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之死300年后，一直到今天，随着杨家将系列小说、戏剧、影视的广泛流传，知道大宋开国名将潘美的人越来越少，而知道大奸臣潘仁美的人却越来越多。

历史讲究盖棺论定，可是当人们将历史演义中的原型潘美附会为潘仁美的时候，讽刺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名字虽然多了个“仁”字，但关于他的评价却走向了“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极端。

我们的历史传统向来同情和推崇悲情英雄，而在悲情英雄的对立面，一定要有一个衬托英雄形象的反面典型。这样的历史，黑白分明，爱憎分明，是非分明。没有人性的纠结，没有对错的两难，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尤其适合直来直去的人的口味。

杨业是史上罕见的悲情英雄，那么，对他的战死负有责任的潘美，就必须是同样罕见的大奸臣。这就是典型的“英雄陪衬定律”。

然而，这样的历史，对于那个为了凸显英雄形象而被牺牲掉的反面典型，公平吗？

1

真实的潘美（925—991），是北宋开国的大功臣，也是宣布宋朝成立的第一人。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后，赵匡胤虽黄袍加身，但仍需回兵开封，得到后周朝中文武百官，尤其是小皇帝柴宗训和太后的承认才行。他想要兵不血刃，平稳得位，于是派出一个得力的助手先行回朝，去传达他的命令。

这个人就是潘美。

潘美与赵匡胤私交甚好，平时也以仁义出名，是“和平使者”的最佳人选。但对潘美而言，这件事情却颇有风险，万一朝中有人被赵匡胤“篡位”的做法激怒，大家一怂恿，第一个被开刀的人就是他潘美呀。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潘美确实是个人才。他没有辜负使命，稳定了朝局，协助赵匡胤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完成改朝换代。

宋朝建立后，潘美成为宋朝两任皇帝打江山、统一天下的左膀右臂，是宋初数一数二的功勋名将。

众所周知，赵匡胤得位后，为了防止黄袍加身的事情在自己的朝代重演，搞了一出“杯酒释兵权”，解除禁军首领的军权。后来，又罢去掌握重兵的节度使之权，加强中央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但史书说“诸节度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

为什么唯独潘美没被解除兵权？一方面是他当时尚未掌握重兵，另一方面则是赵匡胤对他充分信任。每次领兵打仗，潘美都把妻儿留在京城，以示忠心。这样，潘美的军权越来越大，在统一天下的数场硬仗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史书记载，潘美在宋初主要建立了以下功业：

不带一兵一马，只身劝服了意欲起兵反宋的节度使袁彦，使袁彦归顺宋朝，赵匡胤为此十分高兴，曾说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

作为副帅随赵匡胤征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并在平定淮南后，镇守扬州，用3年时间把淮南治理得井井有条；

又在湖南治理了8年，为后来平定南汉政权做好了准备；

作为主帅，平定南汉，并在统一两广后兼任广州知州、两广转运使，干了3年，稳定了当地的社会和生产秩序，“岭表遂安”；

作为副帅，平定南唐，整个南方至此基本纳入大宋版图；

随宋太宗赵光义平定北汉，兵伐太原，完成中原统一大业；

和手下副将杨业一起，两次击溃辽军南下的军队，取得雁门关大捷；

……

在986年雍熙北伐之前，潘美为大宋南征北战二十多年。不论是平定南方各政权，还是抵抗辽军，他几乎没有败绩，被赵匡胤和赵光义两任皇帝称为“柱国太师”。他的职位，也随着一场场的胜仗而飙升，从最初的行营兵马都监（出征军队的副帅），一直做到雍熙北伐前的忠武军节度使，晋封韩国公。

难能可贵的是，潘美不仅打仗在行，治国也拿手。基本上宋朝每拿下一个地方，潘美都是当仁不让的地方“一把手”，充当了促进该地区秩序和生产恢复的重要官员。“上马治军，下马安民”，他是宋初难得一见的全能型人才。

虽然战功赫赫，但潘美在正史中几乎没有劣迹，没有飞扬跋扈、滥杀无辜或者奸诈凶狠等记载。相反，他是一个颇有仁义之心的战将。史载，赵匡胤代周自立后，一些人主张把后周世宗柴荣的一个小儿子杀掉，只有潘美把那个可怜的孩子带回家，收为养子。在平定各地政权后，他也不曾妄杀一人，甚至拿出自己的薪俸，买了酒肉给溃散的敌人吃，对他们进行安抚。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仁人战将，后来却被彻底黑化了。

