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事总是悄悄发生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们听说在某地发生了事件,最初我连地名都没听清楚,不过我知道那里离我们所在的莫吉廖夫很远。然后我弟弟从学校急忙跑回家,他说孩子们都领取了药物,所以很明显,真的有事件发生了。

然而我们五月一日时仍在享乐。我们玩到很晚才回家,风吹开了家里的窗户。我是后来才想起这件事的。

我在环保部门的检验中心工作。我们还在等待上头的指示,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我们的成员里有环保专长的并不多,尤其是上头的主管。他们多是退伍的军官、前党工、退休人士等麻烦人物。如果你在某处搞砸了事情,就会被送来这里,然后你就会在这里整理文件度日。

直到我们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阿达莫维奇到莫斯科抗议之后,这种情况才引起重视,这些人才开始知道要站出来说话。

他们恨透了那个作家!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就住在这里,但他们却不作声,而是由一位作家向世界呼喊:“救救我们!”

你可能认为他们的自我保护机制会产生作用,其实不然,每次党内集会或休息抽烟时,他们总是不断地数落“这些作家”:

“他们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他们真是为所欲为!我们有接到指示!我们需要遵从命令!他懂些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中央委员会和党书记都站在我们这边!”

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稍微懂了,生活在一九三七年大整肃时期会是怎样的感觉。

当时,我对核电厂全是美好的观感。中学和大学教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以“无中生有”制造能源的魔法工厂,只要那些穿着白袍的工作人员按下按钮即可。

切尔诺贝利的爆炸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我们拿到一大沓标记着“最高机密”“意外调查报告:机密”“治疗观察结果:机密”“清理人辐射污染调查报告:机密”等诸如此类的文件。

当时谣言四起:有人在书上读到,有人听说,有人宣布……有一部分人相信西方的说法,只有这些人会讨论吃药的种类和服药的方法。但大多数人的反应是:虽然我们的敌人在幸灾乐祸,但我们仍占上风。五月九日,老兵们仍然会上街举行胜利游行。直到后来才发现,就连那些在反应炉灭火的人员,也活在谣言中。“我认为空手拿石墨是很危险的举动。我认为……”

突然出现了一位疯女人。她在市场里喃喃自语地走着:“我看得到辐射,是蓝色的,辐射把一切都毁了。”

人们不敢再买市场里的牛奶和奶酪。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卖不出去的牛奶。“别担心,”她说,“我没让我的牛去草地吃草,我是自己拿草给牛吃的。”

如果开车到镇外,你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稻草人:包着玻璃纸的老农妇站在包着玻璃纸的奶牛旁。你会哭笑不得。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接到检验的任务。我被派到了木料处理工厂。这里收到的木材量依然不减——营运计划没有改变,他们和往常一样。我在仓库里启动了测量器材,辐射剂量高得吓人。木板其实没有问题,但当我测量扫帚时,剂量马上爆表。

“这些扫帚是从哪里来的?”

“克拉斯诺波尔。”

后来我们才知道,克拉斯诺波尔是全莫吉廖夫辐射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我们还有一批货没出,其他的已经运出去了。”

你要怎么去各城镇找回这些东西呢?

还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我怕我忘了……

噢,对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你会突然有了新的感受,每个人都必须面临一种个体的生活,我们很不习惯。之前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必须思考: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给小孩吃?什么是危险的?什么不是危险的?你应该搬家还是留在这里?

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我们已经习惯以前的生活方式了,整个村庄是一个共同体,包括工厂、集体农场。我们是苏联人民,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是一个苏联人,彻头彻尾的苏联人。我读大学时,每个暑假都会随着共产党学生青年团行动。我们在暑假工作,把收入捐给南美的共产国家。我当时在单位的部分收入,是要分配给乌拉圭的。

然后,我们改变了。一切都变了。要接受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更何况我们没有表达意见的能力。

我是生物学家。我的论文是研究蜜蜂的行为。我曾在无人岛住了两个月,在那里培育蜂巢。我和蜜蜂相处了一个礼拜,它们才接受我进入它们的家庭。它们不会让任何人接近至三米的范围,却愿意让我接近。我把蘸着果酱的火柴伸进蜂巢喂食。

我的老师曾说:“千万不要破坏蜂窝,这是一个很好的异种生态类型。”

蜂巢和整座森林息息相关,而我也渐渐融入这片大地。一只小老鼠跑到我的球鞋上——它是一只野生的老鼠,但它已经认为我是这环境的一部分了。我昨天就在这里,明天也不例外。

切尔诺贝利事件过后,人们举行了一场儿童画展。其中一张画着一只鹳经过田野,然后消失在田野,上面写着“没有人跟鹳说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感受也是如此,但我有工作在身。我们在各地采集水和泥土的样本,然后带到明斯克。我们的助理抱怨说:“这真是烫手山芋。”我们没有防护措施,没有特殊衣物。人坐在车子前座,后座放的都是会发亮的样本。

我们有掩埋辐射土的指定程序。用土埋土——这真是古怪的行为。根据指示,在掩埋任何东西之前,首先得进行地理勘查,确认掩埋地四到六公里处没有地下水,而且掩埋的坑不能太深,坑的周围和底部都必须铺上塑料袋。

虽然程序这样写,但实际操作时当然会有所不同。不出所料,地理勘查这个步骤被省略了。那些人只是随手指向一块地,说:“挖这里。”挖土机便开挖了。

“你要挖多深?”

