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冰岛求教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因为工作关系到访过许多地方，也还有很多国家是我尚未踏足的。我的2013年便始于与新土地的邂逅。

首先是刚开年的2月，我与卡斯滕·尼古拉作为搭档一起受邀参加在冰岛举办的声呐音乐节[声呐音乐节（Sonar）始于1994年，是欧洲最大规模的电子音乐节之一，每年6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除了巴塞罗那之外，该音乐节也曾临时在全球其他城市举办。]——发祥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电子音乐节的“出差版本”，从这一年开始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办。声呐音乐节也曾在东京举办。

我一直对冰岛很感兴趣，原因是我读了《冰岛之梦》（Dreamland: A Self-Help Manual for A Frightened Nation）这本书。由于2008年的“雷曼事件”的影响，冰岛也与许多国家一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但此后，冰岛开始发起逐渐摆脱欧美式过度扩张金融业模式的运动，实现了一场奇迹般的经济复苏。而在思想上影响着这场运动的，就是这本于2006年出版的书——据说冰岛全国约30万人口中有一半的人读过。这本书具有划时代性，一方面毫不避讳地批判了冰岛政治家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另一方面介绍了地热发电的相关措施，强调了作为小国的冰岛注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这本书的作者是儿童文学作家安德里·赛恩·马纳松（Andri Snær Magnason），与他见面也是我此行访问冰岛的主要目的。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邀约，我们的对谈内容后来刊登在了《妇人画报》[《妇人画报》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女性时尚杂志，由小说家、诗人国木田独步于1905年创办。]上。从21世纪开始，美国投资的大型铝制品厂相继在冰岛建成，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然而代价是工厂的废弃物污染了环境，冰岛有名的候鸟栖息地也陷入了存亡危机。简单来说，就跟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遇到的公害问题[在“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重化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等严重公害现象。由于当时未能采取充分的环境对策，这些问题给民众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是一样的。事实上冰岛步了日本的后尘，经济泡沫很快破裂，商业和环保的拉锯对抗愈演愈烈。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当冰岛面临问题时，市民们的意见交流称得上是直接民主主义，我认为这真的很了不起。政治家们也会认真反省过去的失败。引发冰岛金融危机的银行业高层被问责，被判刑入狱。在金融危机之后，冰岛马上重新进行选举，有二十几岁时和比约克[比约克，冰岛著名歌手、音乐制作人，曾是“糖”乐队主唱。2008年，曾在上海演唱会上突发不当言论，后被依法进行处理。]在同一个乐队中担任主唱的音乐家，在从事音乐活动的同时当上了首都市议员。

冰岛在1944年脱离宗主国丹麦，成了一个主权国家。当然冰岛这片土地的历史更加悠久。记载了日耳曼神话故事的《埃达》[《埃达》（Edda）是古代冰岛两部文学作品的总称：一部通称《新埃达》，亦称《散文埃达》，传说编著者是冰岛诗人、编年史家斯图鲁松；另一部通称《老埃达》，亦称《诗体埃达》。内容多与北欧神话、传说有关。]，是北欧地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就像日本的神话源头《古事记》[《古事记》是日本古史书，由稗田阿礼口述，元明天皇审定，太安万侣编写，于公元712年（和铜五年）成书。记载了日本开天辟地至推古天皇间的传说与史事，也是日本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一样重要。但这本书最早的版本被称为《斯诺里埃达》（Snorri's Edda），相传出自13世纪冰岛诗人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之手。

顺带提一句，冰岛人的姓名排列方式与西方国家的名字后面跟着姓氏不同，他们会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父母的名字。如果是一个男孩，就在父母的名字后面加上“son”（儿子）；如果是女孩，就加上“dottir”（女儿）。安德里·赛恩·马纳松是马纳（Magna）的儿子，而如果安德里再有一个儿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将是“×× Andrison”。由于他们的名字相似，跟他们交谈时，我会渐渐觉得所有冰岛国民都像是亲戚。冰岛人的凝聚力强，在面临抉择时做决策的速度也很快，我想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是从日本前往冰岛，要花整整一天时间才能抵达；但如果从纽约出发，单程只需要不到6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意外地近。相隔如此遥远的冰岛和日本，正好是位于亚欧板块和北美板块两端的岛国，地球的结构真的很有意思。据说由于大陆板块的地壳运动，冰岛的领土每年都会扩大几平方厘米。

目前冰岛是世界上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先进的国家，听说它的总能源中的70%来自水力发电，剩下的30%来自地热发电。100%都是自然能源，真是太让人羡慕了。参观当地的地热发电厂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地热涡轮机是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制造的。日本是温泉众多的火山国家，按理说应该也可以做到合理利用地热发电。我认为日本有成为自然能源大国的潜力，光是我立刻能想到的，像是地热、太阳能和风能等能源就可以被好好利用起来。日本的国土全方位被海洋环绕，我们还有很遗憾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潮汐能源，感觉有许多地方可以挖掘。

这次访问冰岛后，我完全为这个国家所倾倒。第二年，即使主办方并没有邀请我，我还是厚起脸皮和泰勒·德普雷（Taylor Deupree）一起参加了声呐音乐节。泰勒在纽约经营音乐厂牌“12k”，本身也是一位音乐家，他是我认识的最安静的美国人。他做的音乐，也像他的性格那样沉静。因此，他非常容易相处。过去我也多次请他为我的乐曲进行混音，那段时间我们还一起推出了首张合作专辑Disappearance（2013）。

中东的公主

紧接着在2013年3月，我又首次踏足了另一个陌生的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我应邀参加了由沙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沙迦双年展，沙迦酋长国是阿联酋的一个组成部分。沙迦艺术基金会由沙迦的公主主持，她是现代艺术爱好者，在伦敦的大学学习的美术史，英语自不必说，俄语和日语也能讲得很流利，非常聪明。我还从外面参观了她住的宏伟王宫，据说有500名人员在那里工作。然而，由于公主的面容并未公开，即使她就站在普通市民身旁，也能自然地融入其中。公主就像奥黛丽·赫本在电影《罗马假日》中那样，在街上自由漫步。

