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43年，开禧二年（1206），在权臣韩侂胄的主持下，宋军再次对金国发动了大规模北伐，但这场战争并未朝着预计方向发展。

随着宋金两军进入相持阶段，韩侂胄的命运，也将发生剧变。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三日，韩侂胄一如往常走在早朝路上。行至玉津园附近，由禁军将领夏震率领的百余名壮汉忽然出现，拦住了韩侂胄的车轿。他们将这位朝野侧目的权相拖出来，拉到旁边的夹墙内，当场槌杀。一代权臣，就此殒命。

这是以杨皇后为首的后宫势力，和以礼部侍郎史弥远为首的朝廷势力联合密谋的暗杀行动。

此后，主和派的史弥远在其当权的二十余年内，打着“厘正诬史”的旗号，对韩侂胄一党进行了彻底清算。

韩侂胄生前事迹被史弥远及其下属编的所谓实录、国史逐渐掩盖，只剩下“冒定策功”“植党擅权”“邀功生事”等负面评价。元朝士大夫编《宋史》，将韩侂胄贬为奸臣，正是参照南宋编纂的《中兴四朝国史》。屈辱求和的权奸史弥远却得善终，大半生荣宠至极，死后也没有被收录于《奸臣传》中。

1

韩侂胄身上，贴着不少史书中反派角色才有的“标签”。

他是权臣，位极三公，列爵王公，担任“平章军国事”，相当于宰相之上的宰相，可越过群臣，直接帮老板宋宁宗做决策，一手遮天。

外戚不得干政是宋朝的祖宗家法，可韩侂胄偏偏是个外戚，还与南宋皇室亲上加亲，至少有三重关系。

韩侂胄家世显赫，其曾祖父是北宋名相韩琦。建炎南渡后，韩侂胄的父亲娶了高宗吴皇后的妹妹。韩侂胄就是吴皇后的外甥，而他本人长大后又娶了吴皇后侄女为妻。吴皇后超长待机，先后当了太后、太皇太后，居慈福宫打理后宫，韩侂胄作为外戚出入宫掖，地位堪比宗室。

这还没完，到了宋宁宗在位时，皇后韩氏是韩侂胄的侄孙女。

韩侂胄在宁宗一朝权力膨胀，起初就是靠着这几层亲戚关系。他还对宋宁宗有拥立之功，因此备受信赖。

南宋前几位皇帝的权力交接，都不太正常。

宋宁宗的老爸、南宋第三代皇帝宋光宗，是一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史书说他患有“心疾”，甚至到了神志不清的地步。

这个精神失常的皇帝，却有一个悍妇皇后李氏。在这位强悍的李皇后挑唆下，宋光宗在位短短5年内朝政混乱，声名狼藉。他怕老婆，不敢在后宫泡妞，也不去朝拜已禅位的太上皇宋孝宗，太上皇去世时，甚至都不亲临丧礼，导致孝宗遗体在盛暑时节无法出殡，朝廷上下乱成一团。

在众臣看来，宋光宗孝行有亏，昏庸无能，如果他继续当皇帝，大宋迟早要亡。在忠君思想的制约下，换个皇帝不像总统弹劾下台那么简单，可说是“不忠”。但是，让一个精神病人当皇帝，祸害国家，就算忠诚吗？

有些人不这么认为，决定强迫光宗退位，为首的是宗室大臣赵汝愚与韩侂胄。他们或许对宋光宗不忠，却忠于朝廷。在现在看来，推翻昏君绝对不算奸臣所为。真正的奸臣，大多是利用君主的昏聩，为自己捞取最大利益，哪管他洪水滔天。

在赵汝愚支持下，韩侂胄进宫与姨妈太皇太后吴氏商议，迫使宋光宗“内禅”，传位于皇子嘉王赵扩（宋宁宗）。得到吴太后同意后，赵汝愚代笔撰写诏书，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亲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

之后，韩侂胄将事先准备的黄袍披到了赵扩身上。

2

宋宁宗即位后，身居中枢的韩侂胄开始了无休止的党争，这也是后世将其视为权奸的原因之一。这个评价是否准确，需看其党争的原因，还有这场争斗带来的后果。

韩侂胄最先扳倒了赵汝愚。这是一场纯粹的利益之争，无关忠奸。

赵汝愚是宋太宗赵光义八世孙，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拥立宋宁宗后升为枢密使，位居宰相。与他策划“绍熙内禅”的搭档韩侂胄原本也没那么大野心，只想凭定策之功做个节度使。赵汝愚却不太厚道，只请皇帝给人家老韩升了一级，当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这就比自己低了好几级。

