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和真相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人们为此写了许多书。又厚又长,还附有注解,却仍然无法理性地叙述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忘了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是我读到的,说切尔诺贝利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自我认识。这个说法似乎是对的。我一直在等着某个聪明人向我解释这一切,就像人们解释斯大林、列宁或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或者像鼓吹自由市场的口号般不断重复。然而,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切尔诺贝利的世界里长大的,现在却要与切尔诺贝利共存。

我是一个太空火箭研究者,专长是火箭燃料的研究。我在拜科努尔(此地为太空研究中心)工作。宇宙号卫星和东欧科学卫星这样的太空计划,占去了我大部分的人生。那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你可以带领人们进入天空、极地,无所不及!你可以带领人们到达太空!苏联的全体人民都跟着尤里·加加林,一同进入太空,人们与他一同脱离了地球。我们都到了太空!我至今仍十分敬爱加加林——他是个了不起的俄国人,有着灿烂的微笑,就连他的死亡都很戏剧化。

那段日子真是不可思议!我因为家庭原因搬到白俄罗斯,结束了我在拜科努尔的工作。来到这里,我随即投身于这片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太空,我对事物的认知都必须重新来过。就算我曾经接触过最先进的科技,还有最先进的太空技术,这里发生的事情仍然完全超乎我的想象。这简直难以形容——连想象都没有办法——这……(他思考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刚才还突然觉得,我终于懂了——我还以为我能归纳出一个结论。不论你跟谁谈起切尔诺贝利,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但我宁愿告诉你们我的工作内容。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我们建造了一座教堂——属于切尔诺贝利的教堂,当中供奉着圣母像,这座教堂是为了纪念这次“神的惩罚”。我们收集捐款,慰问病人和垂死的人。我们如实记录事件,还要建造一个博物馆。

我之前认为,以我当时的心态,恐怕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我接到的第一个指示是:“钱在这里,你要把钱分给三十五个家庭,也就是分给三十五个寡妇。”她们的丈夫都是清理人,所以你必须公平地分配资金。但是该怎么分呢?有一个寡妇要养育生病的小女孩,另一个有两个孩子,第三个寡妇自己也得了病,而且房子还是租来的,还有一个寡妇有四个小孩。我晚上睡不好,满脑子在想:“怎么做,才不会亏待这些人?”我想了又想,算了又算,却找不到方法。最后,我们只能按名单,把钱平分给每个家庭。

我真正的贡献是博物馆: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他沉默了一会儿)有时我会想,不要建博物馆,改建一座殡仪馆好了,我可以出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今天早上,我还没脱下外套,就有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她哭泣着——与其说是哭泣,不如说是哀号:“把他的奖章给你!把他的奖状也给你!把抚恤金都还给你!把我丈夫还给我!”

她哀号了好一阵,然后留下了她丈夫的奖章和奖状。唉,这些物品会被陈列在博物馆里。人们会看到这些展品,但她的哭泣声却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每当我摆设这些奖状时,我就会想起她的哭声。

亚罗舒克上校已经来日不多了。他是一个放射化学家。他以前壮得像头牛,现在却瘫痪在床。他老婆像翻枕头一样帮他翻身,拿汤匙给他喂食。他有肾结石,需要接受碎石治疗,但我们付不起手术费。我们一贫如洗,只能仰赖人们的救济。政府就像债主一样,我们这些人好像早已被政府遗忘。

当他死的时候,政府可能会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也可能是一座学校,或一项军事武器。但这些都要等他死了才会发生。亚罗舒克上校走遍了整个隔离区,将高辐射的地点一一标记出来。政府彻头彻尾地利用了他,把他当成机器人。上校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去了。他走遍了反应炉和所有有辐射反应的区域,就凭一双腿和手里的辐射剂量计。他必须“感受”到一个定点,然后绕着定点走,以便能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

那些被派去反应炉屋顶工作的士兵,又怎么样了呢?总共有两百一十支部队被派去清理这场大灾难的辐射尘,也就是说,一共有三十四万士兵参与善后。那些清理屋顶的士兵受害最严重。他们穿着铅制上衣,但是辐射却来自下方,他们的下方没有辐射防护,只是穿着普通的廉价迷彩靴子。