在沙迦双年展上展出的是我和高谷史郎、音响工程师小野诚彦（Seigen Ono）共同制作的装置作品Silence Spins。我们模仿了茶室的构造，创造了一个4平方米多的空间，并在内侧墙上贴上了吸音材料。在这个特殊茶室里听到的声音，会与外面一般情况下听到的有所不同。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几年前我与高谷夫妇以及浅田彰在京都大德寺的塔头真珠庵[真珠庵位于日本京都市北区紫野，是临济宗大本山大德寺内的塔头，开山祖师是日本著名的禅师一休宗纯，在应仁之乱中被烧毁，于延德三年（1491）由堺市的富商尾和宗临重修。]参观时的一段经历。

那时，我们在真珠庵里喝着茶，突然外面下起了暴雨。被这雨声吸引，我们都安静地在茶室里倾听，发现在茶室里听到的雨声和以往在室外听到的不太一样，有一种奇特的回响。在场的所有人都聆听着雨声，整整30分钟没有人说话。那间茶室仿佛是一个超越时间的声响空间，又像是整个被抛到了宇宙中。当然，宇宙中没有空气，一般的声音是无法传播的，但在真珠庵的体验对我和高谷来说都是极其震撼的，直到今天这段经历依然是我们创作的核心之一。Silence Spins的创作灵感，便来自这段神秘的体验。

Silence Spins在参加沙迦双年展前夕，曾在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举办的“艺术与音乐——追求新共感”展览上展出，那时一起展出的还有与高谷史郎合作的使用钢琴和激光的装置作品 Collapsed。“艺术与音乐——追求新共感”的策展人长谷川裕子也参与了沙迦双年展的策展工作，所以这些作品也得以巡回展出。

不只是阿联酋，其实中东地区我也是第一次到访。我发现地区不同，世俗化的程度也不一样，比如在沙迦便不允许饮酒。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如果想喝酒，请驱车30分钟去迪拜吧，在那里喝酒是合法的。”尽管如此，在旅程中我还是禁酒一周。沙迦是一个外籍劳工众多的国家，我们每天晚上都去当地的巴基斯坦餐厅，特意去吃那油乎乎的咖喱。

后来，在跟中东地区相关的工作事务上，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富豪艺术家的合作邀请，还收到了来自宏伟的音乐厅的演出邀请，甚至还被委托创作由中东地区投资的动画电影的音乐。可惜的是，因为病情，我没能够实现这些合作。

不喜欢旅游的性格

回想起来，2013年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旅行。从很久以前开始，音乐家就和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奥地利出生的少年莫扎特前往当时欧洲的音乐中心意大利旅行是众所周知的，而出生于德国的巴赫虽然从未访问过意大利，却一直对远方的那片土地魂牵梦绕，为此还模仿意大利式作曲风格创作了《意大利协奏曲》。巴赫对德国以南的这片土地一直有着向往，虽然从未踏足，但对异国情调的渴望仍然成为他创作的动力。

音乐家和旅行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原因当然是演出活动，在作曲家海顿生活的18世纪，演出活动的系统就已经确立。众所周知，海顿曾长期在匈牙利贵族埃斯特哈奇宫廷中任职，直至后来英国的演出经纪人注意到了海顿，向已经年老的他抛出橄榄枝：“请您为伦敦管弦乐团的演出创作新曲吧。”海顿接受了他的请求，分两次创作了共12首“伦敦交响曲”。当时英国的市民阶层快速兴起，这场音乐会并非为了贵族阶层，而是为伦敦市民举办。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海顿也随之声名鹊起。可以说这就是现代音乐演出活动的起源。

虽然与我上面说的看起来有些矛盾，实际上我非常讨厌旅行，尽管在旅途中我可能会从目睹的事物中获得灵感。卡斯滕年轻的时候学过建筑，我跟他一起举办巡回演出时，只要有休息的时间，他就会跑出去参观当地的建筑，我基本上都会闷在酒店的房间里。当然，有时候卡斯滕也会邀请我一起出去玩。

我曾经为了宣传专辑去过葡萄牙，在那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时我独自在葡萄牙逗留，某天，当地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大早亲自开车带我在城里游览。当然，我也知道他是出于好意，便勉强跟着他出了门。在参观了几个所谓的旅游景点，一起吃过午餐，准备前往下一个景点时——正值下午三点——遭遇了堵车。我们的车在路上堵了好一阵子，完全没有前进的迹象。我的耐心被消磨殆尽，积累了一整天的压力爆发了——我打开车门，大声喊道：“我恨观光！”[原文是英语“I hate sightseeing！”。]然后就步行回了酒店。那位工作人员简直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

在我离开葡萄牙的那一天，这位工作人员特地赶来送我，还向我低头致歉：“这次我没有征求坂本先生的意见就擅作主张，真的非常失礼。”他还递给我一瓶高级红酒赔礼。我反省着自己的不成熟，也理解他是出于百分百的善意才会带我去观光，于是一边说着“是我没有解释清楚，非常抱歉”，一边接过了那瓶酒……一瞬间，我手滑了，红酒连瓶带酒砸到了地上，瓶子碎了，机场大厅的地板顿时染上了红色。空气中弥漫着红酒的芳香气味，显然这尴尬的气氛已经无法挽回。看着哭丧着脸的他，我想我真的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白南准与约翰·凯奇

