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

尼娜·康斯坦丁诺芙娜

尼古拉·普罗霍罗维奇·扎尔科夫

两人皆为教师。尼古拉教劳工研究，尼娜教文学。

尼娜：

我对于谈论死亡的话题已经习以为常了。你听过孩童们谈论死亡吗？我的七年级学生在辩论死亡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以前的孩子总是会问：我们是怎么出生的？婴儿是怎么来的？现在他们却在担心核战后会发生什么事。孩子们不再喜欢那些古典文学，我背诵普希金的诗给他们听，却只看到他们冷漠、空洞的眼神。

他们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他们喜欢阅读科幻小说，读着人们脱离地球，以太空时间计时，到达另一个世界。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他们跟大人不同，不会害怕死亡，他们对死亡充满着幻想。

我时常思考——当死亡近在咫尺，你很难不去想这些事。现在俄国文学班上的孩子，跟我十年前所教过的孩子不一样。这些孩子成天看着人或物品被埋入土中，被安置在地下。不论是房子或是树木，无一幸免。

如果让这些孩子排队等十五至二十分钟，其中一部分就会开始头晕，流鼻血。你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惊喜或是让他们感到开心。他们总是疲惫又困倦，脸色灰白。他们不会玩耍、嬉闹。

如果这些孩子打架或是不小心弄破了玻璃，老师们反而会感到很庆幸。我们不会对他们大声责骂，因为他们的表现并不像小孩。他们学得很慢。在课堂上，你请一个孩子跟着朗读，但那个孩子就是做不到，到最后你仅仅要他跟着你念一个句子，但他还是做不到。你会情不不禁想要问他：“你人在哪里？你人还在吗？”

我时常思考这些事。好像用水洒在墙上作画，没人知道我在画什么，没人猜得到，也没人有任何头绪。我们的生活中总是离不开切尔诺贝利。事情发生时，你人在哪里？反应炉离你的住处有多远？你看到什么了吗？有谁过世了？他们去哪里了？

我还记得刚开始几个月，街上的餐厅里又热闹起来了——人们说着“人生只有一次”，“如果我们会死，也要听着音乐死去”，接着军队跟官员们开始来来去去。现在，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切尔诺贝利。一个年轻的孕妇突然死去，死因不明。法医也没有诊断原因。一个小女孩上吊自杀了，她才五年级。就这样……不知缘由地自杀。她还是个小女孩啊。

所有事只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切尔诺贝利。不论发生什么事，每个人都归咎于切尔诺贝利。人们对我发脾气说：“你身体不舒服，是因为你感到害怕。你因为恐惧而身体不适，这叫辐射恐惧症。”但为什么小孩子也生病死亡呢？他们不知道该害怕什么，他们还不懂。

我还记得那些日子。我的喉咙刺痛，全身沉重。

“你只是患了虑病症，”医生这样跟我说，“因为切尔诺贝利事件，现在每个人都会这样。”

“什么是虑病症？我觉得很虚弱，全身都在痛。”

我跟我丈夫的腿都开始麻痹，没有感觉了，但我们都不太好意思跟对方说。每个人都在抱怨，包括我们的朋友，每一个人。当你走在街上时，你会想要就地躺下来休息。上课时，学生们趴在教室的桌子上失去了意识。每一个人都变得不快乐，变得阴沉，一整天看不到一张友善的面孔。人们的脸上看不到微笑，什么表情都没有。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孩子们必须待在学校，严禁外出或四处走动。

孩子们都领取了派发的衣物：女孩拿到的是裙子跟衬衫，男孩领到西装。但当他们把衣服穿回家后，接下来怎么处理，我们却一无所知。根据官方指示，母亲们需要每天清洗这些衣物，这样孩子才能穿着干净的衣物上学。但是这些孩子只领到一套衣服，每人只有一件裙子跟一件衬衫。其次，处理牲畜等家事，早已让母亲们忙不过来，她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衣服非得每天清洗不可。对这些母亲而言，衣服上该洗的污垢是墨水、泥土或是油渍，而非短半衰期的同位素。

