百叶窗紧闭。米莉亚姆蜷作一团。树叶仿若成千上万的黑色钻石，在路灯下闪闪发光。有时她会睁开眼睛，担心保罗也打起瞌睡来。保罗让她放心，于是她又沉沉睡去。

她是被喇叭声惊醒的，米莉亚姆半闭着眼睛，没有完全醒来，再加上喝了太多的半干红葡萄酒，她没有认出眼前的这条大道，反正他们又一次堵在路上了。“这是哪里?”她问保罗。保罗没有回答她，他也不知道，他全部精力都用在搞懂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把他们给堵住了，前进不了。米莉亚姆转过头，她差一点又睡着，如果不是她看见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熟悉的路易丝的身影。

“瞧。”她伸出胳膊，对保罗说。但是保罗还是专注于交通拥堵。他在研究走出困境的可能性，看看能不能掉个头。他陷入的是一个十字路口，车子从四面八方过来，堵得一动不动。摩托车兀自开辟出一条道路，行人就擦着车头过去。几秒钟之内红灯就变成了绿灯。谁也动不了。

“瞧，那里。我想应该是路易丝。”

米莉亚姆从座位上微微直起身，想看清楚走在十字路口另一边的那个女人的脸。她能够降下车窗，喊她，但这样她可能会显得很可笑，而且路易丝也许听不见。米莉亚姆看见金色的头发，颈间的发髻，路易丝那不可模仿的步态，敏捷的，颤动的。路易丝似乎走得很慢，在浏览这条商业街两边的橱窗。接着米莉亚姆就看不到她了，她瘦削的身体被行人挡住了，被一群笑着、晃动着胳膊的人卷走了。接着她从人行通道的另一头冒了出来，就像一部颜色都已经有些泛黄的老电影里的画面，而夜色笼罩下的巴黎是那么不真实。路易丝一副不合时宜的样子，娃娃领，裙子很长，就像是走错了故事的人物，身处一个陌生的世界，注定要永远流浪。

保罗疯狂地按着喇叭，孩子们惊跳着醒了过来。保罗的胳膊扒住车窗，往后看去，一边全速取道垂直的一条路，一边大声斥骂。米莉亚姆想要制止他，告诉他，他们有时间，发怒无济于事。她略带忧伤地望着路灯下那个一动不动的身影，直至她能看见的最后一刻。月光下的路易丝轮廓模糊，她在等什么，就好像是站在她准备好要跨越的边界旁，她即将消失在边界的那一边。

米莉亚姆重新陷入座位里。她又一次往前看去，有些混乱，就好像遇到了记忆中的一个什么人，一个老朋友，年轻时代的恋人。她在想，路易丝这是要去哪里，刚才那人是不是她，她在干什么。她很想再透过玻璃窗好好看看她，看看活生生的她。在这条街道上偶遇她，远离他们习惯的地方，激起了她强烈的好奇心。第一次，她试图去想象，非常具体地去想象:

当路易丝不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听到母亲喊出保姆的名字，亚当也向窗户外望去。

“是我的保姆。”他叫道，手指着那个身影，就好像他无法理解，她竟然也在别处生活，独自一人，走路的时候竟然不用推手推车，竟然没有握着一个孩子的手。

他问:

“她去哪里?路易丝。”

“她回家，”米莉亚姆回答道，“回她自己的家。”

队长妮娜·多瓦尔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她家在斯特拉斯堡大街。在这多雨的八月，巴黎城整个儿空了。夜晚寂寂无声。明天早晨七点半，路易丝每天早晨重新见到孩子们的时刻，高街那房子上的封条就会被揭掉，房子要开始重新整修。妮娜通知了预审法官、检察官、律师。“是我，”她说，“负责保姆案子的。”没有人敢反驳她。队长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桩案件。她第一个到达犯罪现场，就在接到露丝·格林伯格的电话之后。那个音乐教师在电话里叫:“是保姆，她杀了孩子们。”

那天，妮娜把车停在大楼前面。救护车刚离开。人们把小姑娘送往最近的医院。爱看热闹的人已经挤满了街道，他们都热衷于看到警笛啸叫、救援队队员匆忙来去、警员脸色苍白的场景。行人们装出在等些什么的样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面包店门口或是某幢大楼的门廊下打听消息。有个男人伸长了胳膊，在拍大楼入口处。妮娜·多瓦尔让他离开。