赵汝愚还特嘚瑟，对韩侂胄说：“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则当推赏。”你是外戚，我是宗室，你算老几？

韩侂胄从此怀恨在心，拉拢反对赵汝愚的大臣，对他进行反击。仅仅过了半年，赵汝愚就被扣上“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的帽子，稀里糊涂地被贬出京城。数十名士大夫上书为赵汝愚鸣冤，都遭到韩侂胄打压。

韩、赵反目成仇，焦点就在于利益分配不均。如果此时被贬的是韩侂胄，朝中自然也有人为他叫屈，这样的故事在两宋早已不断上演。

如果说，韩、赵之争是一场围绕权利分配的派系斗争，那韩侂胄打击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士大夫、发起“庆元党禁”，就是一次针对意识形态发起的清洗。

朱熹在赵汝愚的推荐下进入朝廷，担任宋宁宗的老师。理学发展到南宋已颇具规模，拥护者将其推崇为治国的圣贤之学。朱熹是当时顶级的学术大咖，但他成为“帝师”后，却对宋宁宗处处过问，严加苛责，使宁宗大为不满。

不是所有人都想做学霸。宋宁宗实在难以忍受朱熹这位班主任，就下旨把朱老师贬出了京城，说朱熹在教授经义之外，管得太宽了。

朝中支持理学的士大夫都请皇帝收回御笔，让朱熹继续留京任职。韩侂胄却站出来支持宋宁宗，还命一些优伶穿戴儒生衣冠到皇帝面前表演，以此讥讽理学家。

在韩侂胄看来，理学家都是沽名钓誉之徒，理学也不过是夸夸其谈。韩侂胄党羽罗列理学家罪状，弹劾朱熹，上奏皇帝将理学定为“伪学”。之后，朝中59名大臣被打成“伪学逆党”，有的罢官，有的贬逐，还有的被迫害致死。作为所谓的“伪学”领袖，朱熹在一片“伪君子”的唾骂声中抑郁而终。

庆元党禁历时七年之久（1195—1202），韩侂胄将一场学术之争演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当其亲信劝他及时收手，以免遭到士大夫报复时，韩侂胄还说了一句：“这些人难道不怕丢了饭碗吗？”

韩侂胄万万没想到，理学后来还是成为禁锢思想的统治工具，士大夫也对迫害他们祖师爷朱熹的韩侂胄，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报复。

从韩侂胄之后的做法来看，他当时反对理学，也是为结束朝中的战和之争，为北伐扫除障碍。

尽管理学家并非全是主和派，但他们到处宣传“存天理，灭人欲”，一味美化“三代”以上的王道盛世，维护的是当权者既得利益，也是为这半壁江山的盛世泡沫粉饰太平。

在主张富国强兵、一心北伐的主战派看来，这种思想显然不合时宜。庆元党禁后，朝中的主战派渐渐倒向了韩侂胄一边，他专权的最直接动机与结果，就是北伐抗金。

3

韩侂胄被后世贬为奸臣的另一个罪名，是仓促之下兴兵北伐。

南宋史书认为，韩侂胄发兵北伐，只是为了“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近年网上更有一些观点认为，主战派的辛弃疾、陆游等人都不支持韩侂胄。

若说韩侂胄没为北伐做准备，那真是冤枉他了。韩侂胄当政后，以他为首的统治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内部矛盾。

自隆兴和议后，宋金已持续了四十余年相对和平的局面。两军交战，牵一发而动全身，首要在于人心向背。

为了安抚民心、保障民生，韩侂胄加强救贫济困，曾在庆元元年（1195），一个月间连续发布政令：“蠲两淮租税”；“诏两浙、淮南、江东路荒歉诸州收养遗弃小儿”；“以久雨振给临安贫民”。

史书记载，韩侂胄擅权期间，遇大疫，朝廷出钱给贫民治病医药，安葬死者；遇火灾，从内库出钱十六万缗、米六万五千余石，以救济灾民；遇旱涝，朝廷广泛赈济，减轻赋税。开禧元年（1205），为了给北伐制造声势，韩侂胄政府更是下令“永除两浙身丁钱绢”。

就连川蜀地区地主对佃农的长期压榨，也在韩侂胄当政时得到控制。

韩侂胄接受四川官员奏请，改革仁宗时的“皇祐法”与孝宗时的“淳熙法”，推出“开禧法”，规定：地主只能役使佃客本人，不能强迫其家属充当佃农；典卖田宅的人，任其离业，不强迫他充当佃户；佃户身死，其妻女改嫁者，都听其自便；等等。这些针对地主与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改革，极具先进性，甚至有点儿北宋时期变法的遗风。

