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说在某地发生了事件，最初我连地名都没听清楚，不过我知道那里离我们所在的莫吉廖夫很远。然后我弟弟从学校急忙跑回家，他说孩子们都领取了药物，所以很明显，真的有事件发生了。

然而我们五月一日时仍在享乐。我们玩到很晚才回家，风吹开了家里的窗户。我是后来才想起这件事的。

我在环保部门的检验中心工作。我们还在等待上头的指示，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我们的成员里有环保专长的并不多，尤其是上头的主管。他们多是退伍的军官、前党工、退休人士等麻烦人物。如果你在某处搞砸了事情，就会被送来这里，然后你就会在这里整理文件度日。

直到我们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阿达莫维奇到莫斯科抗议之后，这种情况才引起重视，这些人才开始知道要站出来说话。

他们恨透了那个作家！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就住在这里，但他们却不作声，而是由一位作家向世界呼喊：“救救我们！”

你可能认为他们的自我保护机制会产生作用，其实不然，每次党内集会或休息抽烟时，他们总是不断地数落“这些作家”：

“他们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他们真是为所欲为！我们有接到指示！我们需要遵从命令！他懂些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中央委员会和党书记都站在我们这边！”

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稍微懂了，生活在一九三七年大整肃时期会是怎样的感觉。

当时，我对核电厂全是美好的观感。中学和大学教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以“无中生有”制造能源的魔法工厂，只要那些穿着白袍的工作人员按下按钮即可。

切尔诺贝利的爆炸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我们拿到一大沓标记着“最高机密”“意外调查报告：机密”“治疗观察结果：机密”“清理人辐射污染调查报告：机密”等诸如此类的文件。

当时谣言四起：有人在书上读到，有人听说，有人宣布……有一部分人相信西方的说法，只有这些人会讨论吃药的种类和服药的方法。但大多数人的反应是：虽然我们的敌人在幸灾乐祸，但我们仍占上风。五月九日，老兵们仍然会上街举行胜利游行。直到后来才发现，就连那些在反应炉灭火的人员，也活在谣言中。“我认为空手拿石墨是很危险的举动。我认为……”

突然出现了一位疯女人。她在市场里喃喃自语地走着：“我看得到辐射，是蓝色的，辐射把一切都毁了。”

人们不敢再买市场里的牛奶和奶酪。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卖不出去的牛奶。“别担心，”她说，“我没让我的牛去草地吃草，我是自己拿草给牛吃的。”

如果开车到镇外，你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稻草人：包着玻璃纸的老农妇站在包着玻璃纸的奶牛旁。你会哭笑不得。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接到检验的任务。我被派到了木料处理工厂。这里收到的木材量依然不减——营运计划没有改变，他们和往常一样。我在仓库里启动了测量器材，辐射剂量高得吓人。木板其实没有问题，但当我测量扫帚时，剂量马上爆表。

“这些扫帚是从哪里来的？”

“克拉斯诺波尔。”

后来我们才知道，克拉斯诺波尔是全莫吉廖夫辐射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我们还有一批货没出，其他的已经运出去了。”

你要怎么去各城镇找回这些东西呢？

还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我怕我忘了……

噢，对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你会突然有了新的感受，每个人都必须面临一种个体的生活，我们很不习惯。之前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必须思考：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给小孩吃？什么是危险的？什么不是危险的？你应该搬家还是留在这里？

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我们已经习惯以前的生活方式了，整个村庄是一个共同体，包括工厂、集体农场。我们是苏联人民，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是一个苏联人，彻头彻尾的苏联人。我读大学时，每个暑假都会随着共产党学生青年团行动。我们在暑假工作，把收入捐给南美的共产国家。我当时在单位的部分收入，是要分配给乌拉圭的。

然后，我们改变了。一切都变了。要接受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更何况我们没有表达意见的能力。

我是生物学家。我的论文是研究蜜蜂的行为。我曾在无人岛住了两个月，在那里培育蜂巢。我和蜜蜂相处了一个礼拜，它们才接受我进入它们的家庭。它们不会让任何人接近至三米的范围，却愿意让我接近。我把蘸着果酱的火柴伸进蜂巢喂食。

我的老师曾说：“千万不要破坏蜂窝，这是一个很好的异种生态类型。”

蜂巢和整座森林息息相关，而我也渐渐融入这片大地。一只小老鼠跑到我的球鞋上——它是一只野生的老鼠，但它已经认为我是这环境的一部分了。我昨天就在这里，明天也不例外。

切尔诺贝利事件过后，人们举行了一场儿童画展。其中一张画着一只鹳经过田野，然后消失在田野，上面写着“没有人跟鹳说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感受也是如此，但我有工作在身。我们在各地采集水和泥土的样本，然后带到明斯克。我们的助理抱怨说：“这真是烫手山芋。”我们没有防护措施，没有特殊衣物。人坐在车子前座，后座放的都是会发亮的样本。