2013年4月，我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举行的白南准大型回顾展纪念活动。自从念高中时在《美术手帖》上知道白南准，他对我来说就是偶像一般的存在。我特别喜欢他用小提琴创作的作品，比如Violin with String这件作品是在小提琴上系上绳子，艺术家本人在关岛街头像遛狗一样拖着小提琴走，而作品One for Violin Solo则因为捕捉了小提琴被敲烂的瞬间而闻名于世。在那天博物馆举行的纪念活动中，这两件作品融合在一起，藏在小提琴内部的小型麦克风和摄影机，将乐器“主观”视角所呈现的崩坏瞬间的声音和影像，投射在活动现场的大屏幕上。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很尊敬白南准，直到1984年才有机会结识他。那一年，白南准的个展在东京都美术馆举行，我去探访正在布展的他。当我走向会场，他也从对面向我走来，说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论语》中的句子，伸出手来拥抱我，让我很感动。白南准是在日本殖民韩国时期接受过日语教育的那一代人，他自己也曾在东京大学读书，日语说得非常好。自那以后，我们变得十分亲密，我多次拜访过他在纽约SOHO区的工作室。那间工作室在一栋破旧的建筑物的顶层阁楼里，卫生间没有门，冬天去的时候，雪花穿过天花板上的洞飘进工作室。我还记得随行的浅田彰看到这一幕感慨道：“这里就是真珠庵啊！”

我曾经跟着白南准去拜访过约翰·凯奇。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我对凯奇讲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他说自己曾经在旅途中三次丢失行李，不巧三次都没能找回来，但他说每一次行李的丢失，都成了告别过去、重启人生的大好机会。凯奇深受禅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我们不必为过往所束缚，舍弃过往的勇气反而至关重要，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虽然知道身为前卫作曲家的凯奇是一个“蘑菇狂人”，对蘑菇的着迷程度超越了普通的“蘑菇爱好者”，但当亲眼看到他家厨房里摆着的中式橱柜，以及上百个药品柜上排列整齐的蘑菇和草药时，我还是大受震撼。作为一名业余的研究者，他为蘑菇研究贡献了不少力量，还和友人一起参与创立了纽约菌类学会（New York Mycological Society）。据说凯奇喜欢蘑菇的原因之一是，在字典里“music”（音乐）和“mushroom”（蘑菇）是挨在一起的。他生前没有公开过自己的性取向。如果是在今天，我想他应该是一位“酷儿作曲家”。仔细想一想，蘑菇和其他菌类也都是非二元性别[非二元性别，是指超越传统意义上根据生理特征对男女进行性别划分，不单纯属于“男性”或“女性”这一固有框架的性别自我认同。蘑菇和其他菌类的性别由被称为“性别位点”的DNA片段控制，由于蘑菇和其他菌类种类较多，性别位点可能有不止两个类型，因此也不符合传统的二元性别的认知。]的存在。

白南准和约翰·凯奇应该是在1960年认识的。当时凯奇去看白南准的演出，白南准发现凯奇来了，竟用手边的剪刀将凯奇的领带剪断并扔出窗外。2006年，73岁的白南准去世，纽约的艺术家们齐聚一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为了向这段逸事致敬，参加者中的数百位男性纷纷效仿白南准剪掉凯奇领带的举动，剪下自己的领带放进了白南准的棺木里。著名舞蹈家默斯·坎宁安也坐在轮椅上参加了葬礼，走之前还向我微笑致意。那真是美妙的瞬间啊。

在白南准去世9年后，他的伴侣久保田成子离开了人世，当时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如今久保田成子在日本也终于有了回顾展，逐渐为人所知。久保田还拍过一段名为Sexual Healing的迷人影像，记录了白南准晚年在医院里的生活。他们是代表纽约亚裔艺术家的非常有魅力的一对夫妇。

电影节的空间

那之后我的旅程还在继续。2013年8月底到9月初，我作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评审访问了意大利。那一年主竞赛单元的评审团主席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他在6月突然给我发了封邮件：“我指定了你来当今年电影节的评审，所以你得来参加电影节。”对我来说，贝托鲁奇既是我的心灵导师，也是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他亲自拜托的话，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拒绝。电影节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评审们每天要看三到四部电影然后讨论，从20部影片中选出不同竞赛单元的获奖作品。

电影节的信息管理十分严格，评审在电影节举办期间不能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所有的活动路线都由主办方决定，在威尼斯机场下飞机，专用的豪华轿车早已等在那里。我们也不走普通旅客的通道，而是在一个特殊的房间里接受入境审查。当我在威尼斯市区的一家餐厅结账时，服务员对我说：“坂本先生用餐不用付款。”评审的住所也是维斯孔蒂执导的电影《魂断威尼斯》[《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是于1971年上映的意大利电影，由卢基诺·维斯孔蒂执导，德克·博加德等主演。故事改编自托马斯·曼的同名小说，描述一位中年作曲家在威尼斯度假时的经历。]原著小说中主人公住的威尼斯丽都酒店——在这里，我受到了在日本无法想象的特殊待遇，也感受到了整个城市对电影节的重视和敬意。酒店位于丽都岛上，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阳光下闪闪发亮的亚得里亚海。

这一次，我终于有机会与贝托鲁奇共度一段悠闲的时光了。已经年过七十的他腰部不适，必须靠轮椅代步。一开始他非常厌恶轮椅生活，心情沮丧，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出门。如果看过年轻时贝托鲁奇的照片就会知道他英气俊美，实际上他也是那种十分注重外表的人。毕竟他可是从小就被父亲的好友帕索里尼[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意大利作家、编剧、导演、演员，执导电影《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疼爱，总是被牵着手去看电影的人啊。因为他有过一段不如意的日子，看到此刻他愿意以评审团主席的身份再次现身人前，我真的很高兴，我想他一定变得更加豁达了。

我觉得电影节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空间。与外界隔绝，却又能在内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有密切的交流。这次来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我结识了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我的中国台湾导演蔡明亮[蔡明亮，出生于1957年，中国台湾电影界代表人物之一。]。最初我们只是彼此随意地打了个招呼。四年后，我因为电影节再次到访威尼斯，在海滩上漫步时，突然听到有人喊：“龙一！”我转过头，蔡明亮就像意大利电影中的角色般奔跑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他是一位已经出柜的艺术家，表达爱的方式很丰富。后来，我们还在台北见过面，我也为他的电影《你的脸》[《你的脸》（Your Face）为中国台湾导演蔡明亮的作品，2018年第75届威尼斯影展入选非竞赛单元，该片邀请坂本龙一制作原声音乐。]制作了原声音乐。

