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子和原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尽可能牢牢记住那些日子。我当时有许多新感受——像来到了未知领域所感受的恐惧,像我登上火星了一样。我来自库斯克。一九六九年时,库尔恰托夫镇附近建起了一座核电厂。我们常去那里购买食物——供应给核电厂工作人员的食物质量是最好的。我们以前常去附近的池塘钓鱼,就在反应炉旁边。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常常想起这些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接到一则通知,我是一个守法的人,因此第二天我就去军方的募集办公室报到。他们看了我的资料,对我说:“你从来没跟我们一起出过任务。现在我们正需要化学家。你想去明斯克附近的营地待二十五天吗?”我心想:为什么不暂时放下家庭和工作,去走一趟呢?我可以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点,我带着一大包行李,还有一支牙刷,来到了集合点。和平时期的任务,来了那么多人,我感到很讶异。我开始想起那些战争电影的画面——六月二十二日,多么特别的一天啊,这一天正是德国人入侵的日子。一整天我们都在重复着集合、解散的动作,终于在天黑时搭上了巴士。

有个人在车上宣布:“如果你带了酒,现在就打开来喝。今晚我们就会搭上火车,明天一早就要编入部队。我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如同早晨的黄瓜一般新鲜有力,不要带着多余的行李。”好的,没问题,我们狂欢了一整夜。

早上,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单位在森林里。我们又排好队形,然后按字母顺序点名出列。每个人都拿到了防护装备。他们给了我们每人一套,又发了一套,然后再发一套。我心想,这事应该非同小可。他们还给了我们大衣、帽子、床垫和枕头——全都是冬天用的配备。可当时是夏天,而且他们说过我们二十五天后就能回家了。

“你在开玩笑吗?”与我们一起前来的上尉笑着说,“二十五天?你们要被派去切尔诺贝利六个月。”

我真不敢相信,然后开始感到愤怒。他们开始说服我们:在反应炉二十公里外工作,可以拿到两倍的薪水,十公里外可以拿到三倍,而在反应炉周围工作的人可以拿到六倍的钱。

有一个人开始估算,半年后他就可以开着新车回家了,另一个人想要离开,但他已经身在军中不由己了。辐射是什么?没人知道。尽管我刚上过民防教育课程,但他们教的是三十年前的旧东西,例如五十伦琴是致死的剂量。他们教导如何在核爆时扑倒在地,以避开冲击波。他们还教有关放射线和辐射热能的知识,但最危险的辐射污染,他们却只字未提。

带领我们前往切尔诺贝利的长官也不太机灵。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多喝伏特加可以抵抗辐射。我们在明斯克附近住了六天,这六天里每天都喝酒。我观察着酒瓶上的标签,起初我们喝的是伏特加,后来开始喝一些古怪的东西,像是各类玻璃清洁剂。身为一个化学家,我对此很感兴趣。喝了清洁剂之后,你会觉得脚软,但头脑很清醒,你告诉自己要“站起来”,却会跌倒在地。

我是个有硕士学位的化学工程师,我在一家大工厂担任实验室的主管。而他们竟然叫我做什么呢?他们拿了一把铲子给我——这是我唯一的工具。我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口号:“用铲子对抗原子!”

我们的防护装备包括口罩和防毒面具,但外面的温度是三十摄氏度,没人会戴上这些东西,不然会热死。我们都签收了这些物品,就像领取备用弹药一样,随后就置之不理。

他们带着我们从巴士转搭火车。车厢里只有四十五个座位,而我们有七十人,所以我们轮流休息。

到底有什么在切尔诺贝利等着我们?一大堆军事装备和士兵,还有清洁站。这是真正的军事行动。我们被安置在帐篷内,十个人一间。我们当中有些人家里有孩子要照顾,有待产的妻子,还有已缴了房租没住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如果这是我们应做的事,我们义无反顾。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就挺身而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帐篷周围有堆积如山的空罐子。战争时,军方后勤单位会提供特别的补给。有肉罐头、荞麦薏仁,还有鲱鱼罐头吃剩后的空罐。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猫,像苍蝇一样。村庄里空无一人——当你听到开门声,转头一看,出来的不会是人,而是一只猫。

