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兵临城下的蒙古人，德祐元年（1275），临安城里乱成一团。以两位宰相陈宜中和留梦炎为首，南宋朝廷的大小官员们纷纷弃职逃命作鸟兽散。

自从靖康之变（1127）以来，南奔建立的南宋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冲击和高压之下，如今，女真人虽然亡国，但不断南下的蒙古人却更加精锐致命。望着临安城下的蒙古兵，66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发现，她和年仅4岁的宋恭帝赵㬎，已经孤独无依。

谢道清下令，在临安城中张榜痛斥公开逃窜的各级官员：“我朝三百多年，对士大夫以礼相待。现在我与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一人出来救国。我们有什么对不起大家？你们内臣叛官离去，地方守令舍印弃城……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但蒙古人对此有另外一种解释。在逃窜前，南宋宰相陈宜中派出使者柳岳前往蒙古大营谈判，以无比卑下的姿态摇尾乞怜说：“希望贵国能够怜悯我们、班师回朝，我们肯定会每年进贡，修好于大元。”蒙古军的统帅伯颜倒是回答得干净利落：“如果想让我军停止前进，你们是想效仿当初吴越国国君钱俶，向我们纳土称臣？还是效仿南唐的李后主出降？当初宋人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天又失之于小儿之手，这是天意，不必多说了。”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从年仅7岁的后周皇帝柴宗训处夺得帝位建立宋朝，如今大宋似乎也将亡国于年仅4岁的宋恭帝赵㬎。

冥冥之中，历史确实蕴含着某种诡异的宿命。

1

南宋生死存亡关头，一位状元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

他就是在南宋宝祐四年（1256），以21岁之身荣膺状元的文天祥（1236—1283）。眼下，这名40岁的昔日状元，正担任赣州知州。

自打1234年蒙古人灭亡金国，持续不断南侵以来，历经四十多年抵抗，南宋的耐心和国力已经日渐耗尽。很多人开始观望形势，首鼠两端，以致当蒙古人逼近临安城，南宋皇室向天下发出勤王诏书时，响应者竟然寥寥无几。

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前往临安拱卫京城。这位“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的美男子状元，捧着勤王诏书痛哭流涕。他对门客说：“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

文天祥当年初入仕途，因为性格忠直得罪了权臣贾似道，而被贬出朝廷。尽管在地方“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但一到国家危难时刻，他却不畏艰难，“尽以家资为军费”。

面对虎狼之师的蒙古兵，有友人劝告他说，如今元兵三路直逼临安，而你却带着一万多人的乌合之众去以卵击石，这跟赶着一群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这位状元出身的地方官员回答说，我又何尝不知，但国家危难，眼下征召天下勤王，却“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他散尽家财募兵，日夜疾驰奔赴临安。在江苏虞桥，他临时组织的毫无作战经验的勤王义军，被凶悍且久经战阵的元兵屠戮殆尽，他不得不率领残兵退保余杭。

然而在临安城外，起初文天祥却被拒绝入城。在宰相陈宜中等人眼里，文天祥的勤王之举是“猖狂”和“儿戏”。因为在更多的文官看来，文天祥越忠诚，就越衬托其他文官武将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所以一直到当年十一月，蒙古兵已将临安城团团包围之时，文天祥才被召入临安城中。

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被任命为临安知府，协助拱卫京师。当时，元朝大军已经逼近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在敌兵的震慑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考中状元的左丞相留梦炎开溜了。然后，右丞相陈宜中也脚底抹油了。

无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只得颁发懿旨，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全权负责与城外元军主帅伯颜的谈判事宜。

当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才发现那些当初共富贵的人，都逃跑了。剩下那些他们看不入眼的人，却选择了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宋朝养士三百年，这是最后的考验时刻。

2

在宋代以前，封建王朝通过荐举制、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选拔人才。尽管唐代开始有了科举，但是由于人才选拔规模太小，加上多为贵族垄断，因此唐代并未能通过科举制培育出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从根本上说，宋代以前的朝代兴衰，更多是贵族间的斗争，而与知识分子群体无关。

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的急剧扩大，平民阶层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参与朝政。北宋末期，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已达10万多人，而南宋时期的12世纪后期，尽管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但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更增加到了40多万。