对我来说，通过担任电影节评审，可以接触到许多未知的电影，这也很有意思。2018年在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担任评审时，一部在南美洲巴拉圭共和国（以下简称“巴拉圭”）拍摄的作品让我非常感动。巴拉圭是一个贫困国家，每年大概只能制作三部电影。这部电影将镜头对准了一对初老[“初老”是指即将步入老年的人。原本和“花甲”“古稀”等一样，是庆祝长寿的习俗之一。“初老”所代表的时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在奈良时代，“初老”是指40岁。现在的日本，一般认为60岁左右是“初老”。]女性伴侣，我想在巴拉圭的高压政治体制下这部作品可能很难上映，但我也对制作方敢于坚持完成这部作品并在国外电影节上展出表示钦佩。在柏林电影节上，我还观看了已经去世的中国电影导演胡波[胡波（1988—2017），笔名胡迁，中国导演、编剧、作家。]拍摄的《大象席地而坐》[《大象席地而坐》是胡波执导的唯一一部长篇电影作品，剧本改编自他的小说集《大裂》中的同名小说，由章宇、彭昱畅等主演。]。他是匈牙利著名导演贝拉·塔尔的爱徒，被寄予了厚望，但在完成这部近四个小时的电影之后，他在29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部电影中流淌的混在噪声中的原创音乐也非常出色。后来经过介绍，我认识了制作这部电影原声音乐作品的中国乐队花伦[花伦（Hualun）是中国摇滚乐队，2004年11月在武汉成立。]，并与他们保持了联系。

在2013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短短两周的时间里，我邂逅了形形色色的电影，也结识了许许多多的电影人，还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国情。对于区域性趋向越来越强的音乐界来说，电影作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传播，让我十分羡慕。不论是在北欧还是在中东，我想之所以有这么多人知道我，不仅是因为我在音乐领域的活动，还因为我参演了大岛渚导演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或创作了贝托鲁奇电影作品的原声音乐。直到现在，意大利人还是会说我是“贝托鲁奇组”的成员，称呼我为“Luigi Sakamoto”[“Luigi”（路易吉）是意大利男性常用的名字，与坂本龙一的名字“Ryuichi”日语发音相似。]，并将我视为他们的朋友。

渐近能乐[能乐是日本的一种古典乐剧，与狂言、歌舞伎并称日本三大传统技能。]之路

2013年是山口媒体艺术中心开馆十周年，我与其一直都有许多合作。这次我担任了周年纪念活动的艺术总监，并创作了音乐装置作品《森林交响曲》（Forest Symphony）和《水的样态1》（Water State 1）。我在《森林交响曲》中尝试将树木发出的微弱生物电流转化为音乐，并通过扬声器将建筑师矶崎新设计的山口媒体艺术中心的空间呈现为一片森林。而《水的样态1》则是以高谷和我长期关注的“水”为主要素材创作的作品。

此外，2013年10月，我与野村万斋合作了一场限定演出一天的能乐作品。长期以来，我对能乐、歌舞伎、茶道、花道等被视为日本传统艺术的领域有所避讳，因为认为它们会让人联想到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然而，当我50岁到访非洲，为那里美丽的鸟儿着迷时，不禁苦笑：“原来这就是我长期以来逃避的‘花鸟风月’的世界。”从此开始逐渐对日本的传统艺术领域产生了兴趣。其实年轻时我也对能乐好奇过，但当时没有太多机会观看。我第一次将能乐融入自己的音乐创作是2011年3月11日录制电影《一命》的原声音乐，当时还邀请了大鼓演奏家龟井广忠[龟井广忠（Hirotada Kamei），出生于1974年，日本能乐大鼓演奏家，能乐囃子葛野流大鼓方门派第十五代传人。]帮忙。

山口媒体艺术中心的能乐演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用新的排演手法演出了古典狂言《田植》、舞囃子《贺茂　素働》和素囃子《猩猩之乱》，我在《猩猩之乱》中进行了钢琴演奏。我选择上演这些剧目的原因，是它们描绘了水与大气向稻田、云和海洋逐渐变化的过程，都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第二部分是名为《生命—井》（Life-Well）的新装置作品，我和万斋、高谷史郎一起准备。我很喜欢的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散文作家，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生活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他一生中从未到访过日本，却留下了好几部能乐剧本。和叶芝同一时代的美术史学家欧内斯特·费诺罗萨[欧内斯特·F.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美国美术史学家、哲学家，著名东方学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于日本。]当时生活在东京，他向自己的朋友、诗人埃兹拉·庞德[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之一。]传授了能乐知识，庞德又将这些知识转授给了叶芝。叶芝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一个原创的能乐世界，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鹰之井畔》（At the Hawk's Well）。作品讲述的是：凯尔特神话中的英雄库·丘林为了喝不死之水而来到山中的井边，但井旁的老人告诉他水已经干涸。这时，看守这口井的女子突然发出鹰一样的声音，并开始起舞，库·丘林被她的舞蹈吸引。舞蹈结束后井周围恢复了原样，库·丘林也忘记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个故事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老人的一场梦，整部作品具有神秘色彩。

后来，《鹰之井畔》被反向输入日本。“二战”后，能乐研究者横道万里雄创作了改编作品《鹰姬》，至今仍在上演。在《生命—井》中，我们将《鹰之井畔》和《鹰姬》的内容混在一起，实验性地将两部作品无缝衔接为一个特别版。我们在之前与高谷先生在山口媒体艺术中心制作的装置作品《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的水箱下搭建舞台，投射影像，万斋则亲自扮演了主角空赋麟[主人公“空赋麟”的日语发音为“Kūfurin”，与《鹰之井畔》原作中“库·丘林”（为クー·フーリン）的日语发音相同。]。能乐方面，万斋召集了一流的能乐师担任囃子伴奏。虽然很可惜客座只能容纳大约200人，但我认为那是一个拥有豪华配置的能乐舞台。