我们负责挖起受污染的表层泥土,将挖起的泥土放上车,然后载到废物掩埋场。我以为废物掩埋场会是一个复杂且经过精心设计的建筑物,实际上却仅是一个大坑。我们将挖起的土地表层卷起来,像一张大地毯。整片绿色的大地都被我们挖了起来,上面有花草和根须,还有小虫、蜘蛛和蚯蚓。

这份工作真不是正常人做得来的。你没有办法只挖起表层泥土且将活物分离开来。若不是我们每晚疯狂喝酒,我们可能会无法承受这一切,大概会崩溃吧。我们将方圆好几百公里的地都翻了过来。房屋、谷仓、树木、道路,还有水井,仍赤裸裸地留在原地。

早上起床时,你知道该刮胡子了,但你却不敢去看镜中自己的面貌,因为这会使你胡思乱想。很难想象这里的居民会回来居住,但我们仍然更换了房屋的瓦片和屋顶。我们有上千人,大家都知道这么做徒劳无功,但我们仍然每天起床做着同样的事。

有一天,一位不识字的老人对我们说:“啊呀,年轻人,不要再做这些蠢事了。来这里坐,跟我们一起吃饭。”

风不停地吹,云也跟着流动,反应炉没有关闭。我们挖起一层泥土,下周回来又得重新来过。但已经没什么可挖了——只剩被风吹来的沙土。这些任务里,只有一件我觉得有意义:有一次,直升机洒下了一些特殊混合物,在松动的底层土地上制造出一层聚合物薄膜,让土地不再松动。这我可以理解。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不停地一挖再挖……

虽然村民都要求被撤离,但还是有一些老人留了下来。走进老农民的小屋坐下来吃饭——这只是一种仪式而已,让我在这半小时内,能重新感受到正常的生活。你不能吃那里的任何东西,那是不被允许的。但我还是很渴望能走到老农民的小屋中,在餐桌旁坐下。

我们的工作结束后,唯一剩下要处理的,便是那些大坑。他们大概打算用混凝土将坑封住,然后再用铁丝网围起来。他们将那些使用过的倾卸车、货车,还有挖土机留在原地,因为金属也会吸收辐射。我听说这些工程用具全都消失了,换句话说,是被偷了。我相信这个说法。这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有一次我们都惊慌起来:辐射检测人员发现,我们餐厅的辐射量比我们工作的地点还高。我们当时已经在那里用餐两个月了,但别无他法。所谓的餐厅,不过是由一些柱子和胸口高的板子组成的。我们站着用餐,在水桶里洗澡,厕所是空地里挖出的大坑。我们手里都拿着铲子,反应炉就在不远处。

过了两个月,我们开始有点清楚情况了。大家开始说:“这不是自杀任务。我们已经来了两个月了——已经够了。他们现在应该换其他人来。”

安托什金少将来和我们谈,他很诚实:“对我们来说,带新的人员换班并没有好处。我们已经发了三套衣服给你们,而且你们对这里也很习惯了。带新人来,不但花钱,还很麻烦。”他一直强调我们是英雄。他们会在众人瞩目下,颁发奖状给每一周挖地挖得特别努力的人。被封为苏联最佳的掘墓人,这真是疯狂。

这里的村庄空无一人——只剩下猫和鸡。走进一间谷仓,你会发现里面堆满了鸡蛋。我们会把蛋煎来吃。身在军中,什么都要能吃得下肚。我们还会抓鸡烤来吃,一边喝着自制的伏特加。

每晚我们在帐篷内都要喝掉三升酒。有人下西洋棋,有人弹吉他。待久了就习惯了。有人醉倒在床上,还有人大吵大闹。有两个喝醉酒的人开车出去兜风,结果翻车了。用了液压救生工具,才把两人从压扁的车下救出来。

我会写日记,以及写很长的信给家人,我一直平安无事。政治部部长注意到这一点,他不断问我都写些什么,还问我日记放在哪里。他指使我的邻床监视我,但那个人却跑来警告我:“你在写什么?”