通过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广大知识分子有了直接的通道可以实现阶层流动和上升。也因此，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国家兴亡的责任担当意识开始强烈膨胀，以致北宋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敢于在宋神宗面前，公开阐述皇权必须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后世强调皇权独裁的明清时代，宋人和宋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自信，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尽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但宋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践行这种理念。

在文天祥看来，他状元出身，以赣州知州的身份起兵勤王，如今危难之际临时被任命为宰相，对于家国天下，更是承担着发自肺腑的崇高责任。

当时，文天祥等人主张依托临安城中的几万残兵和数十万百姓支持，与元兵进行攻守决战。然而66岁的谢太后和4岁的宋恭帝赵㬎束手无策，他们和更多的文官仍然痴痴梦想着蒙古人能和此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样，在得到更多的岁币和纳贡后可以退兵回朝。

妇人小儿无力挽救赵宋天下，无奈下，文天祥只得代替宋廷，再次出城谈判。面对气焰嚣张的元军统帅伯颜，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缩，坚持与伯颜抗争辩论。伯颜怒了——一位即将亡国的南宋宰相，竟然敢如此当面顶撞他——于是下令，将文天祥拘押锁铐起来。

文天祥公开怒斥伯颜并被拘押的这一天，是德祐二年（1276）农历正月二十四日。10天后，二月初五，南宋朝廷在临安向元军投降。

与149年前经历靖康之耻（1127）灭亡的北宋一样，南宋，也已接近穷途末路。

但危难之际，谢太后仍然命令陆秀夫等人，在南宋朝廷于临安投降元朝之前，秘密护送着赵宋皇族最后的血脉——7岁的赵昰和4岁的赵昺，出走福州。

临安之降后3个月，1276年5月，陆秀夫和赶来护驾的张世杰一起，在福州拥立赵昰登基，是为宋端宗。此后，被元军押解北上的文天祥，也在途中逃脱南下，历经九死一生辗转来到福州，并被任命为右丞相知枢密院事。

当时，南宋已经濒临末日，但在各个角落，仍然有忠臣义士在顽强抵抗元兵。在扬州，尽管得知首都临安已经沦陷，但驻守的李庭芝和姜才等人却始终坚持不降。在率兵转战泰州兵败被俘以后，李庭芝最终殉国。姜才临死前，仍然对元兵破口大骂，誓死不降。

在重庆，张珏等人则一直孤军奋战。一直到临安沦陷两年后的1278年，从钓鱼城率兵转战重庆城的张珏才最终兵败被俘。他不愿投降元朝，用弓弦上吊，以身殉国。

与此同时，从元兵手中逃脱的文天祥也再次出发，从1276年7月到1278年11月，他先后组织义兵，一度收复了被元兵占领的江西赣州、吉州等地。然而在江西永丰，他再次遭遇败绩，妻妾子女都被元兵俘虏。而在进军广东潮州过程中，他的军队又开始流行瘟疫，并夺走了他剩下的唯一的儿子。

文天祥已然一无所有，可他仍然在坚持战斗。

他率领最后的残兵一路转战，在退到广东海丰时，被元朝将领张弘范部队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文天祥最终被捕，仓促之中，他吞下脑子（龙脑）试图自杀，没想到自杀失败。

这是他第一次自杀。

元将张弘范要他跪拜，他坚持不拜。张弘范又要求他写信劝降陆秀夫和张世杰等人，文天祥却说：“我无法保卫自己的父母，又怎么可能教别人背叛自己的父母？”

他宁死不降，在被元军押解前往追击宋军时，写下了千古闻名的《过零丁洋》：

他已然抱定必死的决心。

3

在文天祥的时代，随着家国意识的强化，以及程朱理学的影响，知识分子心中“家、国、天下”已经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早在北宋时，理学家张载就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并在此后切实影响了无数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终生。在宋代儒士们看来，“家国”是密不可分的。宋代以前的知识分子，一是没有形成像宋明清如此庞大的群体，二是没有形成如此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而宋代“三百年养士”的结果和终篇，就是文天祥和陆秀夫的末世悲歌。