我们有掩埋辐射土的指定程序。用土埋土——这真是古怪的行为。根据指示，在掩埋任何东西之前，首先得进行地理勘查，确认掩埋地四到六公里处没有地下水，而且掩埋的坑不能太深，坑的周围和底部都必须铺上塑料袋。

虽然程序这样写，但实际操作时当然会有所不同。不出所料，地理勘查这个步骤被省略了。那些人只是随手指向一块地，说：“挖这里。”挖土机便开挖了。

“你要挖多深？”

“谁知道？等我挖到水再停。”

他们就这样朝着水源挖。

他们总是说：“人民是神圣的，错都错在政府。那就让我来告诉你，我对人民还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出过最长的任务，是在克拉斯诺波斯克区域，这里的情况最糟。为了避免把放射性物质从地里冲入河流，我们需要按照指示行动。

我必须挖双倍深度的犁沟，间隔一段距离，然后再挖犁沟，保持同样的间隔。因此我需要开车巡视每一条小河。我搭着巴士来到地方行政中心，我需要一台车来执行这项任务。

我见到了地方行政议长，他坐在办公室里，正在抱头苦恼：没人下令改变政策，没人对收割作业流程做出更改。豌豆和多数豆类一样，会吸收大量辐射，但他们既然已经种了豌豆，就得采收。这里部分地区的辐射量已经超过了四十居里。

所以他没时间理会我。幼儿园的厨师和保姆都逃跑了，孩子们正在挨饿。所有外科医师也离开了——现在要动个切除盲肠的手术，都必须搭救护车去邻近的行政区，路程长达六十公里，一路上颠簸不堪。还谈什么挖犁沟的车子？他完全没时间理会我。

所以我找到军方。这里的部队都是年轻人，他们在此停留了半年，都已病得不轻。他们给了我一台装甲运兵车，还附带人员——不，等等，是更精良的装甲侦察车才对，上面还装了一门机枪。真可惜我没跟这台车一起合影。我认为这真是男人的浪漫。负责指挥这台车的少尉会不时向基地汇报：“呼叫老鹰！呼叫老鹰！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我们行驶在同样的森林，同样的道路上，开的却是一台装甲车。路上的妇女们躲在篱笆后哭泣——自从战争结束后，她们就没见过这样的车。她们害怕另一场战争要开始了。

根据指示，负责挖犁沟的牵引机驾驶座必须密封且有辐射保护措施，但驾驶员竟然把牵引机停在一旁，躺在草地上休息。

“你疯了吗？没人警告过你吗？”

“但是我已经把上衣垫在头下了啊。”他说。

人们还搞不清状况。他们长久以来生活在核战的恐惧中，却不惧怕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件。

这里的风景很美，那些古老的森林还在。弯曲的河流有茶水一般的颜色，溪流清澈，草地绿意盎然。人们在森林中喊着彼此的名字。对他们而言，这一切这么自然，就像早上起床来到家中庭园一样。只有你心里知道，这里的一切都被污染了。

我们遇见了一位老妇人。

“孩子，告诉我，我可以喝我的奶牛产的奶吗？”

我们低下了头，我们都收到了命令——只收集资料，不许与当地人互动。

最后驾驶员终于开口了。

“婆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噢，我年过八十了。说不定还更老，我的资料在战争中被烧掉了。”

“那您尽量喝吧。”

那些村庄里的居民最让我感到不舍——他们天真无知，像孩童一样，却要受苦受难。那些农夫与切尔诺贝利无关，他们与大自然是一种信任的关系，并非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千百年来一向如此。他们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只好选择相信那些科学家或受过教育的人，把这些人当神父一样。但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一切都很正常，没什么好害怕的，只要记得吃饭前洗手就好。”我当时还不明白，但过了数年后我才终于知道，我们都是这项罪行的共犯，一同参与了这个阴谋。（她沉默不语）

你无法想象，有多少送入隔离区的补助品被走私出来：咖啡、牛肉罐头、火腿、柳橙。这些东西装箱后用货车运出，因为其他地方都买不到。当地的商人、督察，低阶和中阶官僚都赖此为生。人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恶劣，我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我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了。（她停顿了一下）当然，重要的是我愿意承认我是这样的人。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集体农场中大约有五座村庄，其中三座是“干净的”，两座是“被污染的”。两者之间，只隔两三公里的距离。被污染的村庄可以领到“坟墓”金，干净的村庄没有。现在“干净的”村庄正要建造牲畜圈舍，需要使用干净的饲料。但是干净的饲料要去哪儿找呢？风吹过一片又一片的田地，这些田地全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了要建造圈舍，有些文件需要签名，需要经过委员会签署同意，而我正是委员会的一员。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应该签署这些文件，这根本就是犯罪。但最后我还是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就跟其他人一样。我心想：干净饲料的问题与环保稽查人员无关。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为自己找到借口。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发现可怕的事情总是悄悄发生在生活中。

---卓娅·达尼洛芙娜·布鲁克，环保稽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