“我的博士论文。”

他大笑:“好,我就跟上校这么说,但你应该把写的东西藏好。”

我的同伴都是好人。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当中没人有怨言,没一个是懦夫。相信我,没人能够打倒我们,绝对没有!那些长官成天待在帐篷里。他们穿着拖鞋走来走去,饮酒度日。谁会在乎呢?我们做好该做的工作,就让那些长官的肩膀上再多一颗星吧。谁会在乎呢?这就是我国人民的风格。

辐射检测人员就像神一样。村民会围绕在他们身边:“小子,告诉我,我的辐射指数是多少?”

一位大胆的士兵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拿了根普通的棍子,捆上一些电线,敲了敲某位老太太的家门,然后拿起棍子,对着墙壁挥动。

“嗯,孩子,跟我说说结果如何。”

“这位婆婆,这是军方机密。”

“孩子,你可以跟我说,我会给你一杯伏特加酒。”

“好吧,”他喝下了酒,“啊,婆婆,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不用担心。”然后就离开了。

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他们才终于给我们发了个人用的辐射剂量计。这东西是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水晶。有些人想到一个主意,他们每天早上把这东西带到废物掩埋场,让剂量计整天吸收辐射,这样他们就能提早离开,也许还能拿到更多薪水。

有人把剂量计绑在靴子上,以便靠近地面的辐射。这真是一场闹剧。剂量计上面的指针根本不会动,这东西必须先接触到一定的起始辐射剂量,才会开始运作。换句话说,这是仓库里五十年前的小玩具。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心而已。在我们完成工作后,我们的医疗纪录卡上写的数据都一样:他们将我们工作的天数乘以每天平均的辐射量,而每天平均的辐射量是在帐篷处测量的,不是在我们的工作地点。

我们的休息时间有两小时。我会躺在草地上,看着盛开的樱桃树,上面长满了又大又多汁的樱桃,擦一下就可以吃。还有桑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

我们不用工作时,他们会带我们列队四处走动。我们会看印度爱情电影,看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厨师会因此睡过头,导致荞麦都没煮熟。他们会带报纸给我们看——在报纸里,我们都被写成英雄,写成志愿者!报上还有一些照片。我们都很想见见那位摄影师……

联邦支援部队也在附近。有来自喀山的鞑靼人。我目睹了他们国家的军法审判。一个人跑在部队前方,如果他停下脚步或走偏了,就会遭到一阵拳打脚踢。这个人负责清洁房屋,而他身上被搜出一大袋偷来的物品。立陶宛人也在附近。才过了两个月,他们就开始反抗,要求回国。

有一次,我们接到特殊的命令:立刻去空无一人的城镇,清洁某栋房子。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

“明天要在那里拍摄婚礼。”

我们拿着水管喷洒屋顶、树木,冲洗地面。我们还把马铃薯园、花园和庭院的草都收拾干净,一处不漏。第二天,来了新郎和新娘,还有一整车的宴客。他们放起了音乐。这一对是真的新郎新娘,并不是演员——他们已经被撤离了,住在其他地方,但是有人说服他们回来举行婚礼,过程将被拍摄下来作为历史纪录。这是我国政治宣传活生生的实例,这里成为专门制造白日梦的工厂。我出现在这里,也算是证明了关于我们的神话:看吧,我们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就算是去过死亡之地也一样。

就在我快要回家时,指挥官把我叫去:“你在写些什么?”

“写信给我年轻的妻子。”

“好吧。自己小心点。”

过去那段日子,留给我怎样的回忆?这一切真是疯狂。我们挖了又挖,铲了又铲。我曾在日记里写下我的感悟,我刚来的前几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回归尘土竟是如此简单。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萨柯夫,化学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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