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有人会问我：“村上先生您写小说时，心中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每次我都颇感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

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深更半夜在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我压根儿没想到它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真的。大体说来，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把一些存在于心中的意象，运用自己称心满意、妥帖得当的词句描述出来，再把这些词句巧妙地搭配起来，化为文章的形式……脑袋里全是这种东西。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似的东西）？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我写的东西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毫不拖泥带水，或者说非常单纯。

而且其中大概还有“自我疗愈”的意义。因为一切创作行为中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修正自我的意图。通过将自己相对化，也就是将自己的灵魂嵌入和现在不同的外形，去消解或升华生存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种种矛盾、错位与扭曲。而且顺利的话，还要与读者共同分享这种作用。我并没有具体地意识到这一点，但那时心中或许在本能地寻求这种自我净化作用，所以才极其自然地想写小说。

然而那部作品获得了文艺杂志新人奖，成书出版后卖得还算不错，成了话题，我姑且算是站到了名为“小说家”的位置上，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意识到“读者”的存在。毕竟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书摆在书店的货架上，而且我的名字被堂而皇之地印上了封面，让不少人拿在手中翻看，因此写起来免不了有点神经紧张。话虽如此，我却觉得“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要自己写得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人数或许不会太多，但那也无所谓，是不是？假如与这些人心心相通，也算是如愿以偿了吧？

继《且听风吟》之后，《1973年的弹子球》及短篇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袋鼠佳日》这些作品，大多是以这种自然而乐观的，抑或说十分轻松的姿态写成的。当时我还拥有一份职业（本职），靠那份收入生活得还算可以。小说嘛，说来不过是当作“业余爱好”，在闲下来的时候写写而已。

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文艺批评家（已经过世了），曾严厉批评我的第一本小说《且听风吟》：“如果诸位以为这种水平的东西就是文学，那可就令人尴尬了。”看到这条评论，我老老实实地以为：“嗯，大概也会有这样的意见吧。”尽管受到如此评价，倒也没有心生反感，更没有怒火中烧。此人与我对所谓“文学”的理解，应该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一部小说思想上如何啦，社会作用如何啦，是先锋还是后卫啦，是否属于纯文学啦，这种问题我压根儿就没考虑过。我是从类似“只要写起来开心不就得了嘛”的姿态开始写作的，彼此从根源上就产生了分歧。《且听风吟》里，虚构了一位叫德雷克·哈特费尔德的作家，他有一部题为《心情愉悦有何不好》的小说，那正是当时盘踞在我大脑正中央的想法。心情愉悦有何不好？

如今想想，那真是一个单纯或者说十分粗暴的想法，不过当时我还很年轻（三十岁刚出头），再加上刚刚经历过学生运动的浪潮，因为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反抗精神不免有些旺盛，因此还维持着那种堪称“反命题”式的责无旁贷的姿态，喜欢顶撞权威、反抗权势。尽管不无狂妄自大、稚气十足之处，但回首往事，我觉得从结果来看却是好事。

这样的姿态徐徐呈现出变化，是始于写《寻羊冒险记》（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我心中也大致明白，就这么一成不变地死守着“心情愉悦有何不好”的写法，作为职业作家只怕终将钻进死胡同。就算读者眼下把这种小说风格视为“崭新的东西”，表示理解和喜欢，但如果叫人家整天读一模一样的东西，用不了多久就会感到腻烦。“哟，又是这玩意儿。”注定会变成这种状态。当然，连身为作者的我也会感到腻烦的。

况且我并不是想写这种风格的小说才写的，只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写作技巧去正面叫板和挑战长篇小说，姑且只能采取这种类似“装腔作势”的写法，才写这种类型的东西。碰巧这种“装腔作势”显得新奇又新鲜而已。可是对我来说，既然好不容易当上了小说家，当然想写写更深刻大气一点的小说。虽说是“更深刻大气”，但并不等于那种在文艺上毕恭毕敬的小说、那种显而易见属于主流的文学。我想写那种写起来让自己心情舒畅，同时又具有正面突破能力的小说。不单是把内心的意象零碎而生动地化为文字，还要把灵感和意识更加综合、更加三維地升华为文章——我渐渐开始这样想。

