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此写了许多书。又厚又长，还附有注解，却仍然无法理性地叙述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忘了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是我读到的，说切尔诺贝利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自我认识。这个说法似乎是对的。我一直在等着某个聪明人向我解释这一切，就像人们解释斯大林、列宁或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或者像鼓吹自由市场的口号般不断重复。然而，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切尔诺贝利的世界里长大的，现在却要与切尔诺贝利共存。

我是一个太空火箭研究者，专长是火箭燃料的研究。我在拜科努尔（此地为太空研究中心）工作。宇宙号卫星和东欧科学卫星这样的太空计划，占去了我大部分的人生。那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你可以带领人们进入天空、极地，无所不及！你可以带领人们到达太空！苏联的全体人民都跟着尤里·加加林，一同进入太空，人们与他一同脱离了地球。我们都到了太空！我至今仍十分敬爱加加林——他是个了不起的俄国人，有着灿烂的微笑，就连他的死亡都很戏剧化。

那段日子真是不可思议！我因为家庭原因搬到白俄罗斯，结束了我在拜科努尔的工作。来到这里，我随即投身于这片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太空，我对事物的认知都必须重新来过。就算我曾经接触过最先进的科技，还有最先进的太空技术，这里发生的事情仍然完全超乎我的想象。这简直难以形容——连想象都没有办法——这……（他思考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刚才还突然觉得，我终于懂了——我还以为我能归纳出一个结论。不论你跟谁谈起切尔诺贝利，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但我宁愿告诉你们我的工作内容。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我们建造了一座教堂——属于切尔诺贝利的教堂，当中供奉着圣母像，这座教堂是为了纪念这次“神的惩罚”。我们收集捐款，慰问病人和垂死的人。我们如实记录事件，还要建造一个博物馆。

我之前认为，以我当时的心态，恐怕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我接到的第一个指示是：“钱在这里，你要把钱分给三十五个家庭，也就是分给三十五个寡妇。”她们的丈夫都是清理人，所以你必须公平地分配资金。但是该怎么分呢？有一个寡妇要养育生病的小女孩，另一个有两个孩子，第三个寡妇自己也得了病，而且房子还是租来的，还有一个寡妇有四个小孩。我晚上睡不好，满脑子在想：“怎么做，才不会亏待这些人？”我想了又想，算了又算，却找不到方法。最后，我们只能按名单，把钱平分给每个家庭。

我真正的贡献是博物馆：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他沉默了一会儿）有时我会想，不要建博物馆，改建一座殡仪馆好了，我可以出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今天早上，我还没脱下外套，就有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她哭泣着——与其说是哭泣，不如说是哀号：“把他的奖章给你！把他的奖状也给你！把抚恤金都还给你！把我丈夫还给我！”

她哀号了好一阵，然后留下了她丈夫的奖章和奖状。唉，这些物品会被陈列在博物馆里。人们会看到这些展品，但她的哭泣声却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每当我摆设这些奖状时，我就会想起她的哭声。

亚罗舒克上校已经来日不多了。他是一个放射化学家。他以前壮得像头牛，现在却瘫痪在床。他老婆像翻枕头一样帮他翻身，拿汤匙给他喂食。他有肾结石，需要接受碎石治疗，但我们付不起手术费。我们一贫如洗，只能仰赖人们的救济。政府就像债主一样，我们这些人好像早已被政府遗忘。

当他死的时候，政府可能会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也可能是一座学校，或一项军事武器。但这些都要等他死了才会发生。亚罗舒克上校走遍了整个隔离区，将高辐射的地点一一标记出来。政府彻头彻尾地利用了他，把他当成机器人。上校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去了。他走遍了反应炉和所有有辐射反应的区域，就凭一双腿和手里的辐射剂量计。他必须“感受”到一个定点，然后绕着定点走，以便能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

那些被派去反应炉屋顶工作的士兵，又怎么样了呢？总共有两百一十支部队被派去清理这场大灾难的辐射尘，也就是说，一共有三十四万士兵参与善后。那些清理屋顶的士兵受害最严重。他们穿着铅制上衣，但是辐射却来自下方，他们的下方没有辐射防护，只是穿着普通的廉价迷彩靴子。