在楼梯上，队长与带着母亲离开的救援队队员擦身而过。嫌疑人还在楼上，还在昏迷之中。她的手上握着一把白色的陶瓷小刀。“把她从后门弄出去。”妮娜命令道。

她走进房子，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她看着技术部门的警员穿着他们宽大的白色连体服忙来忙去。在浴室，她摘掉了手套，冲浴缸弯下腰。她将手指放入浑浊而冰凉的水中，手指在水中划出一道道纹路，水流动了起来。她无法将自己的手指拿出来，水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一直到最深处。她的胳膊一直往下，先是淹没了手肘，接着一直到肩。这时一个调查员进来了，看见她蹲着，袖子全湿了。调查员请她出去，他要做记录。

妮娜·多瓦尔在房子里踱了一会儿，将口述录音机贴在唇边。她描述了这个地方:香皂的味道，血的味道，打开的电视的声音，以及正在播放的节目的名称。没有一个细节被遗漏:

开着的洗衣机门，里面露出一件皱巴巴的衬衫;放满水的厨房水槽;扔了一地的孩子的衣服;桌上放着两个粉红色的塑料盘，剩着的中饭已经干了。小贝壳面和火腿都拍了照。后来，当她进一步了解了路易丝的故事，当人们向她讲述了这位怪僻的保姆的传奇故事后，她对于当时在房子里看到的这份混乱感到很是不解。

她派维尔迪艾警官去火车北站接出差才回来的保罗。他知道该怎么做，她想。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警官，会找到合适的词语，也能让他尽快安静下来。警官提前了很多到达车站。他坐在穿堂风吹不到的地方，望着陆续到达的火车。他想抽烟。他看到有一趟车，乘客们陆续从车厢里下来，他们开始奔跑，成群结队。他们应该是在赶换乘，警官看着这汗津津的人群，穿着高跟鞋、拿着手提包的女人，男人们则在喊:“让让!”接着伦敦来的车子到了。维尔迪艾警官本可在保罗所在的车厢下面候他，可是他情愿在站台尽头等。他看着这位现在已经成了“孤父”的人向他走近，耳朵上戴着耳机，手里提着一个小包。他没有迎上去。他想再多给他几分钟的时间。在将他抛入无尽的黑暗之前再多给他几秒钟的时间。

警官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他让保罗跟着他，可保罗开始时还以为他们弄错了。

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多瓦尔队长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尽管路易丝什么也没说，一直在昏迷之中，尽管所有证据都能表明这是个无可指责的保姆，但她觉得自己一定是能找到漏洞的。她发誓说自己一定要弄懂在那扇门背后，在那个炽热的、秘密的儿童世界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她让瓦法来到三十六楼，对她进行了讯问。年轻姑娘一直不停地哭，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多瓦尔警官最终失去了耐心。她对瓦法说，她才不在乎她的境况，她是不是有合法身份，她的工作合同，路易丝的承诺以及她本人的幼稚。她想知道的是瓦法那天有没有见过路易丝。瓦法说那天她去过路易丝的雇主家。她按了门铃，路易丝把门打开一条缝。“好像是想要隐藏什么。”但是阿尔封斯跑了进去，他从路易丝的双腿间钻了过去，找到了他的小伙伴。孩子们还穿着睡衣，坐着看电视。“我试图说服她。我说我们可以出去，一道散散步。天气很好，孩子们这样会很无聊。”但路易丝听不进去。“她没让我进门。我于是叫阿尔封斯出来，他很失望，然后我们就走了。”

但是路易丝没有留在房子里。露丝·格林伯格很肯定，她在大楼的大厅里遇见过路易丝，在她午睡前的一个小时。她去了哪里?她在外面停留了多久?警察们在街区周围都转过了，手里拿着路易丝的照片。他们询问了所有人。他们肯定也知道哪些人是在撒谎，哪些人因为无聊捏造故事来打发时间。他们去了街心花园，去了天堂咖啡馆，他们在圣德尼小镇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询问街道上的商户。接着他们找到了超市的录像。队长将录像反复放了一千遍，看得她一见到路易丝在超市的陈列架间安静的步态就想吐。她观察她的手，小小的手，抓住一箱牛奶、一包饼干和一瓶葡萄酒。在这些画面上，孩子们从一个陈列架跑向另一个陈列架，可是保姆并没有看着他们。亚当把架子上的货物碰翻在地，他还撞上了一个推着小推车的女人的膝盖。米拉想要拿巧克力蛋。路易丝很安静，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叫他们。她走向收银台，是两个孩子笑着跑向了她。他们投入她的双腿间，亚当拉住她的裙子，但是路易丝似乎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只能勉强捕捉到些许她恼火的神情举止，而且都是妮娜猜的，例如嘴唇不经意的抽搐，躲闪的、隐蔽的目光。妮娜觉得，路易丝就像故事中结成同盟的母亲们，商量好要将孩子丢弃在黑暗的森林里。

