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1107—1187）一生笼罩在靖康恐惧症中无法自拔。

1127年的这个春天，不但是宋氏王朝的分水岭，从族裔影响嬗变来讲，也是整个古代中国的分水岭。

这年，也是赵构人生的分水岭。

明星皇帝、父亲宋徽宗，带着耻辱的印记北上。赵构则带着他的小朝廷南下。两人都离黄河越来越远。从文明的承接来说，两人都离中原文化中心越来越远。

与父亲不同，赵构被历史牢记，除了在危难中承接大器，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外，还因为他的武将，比如岳飞、宗泽。宗泽死前的三声“渡河”，成为赵构苟且一生的背景板之一。

金国的上京囚禁着宋徽宗。而赵构逃到了反方向的临安。

开封的记忆已经被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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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构，还是康王时并非一个模板化的庸碌亲王。

皇族教育除了给他一个诗人的内核外，还赋予他超群武功。博闻强记，天生神力，这些用来描述雄才大略之人的词汇，在赵构身上均有体现。

北宋末年，一只狐狸坐在了皇位上。这个正史中记录的诡异事件，被当时的人看作一个不祥之兆。金兵的频繁入侵更是宋人头顶挥之不去的阴云。赵构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

在与金朝的冲突中，孱弱的宋朝为了达成议和，往往满足金朝要求，遣送亲王、宰相级别的人物去当人质。赵构就自告奋勇当了一回人质。当时，皇帝是赵构的哥哥宋钦宗。

赵构亲身体验了金朝的傲慢。在金朝营寨，他们一行面对的是对方不逊的言语和倨傲的礼节。人质其实就是软禁。近一个月的软禁在赵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但文辞干瘪的《宋史》在记录赵构这段经历时一再美化赵构，烘托他在敌营的勇敢，其实有些言过其实。他有其镇定的一面，但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

开封被围困时，赵构在东北方的相州担任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宋钦宗派人送信求救，赵构边读信，边痛哭流涕。但他并未出兵，而是行军到了大名府。他一路经历了住茅舍的生活，但比起当了亡国奴的父辈兄辈，可以说幸福太多了。他仍然有逃跑的自由，但他们没有了。

开封失守当然不能归因于赵构。金朝的兵锋造成的恐怖气息，事实上影响了几代人。避难、逃荒才是那几代人的常态。这是一支低级文明的部队，对发展程度更高的文明的入侵。双方的文明发展程度，相差何止一个量级。

当宋徽宗把艺术的多个门类发展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时，金朝还实行大范围的奴隶制度。他们通过战争掠夺的人口，拿到西夏的市场上去交易。但战争就是战争。金军狂暴的战斗力，往往让宋朝的斯文扫地。或者往更极端说，让斯文死无葬身之地。

北宋亡国更严重的后果，并非一个王朝的湮没，而是靖康恐惧症。

两代皇帝成为亡国奴，一万多俘虏漫长残酷的战俘行军，大量男人被虐杀，大量女人被奸杀。这是靖康之年的奇耻大辱。它像寒气一样渗入赵构的心里，影响了他的大半生。由此不难解释，当他听到父兄成为阶下囚时，方寸大乱。

赵构不是特别眷恋皇权。甚至说服他登上大位也花费了大臣们很大的心力。根本原因是，大位在那时并不是特别大的诱惑，相反还是一个烫手山芋。

21岁就登基为帝的康王赵构，接手的是一个山河破碎、四分五裂的国家。当时，宋朝在北方的主力军被金兵大量歼灭，南北方在乱世中又都滋生了大量流贼和乱匪，而在听说赵构称帝后，金兵也立即掉转南下，试图将赵构也一并解决。

在躲避金兵南下逃亡的生涯中，建炎三年（1129），逃亡到临安（今杭州）的宋高宗又遭遇苗刘兵变。当时，禁军将领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一度废掉了宋高宗，改立赵构3岁的皇子赵旉为帝，幸亏韩世忠等大将领兵回救，赵构才转危为安。但在此次事变中，赵构唯一的儿子赵旉受到惊吓而死，赵构本人则被吓得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也为后来宋孝宗的上位、宋朝皇位回归赵匡胤一系埋下了伏笔。

北方的宋徽宗得知赵构登基的消息后，当即寻来往日的嫔妃庆祝，极为高兴。从中不难想象一个亡国之君的心态。

宋徽宗在金朝让人偷偷带回一件背心，写着“来救父母”。赵构的母亲韦氏也带信回来说，“深致我血泪之痛”。赵构面对这些生死之语，也曾公开号召臣民“为朕报北辕之耻”。但表态只是表态。骨子里靖康恐惧症还在作祟。

后来赵构派使节和金国谈判许久，要求释放亲人，最后只要回来母亲韦氏一人。

当听说韦氏要南归时，宋钦宗拉着她的车轮哭泣，但无可奈何。后世有诸多言论，认为赵构不肯要回宋钦宗，因为他会威胁到自己的帝位，当属不公言论。金人始终不肯放回宋徽宗和宋钦宗，因为他们拥有宋家王朝的法统，而法统意味着文化感召力。两人甚至被耻辱地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

但韦氏的回归体现了赵构的孝道，也替他卸掉了心头一个包袱。

当宋徽宗在金朝去世的消息传到赵构那里时，他难过到几天吃不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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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构初临帝位，就经历了一次金人南侵，被迫在海上度过了一段逃亡岁月。

汲取靖康之耻的教训，赵构怎样也不想再被敌人活捉。在这种心态影响下，他变得过度警惕。其实，金人不习水战，在海上战场并不占优势。

赵构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南宋和金朝打打停停，双方在中间地带呈现出拉锯战状态。