在那前一年，我读了村上龙的长篇小说《寄物柜里的婴孩》，十分佩服：“写得真好！”然而那是只有村上龙才能写出来的作品。我还读过中上健次的几部长篇小说，也深感佩服。可那也是唯独中上先生才能写出来的东西。每一部都和我想写的不一样。理所当然，我只能自己去开拓独特的道路。只能将这些先行登台的作品中蕴含的力量作为具体例证放在心上，把只有我才能写出来的作品坚持写下去。

我为了回答这个命题，开始执笔写《寻羊冒险记》。我的基本构想是尽量不让现有的文体变得笨重，不损害“心情的愉悦”（换言之就是不被“纯文学”的装置俘虏），让小说本身变得深刻、厚重起来。为此就必须积极导入故事这个框架。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明确。而如果把故事当作重点，工作起来势必费时耗日，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在“本职”工作之余利用闲暇就能完成了。所以开始写《寻羊冒险记》之前，我卖掉了一直经营的小店，成了一个所谓的职业作家。当时，相比写作，当然还是小店的收入更高，但我仍然横下心来决定牺牲它。因为我想把生活全都集中到小说上，把自己拥有的时间全部用在写小说上。说得稍稍夸张些，就是“破釜沉舟”，无法再走回头路了。

周围的人几乎全体反对：“还是别这样贸然行事呀。”小店的生意大有起色，正逐渐兴隆起来，收入也稳定下来了，此刻转手岂不太可惜了。不如将小店托付给别人经营，自己去写小说，岂不更好？想必大家都不认为我单靠写小说能吃饱饭吧。不过我没有犹豫不决。我一直有一种脾气：“做一件事，倘若不全力以赴、一拼到底，便心情不爽。”性格使然，大概没法“把小店随便托付给别人”。这是人生的紧要关头，得当机立断、痛下决心。哪怕一次也行，总之我想拼尽全力试试写小说，如果不成功，那也没办法，从头再来不就行了。我卖掉了小店，为了能全神贯注地写作长篇小说，搬出东京的住所，远远离开都市，过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又为了维持体力坚持每天跑步。就这样，我毅然决然地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不得不清晰地意识到读者的存在了。不过那具体是怎样的读者，我却没有多想，因为也没有冥思苦想的必要。那时候我正三十出头，不管怎么想，看我写的东西的不外乎同龄人，要不就是更年轻的一代，也就是“年轻男女们”。当时的我是一个“新进青年作家”（用这样的词叫人有点难为情），支持我作品的显然是年轻一代的读者。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我无须去冥思苦想。身为作者的我与读者理所当然般合而为一。回首当日，那段时期大概是我这个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蜜月期”吧。

《寻羊冒险记》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了刊载的杂志《群像》编辑部相当的冷遇（我记得是这样），但幸运的是得到了众多读者的支持，评价也很高，书远比预想中畅销。换句话说，我作为职业作家，算是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并且有一种明确的感觉：“我要做的事情，在方向上没有错！”在这层意义上，对身为长篇小说作家的我来说，《寻羊冒险记》才是实质上的出发点。

自那以来岁月流逝，我已经六十过半，来到了距离新进青年作家的境界十分遥远的地方。尽管并没有规划过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年龄会自然而然地增加（没办法啊），而阅读我作品的读者阶层，也随着岁月流逝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变化。只是假如有人问我：“那么，现在阅读你作品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却只能回答：“哎呀，我一无所知。”当真是一无所知。

有许多读者写信给我，此外我也有机会和几位读者见过面。然而这些人无论是年龄、性别还是居住区域，都千奇百异各不相同，因此我的书主要是哪些人在阅读，脑海中还真的涌现不出具体的形象。我自己不甚了解，出版社的营销人员只怕也不太清楚吧。除了男女比例大约各占一半、女读者中美貌的居多（这并非谎言）之外，看不出其他的共同特征。从前有种倾向，好像在城市里卖得不错，在地方上却销路欠佳，但现在没有如此鲜明的地域差异了。

