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现实[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以下简称MR）是一项融合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新兴技术，该技术通过在现实场景呈现虚拟场景信息，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和用户之间搭起一个交互反馈的信息回路，以增强用户体验的真实感。]项目

在2020年《新潮》杂志策划的日记接力活动[《新潮》从2020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为止的52周内，邀请包括坂本龙一在内的日本52位文化名人进行日记接力，记录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序的日常生活。最终日记的内容刊登在了2021年3月出版的杂志上。]中，我写下了以下内容：

当时我并没有详细地记录下来，但就是在进行这次全身体检时，被告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肝脏。医院希望我能做进一步的详细检查，但癌细胞转移的事实太令人震惊，我无法立刻接受，所以当天先回家了。一周之后，也就是12月11日进行了再次检查，结果却被宣告“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只剩半年的生命了”。

然而，第二天我要进行钢琴独奏的线上直播。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像此刻这般如此切身地感受到自身“死亡”的迫近——在这种状态下，我迎来了演出当天。这场线上演奏会由真锅大度[真锅大度（Daito Manabe）,出生于1976年，日本新媒体艺术家、程序师、DJ，用艺术和技术双重视角进行创作的创意集团——Rhizomatiks公司董事。利用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创作艺术品和互动装置，曾与坂本龙一多次合作。]率领的“Rhizomatiks”团队负责视觉导演。我和真锅是在山口媒体艺术中心驻场制作《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期间开始的合作，当时他负责作品的影像编程。在直播的影像中，画面背景随着我弹奏的曲子不断变化，有时变成一个空荡荡的大厅，有时变成一个孤寂的灰色房间，有时又变成了一片废墟之地。这些都是由“Rhizomatiks”团队实时合成的CG画面。

独奏时使用的钢琴放置在一个360度都是绿幕的录影棚里，为了防止出现影子，从四面打过来的灯光把录影棚照得格外明亮，由于还需要冷却大量的摄影机和设备，尽管直播时是冬天，棚内却必须开着空调猛吹冷气。那时刚接受了病情宣告的我，身处寒冷的录影棚中，身心都冷到了极点，钢琴独奏又需要我时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一旦放松就全完了。如果有乐队成员或者伴奏在旁边，或是有背景音乐的话，我多少还可以松口气，但钢琴独奏不允许我有一丝松懈。那天晚上的演奏曲目旨在回顾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其中还包括The Seed and The Sower（1983）和Before Long（1987）等许久未演奏的早期作品。尽管处于最糟糕的状态，我还是完成了演奏——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是如何弹完这15首曲子的了。当时在演奏会现场的，只有身为制作人的伴侣知道我的病情，并且她当时就已经做好了这可能是坂本龙一最后一次演奏的心理准备。

其实，这次钢琴独奏的直播可以说是“前哨战”，随后从12月14日到16日还有为MR作品拍摄的“正式演出”。我在早些时候就决定拍摄MR作品，而根据我的观点——如果不能以可被人看到的形式弹奏，就不能算是练习，也就无法提升演奏的精度，所以后来在拍摄MR作品之前追加安排了钢琴独奏演出。MR作品是要永久留存的东西，我不能呈现半吊子的表演。但参与拍摄的人员众多，当时我又还未向周围的人透露我再次患癌的事，所以无法因为自己这边的状况在拍摄前夕更改日程。当然如今再回头看，我在手术后体力下降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无法完成演奏的，可以说这确实是拍摄MR作品的最后时机。

我以前就对MR感兴趣。现在，VR作品在媒体艺术界正处于鼎盛时期，而MR被认为是比VR更先进的技术。如果用动态捕捉技术记录下演奏状态，就可以通过设备上的应用程序，随时在现实世界中像全息投影一样呈现出演奏的形象，甚至在我去世后，还可以与自动演奏的钢琴结合起来，开一场虚拟演奏会。如果这项技术早半个世纪出现，或许卡拉扬“边弹奏边指挥”的演奏会也可以用MR再现。

发起这个项目的是制片人兼导演托德·埃克特，他在美国经营一家影像制作公司。他也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现实生活中的伴侣，其实他们首次约会的地方，就是我发行《异步》后在纽约进行的同名演奏会上。也就是说，我在不知不觉中当了一次丘比特呢。托德在影像和艺术行业颇为知名，曾有一个世界知名乐队向他咨询是否可以为他们制作MR作品。托德拒绝了，并联系我说：“作为粉丝，我一直以来都在追您的演奏，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他甚至曾为了观看Life的演出，特地赶来日本，看完再匆匆离开。

MR作品的拍摄与钢琴独奏的直播一样，都是在全绿幕的工作室中进行的。我的脸部和手指上贴满了动态捕捉用的标记，用了三天的时间，逐条录制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和《遮蔽的天空》等代表作品的演奏。基本上，我们选择了和“前哨战”的直播演出一样的曲目。在灯光炫目、眼睛发花的情况下进行演奏相当困难。另外，据说从这些采集到的数据开始制作实际的MR影像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在拍摄中，为了避免镜片反光，我摘掉了平时佩戴的眼镜，还把头发压得平平的，以免妨碍拍摄。后期为了把这些细节一个一个地处理到接近真实的我的形象，还必须追加制作CG效果。

