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我总是被叫去加入类似这样的棘手选择。我发现，叫我去的不是莉拉，而是皮诺奇娅和她母亲。实际上，是我选的喜糖，是我选的贺拉斯路上的餐厅和摄影师，我还说服她们在照相环节之外，还增加一段录像。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都意识到，对于其中任何一件事，我都充满激情，就好像我做的这些事都是为我以后结婚积累经验。在结婚这件事上，莉拉用的心思很少，这让我非常惊异，但事情的确如此。她最专注的事情是：一次性确立她未来的生活，她想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生活在自己家里，让小姑子和婆婆插不上嘴。但那不是通常的那种婆婆、媳妇和小姑的矛盾。我有一种感觉，她通过利用我、通过对斯特凡诺的操纵，试图在她所处的牢笼内寻找一条出路，但那时候还没有找到。

很自然，我用整个下午的时间来解决她们的问题。我学习的时间变得很少，有两次甚至没去学校，结果是我第一个学期的成绩不怎么样。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老师是备受崇敬的加利亚尼老师，她对我珍爱有加。我的哲学、化学和数学成绩都勉强及格。有天早上，我还卷入了一场麻烦：我们的宗教老师一直猛烈地攻击共产党，批评无神主义，我感觉有必要做出回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对帕斯卡莱的情感，因为他一直申明自己是共产党，或者是我感觉到神父说的那些关于共产党的罪恶都和我相关，他的箭头还对准了加利亚尼老师——一个典型的共产党。

这时候我举起了手，我说自己上过一期函授神学课，很明显人类还处于一种盲目和随遇而安的状态中，他们把自己托付给上帝、耶稣，或者圣灵——最后这个存在根本是多余的，只是为了构成三位一体，圣灵反倒要比圣父、圣子更高一等——就相当于整个城市被地狱之火燃烧时，我们还在收集和崇拜画像。阿方索马上意识到我说得太多了，他很羞怯地拉了一下我的罩衫，我没管他，要把话说完，一直说到最后的总结。就这样，我第一次被老师赶出了教室，在课堂表现的记录本上，我被记了一笔。

我来到走廊上，刚开始我觉得很迷惘：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要表现得那么冒失？从哪里来的绝对信念，让我确信我说的都是对的，值得一说？最后，我想起来这番话我和莉拉说过，我意识到自己闯了这样的祸，是因为我觉得她的观点很权威，能给予我足够的力量来挑战宗教老师。莉拉不再看书、不再学习，她正要成为肉食店老板的妻子，可能很快就会替代斯特凡诺的母亲，坐在收银台后面。而我呢？我从她身上获取了能量，想出了这样一个意象：把宗教描述成一系列人物图像的收藏，而整个城市都被地狱之火焚烧？因此，学校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已经远离了她的影响，这不是真的！我在教室门口，想着这些，默默地流着眼泪。

事情忽然发生了变化，尼诺·萨拉托雷出现在走廊尽头。在城区遇到他父亲之后，我更加表现得好像他不存在一样，但在这紧急关头遇到他，我又振奋起来，急忙擦干眼泪。他应该发现了我的异样，就朝着我走来。他更高了，喉结很突兀，脸上棱角分明，已经开始长出细细的胡须，他的目光更加坚定。这次我没办法躲开他了，我不能进教室，也不能走向厕所，这两种做法都会使我的处境更加复杂——如果宗教老师探出头来检查的话。我只能待在那里，他在我面前停下，问我为什么会在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了他原委，他眉头皱了起来，对我说：“我很快回来。”几分钟后，他就和加利亚尼老师一起出现了。

加利亚尼老师表扬了我。“但现在，”她这么说时，就好像在对我和尼诺上课，“在进攻之后，我们需要进行补救。”她敲了敲我上课的教室门，进去之后关上门，五分钟之后，她满脸笑容地出现了。我可以进教室了，条件是我要向老师道歉，因为我当时说话的语气太专横了。向老师道歉时，我心里有些悲喜交加：一方面很忐忑，因为宗教老师可能会再惩罚我；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骄傲，因为尼诺和加利亚尼老师在支持我。

我很小心，没有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父母，但我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安东尼奥，他很骄傲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帕斯卡莱。有天早上，帕斯卡莱遇到了莉拉——他依然深爱着她，当时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情，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就像救命的稻草一样抓住我的事情对莉拉讲了。就这样，一眨眼的工夫，我成了朋友中间的英雄，不仅仅是我周围少数几个朋友，还包括一群斗志昂扬的老师和学生，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宗教老师的说教。这时候我意识到，对神父道歉还不够，我要从他身上，以及其他和他看法一样的老师那里获得信任。我把自己说的话和我这个人毫不费力地分开了：我对那些对我充满敌意的老师表现出合作、尊敬、勤恳和乐于效劳的态度，他们很快就原谅了我那些奇怪的观点，认为我是一位可造之才。这样，我发现我能和加利亚尼老师一样坦然：我能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通过无可非议的做法获取所有人的尊敬。在短短几天里，我觉得我和尼诺·萨拉托雷——他当时已经上高中五年级了，那年要参加毕业考试——一起成为了这所破烂高中的两个最有前途的学生。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几个星期之后，尼诺见到我，他开门见山，用他特有的阴郁语气让我尽快写半页材料，简述一下我和神父之间的冲突。

