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皇城宫门被打开时，1127年，攻入开封城的金兵惊讶地发现，开封皇城中竟然秘藏一通石碑，上面写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不加农田之赋。”

这块从赵匡胤建立宋朝开始，已被珍藏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石碑，终于曝光在世人眼前。尽管在乱世之中它似乎不值一文，靖康之变的战火及随后而来的系列动荡，使得它此后长期被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甚至连是否存在都为人所质疑。但在以往，这块只有北宋历代皇帝才知晓的石碑，却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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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下令铭刻这通象征祖宗家法的石碑后，一直将它锁置在开封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平时封闭甚严，并规定新皇帝即位后，必须入内跪拜默诵这通石碑上的誓词，而皇帝在跪拜时，只能由一位不识字的太监陪同在旁，因此，这通石碑究竟写着什么，一直无人知晓。而秘密，一直到1127年女真人攻破开封城时才被破解。

尽管后周世宗柴荣真正的嫡系子孙是否存活，历史上一直有质疑，但宋朝皇帝优待读书人，却是不争的事实。宋真宗就很欣赏自己的伯父、宋太祖赵匡胤，为此，他还亲自写下了一首劝学诗《励学篇》：

这就是后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典故由来，作者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968—1022，在位时间为997—1022）。

作为一位书生皇帝，宋真宗的上位纯属偶然。

宋太宗赵光义共有九子，他在“斧声烛影”中称帝之后，随即开始逐渐铲除对皇位有威胁的家族近亲，在系列的宫廷血案之后，赵光义的长子赵元佐受到强烈刺激，竟然精神失常纵火焚烧东宫，从此被废为庶人。赵元佐发疯后，赵光义的二儿子赵元僖又在太子位上无疾暴毙。在这种轮番的意外发生后，在赵光义的子嗣中排行第三的赵恒得登大位。

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危。当时，李皇后与曾经在“斧声烛影”中协助赵光义发动政变夺位的宦官王继恩，试图谋立已经发疯的赵元佐为帝控制朝政，幸亏宰相吕端力挫政变，才保得赵恒顺利登位。

宋真宗赵恒即位这一年，北宋已经先后平定了五代十国以来割据分裂的后蜀、南唐、吴越等国，但在北上争夺燕云十六州的过程中，宋太宗赵光义两次北伐失败，甚至被辽军射中两箭狼狈逃窜，以致多年后终因箭疮反复迸裂而死。

武功平凡的宋太宗在986年的最后一次北伐——雍熙北伐失败后，丧失了进取之心，此后，北宋在对辽的战争中转入长期守势。而长期长在深宫之中的宋真宗赵恒，更加丧失了伯父赵匡胤及父亲赵光义的进取心，倾向于做一位守成之君。

2

有宋一代，读书人的荣光史无前例。

为了彻底遏制、铲除自从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蔓延至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和军人称霸格局，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的政策，而在“斧声烛影”的满朝质疑中上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就更加注意收买知识分子的人心，这使得从宋太宗朝开始，每期科举进士录取人数从唐朝时的十来人，激增到了数百人。科举录取面的扩大，以及科举出身的进士们纷纷位居高官要位，极大刺激了宋代的文化发展和考试教育。

汉唐时期，帝国崇尚军功，因此武治强盛，以致汉代有班超“投笔从戎”，而唐代许多宰相则是以名将军功而得以“出将入相”。但是历史进入宋代以后，通过“崇文”以“抑武”，宰相几乎全为读书人，武将军人则地位越发低下，“见（文人）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

从宋太宗时代开始，每次状元公布后，“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状元）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动都邑”。

这种状况到了宋真宗时期更加明显，以至于当时的洛阳人尹洙曾经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三位皇帝不断的“崇文抑武”，在当时人的眼里，武将军人地位已经从晚唐、五代十国的高高在上，剧降至即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也比不上一位高中状元的文人受人仰慕关注了。

对此，宋真宗习以为常。这种风气发展到后来，就是北宋时人汪洙写诗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在北宋君王看来，中国自魏晋以降的贵族阶层，在经历晚唐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动荡之后，已几乎被扫荡一空，难以对皇权形成重大挑战。而科举出身的文人大多家世普通，不仅有利于国家选拔才俊、促进社会的阶层流动，而且文人没有贵族和武将的庞大势力，既有家国情怀敢于担当，又容易控制，这也是宋代君王愿意与普通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根本原因。

宋真宗曾经告诫负责科举考试的大臣说：“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精求艺实，以副朕心。”