这些人每天都要上屋顶作业一分半钟或两分钟,当日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然后能领一份奖状和一百卢布赏金。之后,这些士兵便四散至祖国各地。他们在屋顶上捡拾反应炉的燃料跟石墨,以及混凝土碎片跟金属物品。大约二十秒至三十秒,便可装满一台手推车,然后再花约三十秒的时间,将这些“垃圾”从屋顶上丢下去。这些特制的手推车本身就重达四十公斤。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铅制上衣、防辐射面具、手推车,还有快得惊人的工作速度。

在基辅的博物馆里,展示着军帽大小的石墨模型。如果这是真的石墨,将会重达十六公斤,由此可知石墨密度高又沉重。现场的遥控机器时常不听使唤,因为电路会遭到高辐射的影响。最可靠的“机器”就是士兵,他们被称为“绿色机器人”(以军服的颜色命名)。三千六百名士兵曾在毁坏的反应炉屋顶作业。夜里,这些士兵睡在帐篷里,他们都曾跟我说过,刚开始时他们将麦秆铺在地上睡——这些麦秆都是从反应炉附近取来的。

这些士兵都是年轻人。他们现在也来日不多了,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这些人都来自同样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有着伟大的成就,而他们都是牺牲品。

当时很有可能会发生核爆,士兵们必须将冷却用的水从反应炉下取出,以避免铀跟石墨的混合物与水接触。一旦碰到水,将可能达到临界质量的状态。若发生爆炸,威力将可达三百万吨至五百万吨。这意味着不仅基辅与明斯克,连整个欧洲都将有一大部分地区无法居住。

你可以想象吗?一场遍及欧洲的大灾难!所以问题就来了:谁愿意潜下去打开排水管活门?政府保证会提供汽车、公寓、别墅,还有全家人的永久补助金。他们开始在士兵当中寻求志愿者。然后这些人便站了出来!那些年轻人潜入水中好几次,成功地打开了活门。他们所属的部队得到了七千卢布的奖赏,不过当初保证的汽车和公寓都被遗忘了——但这并不是那些士兵潜水的动机!他们不是为了得到物质奖励才这样做的,这些物质保证是他们最不看重的。(他开始难过起来)这些人都过世了,只剩下在我们博物馆里的文件里,还写着他们的名字。如果没有他们挺身而出,又会如何?他们有着做出自我牺牲的准备,这份情操无人能比。

有人这样对我说,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们将生命的价值看得太低了。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个体。他只是想在生命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他也许之前只是个无名小卒,如同背景一般毫不起眼,而现在,忽然间,他当上了主角。这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渴求。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你得到了一个用死亡换取人生意义的机会,还能够被后人敬仰。你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色!这样的死亡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样的死亡能换来不朽。针对他的说法,我与这个人争辩起来。

我不认同他的说法!完全不认同!没错,我们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我们要能随时出动,随时准备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当我完成高中学业,打算进普通大学时,我父亲很震惊:“我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你竟然打算将来穿西装上班?我们的祖国需要有人来保护!”他好几个月都不肯跟我说话,直到我申请进入军校为止。

我父亲参加过战争,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实质的遗物,跟他同一代的人也是如此。在他死后什么都没留下:房子、汽车、土地。他留给我什么遗物呢?一个校官用的背包,是他在芬兰战役开始前得到的,里面装满了他的战争勋章。我还有另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三百封他从前线写来的信,最早一封是一九四一年写的,我母亲把这些信保存起来。这就是我父亲留下的所有东西。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无价的。

现在你可以理解我怎么看待这座博物馆了吗?这个骨灰坛里装着切尔诺贝利的泥土,只有一小把土。还有一个矿工的帽子,也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还有一些从隔离区取来的农具。我们这里可没有辐射剂量计——因为我们会发光!这里收藏的所有物品都是真的,没有任何塑胶模型。人们需要相信我们。人们只会相信货真价实的物品,因为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谎言实在太多了,一直是这样。一些不实的团体甚至成立了基金和商业大楼……

既然你在写这本书,你一定要看看这些难得一见的影片。我们在不断收集这些影片。这不是有关切尔诺贝利的纪录片,不是的,政府不会让任何人录像,录像是被禁止的。只要有人录像被发现,有关当局会立刻取走底片,损毁后才把机器还给你。

我们没有任何纪录片记载他们迁走人们和家畜的过程。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录下这些悲剧,只能录下英雄事迹。现在仍有部分切尔诺贝利的照片残留下来,但当时他们破坏了数不清的录像机和照相机!