由于三维影像制作的复杂性，进度比最初计划的要慢，这部MR作品预计于2023年6月在纽约的新建文化设施“The Shed”亮相。我也听说之后它还会在曼彻斯特等世界各地上演。此外，KAGAMI（日文“镜”的罗马音）这个标题的寓意是，这部作品作为我身体的倒影和镜像而存在，同时也是在向塔可夫斯基致敬。我觉得在接受绝症诊断之后，我能够完成钢琴独奏演奏会和MR拍摄是很了不起的，但同时也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件工作，我才能够在绝望中打起精神，继续活下去。

向孩子们坦白

一年的年头和年尾我一般都在日本度过，从某个时期开始，在过年时和孩子们聚餐也成为我的习惯。平时大家都住在不同的地方，但至少每年都有一次聚在一起的机会。2020年年底，我也与孩子们及他们的家人聚在了一起——虽然有一个孩子当时在美国，无法参加。现在我还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女，成了名副其实的“爷爷”。我想趁这个机会说出实情，便坦白了我现在的情况。当开口说“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本来热闹的气氛一下子冷到了冰点之下。我也很难受，但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总不能一直保持沉默。总之，这一年年底我真的非常沮丧，唯一的好消息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乔·拜登击败了唐纳德·特朗普。

尽管如此，自从向孩子们坦白了我的病情之后，我的心态也一下子发生了转变，开始相当冷静地预演死亡，去考虑许多具体的问题。如果在日本接受治疗，一直住在酒店里也不是办法，那么住宿问题要如何解决？如果我很快就死了，应该给谁发讣告？葬礼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如果不提前决定好这些细节，可能就会发生违背我意愿的事情。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回顾从《音乐即自由》出版后到今天为止的活动，留下这个口述记录，也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是必须提前做的事情之一。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我的伴侣毫不拖泥带水地为我做了安排。她是个性格很刚毅的人。在我积极参与反核运动时，曾经有人说：“说不定日本政府盯上你了，会派刺客来杀你。”对此，我的伴侣却说：“要是你真的被暗杀了，公众舆论就会马上倒向支持反核，那也不错啊。”——她就是会说这种话的人啊。

接下来在2021年1月14日，新年伊始，我接受了开篇提到的那场大手术。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打算向公众公开我的病情。然而，正好在我进行手术的时候，某体育报纸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我的病情，准备以“坂本龙一，重病！”为题进行独家新闻爆料，并向相关人士打电话确认。因此，为了防止错误的信息流传出去，我的事务所紧急决定发布一份声明，公开我再次患癌的事实。当然，我本人当时正在全身麻醉之下沉睡，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在中国的大规模展览

住院期间，原本已经定好的工作在我不在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着。其中一个是在中国北京的私人美术馆“木木美术馆”举办的展览。2018年，在韩国首尔的“piknic”举办的“Ryuichi Sakamoto Exhibition: Life, Life”展览的开幕式上，来自北京的一对年轻的美术馆主理人夫妇特意前来，询问说：“是否可以在我们的美术馆空间里，举办这个展览更大规模的版本？”这个与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交好的富家公子哥娶了模特般漂亮的网络红人作为妻子，他们是在往昔的中国难以想象的现代夫妻。男方开欧洲豪车，向女方求婚的时候说“如果你嫁给我，我会给你买一辆红色法拉利”，对方却回答说“我不需要车，为我建一座美术馆吧”，最后他真的为妻子建了一座美术馆。我听他们讲了这样一段玩笑般的故事。

我觉得这很有趣，也对他们的提议感兴趣，但他们的活动还是只像是有钱人的消遣。也因为如此，“木木美术馆”在中国艺术行业名声相当糟糕，我甚至还收到了熟人的忠告：“如果在那种地方开个展，你的声誉会受到影响哦。”——那我就亲自去看一下再做判断吧。与他们相识后不久，我便去了北京实地考察。但如果由他们招待，我就不能在关键时刻拒绝，所以我决定自己承担这次的旅费。上一次我去北京还是20世纪90年代在那里举办演奏会。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和我记忆中不同的城市，只看机场就比成田机场大十倍以上。不知不觉间，这座城市已经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让我大吃一惊。

“木木美术馆”位于中国最大的现代艺术区之一——798艺术区，这个艺术区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厂遗址上建成的。艺术区占地广阔，里面有上百家美术馆、画廊和餐厅。如今“木木美术馆”有两个场馆，但那时只有最早建成的场馆在使用，新馆位于北京市中心，美术馆主人表示想在那里举办我的展览，当时那里仍在施工中。新馆建筑的外部已近完成，但内部还在装修，他们向我解释说这个空间既可以作为“白盒子”[白盒子（White Cube），又称白方空间，指西方现代艺术展览公共空间的模式。]，也可以作为“黑盒子”[黑盒子（Black Cube），与相对更传统的现代艺术空间“白盒子”相对，更偏向于展出数字艺术、装置艺术、视频艺术等新型媒介作品。]使用。

