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一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基本都能背诵一篇题为《爱莲说》的短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此文仅有119个字，却成为千年来的传世经典，跟刘禹锡的《陋室铭》一样，都是中国文学传播史上的奇迹。

然而，很多人能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脱口而出，但对它的作者是谁却要好好想一想。

很多人知道它的作者叫周敦颐，却不知道周敦颐除了写过《爱莲说》还干过什么。

若生在当代，周敦颐绝对属于“歌红了人没红”的那种明星。

但周敦颐不是歌星，也不是文学家，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开山宗师，他的思想至今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1

周敦颐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生于1017年，出生时并无任何祥瑞异象。在他出生的年代，北宋已立国逾半个世纪了，亟需重建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以应对新的历史时期。

宋代之前是纷繁变乱的五代十国，那个乱世被宋人描述为人心离散，价值错乱，道德崩溃。而乱世的出现，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思想坍塌并失去了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宋朝立国后，几代士人都在寻找维持人心和社会平稳的思想资源。

周敦颐长大后加入了寻找的行列，并最终脱颖而出，成功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经过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发扬而成理学，成为此后近千年主导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流思想。

但周敦颐的一生并不如意。

他最早显现出来跟别人不一样之处，是在14岁那年。他征得父母同意，带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以及许多书本，在一个仆人的陪同下，跑到了离家数十里外的月岩，在孤冷的岩洞中读书思考。这件事，后来被称为“月岩悟道”，是周敦颐思想升华的滥觞。

一年后，周敦颐的父亲病逝。15岁的少年只能跟着母亲投奔在京城开封做高官的舅舅郑向。

郑向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外甥，指点他攻读经史。后来，朝廷给予郑向一个恩荫子弟入仕的机会，郑向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子，而是推荐了外甥周敦颐。

又五年后，舅舅和母亲相继病逝。

在为母亲守丧期间，20岁出头的周敦颐已经颇有名气。比他大28岁的范仲淹专程到周敦颐读书的鹤林寺，跟他交流思想。少年王安石则三次慕名前往拜会周敦颐。

这些人，还有欧阳修、苏轼、曾巩等，年龄跨度相差大约半个世纪，都是北宋第一流的人物。面对时代的根本命题——如何重建一套安稳人心的思想体系，也各自作出了努力。最后却是官职最为卑微的周敦颐，最好地完成了这项使命。

2

在古代，人们评价一个官员的标准，在于他的德行和作为，而不在于官职大小。因此，周敦颐虽然官职不大，但政声很响。

他一生为官三十余载，辗转湖南、四川、江西、广东等十来个州县，留下为官的足迹。不过，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官至宰执、有机会推行自身理念的大政治人物相比，周敦颐一生做的都是地方小官。最大的官职，也就是做到广东的提点刑狱而已。

这可能跟周敦颐不是科举出身，而是凭借恩荫入仕有关。

尽管周敦颐在每个地方做官的口碑都极佳，但他的升迁极为困难。1040年，周敦颐服完母丧，被派往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任主簿，做一个低级的事务官。一到分宁，年轻的周敦颐就解决了一起陈年旧案，当地人很惊讶，交口称赞：“老吏不如也。”

很快，他被推荐做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司理参军。有个人犯了罪，但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是个酷吏，想将此人判死。所有人都不敢跟王逵争辩，只有周敦颐不怕，依法力争。

王逵不听，周敦颐当即决定弃官而去：“这样的官有什么可做的！杀人以媚上，我干不了。”王逵这才领悟到自己的霸道，改正了作风，后来还推荐周敦颐做了郴县县令。

在南安，周敦颐有个上司叫程珦。程珦见周敦颐气貌非凡，一交谈，便知此人学问不得了，随即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其为师。这两兄弟便是后来的理学大儒程颢、程颐。

周敦颐每到一地，都勤勉为官，从不以官小而懈怠，而且，他为官清廉得惊人。

1054年，他任知州于洪州南昌，日夜操劳，终至大病一场，甚至“假死”过去。好友潘兴嗣赶来为他料理后事，看到他整个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清贫得让人掉泪。

好在周敦颐昏死了一日一夜后，又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不然宋代的理学要怎么发展还是个未知数，而我们也铁定读不到《爱莲说》了。

3

通常认为，《爱莲说》写于公元1063年初夏，莲花盛开之时。当时，47岁的周敦颐在虔州（今江西赣州）任通判。

《爱莲说》篇幅很短，仅有119个字，写出了莲花可爱可敬的七种品质，成为托物言志的小品名篇，传诵至今。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敦颐在这篇文章中流露了他的纠结，并给出了他纠结之后的答案。