人们已饱受官僚体制的摧残。讲出切尔诺贝利的真相,需要很大的勇气。相信我,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你一定要看看这段影片:那些消防员乌黑的脸,像石墨一样。而他们的眼神呢?只有知道自己离死不远的人,才会有这种眼神。还有一个片段是一个女人的腿,她在灾难发生的第二天,仍然去反应炉附近的田里工作,走在满是露水的草地上。她的腿会让你想起铁栅栏,膝盖以下的部分满是坑洞。如果你要写这本书,你一定得看看。

我回家时,还抱不起我的小儿子。我需要先喝五十克至一百克伏特加,才可以抱他。

博物馆里有一个区,是用来纪念那些直升机驾驶员的。这位佛多拉斯基上校是俄罗斯的英雄。他安息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葬在一个叫祖柯夫鲁格的村庄。

他在受到超过安全剂量的辐射后,本应该立即离开,但他留下来额外训练了三十三名直升机驾驶员。他一个人就完成了一百二十趟飞行任务,总共运送了两百三十吨货物。平均一天要飞行三到四次,在反应炉上方三百米处飞行,机舱的温度可达六十摄氏度。从高空不断空投沙包下去,你可以想象一下底下的情形。这样的工作,每小时会受到一千八百伦琴剂量的辐射。驾驶员在空中仍可以感受到辐射。

为了准确空投命中爆炸后的火坑,这些驾驶员必须将头伸出机舱,用肉眼来确认目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些政府委员每天开会时都讲得很简单:“这个任务会需要牺牲两到三条人命,至于另一个任务则需要牺牲一条。”就是讲得这么简单明了,而且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

佛多拉斯基上校死了。挂牌上标示着他在反应炉上方受到的辐射量,那些医生写着七贝克,而实际上却是六百贝克!

至于那四百名不眠不休、在反应炉底下挖隧道的矿工呢?工程师表示,他们需要一条隧道,在其中灌注液态氮来冷冻地枕带,否则反应炉将会接触到地下水。于是,从莫斯科、基辅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招来了矿工。

至今我仍没有读过任何有关他们事迹的文章。他们在高达五十摄氏度的地下赤身裸体,一边爬行,一边推着推车。底下的伦琴剂量高达数百。这些人也活不久了。假如没有他们呢?我认为他们都是战争英雄,而不是战争的受害者,这是一场从未发生过的战争。人们称切尔诺贝利是个意外,是一场灾难,但其实这就是场战争。切尔诺贝利纪念碑,看起来跟战争纪念碑没什么不同。

有些事情我们不会说出口,这是我们斯拉夫民族内敛的一面。但是既然你在写这本书,我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些事。那些在反应炉里,或在周遭工作的人们,他们的——他们——这也是那些火箭工程师常见的症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泌尿生殖系统会失去功能,但是没人会公开谈论这件事。这是不应该的。

我有一次与一位英国记者同行,他常会提出一些很特别的问题,尤其是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人性的题材特别感兴趣——比如人们在家里如何生活、如何相处的情形,还有人们的亲密行为。但他总是得不到诚实的回答。

他请我召集一些直升机驾驶员前来接受采访,就当是男人之间的对谈。驾驶员们来了,其中有些三十五岁或四十岁就已经退休了。其中一位驾驶员断了一条腿,因为辐射使他的腿骨软化。其他人扶着他来的。

这位英国记者问道:“你们的家庭情况如何?跟你们年轻的妻子相处得如何?”

直升机驾驶员们都沉默了,他们以为会谈到一天出五次飞行任务,而这个人却在问他们妻子的事情。竟然问这个?