和美术馆主人夫妇详聊后，我很快就意识到，戴着一枚巨大钻石戒指的妻子晚晚非常优秀。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在纽约的知名画廊实习，她的高才生背景也让我觉得，不愧是会跟结婚对象要一座美术馆的人啊。另外，当我问到我的一些作品是否会因为题材而不能在中国展出时，他们表示“的确如此”。但他们也提出了“可以通过作品本身传达自由精神的可贵”这个很好的折中方案。我认为他们值得信赖，于是决定把展览交给他们负责。

这个名为《坂本龙一：观音·听时》的展览最终定在2021年举办，不巧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我住院治疗的影响，我无法前往现场。因此，我委托包括装置艺术作品的共同创作者高谷史郎和策展人难波祐子[难波祐子（Sachiko Namba），日本艺术策展人，现任东京艺术大学策展教育研究中心特聘副教授。]等在内的12人团队从日本前往北京搭建场地。那时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相当严格，高谷等人无法直接从日本乘飞机前往北京，需要先在大连接受入境隔离。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酒店房间里足不出户，还需要接受核酸检测，三周以后确认核酸阴性后才最终获准进入北京。是我让他们这么辛劳，十分抱歉。

幸运的是，“木木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非常优秀，中日团队之间实现了奇迹般的合作。我认为这是涵盖了我主要装置艺术作品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精彩展览。《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这件作品之前是将9个水槽悬挂在天花板上，这次由于场馆空间广阔，特别为展览制作了一个12个水槽的版本。整个展览可以让人体会到声音和噪声，甚至是声音和静寂之间的界限。当时别说海外旅行了，国内的活动也受到限制，因此只有居住在北京的人才有机会去观看展览。即便如此，我听说在近五个月的展期中，有近10万人参观了这个展览。2023年的夏天，在成都即将开幕的“木木美术馆”新馆中，会举办更大规模的展览《坂本龙一：一音一时》。

《时间》

2021年6月18日至20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我和高谷史郎共同执导的剧场作品《时间》举行了公演。2019年和2020年的“京都会议”都是为了这部作品而组织的。我前面提到过，在完成《异步》后，我直觉上感到在这座山的另一侧还有更高的山。

当时我脑海中闪过的就是在表演和装置上没有明显界限的舞台艺术，因此在还没有确定要在哪里演出的情况下，我和高谷一起开始了准备。后来，我们有幸被“荷兰艺术节”邀请作为2021年的联合艺术家之一参展，于是决定在那里举行《时间》的首演。

《时间》可以说是受能乐影响的音乐剧，我们邀请了舞蹈家田中泯和笙演奏家宫田麻由美[宫田麻由美（Mayumi Miyata），出生于1954年，日本雅乐笙演奏家，现任日本国立音乐大学客座教授。]参演。舞台上铺满了水，背景屏幕展示了高谷制作的“梦境”影像。田中泯试图开辟一条直通的道路来涉水，他象征着人类。宫田则手持笙，轻松地穿越水域，她象征着自然。这部作品没有显而易见的剧情，如果要揭示结局的话，就是田中泯扮演的人类试图征服水，也就是自然，但最终被大洪水吞噬而死亡。我想要描绘人类和自然的神话。除了试图开辟水中道路的场景，还引用了夏目漱石的《梦十夜》[《梦十夜》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一个短篇小说系列，主要记述了十个光怪陆离的梦，反映了对爱情、艺术、社会等问题的深刻感悟。]和能剧《邯郸》[《邯郸》是日本能乐的经典剧目，创作于室町时代，取材于中国唐代文学作品《枕中记》中“黄粱一梦”的故事。]等作品的片段，以及“庄周梦蝶”的典故，并让田中泯朗诵了这些文本。

武满彻先生曾在《时间的园丁》中写道：“我想造一个如同无尽的时间一般的音乐花园。那是一个对自然充满敬意，也充满谜题和隐喻的时间花园。”简单地说，他试图创作出像无限的时间一样的音乐，但我想在《时间》中表达的是，与武满彻先生相似却又不同的“时间是幻觉”的信息。我以“时间”为题，又故意挑战了否定时间。那么，为什么要描绘“梦境世界”呢？因为在梦中，时间这一概念的特征被破坏殆尽：在《邯郸》中，追求顿悟的男子午睡了5分钟，但在梦中，50年弹指间过去；在“庄周梦蝶”的典故中，哲学家庄周打了个盹儿，却渐渐分不清是庄周做梦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成了庄周。我想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梦和现实无法区分的世界。

在发现第二次患癌之前已经确定了作品的概念，但作品实际完成的过程，我只能在病房里远程参与。当然，我也不能参加在荷兰的演出，只能在网络上默默观看。即使只是看着画面，我也感觉到一小时前发生的事情仿佛只在一分钟前发生，某些瞬间又似乎在反复出现，很有意思。至少我通过这个舞台体验到了一种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时间体验。不过即便如此，我仍然有所反思。剧作仍然被束缚在线性时间轴上，这是事实，而我真正构想的是，每天上演的作品的内容和长度都会即兴更改。因此，在今后世界各地将要进行的《时间》的演出中，我认为可以借鉴约翰·凯奇所重视的“机遇操作”[“机遇操作”（Chance Operation）是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用的一种偶然性音乐方法，通过使用花牌、骰子或计算机随机数字表来决定作曲素材和表演形式。]，把写有数字的纸片放入帽子中，在公演会场抽选相应场景进行演出。但是这样做需要有相当充分的准备，否则很难顺利进行，也会给演员和灯光师带来很大的负担。