这些人每天都要上屋顶作业一分半钟或两分钟，当日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然后能领一份奖状和一百卢布赏金。之后，这些士兵便四散至祖国各地。他们在屋顶上捡拾反应炉的燃料跟石墨，以及混凝土碎片跟金属物品。大约二十秒至三十秒，便可装满一台手推车，然后再花约三十秒的时间，将这些“垃圾”从屋顶上丢下去。这些特制的手推车本身就重达四十公斤。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铅制上衣、防辐射面具、手推车，还有快得惊人的工作速度。

在基辅的博物馆里，展示着军帽大小的石墨模型。如果这是真的石墨，将会重达十六公斤，由此可知石墨密度高又沉重。现场的遥控机器时常不听使唤，因为电路会遭到高辐射的影响。最可靠的“机器”就是士兵，他们被称为“绿色机器人”（以军服的颜色命名）。三千六百名士兵曾在毁坏的反应炉屋顶作业。夜里，这些士兵睡在帐篷里，他们都曾跟我说过，刚开始时他们将麦秆铺在地上睡——这些麦秆都是从反应炉附近取来的。

这些士兵都是年轻人。他们现在也来日不多了，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这些人都来自同样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有着伟大的成就，而他们都是牺牲品。

当时很有可能会发生核爆，士兵们必须将冷却用的水从反应炉下取出，以避免铀跟石墨的混合物与水接触。一旦碰到水，将可能达到临界质量的状态。若发生爆炸，威力将可达三百万吨至五百万吨。这意味着不仅基辅与明斯克，连整个欧洲都将有一大部分地区无法居住。

你可以想象吗？一场遍及欧洲的大灾难！所以问题就来了：谁愿意潜下去打开排水管活门？政府保证会提供汽车、公寓、别墅，还有全家人的永久补助金。他们开始在士兵当中寻求志愿者。然后这些人便站了出来！那些年轻人潜入水中好几次，成功地打开了活门。他们所属的部队得到了七千卢布的奖赏，不过当初保证的汽车和公寓都被遗忘了——但这并不是那些士兵潜水的动机！他们不是为了得到物质奖励才这样做的，这些物质保证是他们最不看重的。（他开始难过起来）这些人都过世了，只剩下在我们博物馆里的文件里，还写着他们的名字。如果没有他们挺身而出，又会如何？他们有着做出自我牺牲的准备，这份情操无人能比。

有人这样对我说，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们将生命的价值看得太低了。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个体。他只是想在生命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他也许之前只是个无名小卒，如同背景一般毫不起眼，而现在，忽然间，他当上了主角。这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渴求。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你得到了一个用死亡换取人生意义的机会，还能够被后人敬仰。你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色！这样的死亡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样的死亡能换来不朽。针对他的说法，我与这个人争辩起来。

我不认同他的说法！完全不认同！没错，我们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我们要能随时出动，随时准备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当我完成高中学业，打算进普通大学时，我父亲很震惊：“我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你竟然打算将来穿西装上班？我们的祖国需要有人来保护！”他好几个月都不肯跟我说话，直到我申请进入军校为止。

我父亲参加过战争，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实质的遗物，跟他同一代的人也是如此。在他死后什么都没留下：房子、汽车、土地。他留给我什么遗物呢？一个校官用的背包，是他在芬兰战役开始前得到的，里面装满了他的战争勋章。我还有另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三百封他从前线写来的信，最早一封是一九四一年写的，我母亲把这些信保存起来。这就是我父亲留下的所有东西。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无价的。

现在你可以理解我怎么看待这座博物馆了吗？这个骨灰坛里装着切尔诺贝利的泥土，只有一小把土。还有一个矿工的帽子，也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还有一些从隔离区取来的农具。我们这里可没有辐射剂量计——因为我们会发光！这里收藏的所有物品都是真的，没有任何塑胶模型。人们需要相信我们。人们只会相信货真价实的物品，因为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谎言实在太多了，一直是这样。一些不实的团体甚至成立了基金和商业大楼……