我试着向家长们解释，但是对他们来说，我就像非洲来的巫医一样难以理解。一个母亲不理会我的劝告：“到底什么是辐射？听不到又看不见……好吧，让我告诉你辐射是什么：辐射让我们总是入不敷出。过去三天，我们只靠牛奶跟马铃薯过日子。你懂吗？”但人们不应该喝牛奶，也不应该吃马铃薯。政府带来了中式炒菜罐头和荞麦，在商店里销售，可这些人要去哪里赚钱来买呢？

我们这里的居民可以得到一些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但这点钱不算什么，只够买两罐食物罐头。每日洗衣的指示只适用于特定人士，只适用于特定的家庭。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家庭，没有这样的人！话说回来，要解释伦琴和贝克这些辐射单位有什么不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我看来——我认为这是宿命，人们微不足道的命运。举例来说，人们不应该吃家里后院第一年种出来的东西，但是人们还是照吃不误，照样烹饪食用。他们可真是会种菜啊！假如你告诉他们，这些小黄瓜和西红柿不能吃，他们会问：“你说不能吃是什么意思？”这些东西吃起来很美味，吃了也不会肚子痛，更不会在夜里发光。

我的邻居在树林里搭了一间房子，他们测量过了，那里的辐射超标正常范围的一百倍。没有人去拆除那间房子，他们就这样住了下来，不需要配合，也不需要别人的协助，认为一切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刚开始，人们会将物品带给辐射检测人员检查——所有东西都严重超标，最后人们便不再去检查了。“反正眼不见为净。谁知道那些科学家又会胡诌些什么。”于是一切就这样继续下去：他们翻土，播种，收割。

虽然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灾难，人们还是照之前的方式过日子。对他们来说，不能吃自己种的小黄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还来得严重。

整个夏天，孩子们都必须待在学校里，士兵们用特殊的粉末清洗校园，还把学校周围的土地铲掉了一层。然后，秋天呢？他们带着学生来采集甜菜根。那些来自技校的学生，被带到田里工作。其他人都被赶走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重要性，还比不上田里未收的马铃薯。

谁要为这一切负责？除了我们之外，谁要负责？

之前，我们并不在意身边的环境。如同天空、空气一般，就在我们身边，像是被永久赐予我们的一样，不受人的影响，永远地存在着。我以前常躺在森林里仰望天空，惬意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而现在呢？森林依旧美丽，长满了蓝莓，却再也没有人去摘了。

秋季的森林里，已经难以听到人声。恐惧已深入人心，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我们还是拥有电视、书籍，以及想象的能力。但现在的孩子却是在家里成长，他们不再和树林、河流为伴，只能在远处观望。这些孩子跟以往的孩子大不相同。我念普希金的诗给他们听，我一直认为他的作品是经久不衰的。但我现在却有了一种可怕的想法：万一我们的文化只剩下一个装着古板书籍的老旧箱子，该如何是好？我所热爱的这一切……

尼古拉：

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面对核弹攻击时，我们都很清楚要如何防范及处理。我们都能应付化学战、生化战及核战，但我们从未学过，要如何将放射性物质从我们体内除去。

的确，切尔诺贝利不能与战争相提并论，两者并不相同，但大家仍然将两者互相比较。我童年时经历过列宁格勒围城战，我知道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当我们在列宁格勒时，那里像战场前线一般，时常有人朝我们开枪。当时还有饥荒，持续了好几年，人们沦落到靠动物般的本能行事。但这里却不一样，请到外面的花园看一看，花草树木都还很茂盛呢！这两者根本不能相比。

我还有一件事想说，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啊，对了，天主保佑！遭到炮火攻击时，你可能活不过下一秒，并不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死去，而是当场死亡。那个冬天，我们断粮了，列宁格勒的人开始烧家具取暖，房里所有木制物品都拿去烧了。我记得，所有书也都烧了，我们甚至把破旧的布丢进火炉。

一个人在街上行走，然后就地坐了下来。第二天经过时，你会看到他仍然坐在原地，因为他被冻住了，而他很可能会继续坐在同样的位置，坐整整一个星期，甚至坐到春天来临，直到天气变暖。没人有力气帮他解冻。