最强大的支持体系

2021年上半年反复接受手术和住院期间，我心里总是想着要为网飞的动画剧集《例外》做点儿什么，这是我在2020年开始的工作。该作品共有8集，需要3个小时左右的配乐，相当于几部电影的原声音乐的量。在这一年年初接受手术之前，我已经完成了4集的音乐创作，剩下的部分需要在夏季交付。考虑到自己的体力无法支撑我单独完成全部的创作工作，我也同时在寻找代替我的人选。然而奇妙的是，尽管我虚弱地坐在病房的沙发上就已经十分勉强了，当我创作音乐时，却能忘记疼痛和不开心。所以尽管每天只能维持几个小时的专注力，我还是坚持着在9月完成了最后一集的原声音乐创作。我看起来吊儿郎当，责任感却非常强。

接下来，我因为之前收到了作为服装设计师和Comme des Garçons[Comme des Garçons，日本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的个人服装品牌，始创于1969年。]副总裁的渡边淳弥先生的委托，为他的同名品牌“渡边淳弥”制作了2022年春夏女装系列走秀的音乐。在这一季中，渡边淳弥以“亚洲的乡愁”为主题，发布了包括中国风夹克在内的款式。为了配合这个主题，他希望我能够重新演绎YMO时期的乐曲《东风》。考虑到这将在时装秀上播放，我先是创作了一个稍微融入了节奏的版本，还觉得这个版本做得很不错，没想到发给他之后却被驳回。原来渡边先生脑海中的画面是一条涓涓细流汇成的大河，我的改编不符合他的设想。当然他当时还不知道我的严重病情，所以也没办法，但我可是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在尽力完成工作，会觉得很烦躁。我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一边又不得不根据渡边先生的意愿，制作了更为松弛的编曲。让我有点不甘心的是，从客观的角度听起来，后来制作并被采用的版本确实更优秀。在制作电影配乐时，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

经过多次咨询之后，我决定将在日本的癌症治疗主要委托给东京某大型医院负责。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感激我的主治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除了主治医生，我还向另外两位专家咨询个人的身体状况。其中一位是若林理砂，我是通过甲野善纪认识她的，她在甲野的道场练习武术，平日从事针灸治疗，当然对武术也很有研究。自从我在2014年被诊断出口咽癌以来，她就从替代疗法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意见，并给了我不少有关饮食疗法和中药的建议。另一位，我们姑且称他为“K先生”吧，他是一位移植外科权威。我叫他“黑杰克”[“黑杰克”是手冢治虫的漫画《怪医黑杰克》的主角，他没有行医执照，还会索要巨额医疗费，但他高超的手术技巧无人能及。他只按照自身的医学理念行事，对穷苦病人甚至分文不取。作品隐含反讽意味。]，但他其实有行医执照，这一点与漫画是有区别的。如果我对医院的病情说明有不理解的地方，他会根据数据和图像给我详细解释。确切地说，他并不是我的主治医生，却是为我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重要人物。从心理上说，他是“另一位主治医生”般的存在。令人感激的是，若林和K先生每天都会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并根据当天的体温和症状，从各自的角度给出具体建议。包括会随时通过邮件应答的医生在内，自罹患癌症以来，我同时获得了西方医疗和替代疗法的强有力支持，也一直坚持治疗。

乌克兰的伊利亚

正当我迎来2022年，慢慢习惯这场旷日持久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抗癌生活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震惊的事。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谁承想还活着的时候，我又目睹了一场新的战争的开始呢？而且根据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入侵。我不会赞同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是好的，俄罗斯是坏的这种简单的二元论，但俄罗斯以绝对优势的武力侵略主权国家乌克兰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同时，我会反省我们是否像现在关心此刻的乌克兰人一样，也关心着每天在叙利亚、也门、巴勒斯坦等地处于生命危险中的人呢？

一边祈祷着暴力能够尽快停止，一边通过CNN等媒体追踪乌克兰的局势，其中一段视频深深打动了我。那是住在基辅的年轻小提琴手伊利亚·邦达连科在地下掩体里演奏乌克兰传统民歌的画面。与他产生共鸣的来自29个国家的94位小提琴手很快也加入了演奏，演奏视频也被上传到了YouTube上。那是一段非常令人动容的音乐，让人听了为之落泪。在这样的背景下，年仅20岁的伊利亚引起了我的注意，而这时美国作曲家朋友基思·肯尼夫突然联系我，说：“我们计划要制作一张支援乌克兰的慈善专辑，你可以参加吗？”更奇妙的是，他还问我：“要不要和伊利亚一起？”我们有段时间没联系了，所以这种巧合让我很吃惊。