既然你在写这本书，你一定要看看这些难得一见的影片。我们在不断收集这些影片。这不是有关切尔诺贝利的纪录片，不是的，政府不会让任何人录像，录像是被禁止的。只要有人录像被发现，有关当局会立刻取走底片，损毁后才把机器还给你。

我们没有任何纪录片记载他们迁走人们和家畜的过程。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录下这些悲剧，只能录下英雄事迹。现在仍有部分切尔诺贝利的照片残留下来，但当时他们破坏了数不清的录像机和照相机！

人们已饱受官僚体制的摧残。讲出切尔诺贝利的真相，需要很大的勇气。相信我，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你一定要看看这段影片：那些消防员乌黑的脸，像石墨一样。而他们的眼神呢？只有知道自己离死不远的人，才会有这种眼神。还有一个片段是一个女人的腿，她在灾难发生的第二天，仍然去反应炉附近的田里工作，走在满是露水的草地上。她的腿会让你想起铁栅栏，膝盖以下的部分满是坑洞。如果你要写这本书，你一定得看看。

我回家时，还抱不起我的小儿子。我需要先喝五十克至一百克伏特加，才可以抱他。

博物馆里有一个区，是用来纪念那些直升机驾驶员的。这位佛多拉斯基上校是俄罗斯的英雄。他安息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葬在一个叫祖柯夫鲁格的村庄。

他在受到超过安全剂量的辐射后，本应该立即离开，但他留下来额外训练了三十三名直升机驾驶员。他一个人就完成了一百二十趟飞行任务，总共运送了两百三十吨货物。平均一天要飞行三到四次，在反应炉上方三百米处飞行，机舱的温度可达六十摄氏度。从高空不断空投沙包下去，你可以想象一下底下的情形。这样的工作，每小时会受到一千八百伦琴剂量的辐射。驾驶员在空中仍可以感受到辐射。

为了准确空投命中爆炸后的火坑，这些驾驶员必须将头伸出机舱，用肉眼来确认目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些政府委员每天开会时都讲得很简单：“这个任务会需要牺牲两到三条人命，至于另一个任务则需要牺牲一条。”就是讲得这么简单明了，而且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

佛多拉斯基上校死了。挂牌上标示着他在反应炉上方受到的辐射量，那些医生写着七贝克，而实际上却是六百贝克！

至于那四百名不眠不休、在反应炉底下挖隧道的矿工呢？工程师表示，他们需要一条隧道，在其中灌注液态氮来冷冻地枕带，否则反应炉将会接触到地下水。于是，从莫斯科、基辅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招来了矿工。

至今我仍没有读过任何有关他们事迹的文章。他们在高达五十摄氏度的地下赤身裸体，一边爬行，一边推着推车。底下的伦琴剂量高达数百。这些人也活不久了。假如没有他们呢？我认为他们都是战争英雄，而不是战争的受害者，这是一场从未发生过的战争。人们称切尔诺贝利是个意外，是一场灾难，但其实这就是场战争。切尔诺贝利纪念碑，看起来跟战争纪念碑没什么不同。

有些事情我们不会说出口，这是我们斯拉夫民族内敛的一面。但是既然你在写这本书，我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些事。那些在反应炉里，或在周遭工作的人们，他们的——他们——这也是那些火箭工程师常见的症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泌尿生殖系统会失去功能，但是没人会公开谈论这件事。这是不应该的。

我有一次与一位英国记者同行，他常会提出一些很特别的问题，尤其是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人性的题材特别感兴趣——比如人们在家里如何生活、如何相处的情形，还有人们的亲密行为。但他总是得不到诚实的回答。

他请我召集一些直升机驾驶员前来接受采访，就当是男人之间的对谈。驾驶员们来了，其中有些三十五岁或四十岁就已经退休了。其中一位驾驶员断了一条腿，因为辐射使他的腿骨软化。其他人扶着他来的。

这位英国记者问道：“你们的家庭情况如何？跟你们年轻的妻子相处得如何？”

直升机驾驶员们都沉默了，他们以为会谈到一天出五次飞行任务，而这个人却在问他们妻子的事情。竟然问这个？

这位英国记者开始个别询问，但大家的回答都一样：“我们很健康，政府很重视我们，我们的家庭充满了爱。”