这位英国记者开始个别询问,但大家的回答都一样:“我们很健康,政府很重视我们,我们的家庭充满了爱。”

没有一个人向他敞开心怀。驾驶员们走了,我想这位英国记者一定很受挫。他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你们吗?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们谈话的地方是一家咖啡馆,两位美丽的女服务员负责招待我们。英国记者问她们:“可以问你们一些问题吗?”然后她们做出了回答。

记者问:“你想结婚吗?”

“想,但不是在这里。我们都梦想能嫁给外国人,这样才能生出健康的小孩。”

记者问得更大胆了:“那你们有对象吗?他们怎么样?他们能满足你们吗?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看到那些人了吗?”女服务生笑着说,“看到那些直升机驾驶员了吗?身材高大,又戴着闪亮的徽章。这些人出席常务委员会很风光,但在床上却不怎么样。”

英国人拍下女服务员的照片,又对我说了一次:“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你们了吧?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跟他一起去了隔离区。根据广为人知的统计资料,切尔诺贝利附近有八百个废物掩埋场。他以为会看到精心设计的建筑物,但看到的却是寻常的坑。坑里装满了从反应炉周围一百五十公顷范围内砍下的“橘色的树木”。(在意外发生后的数天里,反应炉周围的松树和常青树渐渐变成了红色,后来转为橘色。)坑里还装着上千吨金属,有钢铁、管线,还有特殊服装与混凝土构造物。

他给我看一张英国杂志刊登的俯瞰照片。照片里有数千个零件,这些零件来自车辆、飞行机具,还有消防车跟救护车。这个规模最大的掩埋场,就在反应炉附近。已经过去十年了,他还想去那里拍照。他如果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就能拿到更多报酬,所以我们四处游走,接连拜访上级官员。一个官员说他没有地图,另一个说他无法批准。

我们跑了许多地方,这时我才忽然发觉:掩埋场已经不存在了。这些多余料件只存在于账目中,实际上早被卖到市场了,到了人们家里或集体农场。所有东西都已被偷窃一空。这位英国记者无法理解这一切。我跟他说明了真相,但他不相信。就连我自己也一样,当我在文章中读到最英勇的行为时,我也不相信。我有时会想:“万一这也是虚构的呢?”这场悲剧中泛滥着谎言,这些谎言就跟人们之间打招呼一样频繁!自欺欺人!(他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任何东西,我都会带去博物馆。我收集了这些收藏品。有时我会想:“算了吧!逃吧!”你懂吗?我真不知该如何承受这一切!

有一次,我跟一位年轻的牧师站在萨沙·贡恰罗夫士官长的坟前谈了起来。这位士官长也在反应炉的屋顶工作过。那一天下着雪,刮着大风,天气非常差,牧师祈祷时却没有戴帽子。

我后来问他:“你好像完全不受天气影响。”

“没错,”他说,“在这样的场合,我会觉得自己充满能量。祈祷时我充满力量,其他教堂仪式都无法与之相比。”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这是一个经常与死亡为伍的人说的话。我常常问那些外国记者为什么来这里,他们中间有些人来了好几次,为什么他们要求进入隔离区?如果把他们的目的想成为了钱或事业,就太愚昧了。

“我们喜欢这里,”他们说,“可以感受这里散发着生命的能量。”

真是出乎意料的回答,不是吗?我想,对他们来说,我们这里的人,这里的感受,这里的环境,都是未知且充满魅力的。不过我并没有问清楚,他们到底对我们有多少好感,他们会写些什么,或是从我们身上理解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在死亡边缘徘徊?

切尔诺贝利就是我们仅有的世界。这场灾难破坏了我们脚下的土地,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痛苦,但我们现在领悟了,这是我们仅有的世界,我们无处可去。很可悲,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人生观与众不同。参与过战争的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我们也同样迷失了。唯一没变的,是人的苦难。苦难是我们的象征,是无价的!

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回到家。妻子听我诉说完之后,静静地说:“我爱你,但我不会把孩子交给你。我不会让任何人碰他。切尔诺贝利人不行,车臣人也不行,谁都不行!”恐惧已在她心里扎下了根。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切尔诺贝利防护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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