2

公元986年的雍熙北伐，更具体来说，是那一年的杨业之死，使得潘美背负了生命与名声难以承受之重。

那一年，辽国政局不稳，宋太宗赵光义想趁机收复燕云十六州，命三路大军北伐，分别由曹彬领东路军，田重进领中路军，潘美领西路军。北汉降将、人送外号“杨无敌”的杨业，则做潘美的副将。

这次北伐是两宋300年里最有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一次机会。三路大军一开始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出雁门关，很快就收复了四个州。然而，由于曹彬率领的主力突遭辽军重创，战局随即逆转，赵光义只得命令各路大军撤退。

潘美、杨业接到命令后，率军掩护云、寰、应、朔四个州的百姓撤退。打仗时如何安全撤退本身就是难事，还要带着百姓一起撤退，就更是难上加难。杨业于是建议用调虎离山计，派兵佯攻，吸引辽军主力，然后在撤退路上预先埋伏精兵，掩护军民撤离。

杨业刚说完，就遭到监军王侁的激烈反对：“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

王侁主张，宋军不但要直面辽军主力，还要“鼓行而往”，制造声势，唯恐不能与辽军决战。但在当时攻防形势转移、辽军兵力超过宋军三倍多的情况下，这一作战方案简直是飞蛾扑火。所以杨业说：“不可，此必败之势也。”

王侁则幽幽地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众所周知，杨业是北汉降将，最怕别人怀疑他有二心。王侁故意激将他，说他有“他志”，暗指杨业可能要投降辽国。这就逼得杨业只得表态说：“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诡异的是，在这场关乎全军战术的重要争论中，史书没有记下主帅潘美的表态。从结果来看，潘美并未阻止王侁逼迫杨业出兵，这是潘美犯下的一大错误。

当然，潘美有他的苦衷。宋朝在军队中设监军，代表皇帝的意志，并被赋予极大的权限和尊贵的地位，使其可以钳制军中主帅。监军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军中主帅裹挟兵力作乱，这是宋朝立国不正所以处处担忧的后遗症。酿成的结果就是，当监军和主帅的意见不一致时，主帅往往为了自保，或免除不必要的麻烦，而选择沉默或附和监军的意见。

62岁的潘美，一生征战抵达的权位，让他在监军王侁的面前患得患失，最终只能看着合作多年的副将杨业冒险出兵。

杨业出兵前，含泪交代潘美，一定要在陈家谷布置步兵接应，否则将全军覆没。

当日，潘美和王侁的确如约在陈家谷布阵，等待接应杨业。然而刚等到中午，王侁便等不及了。他派人登高眺望。不知道望者看到了什么，王侁就以为杨业已经打败了辽军。

为了争功，王侁带着将士们纷纷离开陈家谷。身为一军主帅的潘美“不能制”。史书中潘美“不能制”几个字，道出了宋朝武将的无奈，在皇帝的代表——监军面前，主帅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大打折扣。

在王侁带兵离开陈家谷后，传来了杨业战败的消息，此时，潘美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也跟从王侁的步调，撤离了陈家谷。

当天傍晚，杨业战至陈家谷，看到原本约定在谷口设伏的宋军竟然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不禁“拊膺大恸”。杨业对手下将士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无须与我一起战死，各自逃命去吧。等到敌军退后，还有人可上报天子此战经过。”

众将士都不愿逃走，誓与之同生共死。最后一战，杨业负伤十余处，手刃多名辽兵，坠马被擒，其手下将士几乎全部战死。杨业没有投降辽朝，绝食三日而死。

事后，赵光义追究酿成杨业之死的责任人，认定潘美的过错是“不能申明斥候，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监军王侁、刘文裕二人的责任是“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最终潘美被降职三级，监军王侁被罢官，流放金州（今甘肃榆中），其他责任人也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置。

从朝廷的处置来看，北宋官方认定，王侁在杨业之死上负有主要责任，而潘美则负有领导责任。应该说，皇帝也知道，监军钳制主帅的制度设计，才是造成潘美眼睁睁看着杨业去送死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处置潘美时特别从宽处理。

尽管后来潘美官复原职，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或许是受杨业之死的影响，已经无所作为，直至老死。

