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祈祷什么？问我，我祈祷什么？我不上教堂祷告。我自己祈祷，我想要爱情！我有能力爱人，我为我的爱祷告！但是我……（突然不说话，可以感觉到她不想讲）我该记得吗？也许我应该把那些事抛在脑后？

我没看过相关的书籍或电影，电影里描述的是战争，我的爷爷奶奶说他们没有童年，只有战争。他们的童年是战争，我的童年是切尔诺贝利，我就是来自那个地方。你是作家，但没有一本书可以帮助我理解，剧场不行，电影也没办法。但是我自己理解了，全靠我自己，我们都靠自己活下去，我们别无他法，我无法用头脑去理解。

我母亲尤其困惑，她教俄罗斯文学，总是告诉我要从书里学习，但是没有任何一本关于这种事的书，所以她很困惑。

没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我们该怎么办？我应该记住吗？我想记住，却也不想。（她仿佛在听自己说话，也像是和自己争辩）如果科学家什么都不知道，作家什么都不知道，就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和死亡帮助他们。我妈妈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不想思考这个问题。我要快乐，我为什么不能快乐？

我们住在核电厂附近的小镇普利彼特，那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我们住在一栋大型组合建筑的五楼，窗户望出去就是核电厂。四月二十六日——那座城市的倒数第二天，那里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不是我们的城市。邻居坐在阳台上用望远镜看火，我们几个小孩骑脚踏车冲到电厂，没有脚踏车的人都很嫉妒。没有人骂我们，没有人叫我们不要去。我们的父母、老师都没说。

吃午餐时，河里已经没有渔夫，他们回来时全身漆黑，你在索奇晒一个月也不会变得那么黑，那是辐射！核电厂上方的烟雾不是黑色或黄色，而是蓝色的，但是没有人骂我们。我们习惯听到这里或那里爆炸，可那只是普通的火灾，被普通的消防员扑灭。

男孩子开玩笑说：“去墓园排队，最高的人先死。”我还很小，不记得我当时害不害怕，只记得很多奇怪的事一朋友告诉我，她和她妈妈花了一整晚把钱和金子埋起来，一直担心她们忘记埋在什么地方；我奶奶退休时拿到一只图拉的茶壶，不知道为什么，她最担心的就是那只茶壶、爷爷的奖牌，还有一台很旧的胜家牌缝纫机。

父亲下班回家，说我们要“撤离”，就像战争书籍里描述的。我们上了巴士后，父亲突然想到他忘了一个东西，连忙跑回家，回来时手里拿着还挂在衣架上的两件新衬衫。当时的感觉很奇怪，军人穿防护衣、戴面罩在街上行走，好像外星人。有人问他们：“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干吗问我们？”他们不耐烦地说，“看到白色的伏尔加车了吗？老板都在那里，去问他们。”

我们坐上巴士，天空好蓝，我们要去哪儿？我们的袋子和篮子里装着复活节的彩蛋和蛋糕。如果这是战争，那和我在书里看到的很不一样，应该到处可以看到爆炸。

巴士移动得很慢，因为不时有牲畜挡在路中央，几个人把牛和马赶开，空气中弥漫着尘埃和牛奶的味道。司机对牧羊人大叫：“你为什么让这些东西走在路上？辐射尘都踢起来了！为什么不带它们从田里走？”他们回骂说，践踏黑麦和草太浪费了。没有人想到我们永远不会回来，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我的头有点昏，喉咙发痒。老妇人没有哭，但是年轻女人在哭，我的母亲哭了。

我们用原价三倍的钱买火车票到明斯克。列车长替大家端茶，却对我们说：“给我你们的杯子。”

我们没有马上拿出来，他们的杯子不够吗？不！因为他们怕我们。

“你们从哪里来？”

“切尔诺贝利。”

一听到这个答案，人们就纷纷走开。

一个月后，我的父母获准进入公寓，他们拿了毛毯、我的薄外套和契诃夫的书信集——我妈妈的最爱。奶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没拿她自制的草莓果酱，毕竟果酱是装在罐子里，还是密封的。

他们在毯子上发现一个“污点”，我的母亲拿去清洗、用吸尘器吸，都没用。他们送去干洗，结果那个点竟然“发光”，他们只好用剪刀剪掉。那是同一张毛毯，同一件外套，但是我不能盖那张毛毯，也不能穿那件外套了。我不怕那些东西，我恨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可能害死我！我心里有一股自己也不是很了解的恨意。

每个人都在谈论那起意外：在家里、学校、公交车、大街上。人们拿它和广岛比较，但是没人相信，你如何相信你无法理解的事物？无论多努力都无法理解。我记得我们离开时，天空好蓝好蓝。奶奶无法适应新家，总是想念我们的老家，临终前她说：“我想吃酸模！”我们好几年不能吃酸模，那种植物最能吸收辐射。

我们把她葬在她的老家杜布洛尼，那座村子在隔离区，以铁丝网围着，还有军人拿机关枪看守，他们只让大人进去——我的父母和其他亲戚，可是我不能进去，他们说：“小孩子不可以进去。”我马上就明白，我以后永远无法探望奶奶了。我明白。

什么书会告诉你这种事？什么地方发生过这种事？妈妈也承认：“我开始讨厌花草树木了。”她连自己也怕。他们在墓园的草地上铺桌巾，放上食物和伏特加，准备守灵。士兵拿辐射探测仪测量，接着就扔掉所有东西。花啊草啊，所有东西都哒哒作响，我们把我们的奶奶安葬在什么地方？

我很害怕，不敢谈恋爱。我有未婚夫，我们已经注册了。你有没有听过日本广岛的“被爆者”？他们是原子弹生还者，只能彼此通婚。这里没有人写这件事，没有人谈论，但是我们存在——我们是切尔诺贝利的“被爆者”。

他带我回家见他的妈妈，她是很好的妈妈，在工厂担任经济学家，十分活跃，经常参加不同政见者会议。这位人很好的妈妈发现我是切尔诺贝利的难民，她问我：“但是亲爱的，你可以生孩子吗？”

我们已经注册了！他求我：“我可以离开家，我们租房子住。”但是他妈妈对我说：“亲爱的，对某些人来说，生孩子是一种罪孽。”

爱人也是一种罪孽。

在他之前我有另一个男友，他是艺术家，我们也打算结婚。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有一天我走进他的工作室，看到他朝着电话大喊：“你好幸运！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

他平常是很冷静的人，不轻易流露感情，讲话几乎不带惊叹号。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他的朋友住在学生宿舍，看到隔壁房的女孩用裤袜上吊，他把她解下来了。我的男友异常兴奋，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你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他把她抱在怀里，摸她的脸，看到她唇上的白色泡沫，我们动作快一点可能还来得及。”

他完全没有提到那个死掉的女孩，丝毫不同情她，他只想去看，去记住，当成以后画画的灵感。我想起他曾经问我：核电厂的火是什么颜色？有没有看到被射死的猫和狗？它们是不是躺在街上？有没有人哭？有没有看到它们是怎么死的？

从此以后……我没办法和他在一起了，我无法回答他。（停顿片刻）我不知道我想不想再见到你，我觉得你也用同样的眼神看我，和他一样，只想观察我，然后记下来，就像在做实验。我无法摆脱那种感觉，永远无法摆脱那种感觉。

你知道生小孩可能是一种罪吗？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种事。

---卡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