那么，你是在对读者形象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写小说啰？看来有人要这么问我。不过细想一想，没准还真是这样。我脑海里并没有浮现出具体的读者形象。

据我所知，好像多数作家都会与读者一起成长。也就是说，如果作者上了年纪，一般而言，读者的年龄也会随之增长上去。所以作者与读者的年龄彼此重叠的情况比较多见。这要说好懂的话，的确也挺好懂的。如果是这样，写小说时当然会在心中设想大致与自己同龄的读者。但我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此外也有一种小说类型，从一开始就将特定的年代和阶层设为目标。比如说青春小说是以十几岁的少男少女，浪漫小说是以二三十岁的女性，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则是以中老年男性为目标读者来写。这也容易理解。不过，我写的小说与这些也略有不同。

说到底，兜了整整一个大圈子，话又回到了原处：我的书究竟是哪些人在阅读，对此我是一头雾水，于是就成了：“既然如此，就只能为了自己高兴而写啰。”这是否该说是回归原点呢？真有点不可思议。

只是，我在成为作家、定期出书之后，学到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不管你写什么、怎么写，最终都难免被人家说三道四。”比如说写个长篇小说，就会有人说：“太长了，显得冗繁，只要一半分量就足够把故事写完了。”诸如此类。写个短一些的，又有人说：“内容肤浅，漏洞百出，明显偷工减料。”同一部小说在这个地方被说成“重复相同的故事，陈旧老套，枯燥无味”，可换个地方又被说成“还是前一部作品好，新的手法白忙活了”。想一想，其实从二十五年前开始，我就一直被人家说到今天：“村上落后于当今的时代，他已经完蛋了。”吹毛求疵大概很简单，反正只管信口开河就行，又不用承担具体责任，而被吹毛求疵的一方想一样样去搭理的话，身子根本吃不消。于是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随它去吧，反正都会被人家说坏话，干脆自己想写啥就写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瑞奇·尼尔森晚年的歌曲中有一首《花园酒会》，其中有这么两句歌词：

假如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

不就只能自己一人开心了吗

这种心情我也非常理解。就算想让所有的人都开心，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的，只会自己白忙活而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只管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最享受的、“最想去做”的事情便可。这样一来，即使评价欠佳，书的销路不好，也可以心安理得了：“嗯，没关系，至少我自己是享受过啦。”

爵士钢琴手塞隆尼斯·蒙克也这样说过：

“我想说的是，你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演奏便好。至于世间要求什么，那种事情不必考虑。按你喜欢的方式演奏，让世间理解你做的事情就行，哪怕花上十五年、二十年。”

当然，并非只要自己享受了，就能成为杰出的艺术作品。不用多说，其中需要严苛的自我相对化。身为一个职业人士，也应该有最低限度的支持者。然而只要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些，“享受过程”和“心安理得”或许就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准绳。须知做着不开心的事活在世上，人生未免太不快活了，您说是不是？心情愉悦有何不好——莫非又要回到这个出发点吗？

尽管如此，如果有人正色问我：“你写小说时脑袋里当真只想着自己吗？”那么连我也会回答：“不，当然没那种事儿。”前面说过，我是一名职业作家，要始终把读者放在心中从事写作。忘记读者的存在——就算心里想忘记——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恰当的做法。

然而虽说将读者放在心中，也不会像企业开发商品时那样，去做市场调查、进行消费阶层分析、设定具体的目标顾客等等。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归根结底还是“空想的人物”。那个人既没有年龄，也没有职业和性别。当然他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拥有这一切，但这些都是可以替换的东西。总之，我是说这类东西并不是重要因素。重要的是我与那个人彼此密切相连，这个事实必须是不可替换的。是在哪里如何相连的，我不知其详。不过我有一种感觉，在遥远的底部、黑暗的去处，我的根与那个人的根紧紧连在一起。那地方太深太黑，无法随意前往打探情势，但通过故事这个体系，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联结，有一种养分正在彼此间流动的真实感。