在能乐中，无论是太鼓还是笛子，都会发出仿佛可以撕裂空间的强烈声响。相比之下，钢琴的音色总是会显得比较柔弱。我想这是因为钢琴是一种需要串联音符才能演奏的乐器，确实无法与用一个音符就能散发出强烈存在感的日本乐器相提并论。因此，我使用了在钢琴琴弦上放了导管和石头的“预制钢琴”，故意制造噪声，来配合演出。

2012年在纽约，受音乐家朋友约翰·佐恩（John Zorn）的委托，我在他经营的小型艺术空间“The Stone”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即兴演奏表演，当时我为了每次都能演奏出新的声响，在钢琴琴弦上放置过铁丝、金属制的火筷子和报纸等。这是约翰·凯奇在几十年前就尝试过的手法，尽管早已不再稀奇，但我认为这仍然是将钢琴——这种为特定的音乐风格精心制作的乐器，变回一种发声的“物品”的有效手段。在这个连续即兴表演活动中的某一天，我邀请了居住在纽约的女性能乐师，提议一起来即兴演奏《道成寺》的乱拍子[乱拍子是日本能乐中的一种舞蹈，由小鼓伴奏，具有特殊的舞蹈步伐和形式。现在，乱拍子只在能乐剧目《道成寺》中表演，是一种难度极高的传统技艺。]。《道成寺》的表演者在一分钟内动用所有注意力来控制身体，因此需要精神高度集中。《道成寺》是我最喜欢的能乐剧目之一。

站在前沿的能乐表演者们，当然也包括万斋在内，以前就一直非常积极地渴望将西方音乐表现融入能乐表演中。例如，生于观世流[观世流，日本最著名的能乐流派之一，以强调优美和雅致著称。14世纪由观阿弥（Kanami，1333—1384）创立。]家庭，在战后不久横空出世的观世寿夫和观世荣夫两兄弟，便可以说是尝试了相当离经叛道的表现方式。特别是被称为“昭和世阿弥[世阿弥（Zeami，1363—1443），日本能乐演员、谣曲作家，“观世流”一派的主要代表，与其父观阿弥共同改革和发展能乐表演艺术。]”的兄长寿夫，在能乐舞台上使用Aki Takahashi[Aki Takahashi，出生于1944年，专门研究当代古典音乐的日本钢琴家。]的钢琴伴奏进行了极具创新的表演，而且活动领域并不局限于能乐，他参加的“冥之会”[冥之会（冥の会）是日本知名能乐师观世寿夫组织的一个艺术团体，由能乐师和话剧表演者组成，致力于将传统艺术与现代戏剧相结合。]也曾演出希腊悲剧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而我想，2021年去世的日本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守章[渡边守章（Moriaki Watanabe，1933—2021），日本法国文学学者、舞台剧导演。]教授也继承了这种跨界精神。渡边教授除了从事文学研究，还活跃在戏剧导演领域的最前线。晚年时，他还以“马拉美计划”为名，在京都艺术剧场春秋座进行过他一直在研究的马拉美[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散文家，早期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之一。1876年，作品《牧神的午后》在法国诗坛引起轰动。]作品的朗诵表演。我也曾收到他的邀请，为包括《伊纪杜尔》在内的几部作品进行音乐创作。高中时，我在NHK的节目《法语教室》上第一次见到渡边教授，他帅气的外表和一口令人惊艳的法语都让我印象深刻。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不单是著名学者，还一直在从事戏剧领域的专业活动，而且是最早将米歇尔·福柯的著作译介到日本的人。十几岁还是学生的万斋，也很快注意到了渡边教授。这样说起来，很多东西是有联系的啊。

指挥家的风范

2014年年初，我与铃木邦男合作出版了《爱国者的忧郁》[在《爱国者的忧郁》这本书中，拥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思想的坂本龙一与铃木邦男，就日本社会存在的反核、和平演讲和日本的宪法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对谈。]一书。铃木先生是日本右翼团体“一水会”的名誉顾问，经常在首相官邸前的“反核”示威活动中露面，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一开始我也有点害怕他，但近距离接触后发现，他的眼神非常温和。实际交谈后，我们的见解意外地有很多契合的部分。我和铃木对震灾后的日本的处境都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尽管我们在天皇制度、自卫队、领土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但通过与他的对话，我也学到了一些新的看待事物的角度。特别是他说的“先有个人，才有国家，没有人是为了给国家捐躯才出生的”这句话让我深受感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有的态度。

从4月开始，我以石川县立音乐堂为开端，在日本国内共计7个场馆举办了“Playing the Orchestra 2014”音乐会的巡回演出。2013年我也举办过弹奏钢琴的管弦乐演奏会，但对当时的演出有些不满意，所以这次我决定弹钢琴的同时担任管弦乐队的指挥。这就是所谓的“边弹边指挥”。

虽然没有正式接受过乐队指挥教育，但在上小学时，我就被电视上赫伯特·冯·卡拉扬[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1908—1989），奥地利指挥家、键盘乐器演奏家和导演。]流畅的指挥风范吸引，拿铅笔当指挥棒，闭上眼睛模仿他的指挥。卡拉扬的指挥，有一种与其他著名指挥家不同的优雅。同时，我也非常喜欢与卡拉扬截然不同的威廉·富特文格勒[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德国指挥家、作曲家。]那种朴实无华的指挥风格。

年轻的时候，我有过几次指挥管弦乐队的机会，也曾经经历“乐队霸凌”。对于专业的管弦乐队演奏者来说，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我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乐队指挥训练，所以会故意不听从我的指示，改变演奏方式，总之就是会搞一些小动作。但我也不是好惹的，有时甚至会冒犯年长的演奏家，对他们说：“如果你不想干的话，就回家吧！”