我欣然接受了邀请，为伊利亚写了一首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并发送了乐谱。伊利亚收到乐谱后，在地下掩体里演奏了这首曲子，并用iPhone录制了音源发给我。然后我在他的演奏中加入了背景音乐，完成了《给伊利亚》（Piece for Illia）这首曲子。在这首曲子里，我引用了乌克兰国歌的一段旋律，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工作。实际上，我不知道4月末发行的收录了这首曲子的专辑能对支援乌克兰有多大贡献。从收益的捐赠金额来看，可能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处于困境中的伊利亚用美丽的音色认真弹奏了我写的曲子，已经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了。

即便没有去过某个国家，只要认识那里的人，那里就不再是陌生的。对我来说，伊利亚是让我与乌克兰建立联系的重要人物，我还没有见过他，但我可以称他为朋友。当然，这也不是说如果在那里没有认识的人，乌克兰问题就与我无关。我想，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当你能想象出在那里生活的具体的某个人的面孔时，你看待新闻的方式就会完全不同。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就不在意有人讥讽我参加社会活动是“炒作”了。当然，我内心会吐槽说“如果只是为了出名，我才不会干这么麻烦的事呢”，但不会明确说出来。

我心境发生变化的契机，是参加了20世纪末由U2乐队主唱保罗[保罗·大卫·休森（Paul David Hewson），出生于1960年，爱尔兰男歌手、音乐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爱尔兰摇滚乐队U2的主唱兼旋律吉他手。]领导的“庆典2000”（Jubilee 2000）运动，该运动旨在消除非洲最贫穷国家的对外债务。当时，布莱恩·伊诺拜托我：“你来做日本的代表吧！”我改变了之前避免发表社会性言论的方针，加入了这个运动。在日本，艺人等发表政治言论还是会引发民众反感。但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如果自己有名气，倒不如积极地利用它”。并且我想即使有人批评我伪善，但只要真的能让社会稍微变得好一点，就足够了呀。我对环保和“3·11”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活动都是基于这种信念。一旦决定去做，就不会轻易退出。

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

在这样的社会活动中，有一项是由“儿童音乐再生基金会”发展而来的“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再生基金会的活动进行了三年之后，大家都觉得相识不易，想要一起做更多的事情，于是决定在日本东北受灾地区招募孩子们组成管弦乐团。令人吃惊的是，参加招募的孩子特别多，以“琉森音乐节·新方舟·松岛2013”音乐活动为契机，由此组成管弦乐团的孩子们开始每年3月在东京和日本东北地区各地定期举办演奏会。乐团成员是来自岩手、宫城和福岛三个县的小学生到大学生，如有因为考试或升学产生缺员，会随时招募补充成员。这个乐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约有100人的大家庭，其中一些孩子有过被海啸的泥水吞没家园和乐器的痛苦经历，也有一些孩子是在震灾后出生的，完全没有地震的记忆。他们都出生于日本东北地区，但每个人的背景都各不相同。

我作为乐团的音乐总监，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活动，有时会请作曲家藤仓大开设工作坊或参加孩子们的集训营。在学校的社团里，后辈们对哪怕只比自己大一岁的前辈也要小心翼翼地顾虑其感受，然而在这个管弦乐团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成员们也会参加当地社区的其他乐团，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像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这样没有等级关系的集体真的很罕见。”孩子们不是在遵守由某个人制定的规则，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氛围。看到小学生和大学生用平辈语气并肩交谈的场景，真让人欣慰。从这个管弦乐团成立之初，我就一直想要为他们创作一首特别的新曲子。

我的想法在2020年年初以交付《此刻时间在倾斜》乐谱的方式实现。然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2020年和2021年的定期音乐会不得不取消。经过两年无奈的活动休止后，他们终于可以在2022年3月举行音乐会，《此刻时间在倾斜》的首演计划也确定下来。这首曲子使用了通常很少见的11拍。因为这个管弦乐团是在“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诞生的，出于悼念之意，我坚持要使用数字11。

此外，我还想让乐团的每个成员都有展示的机会，因此特别设计让各个部分都有所表现——在创作曲子的时候，孩子们演奏时的脸就一直浮现在我脑海中，我也非常想实现这一点。然而，11拍对谁来说都不是熟悉的节拍，因此很难掌握节奏。如果只是机械地数11拍，就会产生偏差，因此在曲子结构上，我们将弦乐器的节拍分为“4、4、3”，管乐器节拍分为“3、3、3、2”，考虑了每个部分都能组合成11拍的节奏。结果，对孩子们来说，这首曲子变得相当复杂。因为是我写的，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尽管如此，在演出前夕的合宿期间，我使用Zoom对孩子们进行了远程指导，在3月22日于盛冈举行的公演中，他们成功地演奏了《此刻时间在倾斜》。我是在线观看的转播视频，他们的演奏真的非常精彩。这是因为孩子们无法聚在一起时，也都在各自努力。3月26日，乐团还计划在东京的三得利音乐厅举行演出，我也希望能去现场。由于健康状况，我无法保证当天一定能出席，但幸运的是，那天我感觉状态不错，如愿到场参加。对我来说，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和癌症治疗，这也是我自冲绳音乐会以来，暌违两年后第一次有机会出现在舞台上。《此刻时间在倾斜》的结尾以11声钟声作为压轴。我在舞台一侧听着这些镇魂钟声响起，心中百感交集。这首曲子整体上给人一种黯淡、压抑的印象，但我想在曲子的最后，还是成功地让微弱的光芒发出了回响。