“谁知道?等我挖到水再停。”

他们就这样朝着水源挖。

他们总是说:“人民是神圣的,错都错在政府。那就让我来告诉你,我对人民还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出过最长的任务,是在克拉斯诺波斯克区域,这里的情况最糟。为了避免把放射性物质从地里冲入河流,我们需要按照指示行动。

我必须挖双倍深度的犁沟,间隔一段距离,然后再挖犁沟,保持同样的间隔。因此我需要开车巡视每一条小河。我搭着巴士来到地方行政中心,我需要一台车来执行这项任务。

我见到了地方行政议长,他坐在办公室里,正在抱头苦恼:没人下令改变政策,没人对收割作业流程做出更改。豌豆和多数豆类一样,会吸收大量辐射,但他们既然已经种了豌豆,就得采收。这里部分地区的辐射量已经超过了四十居里。

所以他没时间理会我。幼儿园的厨师和保姆都逃跑了,孩子们正在挨饿。所有外科医师也离开了——现在要动个切除盲肠的手术,都必须搭救护车去邻近的行政区,路程长达六十公里,一路上颠簸不堪。还谈什么挖犁沟的车子?他完全没时间理会我。

所以我找到军方。这里的部队都是年轻人,他们在此停留了半年,都已病得不轻。他们给了我一台装甲运兵车,还附带人员——不,等等,是更精良的装甲侦察车才对,上面还装了一门机枪。真可惜我没跟这台车一起合影。我认为这真是男人的浪漫。负责指挥这台车的少尉会不时向基地汇报:“呼叫老鹰!呼叫老鹰!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我们行驶在同样的森林,同样的道路上,开的却是一台装甲车。路上的妇女们躲在篱笆后哭泣——自从战争结束后,她们就没见过这样的车。她们害怕另一场战争要开始了。

根据指示,负责挖犁沟的牵引机驾驶座必须密封且有辐射保护措施,但驾驶员竟然把牵引机停在一旁,躺在草地上休息。

“你疯了吗?没人警告过你吗?”

“但是我已经把上衣垫在头下了啊。”他说。

人们还搞不清状况。他们长久以来生活在核战的恐惧中,却不惧怕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件。

这里的风景很美,那些古老的森林还在。弯曲的河流有茶水一般的颜色,溪流清澈,草地绿意盎然。人们在森林中喊着彼此的名字。对他们而言,这一切这么自然,就像早上起床来到家中庭园一样。只有你心里知道,这里的一切都被污染了。

我们遇见了一位老妇人。

“孩子,告诉我,我可以喝我的奶牛产的奶吗?”

我们低下了头,我们都收到了命令——只收集资料,不许与当地人互动。

最后驾驶员终于开口了。

“婆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噢,我年过八十了。说不定还更老,我的资料在战争中被烧掉了。”

“那您尽量喝吧。”

那些村庄里的居民最让我感到不舍——他们天真无知,像孩童一样,却要受苦受难。那些农夫与切尔诺贝利无关,他们与大自然是一种信任的关系,并非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千百年来一向如此。他们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只好选择相信那些科学家或受过教育的人,把这些人当神父一样。但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一切都很正常,没什么好害怕的,只要记得吃饭前洗手就好。”我当时还不明白,但过了数年后我才终于知道,我们都是这项罪行的共犯,一同参与了这个阴谋。(她沉默不语)

你无法想象,有多少送入隔离区的补助品被走私出来:咖啡、牛肉罐头、火腿、柳橙。这些东西装箱后用货车运出,因为其他地方都买不到。当地的商人、督察,低阶和中阶官僚都赖此为生。人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恶劣,我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我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了。(她停顿了一下)当然,重要的是我愿意承认我是这样的人。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集体农场中大约有五座村庄,其中三座是“干净的”,两座是“被污染的”。两者之间,只隔两三公里的距离。被污染的村庄可以领到“坟墓”金,干净的村庄没有。现在“干净的”村庄正要建造牲畜圈舍,需要使用干净的饲料。但是干净的饲料要去哪儿找呢?风吹过一片又一片的田地,这些田地全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了要建造圈舍,有些文件需要签名,需要经过委员会签署同意,而我正是委员会的一员。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应该签署这些文件,这根本就是犯罪。但最后我还是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就跟其他人一样。我心想:干净饲料的问题与环保稽查人员无关。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为自己找到借口。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发现可怕的事情总是悄悄发生在生活中。

---卓娅·达尼洛芙娜·布鲁克,环保稽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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