不过，我和那个人即便在后街小巷擦肩而过，在电车上比邻而坐，在超市收银台边前后排队，也（几乎）不会察觉到彼此的根紧紧相连。我们互不相识，仅仅是偶然相遇，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各奔东西，从此只怕再也无缘重逢。然而实际上，我们在地下穿透了日常生活这坚硬的表层，“小说式地”密切相连。我们在内心深处拥有共通的故事。我设想的大致就是这样的读者。我希望能让这样的读者尽情享受阅读、有所感悟，而日日写着小说。

与之相比，身边那些现实人物却相当棘手。每次我写新书，总是既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哪怕没有明确说出意见和感想，可这种事儿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偏好。任凭我如何奋斗，就像瑞奇·尼尔森唱的那样，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看到身边人的这种个别反应，对写作者来说也是相当折磨神经的。这种时候，我就简单地亮出底牌：“果然只能自己享受，是吧？”我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地区别运用这两种姿态。这是我在多年的作家生涯中学到的招数，或者说生存的智慧。

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就是不同年代的人似乎都在阅读我的小说。“我们一家三代都读村上先生您的书”，我时常收到这样的来信。奶奶在读（她说不定就是我从前的“年轻读者”），妈妈在读，儿子在读，他妹妹也在读……类似的情形好像处处可见。听到这样的话，我自然心情舒畅。一本书在同一个屋檐下被好几个人轮流阅读，说明那本书在焕发着生命力。当然，五个人各买一本的话，更有助于销量的增长，出版社也许会感激不尽，但是对作者而言，一本书被五个人视若珍宝地传阅，老实说更让人高兴。

不仅如此，还有从前的同班同学打电话来，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念高中的儿子把你那些书统统都看过啦。我常跟儿子一起谈论你的书呢。平时父子之间几乎没话可说，可一谈起你的书来，两个人倒谈得挺热闹。”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听他的语气，似乎有些欣慰。是吗？我的书也对世间起着点小小的作用嘛，我暗想。至少有助于父子间的交流，这难道不是不容小觑的功绩吗？尽管我没有孩子，但如果别人家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读我的书，并生出共鸣来，那么虽然微不足道，我也算是为下一代留下一点东西了。

只是谈到现实，却不妨说我和各位读者几乎没有直接联系。我基本不在公共场合亮相，也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主动上电视和广播的情况一次也没有（非我本意，被人家自作主张地播出来，这样的情况倒有几次），也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常常有人问为什么，那是因为我说到底是一个职业作家，最擅长的是写小说，想尽可能地把力气都倾注在这件事上。人生苦短，手头拥有的时间也好精力也罢，都极为有限，我不愿被本职以外的事情占去太多时间。只不过一年大概有那么一次，在外国进行一场演讲、做一次朗读或者开场签名会。因为我觉得身为日本作家，这是一项职责，在某种程度上非做不可。关于这些，我想以后有机会再细谈。

不过迄今为止，倒是在互联网上开设过几次主页。每次都是限定时间运营数周，却收到许多电子邮件。我原则上是所有的邮件都要过目。内容太长的话，就只得一目十行匆匆读完，但总之发来的邮件无一遗漏，全都看过。

还给大约十分之一的来信写了回信。或回答提问，或帮人出出主意，或针对留言写一点感想……从轻松的短评到相对正式的长篇回复，邮件来来往往，内容各式各样。在此期间（有时长达数月）几乎不插入别的工作，拼命地写回信，可是接到回信的人好像多数都不相信是我本人写的，还以为是别人代写。演艺界人士在回复粉丝来信时，似乎有很多代笔的先例，他们大概以为我也是这样。尽管我在主页上已经表明“回信的确全部是我自己写的”，好像也很难让他们照单全信。