3

雍熙三年的杨业之死，成了后世整体污名化潘美的起点。在这起事件中，潘美的确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不敢站出来反对监军王侁，不敢站出来支持自己的副将杨业。在杨业兵败于陈家谷时，他也未能如约应援，而是追随王侁撤兵。这样一个南征北战的开国名将，在监军的面前，变得如此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实在难以想象。

我相信他是为了保全晚节，留恋权位，而变得懦弱的。

人不是不可以给自己留后路，但光想着给自己留后路，迟早会遭到历史的惩罚。潘美在后世被诋毁成宋朝的大奸臣，谗害忠良，里通辽国，虽然很冤，但或许正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脚。

两宋时期，由于离这段历史还不远，官方和民间对潘美的实际形象和评价，基本上是公允的。991年，他死后，获谥号“武惠”。8年后，配飨太宗庙庭，这是很高的荣誉。宋真宗时，他又被追封为郑王。

但是，到了元代以后，时间久远，真相淡忘，潘美在虚构的历史创作中便成了一心害死杨业，“誓要杀尽杨家父子”的大奸臣。明代中后期，随着《杨家将演义》的成型，潘美被进一步丑化成勾结辽国的卖国贼。这对一生坚定抗辽的真实的潘美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诋毁和讽刺。

可是由于小说、戏曲，乃至当代的影视剧，受众要远远比史书多得多，真实的潘美，那个为大宋南征北战、建功立业的开国名将，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而被黑化的潘美，那个心胸狭隘、残忍狡诈、里通外国的奸佞之臣，却日渐深入人心。

明清两代，小说反过来影响正史。一些著名文人在写史书时，提到潘美，竟然会写作“潘仁美”，这很明显是受到了小说和戏曲的影响。清初，有御史上奏，提出罢免潘美从祀帝王庙的资格，获准执行，可见潘美的官方形象已经严重走低。

这对潘美而言，当然是大冤案。历史的书写者，当然也有义务为潘美翻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功绩，有什么过错，都应该厘清。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凭着简单的情绪冲动，就给人家扣帽子，抹杀他的功绩，放大他的过错。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曾被人冤枉过，都知道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更何况是以历史的名义，用时间之笔去冤枉一个忠臣为奸臣，这绝对是比窦娥还冤的冤案。

只是，当我们意识到冤案会被不断制造出来，并持续得到传播的时候，或许才知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这几个字，真的很难写好。

置身历史的长时段之中，我们会发现潘美被黑化，其实有其必然性。

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向来同情和推崇悲情英雄。想想看，每个受到人们最广泛祭拜、获得最高知名度的英雄，是不是都是悲剧性人物？关羽死后成了神，岳飞死后有了庙，文天祥、陆秀夫、于谦、张煌言……每一个有纪念祠的人物，都有一个悲剧的人生结局。杨业之死，同样是一个悲情英雄的结局，他在后世的演义、戏曲中得到同情和推崇，也就在情理之中。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悲情英雄的塑造需要对立面的陪衬，有忠就有奸，有奸才有忠。所以，在杨业之死上负有责任、本人却得到善终的潘美，不管一生有多大的功业，注定不会获得同情，还会因此被无限丑化。

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极其膜拜道德完美主义者。这原本是好事，树立和塑造完美人物，彰显了我们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但也有负面影响，就是导致我们对道德瑕疵的容忍度很低。尤其是在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上，容易用道德去代替其他一切价值尺度。

典型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曹操是东汉末年相当有作为的一个人物，对尽快结束战乱、恢复统一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由于其本人的一些道德瑕疵，导致在历史上长时间被诋毁和丑化。武则天也是如此。

潘美在杨业之死一事上，正好暴露了他为了自保而未出手相救的道德缺陷，而这一点足以招致他淹死于口水。至于他为宋朝一统天下做出的贡献，在道德面前已变得毫无分量。

古人追求的理想是“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实际上，立德永远是第一位的，一旦被认为个人的道德立不起来，立言、立功就失去了支撑，人们可以因人废言，也可以因人废功。

这也导致了自古以来，我们的一切争论，都容易陷入道德争议的泥淖。我们要阻止一个人担任什么职务，很少说这个人能力不行，而是说这个人人品不行。反过来，我们要推崇一个人，也很少说这个人能力很强，而是说这个人品格高尚。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但道德如果凌驾于一切之上，社会就会陷入空谈的境地。

潘美被后世无限苛责，正是道德完美主义盛行的结果。

希望将道德的还给道德，功业的还给功业，历史的还给历史，人性的还给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