下午四点，露丝·格林伯格关上百叶窗。瓦法一直走到街心花园，在长椅上坐下来。埃尔韦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时刻，路易丝走向浴室。明天，妮娜需要重复一遍路易丝的动作:打开水龙头，将手伸在水流下试试温度，就像在孩子小的时候，所有孩子的母亲都会做的那样。然后她会说:“孩子们，来吧。要洗澡啦。”

应该问问保罗，亚当和米拉是不是喜欢水，是不是像大多数孩子那样，在脱掉衣服之前总是有些不情愿，是不是很喜欢在一堆玩具之间扑水嬉戏。“也许有过争吵，”女警官解释说，“您认为，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洗澡，他们会不会怀疑到什么，或是感到很惊讶?”人们将犯罪凶器指给父亲看。这是一把厨房用刀，很平常，可是那么小，也许路易丝能够将刀子藏在掌中。妮娜问孩子父亲见没见过这把刀。这把刀子是不是他们家的，还是路易丝特意买的，为了实施预谋买的。“您想想看。”她说，但是保罗不需要想想看。这把刀子是托马斯从日本回来时送给他做礼物的。一把陶瓷刀，非常锋利，稍稍接触就可以划伤手指。一把寿司刀。米莉亚姆还给了托马斯一欧元硬币，因为传说这样可以避免厄运。“但是我们做饭的时候从来不用这把刀。米莉亚姆把刀收在上面的一个橱柜里。她想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两个月的调查，夜以继日，两个月的时间都用来讯问关于这个女人的过去，所以妮娜觉得她比任何人都了解路易丝。她叫来了贝尔特朗·阿里扎尔。男人在她三十六楼的办公室里抖个不停。大滴的汗水落在他的雀斑上。他害怕血，害怕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警察入门搜查路易丝租住的小公寓时，他一直待在走廊上。抽屉都是空的，窗明几净。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除了斯蒂芬妮的一张老照片，还有几封没拆的信。

妮娜·多瓦尔将手伸进了路易丝腐烂的灵魂里。她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她想，她能够一拳拳地砸开那堵一直将路易丝囚于其中的缄默之墙。她询问了卢维埃一家、弗兰克先生、佩兰夫人、亨利蒙多尔医院的医生，路易丝曾经因为情绪紊乱在那里接受过治疗。她花了很多时间翻阅那本花皮封面的小本子，夜里，她梦见过那些扭曲的字母，那些路易丝带着一个孤儿般的专注记下的陌生人的名字。队长还找到了路易丝住在波比尼时的邻居。她问了街心公园的保姆很多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够为她剥开这层壳。“就是早安、晚安之类的交道，没别的。”没有任何引起注意的东西。

接着，她去看了在白色的小床上昏睡的嫌疑人。她请护士出去。她想独自和这个老去的布娃娃待一会儿。沉睡的布娃娃，颈间和腕间不是戴着首饰，而是厚厚的纱布。在白炽灯管下，队长定定地望着路易丝苍白的眼皮，太阳穴周围灰色的发根，耳垂下静脉微弱的跳动。她想要从这张崩溃的脸上读出些什么，从这已经沟壑纵横的干枯的皮肤上读出些什么。队长没有碰触这具一动不动的身体，但是她坐了下来，和路易丝说了会儿话，就像和假装睡着的孩子说话一样。她说:“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说话。”

妮娜·多瓦尔很有经验:事实的重建有时就像是显影剂，就像在那类巫术的仪式上一样，恐惧会让真相一下子从痛苦中绽放出来，于是过去呈现在新的光线之下。只要上了舞台，只需听凭魔力的作用，细节就会显现，矛盾也终会有了意义。明天，她会再次进入高街的那幢大楼，楼前，还有几束自发献来的、已经干枯的花，还有孩子们的画儿。她会绕过蜡烛，乘坐电梯。房子自五月的那天起就没有过任何改变，没有人到这里来拿东西，哪怕是拿证件都没有，房子就是这一出肮脏的剧目的舞台。妮娜·多瓦尔会敲响戏剧开幕的三声铃。

在那里，她会听凭自己停留在模模糊糊的恶心的感觉中，她厌恶一切:这房子，洗衣机，一直脏兮兮的水槽，没有待在箱子里、才在桌子上死去的玩具，剑尖冲天，竖着耳朵。她就是路易丝，她将手指塞进耳朵，想要终止叫喊声和啼哭声。在卧室和厨房之间，浴室和厨房之间，垃圾篓和干衣机之间，床与进口的橱柜之间，阳台与浴室之间来来去去的路易丝。回来的路易丝，重新开始一切的路易丝。弯下腰、踮起脚尖的路易丝。抓住了橱柜中的小刀的路易丝。喝了一杯葡萄酒，打开窗户，一只脚站在小阳台上的路易丝。

“孩子们，来吧。要洗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