韩侂胄专权，固然有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的事实，但他对州县长官的考核也十分严格，奏请宁宗恢复了前朝实行过的臧否制度，给地方官员们制定KPI考核，以州县官是否亲民、治理好坏为标准，分为三等。

更狠的是，韩侂胄指出，冗官日益严重是由于恩荫过滥，增加了财政负担，向皇帝提议减奏荐恩。比如娶宗室女为妻授官的，终身只能任一子为官；减少由于各种身份任命的“添差官”（额外加派的官员，有的没有实际职务，称添差不厘务）。这些措施像刀一样，刀刀往权贵身上割。

韩侂胄当政14年，步子迈太大，得罪了不少人。然而，他在庆元党禁中排除异己，却未对他们赶尽杀绝。党禁弛解后，一些昔日的“伪学逆党”再度得到起用，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得以复官。如果说韩侂胄是奸臣，那他估计还不够奸，不然怎么留着这些理学家，对自己伺机报复？

另外一些长期潜伏在朝堂上的政敌，也在暗自磨刀。这为韩侂胄的惨死埋下了伏笔。

4

南宋主战派大多视韩侂胄为领袖，其中就有为人熟知的爱国词（诗）人辛弃疾和陆游。

为了北伐，韩侂胄起用一批主战派官员。64岁的辛弃疾再度出山，被任命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戍守江防要地。辛弃疾归宋近四十年，胸怀收复失地的壮志，一身才华却无处施展，此前长期闲居家中。得到韩侂胄提拔后，他精神倍儿爽，立马前往赴任，不久后又调任镇江知府。

辛弃疾对这次北伐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到镇江后，置办一万套新军装，招募淮河沿岸的壮丁，并向上级提出在两淮组织二屯，每屯二万人进行训练，以对抗金兵，他还派出多名间谍到中原各地刺探情报。

在镇江，他登上北固山，写下了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其中“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一句，被一些人解读为含沙射影，暗讽韩侂胄如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一样草率北伐，必将自食苦果。但实际上，辛弃疾应该是在劝说韩侂胄，不要重复以往北伐的错误。这并不是反对北伐，更何况，他本人就是此次北伐的号召者之一。

开禧北伐前，辛弃疾曾入朝向韩侂胄力陈：“敌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北伐之后，他又抱病接受枢密院承旨的任命，原本要赶赴前线指挥军事，却没来得及上任就病死家中，临终前还大呼“杀贼”！

辛弃疾是多年的主战派，对局势的判断极为敏锐。

当时，金朝正遭受内忧外患的打击。女真贵族在实现封建化的同时，不断加重剥削，引起各族人民的反抗，其统治集团也老是闹内讧。金章宗在位时，就有女真贵族割据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叛变，历时十年之久，打得金兵“师旅大丧”。五国城是靖康之变后金人囚禁徽、钦二帝的地方，那是女真贵族的老家，这下子后院都起火了。

到了13世纪初，蒙古骑兵悄然崛起，不断侵扰，也对金朝形成了严重威胁。韩侂胄北伐这一年，45岁的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诸部，在斡难河建立大蒙古国，开启血腥的征服之路。

在大多数主战派看来，北伐，没毛病。

韩侂胄的另一位好同志陆游，态度缓和一些。

年逾古稀的陆游依旧是坚定的主战派。一方面，他支持韩侂胄兴师，写诗为其祝寿，“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表达收复失地的深切希望；另一方面，他对处于权力中心、一意孤行的韩侂胄感到深深的隐忧，劝诫他知进退，以免引火烧身，“苦言谁解听，临祸始知非”。

韩侂胄为北伐做的另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是向宋宁宗进言，追封岳飞为鄂王。这是自孝宗之后再次为岳飞平反，但他比宋孝宗做得更绝，坚决地“崇岳贬秦”。开禧北伐之前，韩侂胄上奏，请皇帝削去秦桧当年追封的王爵，并把其谥号改为“谬丑”。贬斥秦桧的制词中有一句“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广为传诵，主战派大受鼓舞。

当时，朝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个叫史弥远的大臣就上书道：“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系甚重，讵可举数千万人之命轻于一掷乎？”

韩侂胄也许听到了反对的声音，却没有发现背后隐藏的杀机。

5

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北伐拉开序幕。开禧北伐三路分兵，起初捷报频传，更有毕再遇等猛将身先士卒，屡立奇功。