这已经不仅仅是家国兴亡，而是天下兴衰、匹夫有责了。

南宋宝祐四年（1256），21岁的文天祥荣膺当年科举状元。当时，19岁的陆秀夫也高中进士。作为同榜和同年，这两位南宋末世的知识分子，在穷途末日中坚持不懈地战斗着。

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捕的当年，1278年，年仅10岁的宋端宗赵昰在流亡途中病逝。随后，陆秀夫又与张世杰一起，共同拥立当时年仅7岁的赵昺为帝，继续抗战。

从福州退守广东后，在崖山，1279年2月，陆秀夫和张世杰率领残余的十多万南宋军民，与元兵展开了最后的战斗。

宋军最终惨败。

面对重重包围的元兵，不愿屈服投降的陆秀夫，毅然背着8岁的宋帝昺投海自尽。在得知陆秀夫和宋帝昺跳海自尽的消息后，张世杰仰天长啸，泪流满面地说：“我为赵氏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亡矣，不知天意为何？”飓风中，张世杰也跳入滚滚波涛之中，追随那个他为之奉献所有的王朝而去。

整个崖山之战，史书记载，南宋最后残存的十多万军民，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不甘受辱投海自尽，“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尽管首都临安已经于1276年沦陷，但这些残存的忠臣义士，仍然坚持奋战到了三年后的1279年。

至此，南宋彻底毁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

崖山之战后，元军统帅张弘范非常得意，下令在崖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元朝灭亡以后，当地人将张弘范的字全部铲掉，改刻上了“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个大字。

当时，文天祥在被关押的海船上，目睹了这场南宋的亡国之战。后来，他写下了《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无疚，我生之后遭阳九。厥角稽首并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当。出师三年劳且苦，只尺长安不得睹。非无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为人擒。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蝟交沧溟。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南宋已灭，元军统帅于是让人再次押来文天祥，引诱他说：“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丞相您对宋朝的忠孝已经倾尽全力了。如果你能用对待宋朝的忠心，来对待当今的圣上（忽必烈），那么一定还可以当上宰相！”

对此，文天祥泪流满面地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又怎么能够背叛国家，不与之同生共死呢？”

一席话，说得张弘范也动了恻隐之心。他命人护送文天祥北上大都觐见忽必烈。

文天祥再次自杀求死。在路途中，他绝食八日，没想到仍然不死。于是他放弃绝食，决定与蒙古人周旋到底，最终以求一死，为大宋殉葬。

在《言志》诗中他写道：

4

在元大都的监狱里，忽必烈让当时已经9岁的宋恭帝赵㬎出面劝降文天祥。

当看到宋恭帝一身蒙古人装扮出现在牢狱中时，文天祥立马跪在宋恭帝身前泪流满面。他说：“臣不能保大宋，致使陛下今日，深愧。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当时宋恭帝已经懂事，也在文天祥面前失声痛哭。

在牢狱中，蒙古人又将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和两个女儿柳娘、环娘罚没为奴，并让他的女儿柳娘写信给他，并提示他说，只要他愿意投降，他的家人马上可以恢复自由身，他本人也可享受荣华富贵。但文天祥执意不肯，在回复自己妹妹的信中，文天祥写道：“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为了逼迫文天祥投降，慑服亡宋子民，元朝宰相孛罗亲自提审文天祥。文天祥坚持不肯下跪，强硬地说：“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

当时已经投降元朝的王积翁等人上书忽必烈，请示说，文天祥坚持不降，或者就将他释放做道士好了。但同样为宋朝状元宰相出身的留梦炎却强烈反对，留梦炎说：“文天祥如果被释放，复出号召江南，那我们这些投降的人，将置于何地？”

对于生死，文天祥早已超脱看透。在元大都的监狱中，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夏，文天祥写下了《正气歌》：

从1278年被俘，到1279年目睹崖山之战南宋的毁灭，中间两次自杀，始终坚持不屈的文天祥，最终在被关押四年后的1283年，迎来了忽必烈的再次提审。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1283年1月8日），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却说：“我文天祥作为大宋的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

忽必烈仍然重视这位南宋的状元宰相，便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望？”