尤其是年轻女孩子，正欢天喜地地说：“村上先生给我回信啦。”男朋友便兜头一盆冷水泼上来：“你这个傻瓜。这玩意儿怎么可能是他一份份亲手写的？村上他忙得很呢。一定是别人代写的，只是对外宣称是他自己写的罢了。”这种情况好像有不少。我虽然不了解，但世上疑心重的人还真多呢——难道当真有很多骗子？不过，我真的自己动手拼命写回信来着。我自以为回复邮件的速度很快，但毕竟数量太多，仍旧是一件吃力的苦差事。然而做起来很有趣，还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于是，通过与现实中的读者交换信息，我领会到一件事：“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正确地理解了我的作品。”具体去看一位位读者，会发现他们时而也有误解或过虑之处，也有“这岂不是解读错误”的地方（对不起啦）。就算自称是我的“狂热读者”的人们，如果单拿一部部作品来说，则既会有赞赏也会有批判，既会有共鸣也会有排斥。单独阅读寄来的一条条意见，会觉得它们似乎乱七八糟、毫无关联，然而退后几步，在稍稍离开一些的地方纵览整体，便有种真实感：“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准确而深刻地理解了我，或者说我写的小说。”虽然个别有细微的出入，但如果将这些全部扣除、平均一下，最终会准确无误地在该稳定下来的地方稳定下来。

“嗯，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我当时想，仿佛山尖上笼罩的云雾倏然散尽一般。能获得这样的认识，对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应该称之为网络体验吗？但由于实在是繁重的劳动，同样的事我大概无力再做一次了。

我前面说过是把“空想的读者”放在心中从事写作的，我想它与“读者整体”差不多是同义。整体这个意象过于庞大，无法完全收纳到大脑内，因而暂且将它凝缩进“空想的读者”这个单一个体之中。

走进日本的书店，常常发现男作家和女作家被分成不同的专柜。而在国外的书店里，似乎很少见到这样的区别。可能也有，但至少目前没看到过。于是，我反复琢磨：为什么要按照男女区分呢？也许是因为女读者大多读女作家写的书，而男读者大多读男作家写的书，就变成了这样的情形：“索性图个方便，从一开始就把柜台分开得啦。”仔细一想，我自己也是，比起女作家的书来，男作家的书似乎读得稍微要多那么一点。但那并非“因为是男作家的书才读”，只是纯属巧合，女作家中当然也有很多我喜欢的人。比如说外国作家里，简·奥斯汀啦，卡森·麦卡勒斯啦，我都非常喜欢，她们的作品统统读过。也很喜欢艾丽丝·门罗，还翻译过好几本格蕾丝·佩雷的作品。因此觉得简单粗暴地把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书架分开有点叫人困惑——这么一来，只会愈发加深被阅读的书籍的性别分离程度。不过就算我提了意见，社会上也不会洗耳恭听吧。

刚才我也提到过一句，就个人而言，我的小说读者男女比例似乎大体相同。虽然并未经过正式调查、做过数据统计，可迄今为止多次与真实的读者见面交谈，加上刚才也说过，还曾有邮件往来，所以有种真实的感受：“嗯，大概是男女参半吧。”在日本如此，在外国好像也是如此，恰好保持平衡。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单纯地觉得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世界上的人口大致男女参半，而书的读者也是男女各占一半，应该是既自然又健全的吧。

和年轻的女读者交谈时，她们偶尔会问我：“村上先生，您（明明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怎么那么了解年轻女性的内心呢？”（当然，大概也有很多人不这么看，我姑且把它作为一则读者意见公之于众，对不起。）说真心话，我从不认为自己懂得年轻女性的内心，听人这么一说，可吓了一跳。这种时候，我总是回答：“大概是我在写故事的时候，一门心思想变成那个出场人物，所以自然慢慢理解了那个人在感受和思考些什么，又是如何感受和思考的。这当然是指小说式的。”

就是说，在小说这样的设定中操纵角色、让角色动起来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是有所理解的，然而与“了解现实中的年轻女性”还是有所不同。一旦涉及活生生的人，该说十分遗憾吧，我也难以透彻地理解她们。但如果现实中的年轻女性（至少是一部分）能享受我（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叔）写的小说，一边与其中出现的人物共鸣一边阅读，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比高兴的事。说实在的，这样的事能发生，我觉得几乎是奇迹。