指挥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即使手头有相同的乐谱，演奏的是相同的管弦乐队成员，但指挥不同，呈现出的音乐也完全不同。指挥家给出的指示是“请——”还是“砰！”，乐队成员的反应显然也会不同。指挥家只是动动小指，也会产生某种意义，有时甚至一个眼神也会对乐队的演奏产生影响。因此，一流的指挥家绝对不会有多余的动作。

管弦乐队成员喜欢可操作性强的指示。他们希望听到的是“这里需要更大声”“这里需要更强有力”等具体的指示。但我在指挥时偶尔会有意使用诗意的表达。例如，“想象这里是深林中一片人迹罕至的湖泊，就像是在镜子般的湖面上掀起微波那样——”。我想这样的指示也是因为沟通的对象是人类才有可能实现吧，对AI（人工智能）来说也许就无法理解。

曾经有一次，我的指挥得到了黛敏郎[黛敏郎（Toshiro Mayuzumi，1929—1997），日本作曲家。“二战”后日本古典音乐、现代音乐界代表人物。]先生的夸赞，他表扬说：“坂本指挥得很好。”能从时髦又风度翩翩的黛先生那里听到这样的赞美，我自然很高兴。黛先生很尊敬三岛由纪夫，而我认为他是“二战”后日本作曲家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与武满彻[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出生于1930年，日本现代音乐作曲家。在电影和电视等领域广泛开展了前卫音乐活动。]先生可以平起平坐。他因为做什么都很厉害，也许反而会给人一种“多才多艺，却博而不精”的印象。

黛敏郎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从事乐队和电影音乐的工作，所以生活得很体面。有一天，他听到这样的传言：“有一个叫武满彻的人很有意思，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但非常贫穷，甚至连乐器都买不起。而且他和妻子都患有肺炎，现在还在病榻上。”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黛先生寄送了一架钢琴给武满彻先生。我觉得他做了一件非常优雅的事情。当然武满彻先生本人也非常感动。

黛先生也一直很照顾我。1984年，他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电视节目《没有标题的音乐会》。当时，他在节目中介绍了我8年前，作为艺大研究生毕业论文写的管弦乐曲《反复与旋回》，还说“一直把这份乐谱带在身上”。后来，这个节目我还参加过好几次。

在谈山神社欣赏《翁》

2014年5月，通过能乐工作结识并成为朋友的小鼓演奏家大仓源次郎，邀请我一起去奈良县的谈山神社观看能乐《翁》的演出。谈山神社位于多武峰山顶，距离奈良县的明日香村大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作为“大化改新”[“大化改新”是645年日本实行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废除当时豪族专政的制度，并效法中国唐朝体制成立中央集权国家，对后来日本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的历史圣地而闻名。参观神社时，我发现神社的侧面有山泉汩汩不断地涌出。这泉水流经奈良盆地，最终注入大阪湾。目前活跃在日本能乐界的能乐师们，都与这条小河有一些渊源，他们都是秦河胜这位“艺能之神”移民的后裔，而现在获得了“人间国宝”称号的大仓先生，听说本名也姓秦。

每年春季，谈山神社会以献祭的形式演出《翁》，这一行为也被认为是日本能乐的起源。然而，《翁》的内容非常难懂，就连能乐专家和能乐师也不能完全理解。我想作品中那句突然出现的毫无意义的台词“とうとうたらりたらりら”[“とうとうたらりたらりら”是《翁》的开头唱词中的一句话，其确切意思在能乐界也尚不明确。根据不同的流派，也可能被写作“どうどうたらり”或“どうとうたらり”等。]，也许正与这片土地的泉水和农业有关。

我个人认为，“翁”也许是天孙族来到这片土地之前山人的神明。我想“大化改新”的谋划也与神明有关，当时的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在进行重要的政治改革时，应该会前往谈山神社求助神明之力。《翁》这个剧目，保持了作为供奉神的祭典活动的宗教特性，同时还受到了佛教、和歌等文化的影响，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后，以能乐的形式在室町时代固定下来。我一边想着这些假设，一边观看了《翁》的演出。

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没有任何根据。即便如此，或许也不能说这个假设完全错误。《翁》这个剧目分为三个部分，没有类似世阿弥精心设计过的生动故事情节，充满了难解的谜团，也正因为如此，才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我想在很久以前，日本列岛上可能有许多原住民。因此，不仅在奈良的纪伊半岛，甚至在距离东京很近的房总半岛、伊豆半岛，以及诹访等山区，像谈山神社一样在大和朝廷统一之前留下的“文化原石”意外地仍然存在——光是想象这些，就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札幌国际艺术节

2014年举办的札幌国际艺术节是一场值得纪念的盛大活动。这一年，札幌国际艺术节首次举办。自从两年前被任命为客座导演以来，我多次前往北海道，踏踏实实地进行了准备。其实一开始收到邀请时我非常犹豫，但就像电影节的评审工作一样，我想艺术节的工作也需要机缘，不是主动请缨就一定有机会去做的，所以我最后下定决心接受这个挑战。

北海道是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政府以“开拓”为名，建立的一块具有近代化象征性的土地。这片土地本来是阿伊努族的世代栖息之所，但大和族以暴力手段侵入，建设了札幌这样的大城市。所以，这次艺术节以“城市和自然”为主题，通过回顾包括环境破坏在内的日本近代化进程，反思过去犯下的错误，我希望为生活在21世纪后现代的我们提供一些重新审视生活方式的新视角。既然接下了这个工作，我就想举办一个有别于动辄用上亿日元交易艺术作品的现今行业趋势的、独一无二的艺术节。