如果有人跌倒在冰地上，有时会有人过去帮忙，但通常人们只是从旁边走过，应该说从旁边爬过才对。我记得当时人们不是在走，而是在爬。那时人们的行动就是这么迟缓。没有任何事可以与这些情况相比！

反应炉爆炸时，我母亲仍然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常说：“儿子，我们都已经从最困难的状况中活下来了。我们从围城战中活下来了。不可能再有比这更糟的状况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做好发生核战的准备，我们建造了核弹避难所。我们想要躲避原子，像躲避炮火一样。但是原子无处不在，在面包里，也在盐巴里。我们呼吸、食用着这些辐射。也许你可以不吃面包和盐巴，也许你可以饥不择食，把皮带煮熟，闻着香味充饥——这些行为我都能理解。但是对于核能，我却无法理解。

所有的东西都有毒？那我们该如何过活？刚开始几个月充满了恐惧。医生、教师，总而言之，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一切，全都离开了这里，简直就是落荒而逃。但是军方命令不准任何人离开——连持有党证也没用。

谁该为这一切负责？为了继续过日子，我们必须知道谁会为此负责。是谁呢？是那些科学家，还是核电厂的员工？是厂长，还是值班的人员？告诉我，为什么人们反对建造反应炉，却不反对建造汽车工厂？我们应该要求立刻关闭所有核电厂，然后再将所有的核能学者关起来吗？我诅咒这些人！但是知识，知识本身并不能算是一种罪恶。那些学者同样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我希望能成为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幸存者，而不是受害者。我想要理解这一切。

人们现在有着不同的反应。十年过去了，人们将发生的事看成战争。也就是说，我经历了两次战争。我来告诉你人们的各种反应。他们会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十年过去了，我们再也不害怕了。”“我们都死定了！我们都活不久了！”“我想要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应该给予我们援助才对。”“啊，别再说了。日子总是要过的。”

我想，这些已经囊括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我们每天都听到这类话。就我来看——我们都是这个国际实验室里的实验品。一共有一千万白俄罗斯人，还有我们这两百万人住在这块有毒的土地上。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恶魔实验室，你可以记录数据，尽情实验。为了写论文，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圣彼得堡来的，还有从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在做提前准备。（谈话中断了一会儿）

我刚才在想些什么？我又想起了战争与切尔诺贝利的不同。我想，我能开口谈论切尔诺贝利，但我不愿多说有关围城战的事。有人发给我邀请函，要我去参加“列宁格勒围城战之子”的聚会，我去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他们只是要我说出害怕的心情吗？这是不够的。我们怕得在家里只字不提围城战的事，我母亲不希望我们记得这些事。但我们却会谈论切尔诺贝利。不对。（他停下了谈话）我们并不会彼此谈起这些事，这个话题只会跟外来的人说起：那些外地人、记者，以及远方的亲戚。

为什么我们要避开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话题？比如，避免在学校跟学生提起。当这里的孩子前往奥地利、法国和德国就医时，他们都会被问到相关的问题。我问过这些孩子：“别人都问你们什么问题？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孩子们通常不记得当时身在哪个城市或小镇，也不记得那些人叫什么名字。但他们都记得他们收到了礼物，得到了美食款待。有些人收到录音机，有些人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都穿着不属于他们的衣服，像是去巡回演出过一样。

孩子们都很期待有人再带他们离开这里。他们会被送去给人观赏，然后带着礼物回来。孩子们都习惯了，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增长见识的方法。在“出国”旅游之后，在这豪华的巡回演出之后，孩子们终将回到学校。在教室里，我看得出，这些孩子都只敢看不敢动手。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工作室，那里有许多我的木雕作品。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的木雕。我说：“这些都是用木头做出来的，你们也可以试试看。”醒醒吧！木雕帮我走出了围城战的阴影，我花了好多年才走出来。

我们通常会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大吼大叫，也不会抱怨。我们一直很有耐心，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叙述。我们害怕谈论这些事。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衍生的问题也不寻常。这世界已被一分为二：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你们，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人会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自称为切尔诺贝利人。

“我们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我是切尔诺贝利人。”

就像另一个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