没有一个人向他敞开心怀。驾驶员们走了，我想这位英国记者一定很受挫。他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你们吗？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们谈话的地方是一家咖啡馆，两位美丽的女服务员负责招待我们。英国记者问她们：“可以问你们一些问题吗？”然后她们做出了回答。

记者问：“你想结婚吗？”

“想，但不是在这里。我们都梦想能嫁给外国人，这样才能生出健康的小孩。”

记者问得更大胆了：“那你们有对象吗？他们怎么样？他们能满足你们吗？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看到那些人了吗？”女服务生笑着说，“看到那些直升机驾驶员了吗？身材高大，又戴着闪亮的徽章。这些人出席常务委员会很风光，但在床上却不怎么样。”

英国人拍下女服务员的照片，又对我说了一次：“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你们了吧？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跟他一起去了隔离区。根据广为人知的统计资料，切尔诺贝利附近有八百个废物掩埋场。他以为会看到精心设计的建筑物，但看到的却是寻常的坑。坑里装满了从反应炉周围一百五十公顷范围内砍下的“橘色的树木”。（在意外发生后的数天里，反应炉周围的松树和常青树渐渐变成了红色，后来转为橘色。）坑里还装着上千吨金属，有钢铁、管线，还有特殊服装与混凝土构造物。

他给我看一张英国杂志刊登的俯瞰照片。照片里有数千个零件，这些零件来自车辆、飞行机具，还有消防车跟救护车。这个规模最大的掩埋场，就在反应炉附近。已经过去十年了，他还想去那里拍照。他如果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就能拿到更多报酬，所以我们四处游走，接连拜访上级官员。一个官员说他没有地图，另一个说他无法批准。

我们跑了许多地方，这时我才忽然发觉：掩埋场已经不存在了。这些多余料件只存在于账目中，实际上早被卖到市场了，到了人们家里或集体农场。所有东西都已被偷窃一空。这位英国记者无法理解这一切。我跟他说明了真相，但他不相信。就连我自己也一样，当我在文章中读到最英勇的行为时，我也不相信。我有时会想：“万一这也是虚构的呢？”这场悲剧中泛滥着谎言，这些谎言就跟人们之间打招呼一样频繁！自欺欺人！（他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任何东西，我都会带去博物馆。我收集了这些收藏品。有时我会想：“算了吧！逃吧！”你懂吗？我真不知该如何承受这一切！

有一次，我跟一位年轻的牧师站在萨沙·贡恰罗夫士官长的坟前谈了起来。这位士官长也在反应炉的屋顶工作过。那一天下着雪，刮着大风，天气非常差，牧师祈祷时却没有戴帽子。

我后来问他：“你好像完全不受天气影响。”

“没错，”他说，“在这样的场合，我会觉得自己充满能量。祈祷时我充满力量，其他教堂仪式都无法与之相比。”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这是一个经常与死亡为伍的人说的话。我常常问那些外国记者为什么来这里，他们中间有些人来了好几次，为什么他们要求进入隔离区？如果把他们的目的想成为了钱或事业，就太愚昧了。

“我们喜欢这里，”他们说，“可以感受这里散发着生命的能量。”

真是出乎意料的回答，不是吗？我想，对他们来说，我们这里的人，这里的感受，这里的环境，都是未知且充满魅力的。不过我并没有问清楚，他们到底对我们有多少好感，他们会写些什么，或是从我们身上理解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在死亡边缘徘徊？

切尔诺贝利就是我们仅有的世界。这场灾难破坏了我们脚下的土地，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痛苦，但我们现在领悟了，这是我们仅有的世界，我们无处可去。很可悲，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人生观与众不同。参与过战争的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我们也同样迷失了。唯一没变的，是人的苦难。苦难是我们的象征，是无价的！

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回到家。妻子听我诉说完之后，静静地说：“我爱你，但我不会把孩子交给你。我不会让任何人碰他。切尔诺贝利人不行，车臣人也不行，谁都不行！”恐惧已在她心里扎下了根。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切尔诺贝利防护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