本质上，赵构是厌战的。战争给他的皇族带来了耻辱。从个人角度来说，战争压力让他得了不育症，这对皇族来讲是个大问题。官员张戒评价他“居危思安”，颇为切中实质。

出身官宦世家的秦桧，是赵构后半生主要的政治助手和盟友。毫不夸张地说，秦桧的作为、政策直接影响着后世对赵构的评价。但秦桧并非一开始就稳固了在赵构王朝的地位。

当初两人一见面，秦桧的施政纲领“南自南，北自北”深深打动了赵构。这个政策就是和金朝议和，双方南北分治，互不侵犯。这个政策击中了赵构的内心需求。他高度评价秦桧为“朴忠过人”。他甚至说自己得到秦桧，高兴得睡不着觉。

站在大的历史视野来看，秦桧的政策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金人频繁南侵，会扰乱南宋不稳定的政治经济结构。金人作战抓人当奴隶贩卖，也会影响人口结构。而且南宋内部农民起义不断，靠招安制度也解决不了。连年战乱，有的地区十室九空，形同鬼域。在这种惨状下，战争需要的兵饷也无法充分地筹措。

秦桧在后来能稳定地居于南宋权力的中枢，还在于他是个议和主义者，或者按照后世主流的评价，是个稳定的“投降派”。这种稳定性也满足了赵构的需要。因为这要好过一个主张时战时和的骑墙派。

但秦桧公开提出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还是惹怒了赵构。赵构说“朕北人，将安归”，他需要对天下臣民作出一个态度。

秦桧一时被罢相。等他再次复出时，就逐渐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让赵构维持历史知名度的，还有岳飞。

岳飞在前期是很受赵构赏识的，赋予了他很大兵权。朝中重臣张浚等人对岳飞不满，但这些不是岳飞后来引来杀身之祸的根本原因。岳飞之死是赵构最重要的历史公债之一。《宋史》竭力淡化赵构在岳飞遇害中扮演的角色。岳飞不满足赵构议和的大国策，以及赵构王朝对武将的天然不信任，才是他身死的根本政治背景。在求和背景下，赵构下旨让岳飞班师回朝，岳飞强烈反对。在一个内部政治经济形态极不稳定的王朝，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将是可以威胁到王朝生命的。

当然，岳飞之死的直接原因，是秦桧。

赵构对秦桧也不放心，甚至有些恐惧。在众多臣民反对议和的浪潮中，临安街头甚至出现了“秦相公是细作”的标语，可见秦桧名誉之差。在秦桧执政后期，他权倾一时，钳制舆论，打压异己。在很长时间内，赵构见秦桧，身上都带着一把匕首以防不测。但只要秦桧不政变，就不威胁赵构的皇位。当秦桧病危时，想推养子继任他的相位，赵构始终没有点头。

但秦桧执政时的不少重大冤狱，比如岳飞之死，赵构就坚决没有平反。

3

在赵构执政多年，金朝海陵王上台后，再启战端。海陵王派遣使者王全传达金朝索地的要求。王全见到这个老皇帝，竟然开口骂他。可见赵构执政多年，在金人眼里始终是摇尾乞怜的一个形象。

王全向赵构通报了宋钦宗的死讯。赵构听闻后是哭着离开的。

此前赵构在致金元帅府的国书中，自贬为“康王”。有次，金朝派使者南下，携带诏书，竟要赵构“奉表称臣”，跪在使者足下。这个明显的具有贬低意味的外交行动让南宋朝廷群情激愤。后来在外交斡旋下，南宋找人替代赵构下跪了事。

然而金朝兵力和作战能力并无压倒性优势，加上内部政局动荡，此次战争并未对南宋构成致命威胁。但靖康恐惧症始终折磨着赵构。他一面派兵北上作战，一面又准备好海上逃亡的船只。可见他惶恐的心态和对大局认识不清醒的状态。

时人将赵构的政策评价为一切取决于金朝，金朝要和就和，金朝要地就给地。

不过，在赵构与金朝的很多政治交易中，双方都取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金朝是个落后的奴隶制王朝。他们要钱。而赵构要地，要农业生产。因此双方在谈判桌上容易达成一致。

但赵构无法挽回的，是金人加在自己头上的耻辱。除了家族的奇耻大辱，金人在外交场合也不忘时时羞辱这位占据半壁江山的皇帝。

当初他父亲宋徽宗被掳后，在一首词中哀叹：“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艺术家皇帝无法回到他的故宫了。赵构有这个条件，但他却没有动力去实现南宋众多臣民还都的愿望。尽管祖先的陵寝都在中原，但赵构显然已满足于临安建都的政治生活，无意北返。只是他后来得知祖坟被挖，潸然泪下。但他也只是泪下而已。泪干了，及时行乐的生活照旧。

赵构一生与水有关。渡过黄河是他的臣子们的心愿。留在河的南边成了他的耻辱。而他被金兵追逐时，经历了在汪洋大海中的逃亡岁月。但赵构本质上不是一个权力爱好者。和父亲一样，他信奉道教，艺术造诣颇深，也相对不嗜杀。他有众多减免税负、赦免罪人的敕令。

在他所作的《渔父词》中，水不再是苦难与失落的载体，而是幽隐与超脱之所。南方偏居变成了庄子所言的“南面王乐”：

1162年，赵构退位。他没有留恋皇权，而是评价自己“以澹泊为心，颐神养志，岂不乐哉”。他也坦承自己在位时“失德甚多”。

25年后，1187年，他以81岁高龄去世，这在古代皇帝中是罕见的高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