这次乐团在东京演出的第一部分，包括历经两年时间筹备的《此刻时间在倾斜》的演奏，以及吉永小百合的朗诵会。吉永和我都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的事件。吉永朗诵了祈祷和平、悼念冲绳阵亡者的诗歌，我则演奏了以长崎为背景的《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的主题曲——这是应她委托创作的电影原声音乐。

在第二部分，乐团与成立于“3·11”东日本大地震后的“连接合唱团”一起，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也就是“第九”。正如冈田晓生在《音乐的危机：〈第九交响曲〉不再能唱的那一天》中所述，“第九”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大家最想避免演奏的曲目。这首曲子的演奏阵容庞大，光是上台的人就有100名管弦乐团成员和60名合唱团成员。尽管如此，考虑到演出者和观众也许会从这场演出中找到某种意义，我们仍然决定进行70分钟以上的盛大演出——当然是在所有参加人员都进行核酸检测并确保结果阴性的情况下。我想，即使在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人们也需要品味演奏音乐的愉悦和兴奋。

D2021的伙伴

我在“3·11”东日本震灾后的活动发展出的另一个项目是“D2021”。在我的呼吁下，2012年开始举办的以“反核”为主题的音乐节“No Nukes”，后来几乎每年都在举办。持续举办这个活动的意义毋庸置疑，但随着演出者和演出内容逐渐固定，也开始有些落入俗套。而且除了核能问题，日本社会还出现了一系列需要思考的问题，例如安倍晋三政府推进的安保相关法案[安保相关法案指安倍内阁于2015年第3次向国会提交的两项法案，即《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和《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内容包括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标志着日本战后安全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歧视、贫困和分裂等。因此，我在“No Nukes”的活动以2019年的音乐节为节点告一段落，让摇滚乐队“亚洲功夫世代”的后藤正文[后藤正文（Masafumi Gotch），出生于1976年，日本作曲家和吉他手，“亚洲功夫世代”（Asian Kung-Fu Generation）乐队主唱。]、前SEALDs成员奥田爱基和哲学研究者永井玲衣等年轻一代接手运营。

当时，我对柄谷行人[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出生于1941年，日本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其研究跨越哲学、经济、政治及社会等领域。]在《世界史的构造》中提出的“交换样式D”这一概念非常感兴趣。根据柄谷的说法，“交换样式A”是赠予和还礼的互酬，“B”是服从与保护下的掠夺与再分配，“C”是货币与商品的商品交换，而“D”是“A”在更高层次上的交换方式。这个概念充满谜团。他在最新的一本书《力与交换样式》中也提出“D”是来自彼岸的一种带有灵性的“神力”的观点。不过与年轻的朋友们一起阅读柄谷行人的文本时，我开始觉得这种“D”所代表的“联合”（共同体）因为不那么容易被定义，反而相当有趣。

因此，我们借鉴了柄谷的概念，重新创办了一个名为“D2021”的组织，这个名称包含了震灾（Disaster）十周年（Decade）的寓意。我们也希望能够去思索危机（Crisis）和资本主义（Capitalism）等“C”之后世界的存在方式。我们原本计划2021年3月在日比谷公园举办一场大型活动，已经找到了赞助商并开始准备，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扩大而被迫取消。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D”，如抵抗（Demonstration）、民主主义（Democracy）、舞蹈（Dance）、对话（Dialogue）和多样性（Diversity），并且除了音乐现场表演，我们还邀请了能源、性别、教育等各领域的专家举办工作坊——原本计划的活动很充实啊。有一天能够实现就好了。

最近几年和我交好的经济思想家斋藤幸平[斋藤幸平（Kohei Saito），出生于1987年，日本哲学家、经济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2018年，获得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纪念奖。]，也曾多次参加“D2021”的在线谈话活动。我是通过他用德文写的博士论文——后来又用日文出版的《大洪水前：马克思和行星物质代谢》知道他的。我本身参加过学生运动，之后也在柄谷行人著作的影响下阅读过《资本论》，但在苏联解体后，由于日本社会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热度消退，我首先对如今还有年轻人愿意如此积极地研究马克思感到惊讶。此外，他还具有非常现实的问题意识，试图将马克思晚年的手稿研究与现代生态学联系起来。书名中的“大洪水”也是对未来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隐喻。我自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环境保护活动，所以对他研究的问题非常感兴趣，希望有机会能听听他的想法。

于是我在“脸书”上找到斋藤幸平的账号，并用我的个人账号联系了他。结果那条私信被误认为是“‘山寨’坂本龙一”发的，一度被他无视。后来后藤正文告诉斋藤“那真的是本尊哦”，他才回复了我，我们进行了几次对谈。在我因生病治疗无法主持Radio Sakamoto的节目时，他也曾担任临时主持人。斋藤在入读东京大学后仅三个月就退学，拿到奖学金后，本科就读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其实我的儿子也曾在该大学就读。他俩在校期间没有交集。对我的儿子来说，斋藤是稍稍年长的前辈。这所大学以通识教育闻名，实验音乐大师阿尔文·卢西尔[阿尔文·卢西尔（Alvin Lucier，1931—2021），美国实验音乐和声音装置作曲家，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大学音乐教授。]直到最近都还在这所大学任教，相当有魅力。也因为有这样的缘分，我对斋藤很有亲近感。