当然，如此大型的艺术节的导演工作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应该参与到什么程度。后来才知道，我似乎做了很多原本不需要去做的工作。我主动联系了有交往的岛袋道浩[岛袋道浩（Michihiro Shimabukuro），出生于1969年，日本艺术家，作品以与人类生存方式、新型沟通方式有关的表演、装置和视频为主。]和毛利悠子[毛利悠子（Yuko Mohri），出生于1980年，日本艺术家，作品常将日常生活用品、玩具、乐器和机械零件等东西结合，以感受磁力、重力和空气流动等无形力量的装置为主。]，让他们为艺术节提供新作品；以“北海道的雪”为主题，策划了中谷宇吉郎[中谷宇吉郎（Ukichiro Nakaya，1900—1962），日本物理学家、散文家，北海道大学教授，以研究雪晶体著名，是制造出人工雪的第一人。]的展览；找到了对近代化持有批判精神的沙泽比奇[沙泽比奇（Bikky Sunazawa，1931—1989），日本雕刻家，因1971年设计阿伊努族旗帜而闻名。]和工藤哲巳[工藤哲巳（Tetsumi Kudo，1935—1990），日本当代美术家、造型艺术家。]的雕塑作品。我甚至还想在艺术节期间展出安塞尔姆·基弗的装置艺术作品，因此我看了日本国内所有美术馆收藏的基弗的作品，并从中选择符合主题的，锲而不舍地追求每一个细节。当然，这些事我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担任联合策展人的专家饭田志保子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帮助。

作为艺术节的参展艺术家，我自己也在北海道的空中玄关——新千岁机场——提供了展期播放的“欢迎音乐”。我不仅要邀请合适的艺术家，而且无论如何都想在艺术节上呈现让我印象深刻的西迪·拉尔比·切尔考维[西迪·拉尔比·切尔考维（Sidi Larbi Cherkaoui），出生于1976年，比利时舞蹈家、编舞家和导演，欧洲现代舞领域前卫代表人物之一。]和达米安·贾利特[达米安·贾利特（Damien Jalet），出生于1976年，比利时裔法国自由编舞家、舞蹈家和表演者。]的现代舞作品Babel（words）。由于艺术节本身的预算不够，我还策划了东京演出以寻找艺术节的赞助商。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舞蹈表演，是皮娜·鲍什[皮娜·鲍什（Pina Bausch，1940—2009），德国最著名的现代舞编导家，欧洲艺术界影响深远的“舞蹈剧场”创立者。代表作有《穆勒咖啡馆》《春之祭》等。]去世后全世界顶尖的水准啊。

那段时间，我同时承担了山口媒体艺术中心开馆十周年庆典和札幌国际艺术节导演的工作，完全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我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就喜欢看画册，尤其欣赏马奈、莫奈、雷诺阿、塞尚等印象派画家的画。我还尝试临摹过马奈的女性肖像画，尽管画技有些拙劣。进入高中之后，我正式接触现代艺术，最初是在杂志上知道了约瑟夫·博伊斯和安迪·沃霍尔等艺术家的存在。

上高中之后我看的书也和以前不同。一位尊敬的学长曾向我推荐埴谷雄高[埴谷雄高（Yutaka Haniya，1909—1997），日本政治思想评论家、小说家。坂本龙一的父亲坂本一龟是埴谷雄高的责任编辑，两人私交甚笃。]的《虚空》，他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指着这本书对我说：“你读一下这本。”我这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我父亲经常在家里与其通电话的那位Yutaka Haniya（埴谷雄高）啊！那一瞬间，“Haniya”的发音和“埴谷”两个字在我脑中对应起来。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东京街头还有艺术电影院。现在想想，我有点早熟，这也是典型的“中二”文艺青年的行为吧。在电影院看完戈达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1930—2022），法裔瑞士籍导演、编剧、制作人，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奠基者之一。]的作品后，我会一个人去新宿的爵士咖啡馆逛逛。我经常光顾的是“维也纳”咖啡馆，还有附近名叫“风月堂”的音乐咖啡馆——那里有很多客人打扮得像前卫诗人，所以我老在心里笑他们有点装模作样。但我自己戴着校帽，大概从高二开始穿牛仔裤，走不修边幅的“Bankara”[Bankara（バンカラ、又写作蛮カラ），与崇尚优雅整洁着装的High Colla（rハイカラ）风格相反，摒弃精致、阴柔，崇尚粗野、不修边幅。19世纪末兴起，后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新左翼学生运动中再次流行。]路线。后来，我就读的新宿高中因为学生坚持抗议而取消了穿制服、戴帽子等规定。

话说，当时的市立高中实行学校群制度[学校群制度是日本高中入学考试的一种选拔方式。该制度通过将几所学校组成“群”，并按平均学力将考生分配到各群中的方法来消除学校间的差异。这一制度仅适用于部分自治体的公立全日制高中普通科，2004年被全部废止。]，新宿高中和驹场高中属于同一组，会共同招生，从考上的学生中选择成绩差不多的统一分配学校。后来成为艺术家的冈崎乾二郎比我小三岁，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应该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却十分崇拜我，还报考了我所在的新宿高中，但最后被分配到了驹场高中。新宿高中的男女比例大约是3∶1，而驹场高中是3∶5，我其实更想去的是驹场高中。

话题有点跑偏了。总之，从我在高中时期开始对艺术感兴趣以来，2014年可以说是我最认真对待艺术的时期，为了更新自己的艺术知识，我也做了很多努力。2013年秋天，我甚至为了看阿尼什·卡普尔[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出生于1954年，印度裔英国雕塑家、画家及造型艺术家。]的展览而特意跑去柏林。在入境时被问到“您来德国的目的是什么”时，因为我根本没有在柏林观光的打算，便不假思索地回答：“为了看卡普尔的展览。”那位工作人员听完目瞪口呆。卡普尔在震灾后与建筑师矶崎新合作，为琉森音乐节设计了可移动式音乐厅“新方舟”，因而在日本也很有名。