当然，这世上可以既有面向男读者的书，也有面向女读者的书。这种东西也是必要的。不过，我写的书如果能不分男女、一视同仁地鼓动读者的心该有多好。倘若恋人、男女群体，或者夫妇、亲子之间能围绕我的书热心谈论的话，那真是最令人喜悦的事情。因为我常常在想，小说这东西，故事这东西，能抚慰男女之间、世代之间的对立，以及其他种种陈规旧俗的对立，起到缓和其锋芒的作用。不用说，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功能。我一直在偷偷地祈祷，希望自己写的小说在世界上担当起这种积极正面的角色，哪怕是一丁点儿也好。

用一句话来表达（因为太过直白，说出口来让人害羞），我由衷地感到，自我出道以来，就一贯得天独厚，得到读者的关照。又要旧话重提了：在评论方面，我长年以来被置于十分严苛的境地。就连为我出书的出版社里，比起支持我写的东西的编辑，持批判立场的编辑似乎也更多。又是这样啦，又是那样啦，经常听到严厉的话，受到冷遇。甚至让我有顶着迎面而来的逆风（尽管时强时弱，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孤身一人默默工作的感觉。

尽管如此，我还能不气馁不消沉（虽然偶尔有些吃力），大概是因为我的书始终有读者紧紧相随的缘故。而且那还是（自己说出来可能有点那个）品质相当高的读者。比如说不是读完后说一声“啊，太好玩啦”，便随手将书撂到一边了事，而是认真思考“这本书为什么有趣”，以这样的读者居多。其中一部分人（为数绝不算少）还会把同一本书重新再读一遍。有的人甚至在长达几十年间读上一遍又一遍。还有人把书借给气味相投的朋友，相互交流意见和感想，力图用种种方法三維地理解故事，或者确认那共鸣的存在。我从许多读者口中听到过这样的话，每次都不禁生出深深的感谢之情。因为这样的情形对于作者来说，正是理想的读者形式——我自己年轻时就是这样读书的。

而且我颇为自豪的，是这三十五年间每出一本书，读者人数就会稳步增加。当然《挪威的森林》曾经压倒性地畅销一时，但除了这种人数上时有波动的“浮动层”读者，期盼着我的新书面世、一上市便买回去读的“基础层”读者，看来也在不断扎扎实实地累加。从数字上看是这样，从实际感受上也能清晰地发现这一点。这种倾向不单出现在日本，还确凿无疑地扩展到了国外。有趣的是，无论是日本还是海外的读者，现在他们的读法似乎大致是相同的。

换言之，我与读者之间维系着一条粗而直的管道，通过它直接交流信息。也许可以说是我耗费时日，构筑起了这样一个体系。这是一个不（怎么）需要媒体和文艺界这类“中介者”的体系，最需要的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自然形成的“信赖感”。如果没有让多数读者觉得“村上出的书，不妨买回去看看，总不至于吃亏啰”的信赖关系，就算有多粗的直通管道维系着，这种体系的运转只怕也难以为继。

从前我与作家约翰·欧文私下见面时，他提到与读者的关系，对我说过一段有趣的话：“我说啊，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 hit the main line，尽管这句话不太好听。”所谓hit the main line是美国俚语，意思是往静脉里注射毒品，总之就是让对方上瘾，创建起一种想切割也切割不断的关系，让对方迫不及待地盼望下一次注射。这个比喻非常通俗易懂，然而意象却相当地反社会，因此我使用“直通管道”这个更稳妥的说法，不过嘛，想表达的内容却大体相同。作者与读者之间直接进行私人交易——“大哥，你看怎么样？有好东西哦。”——这种实实在在的亲密感将变成不可或缺的东西。

常常收到来自读者的有趣的信，类似这种内容：“读了村上先生您的新书，感到好失望。非常遗憾，我不太喜欢这本书。不过下一本书我一定会买的。请您加油！”老实说，我很喜欢这样的读者，觉得十分难得。因为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一种“信赖的感觉”。我想，为了这些人，必须扎扎实实地写好下一本书，并发自内心地希望这本书能得到他或她的欢心。只不过“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所以实际会怎样，连我自己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