但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凡事有正必有反，过分“崇文”的宋真宗喜欢安逸。对此，宋真宗在当太子时的老师、后来官至宰相的李沆就看得很清楚。

李沆做宰相时，王旦担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当时因为用兵西北，宰相们要到天黑才能吃饭。王旦有一次叹息说：“我们这帮人怎么才能坐致太平，悠闲自得呢？”

李沆则说：“稍微有些担忧辛劳，足以作为警戒。将来四方宁静，国家未必没有大事发生。”

当时，契丹在经历与宋多年的战争后进行和亲，王旦询问李沆此事如何，李沆又说：“好是好，然而边疆的忧患停止后，恐怕皇上渐渐产生奢侈放纵的想法。”

李沆经常拿一些四方水旱、盗贼之事上奏宋真宗，但王旦认为这些琐事不值得上报劳烦宋真宗处理。李沆是太子宾客出身，深知宋真宗从小长在皇宫、不知四方艰辛，他对王旦说：“皇上年轻，应当让皇上知道四方的艰难。不这样，皇上血气方刚，就会大加留意声色犬马之事，那么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等事就会发生了。我年老了，等不到看见这些，这是参知政事你将来的忧患。”

在对待辽国的问题上，李沆更是认为不可与敌讲和，他曾对王旦说：“我死后，你一定会做宰相，切记不要同敌讲和。我听说出则无敌国外患，国恒亡，如果同敌讲和，从此以后国家武备废弛，必然多事了。”

宰相李沆的远见，副宰相王旦当时并不以为然，一直到多年以后宋真宗荒废政事、大搞“东封西祀”、营造宫室，他才体悟到当初李沆的睿智。

而在北宋与辽国讲和的澶渊之盟后，武备废弛的北宋君臣，也将在一百多年后的靖康之变中，深刻体悟到李沆的远见卓识。

3

1004年，在后世被称为“圣相”的李沆病逝，也就是这一年，辽国再次大举南下。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丧失了北方的屏障燕云十六州，此后契丹经常沿着华北平原南下入侵。而1004年的这次南侵，辽国的20万大军更是长驱直入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距离北宋首都开封仅仅数日路程之遥。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开封城内震动，参知政事王钦若甚至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避祸，而作为国防部副部长的枢密副使陈尧叟则主张迁都成都。从小长在皇宫、只知读圣贤书的宋真宗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朝内大部分人主张迁都避战，只有同为参知政事的毕士安和集贤殿大学士寇准等少数人坚决主战。

寇准当着主张迁都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和枢密副使陈尧叟的面，故意假装不知地说：“是谁倡议陛下迁都避战？这些人当杀无赦！如果陛下御驾亲征，那敌军势必将战败而逃。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为何要抛弃祖宗和太庙，跑到蜀地这样偏远的地方去避祸呢？如果人心崩溃，敌人乘虚而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

在寇准的力请和坚持下，宋真宗不得已决定御驾亲征以振奋军心，当时，面对“急书一夕五至”的军事形势，宋真宗惶恐不已，不断逼近的辽军，让他更加疑虑。这时，又有人劝说宋真宗到金陵避祸，寇准则再三坚持，并提醒宋真宗说，进则士气倍增，退则万众瓦解。

当时，澶州分别在黄河两岸建筑北城和南城，宋真宗勉强抵达黄河南岸后不愿再渡河北上，寇准力请渡河鼓舞军心，但宋真宗犹豫不决，于是寇准出来对禁军大将高琼说：“太尉您承蒙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报答国家吗？”高琼也是愤慨不已，说：“国家临危，理当效死！”

于是，寇准与高琼一起返回面奏宋真宗，力请渡河鼓舞军心。高琼说：“宰相（寇准）主战，实乃良谋。禁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开封），如果陛下您要迁都逃往江南，禁军恐怕将会发生动乱。”

紧接着，高琼奏请宋真宗立刻动身，渡河北上。此时，一旁的枢密院事冯拯高声呵斥高琼无礼，高琼则愤怒地反驳说：“你只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军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

高琼与寇准立刻命令卫士将宋真宗的车驾转向澶州北城前进。到了黄河岸边时，探马飞报辽军势盛，宋真宗非常惧怕，迟疑不进。于是高琼奋力驱赶禁军将士，几乎是裹挟着将宋真宗的车驾驱赶过了黄河的浮桥，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北城下。接着，寇准和高琼又力请宋真宗全副仪仗登上澶州城墙鼓舞军心。当宋真宗出现在城墙后，澶州“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在象征性的巡视后，宋真宗又迅速撤回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但寇准则继续留在澶州北城督战。宋真宗几次派人探视寇准的举动，当得知寇准在澶州北城上从容喝酒下棋，表现得胸有成竹时，宋真宗才逐渐定下神来。