2014年春天，我还去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1906—2005），美国著名建筑师、建筑理论家。]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住宅“玻璃屋”（Glass House），观看了中谷芙二子[中谷芙二子（Fujiko Nakaya），出生于1933年，日本艺术家，以使用人工雾创作“雾之雕塑”艺术作品而闻名。]的“雾之雕塑”展。这个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房子本身很小，四面都是玻璃，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但令人惊讶的是，据说这片土地，甚至包括能看到的地平线在内，都是约翰逊家族的财产。继承了父亲财富的菲利普，也是一位现代艺术收藏家。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家比“玻璃屋”大得多的后现代建筑风格的画廊。

构想的开幕式

要承办艺术节，就必须与当地的政治家和名流搞好关系。札幌国际艺术节是使用了纳税人缴纳的税金的正式项目。作为艺术节的代表，我也去了商工会议所的青年部和当地名流聚集的地方，拜托他们“务必支持艺术节项目”。明明我最不擅长的就是这种社交应酬。有一次，因为压力太大，饭局结束后第二天我就发烧了。

尽管如此，札幌市市长上田文雄是律师出身的自由主义者，我与他在“反核”等问题上观念一致，因此在札幌举办艺术节其实相对容易。但山口市是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地盘，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山口媒体艺术中心是山口市的设施，市议会的保守派议员非常反对我参与，称：“不能让坂本龙一这样的人成为总监！”在十周年纪念项目准备期间，恰逢山口县知事选举，我正好认识其中一位革新派候选人，他要与现任候选人竞争，所以现任候选人也通过认识的人向我施压，要求我“不能为对手发表支持演讲”。

对我来说，这次难得可以与行政方面联手，我也有一个目标——希望能在札幌这个日本的北方城市，建立一个与山口媒体艺术中心齐名的媒体艺术中心。当时，札幌市刚刚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UCCN），我想他们之所以任命并非专门从事美术行业的我来做导演，应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果在艺术节结束后，也能以新建的媒体艺术中心为基点，继续传播北海道的艺术文化，我们一定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上田市长也很支持我的计划，赞成把历史悠久的札幌市资料馆改造成艺术中心，并且举行了翻新此建筑的竞标比赛。我们选出了第一名，很遗憾，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后来，市长换了人，市里的负责人三年后也换了另外一批。实在令人叹息。反过来说，虽然属于日本自民党的地盘，但山口媒体艺术中心目前仍然是日本唯一拥有研究所的媒体艺术中心，并持续运营，活跃在艺术领域的前线，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作为札幌国际艺术节的开幕活动，我们计划在由野口勇[野口勇（Isamu Noguchi，1904—1988），是20世纪著名的雕塑艺术家，他的作品不局限于雕塑创作，还涵盖家居设计、都市公共艺术、庭院空间设计等多个领域。]设计的莫埃来沼公园上演《祝寿北之大地》，这场表演融合了能乐和阿伊努族古典舞蹈。我们邀请了野村万斋和观世清和，让他们表演我在谈山神社欣赏的《翁》，以及《高砂庆典之式》与《福之神》。同时在带广卡姆伊东乌泼泼保存会[带广卡姆伊东乌泼泼保存会（帯広カムイトウウポポ保存会）是日本北海道的一个组织，旨在传承和保护原住民阿伊努族人的歌曲、舞蹈、仪式等文化遗产。在阿伊努语中，卡姆伊（カムイ）意为“神”，东（トウ）意为“湖泊”，乌泼泼（ウポポ，音译）意为“歌”。]会长酒井奈奈子的协助下，我们邀请了传承阿伊努族文化的人来表演《萨洛伦里姆塞》（丹顶鹤之舞）、《艾姆斯里姆塞》（剑之舞）和《卡姆伊尤卡尔》（神曲）等节目。

在北海道举办艺术节，我认为我们不能忽视这里曾是开拓者与阿伊努族之间的战场，以及曾经发生的近代日本人对阿伊努族人的歧视。我想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和解的仪式，换句话说，我制订的计划旨在让“大和之神”与“阿伊努之神”共同为北之大地庆祝。然而，就在活动即将开始之际，天降暴雨，活动不得不临时取消。其实当时，我在家里的庭院里向阿伊努之神祈祷，希望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但也许正是我的举动招致了突发状况。大家都觉得太遗憾了，万斋和他的团队在准备后台表演了《翁》中的《三番叟》这一部分，并通过视频向我们展示，希望能给我们一些安慰。

根据我的构想，还计划在开幕式上放飞鸽子。20世纪80年代，我去尚未被开发成旅游胜地的巴厘岛，走在当地的稻田道上，突然天空传来“嗖——”的一声，我惊讶地仰头一看，发现有数十只鸽子佩戴哨子，在空中绕着大圈旋转。随着鸽子的移动，这哨声也成团似的去到远处，然后又返回我的头顶上方。

我被这个偶然看到的场景深深震撼，想着这便是终极的环境艺术吧。这个场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因此我很想借艺术节这个机会，在开幕式上再现它。每次去札幌出差，我都会去当地的工厂探访，反复调整哨子的形状，希望它们能发出优美的声音。同时也请求鸽子饲养员们的协助，为开幕式的表演——“Whirling noise-旋转噪声”做准备。在开幕式当天，市长宣布“札幌国际艺术节现在正式开幕”的瞬间，我们将佩戴哨子的鸽子一齐放了出去。但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一只鸽子在空中旋转，它们迅速地飞走了，美妙的哨声也根本没能在空中响起，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也许是鸽子不习惯莫埃来沼公园的环境，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自己的巢中，抑或是它们感觉到周围有鹰之类的猛禽的存在而害怕了。总之，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虽然现在看来这个滑稽的开幕式可能成了一个笑话，没能在现场亲自见证我还是觉得很可惜。当时我只能在纽约家中默默地注视着转播屏幕……我为这个艺术节花费了很多心血，也做了相当多的准备，最终却在整个展期都无法前往当地实际参与。因为我在艺术节举办前夕的体检中，第一次发现罹患癌症，自此不得不专注于治疗。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