我和斋藤刚认识时，他还是大阪市立大学的教师，后来他于2022年春季移籍到了东京大学，并搬到了东京。他的伴侣是一位钢琴家，在东京市区如果想租到一所足够放置她的钢琴的房子，房租应该会超过国立大学教员的薪资。我听他说过这件事，还帮他找过房子，最终他好像还是放弃了。也有观点认为“反增长论者还好意思找能放钢琴的家，真是不得了！”，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批评很荒谬。人活着不只是靠面包。柄谷行人试图从“交换样式”的角度来理解世界，而斋藤幸平坚持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思考。这种对比很有趣，我期待着有朝一日这两位能认真进行一场切磋。

“蠢蛋一族”新成员

据说在看过“蠢蛋一族”的作品后，柄谷行人曾用谐音梗说：“想想看，这也是‘交换样式D’啊。”但“蠢蛋一族”的“Dumb”意为“愚蠢”“愚钝”，是带有消极意味的形容词。“蠢蛋一族”是由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的学生于1984年组建的艺术家团体，以感染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于1995年英年早逝的古桥悌二为中心开展活动。古桥去世后，高谷史郎负责统筹整个团体，但他也并非团体的领袖——“蠢蛋一族”一直避免在集体内建立等级制度。这个团体的另一个特点是，成员会根据项目进行更替。“蠢蛋一族”被选为2022年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的参展艺术家，并决定于同期在慕尼黑的“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美术馆举办个展。我因为在举行“京都会议”时经常去他们的办公室，也被邀请参加了“蠢蛋一族”的这两个项目，回过神儿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是成员之一了。这是自YMO以来我加入的第二个团体。说是“加入”，但这个团体真的很松散，进出十分自由。

既然参加了，我也积极地提供了自己的想法。在威尼斯展出的是名为《2022》的新装置作品，我从概念构思阶段开始参与其中。在日本馆二楼的展厅，放置了一个由本次日本馆的设计师——吉阪隆正设计的巨大正方形孔洞。高谷提议，紧贴该孔洞安装激光灯，从房间中央将红色英文投射到周围四面高速旋转的镜子上，镜子反射的光束会再次投影到墙上，有时会有几个文本重叠，这时可以读取其中的文字。

作品引用的文本来自19世纪50年代美国小学使用的地理教科书，其中一些提出了简单而普遍的问题，例如，“地球是什么形状”“海的那边是什么”，英文问题由大卫·西尔文、比企真理[比企真理，出生于1968年，日本女歌手、摄影师。以“Kahimi Karie”的名义开展活动。]母女以及我的办公室同事朗读。伴随着扬声器的转动，每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可能整体上会给观众一种声音艺术作品的印象。

慕尼黑的展览是“蠢蛋一族”的回顾展，我作为他们的粉丝，提议希望借此展览为他们过往的作品做一个更新。“蠢蛋一族”的装置艺术代表作之一是使用16台唱片机的Playback。作品中的16张唱片记录了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用于表演的电子音乐和使用世界各地语言的问候语，并通过电脑控制以不同的模式播放。欣赏的过程中，观众甚至会感受到这些电子平台之间在相互交流，而这一次，我提议用这16张唱片收录地球上16个城市的声音。我联系了前面提过的朋友们——居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雅克·莫雷伦堡，居住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安德里·赛恩·马纳松，以及居住在泰国清迈的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还通过我认识的人联系到了居住在南非开普敦和伊朗德黑兰的合作者。他们将城市中从早到晚捕捉到的声音记录在唱片中，而我们按16个城市的时差顺序播放这些唱片。但这样做的话，每次播放都会保持相同的时差模式，因此我尝试将东京视作北极点，每次循环播放时让各个城市之间产生微妙的偏差。接着，我开始将“北极点”城市进行移动，努力使整个声音系统成为复杂的和声。无论是威尼斯的作品还是慕尼黑的作品，我认为它们都是只有在展览会场才能真正展示其价值的作品，但很遗憾，我只能进行远程指导，而无法亲自前往现场观看。

顺便一提，在慕尼黑的“艺术之家”美术馆，“蠢蛋一族”的展览之前正好是中谷芙二子的个展，紧接着是卡斯滕·尼古拉的个展——和我有着深厚交情的艺术家们的个展展期很偶然地交叠在了一起。不过，当时中谷担心自己的作品《雾之雕塑》会让人想起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在当地展出时可能会受到批判，不巧的是，这座美术馆本身也以法西斯主义建筑而闻名——因为在纳粹统治下，希特勒干预修改了原本已经确定的设计方案。但当中谷表达这些担忧时，德国方面的策展人却是“啊，是吗？”的淡然反应，反而让中谷有点“期待落空”。嗯，我想这也许正好说明，反纳粹教育在德国得到了贯彻吧。