文天祥显得非常淡然，只是说：“我文天祥受大宋的恩惠，官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愿赐之一死足矣！”

次日，他被引出就刑。

临刑前，他特地要求，向着南方故国大宋的方向郑重跪拜。

然后，他要来纸笔，写下了最后的绝命诗：

写完最后的诗，他对着围观的上万市民呐喊：“吾事毕矣！”

然后，他从容就义。他死后几天，妻子欧阳氏为他收尸，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他的遗言：

在办完文天祥的丧事后，妻子欧阳氏也选择了跟随文天祥，自尽殉亡。

南宋在1279年灭亡整整四年后，王朝的最后一位忠臣义士，最终选择了一条殉国之路。至此，宋史才算合上了无尽叹息的最后一页。

5

文天祥死后，元人针对谢太后于1276年在临安城怒斥文官贪生怕死一事写道：

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者甚于生者，可不谓“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因为文天祥的榜样，还有无数像陆秀夫这样的忠烈选择殉国，元人对于宋人“养士三百年”，最终盖棺论定，予以了中肯的评价。

而在宋代理学的影响之下，文天祥的人文形象也被不断塑造。在此后越来越重视纲常和人臣之义的封建王朝，文天祥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足以为万世“忠君爱国”的典范。殊不知，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强烈自省，以及对天下兴亡的忧患责任，内涵远远不止于此。

到了明亡清兴的鼎革之际，以文天祥为榜样的文人士大夫层出不穷。文天祥强烈的人格力量，使得在明末清初不懈奋斗的文人士大夫们振奋不已。例如江西金溪人傅鼎铨就在明朝灭亡后，跟随同乡揭重熙募兵抗清，傅鼎铨兵败被捕后，被清廷要求作书招降揭重熙。傅鼎铨引用了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所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进行拒绝。

在狱中，傅鼎铨还写下了《正命铭》：

经严猾夏，义大复仇。民安弗获，主辱何求。生不负学，死不降志。取义存仁，庶毕吾事。

这生命中最后的自白，与前辈文天祥的遗嘱“衣带赞”内涵相同，追求一致。

“取义成仁”，自文天祥以后，一直在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

明末，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曾孙，同样状元出身的文震孟就以忠义著称。文震孟在世时直言上疏对抗阉党，被视为文天祥转世。文震孟死后，文震孟的儿子文乘又在明亡清兴之际起兵抗清。文乘临死前面不改色，先是朝着北方明朝首都北京的方向跪拜，然后又朝着南方苏州家乡的方向跪拜。他留下遗书：

在文天祥的老家江西庐陵，当时人供奉有文天祥的纪念祠文信国公祠，临死前，文乘呐喊，我的灵魂将皈依你啊，文信国公祠，公（文天祥）其许我！

而曾经与郑成功一起反攻江浙一带的张煌言，兵败被捕后，在监狱中，也是一遍遍抄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在杭州西湖边凤凰山就义前，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呐喊道：

一个张煌言死了，又一个“文天祥”活了。

对于文天祥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天祥强烈的精神榜样，一直都是儒家“取义成仁”的典范。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忠君爱国”的范畴，而是一种超脱于生命之上，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我期许和责任担当，进而内化成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力量。

对此，尽管自己是取代明朝的满清皇裔，但乾隆皇帝仍然公正地评价说：

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该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

好一个“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近现代历史学家蔡东藩评价说，文天祥与陆秀夫、张世杰这“宋末三杰”，“奔波海陆，百折不回，尤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争之一隅，城守不能而争之海岛，明知无益事，翻作有情痴”。

此后，在外敌入侵，中国再次遭遇国难的历史背景里，在中华民族从传统的“天下—华夷”观到“世界—民族”的涅槃重生中，蒋介石评价文天祥说：“文天祥忠君爱国的精诚和崇高伟大的人格，更不只江西一省之光荣，实堪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精神与人格，并为整个民族万古不变的光荣。”

作为一个民族永恒的榜样，文天祥跨越了时空，渗透进各个人群和阶层，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不断浴火重生的精神力量和至高榜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早已超越了知识分子的局限，而转化成为民族魂的象征。

一个大写的宋人，他始终无愧于天，无愧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