毕再遇并非韩侂胄一党，他出身将门，其父毕进曾隶属于岳家军。开禧北伐时，毕再遇年已六十，不过是一介中级将领，却治军有方，颇有声望。开禧二年，毕再遇作为东路军先锋，率军攻泗州（今安徽泗县），精选87名战前招募的新兵作为敢死队，冲锋陷阵，堪称大宋版“战狼”。

两军交战时，毕再遇亲临阵前，披头散发，佩戴鬼面具，身上披着金箔纸钱，竖起“毕将军”大旗，十分拉风。攻破泗州东城后，他更是对着西城喊话：“大宋毕将军在此，尔等中原遗民也，可速降！”

在宋军大举进攻之下，金朝大为震惊。两淮多地丢失后，金章宗一味求和，主动示好，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力图避免与宋开战，并下诏“宋韩侂胄祖琦坟毋得损坏，仍禁樵采”，生怕得罪了韩侂胄。金章宗与南宋使者相见时，更是几近软语相求，称“朕惟和好岁久，委曲涵容”，像极了在挽留前任的小青年。

但随着金军后发制人，反攻宋军，宋军暴露了此次北伐的一大失误——用人不当。

韩侂胄在物色西线战场的四川守将时，选择了抗金名将吴璘的孙子吴曦。

吴氏一族在川蜀经营多年，镇守西部防线数十载，南宋朝廷为防止发生变故，到了吴曦这一代，将他召回临安供职。吴曦对此早已心怀不满，正好借北伐的机会再次入蜀。可他就是个草包，对金人几次用兵，都损兵折将，陕西金兵乘机进军，屯兵于大散关，威胁川蜀。

此时，金朝发现了吴曦动摇的立场，金章宗亲自写信劝降，称愿封吴曦为蜀王，劝他不要重蹈岳飞功高被害的覆辙。这些话杀伤力太大。吴曦得到金人书信，胆子肥了，竟然真的起兵叛变，自称蜀王。他迅速控制了整个四川，拥兵十万，还迷之自信，扬言要与金兵合攻襄阳。

这个抗金名将后人，无耻地归降金朝，自然是不得人心，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他就被当地军民所杀，但西线抗金的形势已急转直下，北伐的战略部署也被打乱。

吴曦叛宋降金，还为朝廷主和派攻击韩侂胄留下口实。韩侂胄与吴曦私交匪浅，且力主吴曦入蜀。蜀地叛乱后，就有大臣上奏称：“（韩侂胄）与逆曦结为死党，假之节钺，授以全蜀兵权。曦之叛逆，谁实使之？”这是说吴曦叛变，韩侂胄难脱罪责。

西线崩溃后，金朝西兵东调，集中兵力对抗东、中路宋军。到了夏天，不是连下大雨，就是烈日当空，宋军逐渐疲乏，“器甲烂脱，弓矢皆尽，所至水潦横溢，粮食不继”，北伐之初的军事优势荡然无存。

此时，南宋朝廷中议和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韩侂胄在形势不利后向金朝提出议和，但按《宋史·丘崈传》的记载，率先赴金求和是东线主将丘崈擅自行动，并未得到韩侂胄同意。丘崈是地地道道的主和派，北伐之前骂主战派是“夸大贪进之人”，就这样一个畏金如虎的包，却被推为东线主将。这是韩侂胄的另一大失策。

西线叛乱，东线主和，韩侂胄在投降派的包围之下越发孤立，逐渐转守为攻，于次年派出使者与金朝进行谈判。金朝态度强硬，竟然拒绝以韩侂胄为谈判对象，而且提出无理要求，要南宋割让两淮，增岁币五万两，犒军银一千万两。更嚣张的是，金人还要南宋朝廷斩元谋奸人（韩侂胄）并函首献给金朝。

6

到了开禧三年（1207），宋军疲惫不堪，金军也元气大伤，甚至三易主帅，双方逐渐陷入僵持。但韩侂胄真正的敌人，并不是金人，而是南宋朝廷中的倒韩势力。北伐失利后，韩侂胄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韩侂胄的侄孙女韩皇后去世后，宋宁宗再次册立皇后，在杨贵妃和曹美人之间摇摆不定。

杨贵妃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女强人。她年少时只是太皇太后吴氏身边的宫女，因聪明伶俐、姿色出众，被当时还是皇子的宋宁宗赵扩一眼看中。她为人工于心计，颇识权术，不是一个好惹的深宫女子。相反，曹美人性格柔顺，毫无威胁，韩侂胄仗着自己的权势，向皇帝提议册立曹美人为后。