关于古代士人最经典的人生命题——“仕”与“隐”的矛盾冲突，该如何抉择？

在文章中，周敦颐以牡丹、菊花和莲花三种意象，来指代这对矛盾以及它们的中间状态。

而只有一个在现实中遭遇磨难，却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会如此纠结于自己的选择。

1057年，在西南山区合州（今重庆合川）做判官的周敦颐迎来了他的长子出生，这一年他已41岁。

第二年，他的妻子病故了。

1059年，后来负责为宋神宗修起居注的蒲宗孟，在合州认识了周敦颐。两人畅谈了三天三夜后，蒲宗孟惊叹：“世间怎会有这般奇才？”

次年，蒲宗孟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周敦颐。

1062年，在写作《爱莲说》的前一年，周敦颐的次子出生，此时他的长子仅有6岁。

他一生清廉，家无余财，眼下还要抚养两个儿子。尽管他十分羡慕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的隐居生活，尽管他对自己卑微的官职并无留恋之情，但他不得不接受现实，与生计问题达成妥协：

说白了，想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是需要资本打底的。任何时代，这都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在唐代，“佛系诗人”王维也曾遭遇类似的困境，他厌倦官场，却只能勉强支撑，因为弟、妹等人的生计都需要他操持。周敦颐也是如此，连他的亲友、同事都知道他有意归隐，他的妻兄蒲宗孟说他“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无奈缺乏“买山钱”——隐居山林的资本，他只得继续干着流转的小官。

对于《爱莲说》的解读，一些人认为周敦颐对以菊花代表的陶渊明及其隐逸文化采取了否定态度。其实并非如此。

周敦颐的亲友都曾在诗文中将他比作陶渊明，两人的区别在于现实的处境不同。周敦颐的生计压力决定了他只能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沉浮，他只能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而不能是“花之隐逸者也”的菊花。在周敦颐笔下，与其说这是境界的高低之分，不如说是一种纠结的心态。

但周敦颐之所以是周敦颐，正是因为他在无奈的现实中寻找到了超脱之道。

在周敦颐笔下，菊、牡丹和莲都是观照人生的隐喻，分别暗指了隐逸之乐、富贵之乐和君子之乐。更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菊代表儒家所称的“内圣”，牡丹代指“外王”，而莲则是“内圣外王”的结合。这样，悲催的处境就变成了周敦颐的修炼之路，一方面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另一方面隐居是为了参悟哲理，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爱莲、似莲的周敦颐。

1071年冬天，周敦颐终于辞官，实现了归隐的夙愿。他定居在江西庐山的莲花峰下，将门前的小溪命名为家乡的“濂溪”，他的书堂就是濂溪书堂。虽然身体有病，生活亦不宽裕，但他心情愉悦。

两年后，1073年，周敦颐病逝，终年57岁。

4

只有追溯周敦颐一生的经历与思想，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篇幅仅相当于一条微博的《爱莲说》，为什么是他最重要的传世文献之一？

事实上，作为一名极具思想原创性的开山宗师，周敦颐留下来的文字极其有限，总共不过6000多字。后世研读他的思想，基本上离不开他的《太极图说》《通书》和《爱莲说》。《爱莲说》内涵深刻，但哪怕是一个初中生，也能读懂一二，至于其他两篇文章，对不起，一般人如读天书。

然而，后世构建理学体系，都离不开周敦颐在这些文章中运用的概念，比如无极、太极、阴阳、动静、性命、善恶，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儒学的第二次生命，是由周敦颐开创的“濂学”赋予的。

唐代号称盛世，但盛世的思想是贫乏的。整个唐代，儒家没有出现大思想家。反倒是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本土化产生的禅宗，诞生了不少哲学家，一开始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继而以“接地气”的理论，介入世俗人群。这也就是唐代至五代，儒家知识分子屡次主张灭佛的思想根源。

韩愈是一个坚定的排佛主义者（尽管他本人深受佛学影响），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抬出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来对抗佛教的“出世主义”，在思想深度上难以撼动佛教的地位。

到了宋代，被誉为“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石介和胡瑗，继续以儒学排斥佛教。但他们仍然沿用韩愈的批判套路，无非是骂佛教为“夷狄之法”“悖乱王道”，这种只有偏见、没有力度的论调显然无法服众。

宋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亟须构建一种更有力度的思想体系，夺回被占领的思想高地，并稳定人心和社会。

周敦颐的出现适逢其时，与他同时或比他稍后的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人后来被称为“五星聚奎”，是儒学复兴的征兆。

周敦颐首次提出要学颜回，“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是儒家“外王”的榜样，自唐代以来就被推崇。但周敦颐专门强调，颜回也是士人学习的榜样，是“内圣”的典范。