“干什么用呢？”

他对我说，他正在编辑一本叫《那不勒斯：穷人的旅馆》的小杂志。他在编辑部里谈到了这件事，几个编辑对他说，如果能写一段简述，那他们可以试着编入下期的杂志。他给我看了一眼那本杂志，那是一本大约五十多页的小册子，封面是暗灰色的，目录里有他的名字，还有他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悲惨的数据》。这时候，我想到了他父亲在玛隆蒂海滩上带着那种心满意足、得意洋洋的神情，朗读那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时的情景。

“你也写诗吗？”我问他。

他满脸鄙夷地否认了。我马上答应了他：

“好吧，我试试。”

我非常激动地回到家里，感觉脑海里全是要写的句子，在路上，我很详细地对阿方索说了我的想法。他为我感到不安，再三叮嘱我什么也别写。

“他们会写上你的名字吗？”

“是的。”

“莱诺，神父会生气的，会让你考试不及格的，他会让化学老师和数学老师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他的焦虑传染到我身上，我失去了信心。但我们一分开，我一想到我的小文章很快就会出现在一份杂志上，印着我的名字，我可以向莉拉、我父母，还有奥利维耶罗老师和费拉罗老师展示，我还是决定把文章写出来，写完后我会进行弥补。对于我来说，能获得那些我欣赏的人（加利亚尼老师、尼诺）的掌声，这真让人振奋。我要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那些落伍的人（神父、化学老师和数学老师），但在对手的眼里，我也要好好表现，来获取他们的欣赏和尊重。我要在文章发表之后，再一次进行弥补。

整个下午，我都在写那篇文章。我找到了一些非常简洁、充满内涵的句子，尽量表明自己的立场，说得有理有据、充满尊严，还用了很多很生僻的词汇。我写道：“假如上帝无所不在，那他为什么还需要通过圣灵来传播呢？”但半页纸很快就写满了，我只写完引言部分，其他内容怎么办呢？我又重新写，放慢节奏，从最基本的东西写起，埋头尝试了几遍，最后的结果基本令人满意。我就去预习第二天的课程了。

但不到半个小时，我又产生了一些怀疑，我感觉自己需要别人的肯定，谁能帮我看看我写的文章，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呢？我母亲？我的几个弟弟？安东尼奥？他们当然不行，唯一的人选是莉拉。但是，我去找她就意味着承认她的权威，实际上，我现在才是那个有学问的人。

开始，我很不情愿去找她。我害怕她看到我写的那半页纸，短短几句就把我打发了。我更害怕的是，她只言片语就会改变我的想法，使我的思想走极端，打破我写的那半页纸里的平衡。最后，我还是跑去找她，希望能找到她。她在她父母的家里，我跟她说了尼诺的事情，把笔记本递给了她。

她很不情愿地看着那页纸，就好像上面的文字会伤她的眼睛。像阿方索一样，她问我：

“他们会写上你的名字吗？”

我点了点头。

“写上埃莱娜·格雷科？”

“是的。”

她把笔记本递给我。

“我没办法对你说是好，还是不好。”

“求求你了。”

“别这样，我没这能力。”

我不得不再三坚持。我对她说——尽管我心里清楚这不是实话——我说，假如她不喜欢，假如她拒绝读这篇文章，我不会把它交给尼诺去付印的。

最后，她读了那篇文章，她读的时候全神贯注，就好像背了一个很沉重的包袱。我感觉她在做一个痛苦的努力，想把内心深处以前的那个莉拉解放出来——把那个读书、写东西、绘画、做设计、反应敏捷的莉拉解放出来。她看完整篇文章，好像放松下来了。

“我可以删节吗？”

“当然可以。”

她删去了很多词汇，还有整个一句话。

“我可以移动句子的位置吗？”

“可以。”

她把一个句子圈了起来，用一道曲线，移到了那页纸的最上方。

“我能把这篇文章重新抄在一张纸上吗？”

“我自己抄吧。”

“还是我来吧。”

她写了一会儿，最后把笔记本还给我说：

“你非常厉害，难怪他们都给你十分。”

我感觉到她的语气里没有讽刺，那是一句真诚的恭维。最后她的语气变得生硬，说：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写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

她想了想。

“因为会让我头疼。”她用手指敲了敲脑袋，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