这一次，宋宁宗却没有听从韩侂胄，坚持立了自己更宠爱的杨贵妃。

杨皇后上位后，深恨韩侂胄曾经反对立自己为后，几年来都想着整垮他，于是暗中积蓄力量，笼络中枢大臣，主和派的史弥远成了她的主要盟友。

这股倒韩势力渗透到了韩侂胄一党。李壁原本是韩侂胄的支持者，当朝廷风向转变后，他也跟着转投杨皇后和史弥远，只求及早脱身，借倒韩以立功“赎罪”。

在被害前夕，韩侂胄已察觉到有敌对势力在图谋对付自己，他对李壁说：“我听说朝中有人想要改变当下的局面，相公知否？”李壁担心事情泄露，只好打马虎眼，说：“哪有这回事？”韩侂胄默然不语。

李壁的这番话并未消除韩侂胄的疑心。十一月初三，韩侂胄遇刺之日，他当时入宫，很有可能是为了采取行动，对反对派下手。此前一天，他曾与亲信密谋，“一网尽谋韩之人”，用台谏弹劾的方式来清除政敌。

倒韩势力得知后，才决定先下手为强，第二天就派人暗杀。

正是这短短的一天时间，让韩侂胄错过了与杨皇后、史弥远对决的机会，被挝杀于玉津园夹墙内。

7

韩侂胄死后，金朝与南宋议和，坚持讨要韩侂胄的首级。韩侂胄一党溃败，南宋朝廷已被杨皇后与史弥远一党所控制，他们命人劈开韩侂胄的棺材，割下头颅，装在匣子里送到了金营。

当时，韩侂胄被打成“奸臣”。有人认为，奸凶之首不足惜，但也有不少人反对，认为此举大损国格，抗议道：“今日敌要韩首，固不足惜。明日敌要吾辈首，亦不足惜耶？”

临安城内，原本反对北伐、党禁的太学生纷纷为韩侂胄鸣不平，还有人题诗表示不满：“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宗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於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这是将韩侂胄比作七国之乱时被汉景帝冤杀的晁错，以及荆轲刺秦中为刺杀秦王壮烈献身的樊於期。可见，人们同情韩侂胄的遭遇。

史弥远不顾众人反对，不仅与金人签订了更为屈辱的“嘉定和议”，还恢复了秦桧的封爵与谥号，更是对韩侂胄一党尽数贬黜，杀韩党重臣十余人。

时人认为，韩侂胄是“身陨之后，众恶归焉”。韩侂胄为了北伐，曾拿出20万家财作为军费，也对曾经打压的理学士大夫采用了弛禁政策。但理学家们不忘旧仇，他们对韩侂胄的报复，从南宋一直延续到了明清。

到了元代编纂的《宋史》中，卖国求荣的史弥远不是奸臣，坚持抗金的韩侂胄倒成了奸臣。明代文人李东阳对此愤愤不平，说：“议和生，议战死。生国仇，死国耻。两太师，竟谁是？”韩侂胄与史弥远都官拜太师，这两位太师，谁是谁非，高下立判。近代史学家邓之诚说，韩侂胄的所作所为“不尽如宋史所诋”，说他是权奸误国，也“不免门户道学之见”。

开禧北伐之后，金人得到韩侂胄的首级，也没有肆意侮辱，反而在进行安葬后，给予韩侂胄一个耐人寻味的谥号“忠谬侯”，取“忠于谋国，谬于谋身”之意，跟史弥远大改实录的卑劣行径简直是天壤之别。

一个得到敌人尊重的人，人品不会差到哪儿去。那些曾坚决跟他站在同一战线的人，也不会抛弃他。

老将毕再遇，因战功从七品武官升任扬州、淮东安抚使，是开禧北伐中崭露头角的将星。韩侂胄死后，他虽非韩党，却多次上疏请求解甲归田，表示抗议。正因毕再遇在开禧北伐中屡建奇功，后来他被史弥远一党以各种罪名贬谪，昔日战功也被一并抹杀。正史对他在北伐之后的记载，只剩下寥寥数十字。

在韩侂胄遇害两年后，年迈的陆游在病重垂危之际，满怀悲愤写下了《示儿》一诗：

陆游的悲叹，叹息的是南宋不断滑落的国运。

韩侂胄之后，南宋再难有如他那样在时代浪潮中逆风而行的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