当时，辽军二十万大军虽然迅速挺进到了黄河北岸，但后方的几乎所有重要城池仍然为宋军控制，孤军深入、后路有可能随时被断的辽军开始心生不安，就在此时，宋军又以伏弩射杀了辽国大将萧挞凛，使得辽军士气越发低落，于是，双方决定转而议和。

本来就畏惧战争，甚至想迁都避祸的宋真宗听说辽国愿意议和，马上派出七品小官曹利用前往同辽军谈判，随后双方基本议定辽军退兵、宋军则每年赔偿辽军银、绢来促成和谈，在前往议定最终条款前，曹利用向宋真宗请示最多给辽国每年赔偿多少银、绢，宋真宗犹豫过后说：“必不得已，一百万（银、绢）亦可。”

寇准在一边不便当面反驳，遂在曹利用面奏出来后迅速追了上去，特地叮咛曹利用说：“陛下虽有百万之约，但你去交涉，如果答应所给银、绢超过三十万，那你就提人头来见我！”

经过反复谈判，最终，担心退路被截的辽军答应议和退兵，而宋辽则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这比五代十国时，后晋皇帝石敬瑭在契丹前自称儿皇帝有所进步，但同时，宋朝则必须向辽国“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曹利用返回面奏宋真宗时，宋真宗刚好在吃饭，于是先派宦官出来问跟契丹许诺赔偿多少银绢，曹利用认为这是军国机密，坚持要面奏皇帝，在被宦官追问得没办法后，曹利用只得伸出三根手指示意。

宦官误以为是三百万银绢，返回奏报，宋真宗吓了一跳，连忙说：“太多了，太多了。”但过了一会儿又自我安慰说，“能把事了了，也还行。”

随后，曹利用进入面奏，当得知赔偿款为三十万银绢时，宋真宗顿时如释重负、转忧为喜说：“才三十万，这么少。你很会办事，你很会办事！”随后，宋真宗重赏了曹利用。

在宋真宗抵达澶州十天后，1005年1月，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达成了澶渊之盟。尽管对于宋朝来说显得屈辱，但这也结束了自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辽国以来，双方持续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

与巨额的军事开支（三千万）相比，每年三十万银绢的岁币赔偿，极大减轻了宋朝在北方的军事负担。而通过与辽国的边境（榷场）贸易，宋朝不仅赚回了比岁币更多的钱，而且通过茶马互市贸易，在经济上开始制衡辽国，此后双方维持了长达一百一十多年的和平，使得宋辽边境“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干戈”。

4

尽管澶渊之盟议定，辽军退兵，但作为王朝至尊，却被迫与南侵的异族签订城下之盟，宋真宗始终觉得下不了台阶，因为城下之盟可以带来安全，却无法为他带来君王的体面。

与此同时，北宋帝国的官员内斗也日益加剧。力主抗战的寇准与战前畏缩懦弱的主和派结下了很深的梁子，而性格张扬的寇准在澶渊之盟后，常将此事作为自己的功劳，每每提及此事都自鸣得意。为此，因之前主张迁都金陵避祸，而被寇准怒斥为“该杀”的参知政事王钦若也一直在寻找机会中伤寇准。

有一次寇准退朝后，宋真宗目送寇准离去，王钦若趁机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

宋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假装愤慨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

王钦若本意是打击功臣寇准，但没想到这一下子也击到了宋真宗的痛处。于是，宋真宗有一次特地跟王钦若探讨，应该如何找回一些颜面，王钦若明明知道宋真宗怕战、厌战，却故意激将宋真宗说：“只有出兵取幽蓟，可以雪前耻。”

出击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宋真宗自然是没有这个雄心壮志和能量与胆量，便问有没有别的办法，王钦若又说：“那要不就举行一次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

王钦若的这个办法，纯属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中国古代帝王封禅泰山，都是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等军功显赫的帝王，而结下澶渊之盟的宋真宗想要封禅泰山，与前代帝王相比，显然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但宋真宗对这个主意动了心，于是他又问王钦若说，封禅泰山要有“祥瑞”，现在没有“祥瑞”怎么办？

善于迎合的王钦若随即一笑说：“陛下以为，前代那些什么‘河图’‘洛书’都是天然生成的吗？这不过是‘神道设教’而已，只不过是别人以人力为之，做皇帝的表示尊崇并且力推，那么它就是祥瑞。”