在儒家经典中，颜回是生活极穷、内心极乐的形象。周敦颐说，富贵，人所爱也，为什么颜回却不爱不求而乐乎穷也？无欲则静。

由于宋明理学在后世的宣传中，刻板地认为人的欲望是应当被消灭的，导致理学被“污名化”至今。实际上，周敦颐提倡的颜回式的“无欲”，并不是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是说，一个人一旦有更高的追求，他就能控制和去除不合理的欲望。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在阐释周敦颐这一思想时，专门指出：“学者须要识得静字分晓，不是不动是静，不妄动方是静。”

静不是不动，而是不妄动；无欲不是不要欲，而是不要妄欲。

周敦颐第一次提出，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倡导圣人平民化。在此之前，漫长的历史中，圣人的头衔仅授予尧、舜、孔子这些遥不可及的偶像，现实中的人与圣人似乎处在平行世界中。周敦颐希望打破这种区隔，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普通人通往圣人的过程，共分为三层修炼阶梯：士—贤—圣。

具体的修炼方法，他也提供了，主要就是做到一个字——诚。正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周子（周敦颐）之学，以诚为本”。

周敦颐把“诚”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一个人通过内心的修炼，做到“惩忿窒欲”和“迁善改过”，就能达到圣人“诚”的境界。他把这个过程称作“立人极”。

他不反对符合道义的富贵，正如他不想别人跟他一样，为了“买山钱”苦苦挣扎，但他在社会上标悬更高的价值。而这种价值跟世俗的财富和地位毫无关系，你是富豪也好，你是高官也好，对不起，这些都不值得崇拜。除非你是一个超越外在身份、修炼成具有颜回一般魄力的人，才值得尊敬和推崇，才有资格进阶于贤人、圣人之列。

他也不是一个思想狭隘之人，相反，他能够构建起濂学体系，并成为“理学鼻祖”，正是源于他的开放与包容。不像前辈士人对待佛教或道教的仇视态度，他不设藩篱，兼用三教，“太极”概念主要来自道教，“莲花”意象主要来自佛教……只有这种胸襟的人，才能真正为儒学开辟出一条新路。

抛开我们对待理学的“成见”，周敦颐是把儒学拉回人间的第一人。他的最大贡献是恢复儒学中断了近千年的道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宋代四大学派——濂洛关闽，他开创的濂学是居于第一位的。

5

今天，在理学被公众简单理解为“灭人欲”的“杀人之学”的时候，我之所以要重提周敦颐作为理学宗师的身份，主要是想普及一下理学的常识，至少在它诞生的时候，并不像后世所理解的那么反动和狭隘。

作为理学的创立者之一，周敦颐本人也修炼成为人格几乎完美的“圣人”。他并不以之要求他人，他用自己的理论要求自己。

他思想不保守，认同并同情王安石变法。反倒是他的两个学生，程颢和程颐，因为囿于“新旧党争”，竟然羞于承认周敦颐是他们的老师。

他影响了同时代的很多大人物，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尽管立场不同，但均以周敦颐的私淑弟子自称。只是周敦颐胸怀洒落，不愿以师道自居，而只愿把他们当作朋友。

他的人品得到所有人的称赞。北宋名臣、“铁面御史”赵抃一度认为周敦颐是奸恶之人，周敦颐并不申辩，直到两人共事，周敦颐在赵抃底下做事，赵抃才知道自己太糊涂，从此引为知己。另一个名臣吕公著听闻周敦颐之名，以身家性命担保推荐他：如果周敦颐日后收赃纳贿，“甘当同罪”。

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南宋朱熹是周敦颐的铁粉，吸纳了周敦颐的学说，而成理学大儒。明代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者，但他曾写诗说自己其实也是私淑周敦颐。

两宋之际的著名学者、湖湘学派奠基者胡宏说，周敦颐“一回万古之光明”“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这一观点得到后世的认可，如今仍有许多学者提出，周敦颐是儒家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

不过，周敦颐的价值真正被发掘，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病故整整100多年后。

1220年，周敦颐死后约150年，朝廷追赐谥号“元”，后世称其为“元公”。

1241年，周敦颐死后约170年，朝廷追封其为“汝南伯”，从祀孔庙。

至此，周敦颐作为“理学鼻祖”的地位得以确立。这就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后，这名儒学宗师的真正身份才被渐渐淡忘。

好在人们始终记得他的《爱莲说》。

1073年，周敦颐病逝前，他原来的上司兼好友赵抃得知他辞官归隐，便想再起用他。然而，朝廷的诏书到达时，周敦颐已经离开了人世。

尽管他一生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纠结，但他自始至终追求的是安顿自己的生命，安顿众人的生命。他的悲情源于他的格局和抱负。

他的一生，在崇尚英雄传说的人们眼里，显得太过平淡——没有生死考验，没有大起大落。但他如此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如此深刻地构建起我们的精神底色。

只是，我们不曾觉察。

这或许才是“圣人”的力量：我们以为将他遗忘，他却不曾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