宋真宗心领神会。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当宰相王旦率领群臣早朝完毕时，突然有司来报说，在皇宫承天门的左南鸱尾上，挂着一个黄帛。接着，宋真宗马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为了让众人信服，证明这个黄帛是从天而降的“天书”，宋真宗还编了个故事公开向臣子们说：“有一天半夜我刚要睡，忽然卧室满堂皆亮，我大吃一惊，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此人星冠绛袍，对我说：‘一月三日，应在正殿建黄箓道场，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我悚然，起身正要答话，神人忽然消失，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此后我便蔬食斋戒，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终于盼来了天书。”

宋真宗率领百官步行到承天门“迎奉天书”，并当众打开封口，只见帛布上写着：“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紧接着，宋真宗马上下令将“天书”郑重装入之前准备好的金柜中，并接受百官朝贺，还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大中祥符”，特允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等。

在宋真宗带头故弄玄虚的鼓舞下，北宋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但对于宋真宗这种伎俩，宰相王旦自然看在眼里。宋真宗怕王旦反对自己瞎胡闹，于是在某日召来王旦到宫中饮酒，又赐酒一瓶说：“你带回去和妻儿一同享用吧！”

王旦回到家中，才发现瓶中装的全部都是珍珠，面对宋真宗这种姿态低下、几乎是恳求臣子不要阻挠他的“天书”政治的表演，王旦此后只能默不作声，“自是不复持异”。

无奈之下，王旦动员了文武百官、番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奏请赵恒封禅泰山，在一系列的“前戏”预热下，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最终启程前往泰山封禅，而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封禅泰山的皇帝。

在王旦看来，他配合皇帝演完了封禅泰山这一出大戏，原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的是，宋真宗却上瘾了，而阿谀奉承之徒则不断地向宋真宗“争奏祥瑞，竞献赞颂”。

就在封禅泰山三年后，1011年，宋真宗又到山西汾阴去行“祭祀后土”大礼，这与封禅泰山一起并称“东封西祀”；再七年后，宋真宗又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明道宫祭祀太上老君。

从1008年的这场造神运动开始，一直到1022年去世，宋真宗赵恒一直痴迷于这种“竞献祥瑞”的“天书政治”之中难以自拔。为了让各种祭祀和封禅顺利进行，宋真宗则大规模向臣下赏赐，其中仅仅封禅泰山，前后就共耗费八百多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达九百多万贯；而为了营造玉清昭应宫，仅仅塑造三座神像就用了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在这种大规模的造神运动折腾下，到了宋真宗晚年，北宋“内之蓄藏，稍已空尽”。

然而，在“天书”政治中找到折腾快感的赵恒，开始在最初的谎言中自我沉醉。在这位偶然上位的皇帝看来，如他伯父赵匡胤和父亲赵光义一般开疆拓土、打打杀杀，生活在充满阴谋诡计的日子里，对他这样一位始终长在深宫、读着儒家典籍长大的皇子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他已经厌倦了履行帝王的职责，而这种沉迷于“天书”政治的胡闹折腾，反而给了他一种太平盛世的快感。再后来，他甚至寄望于道家长生不老的养生仙术，希望能得到一种脱离现实的虚幻生活。

宰相王旦则始终闷闷不乐，他不像自己的前任李沆、寇准一般强硬，而在寇准因为刚硬强直被贬黜流放后，王旦更加收敛了自己的心声，只是每每接到要为宋真宗的新祭祀仪式奔走的旨意后，史书记载说他“悒悒不乐”，越到后面，他才越明白前任宰相李沆说的，“如果不让皇帝知道四方艰难，那么皇帝就会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的警告意义所在。

宋真宗尽管热衷造神运动，但对于内政也仍然保持着一丝清醒，并始终让王旦等正直的朝臣在位，以牵制王钦若、丁谓等“五鬼”干政，也因此，尽管宋真宗在后期行事荒诞，但北宋仍然得以稳定发展，到了宋真宗病逝前一年的1021年，北宋全国财收达到了15085万贯，岁入甚至比盛唐时期还要高出7倍。尽管国库因为多年的造神运动损耗巨大，但活跃的经济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而当年（1021）北宋全国的户口，也达到了867万户，比他即位前增加了416万户。

1022年，常年痴迷于造神运动的宋真宗最终去世，享年55岁。他死后，他的妻子、掌控朝政的太后刘娥以宋仁宗的名义，下令将“天书”封进他下葬的永定陵。至此，这场在北宋历史上耗时达14年之久的造神运动终于落下帷幕，对此，《宋史·真宗本纪》评价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明代的李贽则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对于君王来说，瞎折腾和自我沉醉，或许也是一种深层的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