久违的家

自从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肝脏和肺部以来，我一直在东京进行抗癌治疗，但2022年6月中旬，我回了一趟纽约的家。为了回纽约我还去美国驻日大使馆接受了“再入境许可证”面试，这也是我时隔1年7个月后回纽约的家。也许这么说有些奇怪，但当我进入熟悉的家中时，我真的感到整个屋子也喜悦不已。尽管在我和伴侣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我们都会请管家每周五过来打扫卫生和照顾植物，但我想建筑只有在有人住在其中的时候才会呼吸吧。当我久违地打开客厅的门时，我仿佛听到了屋子在说“欢迎回来”，整个房间也变得温暖起来。

家里的庭院中有一棵很大的山茱萸树，每年4月底会开出华美的粉色花朵。这棵山茱萸树就像天篷一样覆盖在房子上，每当我下午在半地下室的工作室里工作时，阳光会透过树枝和叶子照在窗户上，我也会享受一段美好的光之摇曳时光。常常有松鼠来玩耍，吃掉落在地上的果实，或在花盆里埋下种子。有一次，我听到窗外传来“嘎巴嘎巴”的奇妙声响，一看，发现是一只鹫在枝头上吃它捕获的小鸟。它撕开小鸟的羽毛，撕咬它的肉，那场面有点让人毛骨悚然，仔细想想，这也是自然规律。散落在地上的小鸟骨头第二天消失殆尽，可能是被附近的猫衔走了吧。访问非洲时，我也曾有过同样强烈的感受，自然界的主角本来就是鸟兽、昆虫和植物，我们人类不过是在其中一角打扰着它们的生活而已。经常有新闻报道说“猴子出现在了住宅区”，而事实正相反，我们只是被允许暂住在猴子原本的栖息之所而已。

在这个并不宽敞的庭院里，孤零零地放着一架钢琴。2015年，我因疗养到访夏威夷，爱上了那里的风土人情，一冲动还买下了一处二手住宅，而在那所房子里有一架约100年前制造的钢琴。那所房子很快被我卖掉了，但这架古旧的钢琴太过迷人，我决定将其带回纽约的家中。于是，我试着以“回归自然的实验”为名，将其随意放置在庭院里接受风吹日晒。这几年来，钢琴经历了风吹雨打，表面的漆已经完全脱落，此刻已逐渐回归到木头的原始状态。它将如何腐朽呢——我觉得这也与我们人类应有的老去方式存在某种联结。

坂本图书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纽约，但我并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做，就像一只停在树枝上的鸟一样，我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悠闲地度过了一段时光。如果非要说做了些什么，就是整理了家中的藏书吧。本来我只是打算暂时回一趟日本的，所以大部分行李还放在纽约的家里。因为在日本进行治疗，我在东京也拥有了暂住的居所，在那里也摆放了书架，我决定挑选要重新阅读或之后想要阅读的书籍，搬回日本。我对家里的书籍进行了严格挑选，但最后还是装满了8个纸箱。

藏书中还有做过编辑的父亲的遗物。父亲由于工作拥有大量的书籍，因为无法全部保管，在他去世时，大部分书被处理掉了。然而，在父亲的书架上有一层贴着手写的“务必永久保存”的胶带，我把这一层放的书都带到了纽约的家里。贴着“务必永久保存”胶带的这些书，不是父亲作为编辑参与的文学作品，而是他的兴趣爱好——比如关于乡土玩具、佛像，以及有关电影和保田与重郎的书籍等，几乎都是“二战”前出版的。我想他生前一定很珍惜这些书，反复读过许多次吧。

也许是受父亲影响，我也从小就喜欢读书，最近我去了位于东京谷中的画廊“SCAI THE BATHHOUSE”，顺便还去了画廊斜对面的古书店“木菟”，偶然发现并购买了诗人吉田一穗[吉田一穗（Issui Yoshida，1898—1973），日本大正与昭和时期的诗人、评论家、童话作家。]的随想集《桃花村》。田中泯很喜欢这本书，我记得他还曾经和山梨县山村里务农的伙伴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团体，取名为“桃花村舞蹈团”，名字就来自这本书。“桃花村”这个地名本来并不存在，田中泯却把他们居住的村落称为“桃花村”。

另外，在编辑伊藤综研的帮助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坂本图书》也是我近年来的重要工作之一。在这个专栏中，我会在我的藏书中选择当时感兴趣的书进行介绍，选择范围从经典作品到新书，还会一并介绍作者的信息。在该连载的第一回，我介绍了罗贝尔·布列松[罗贝尔·布列松（Robert Bresson，1901—1999），法国电影导演、编剧。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欧洲电影奖终身成就奖。代表作有《钱》《圣女贞德的审判》等。]的《电影书写札记》。在连载过程中，我也有幸邀请到漫画家安彦良和先生与我对谈。安彦先生比我大五岁，也参加过学生运动，他正试图从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双重视角来描绘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很有意思。我们也确认了彼此拥有共同的问题意识：“日本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出了错？”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在连载的第十三回介绍了尼古拉·涅夫斯基[尼古拉·涅夫斯基（Nikolai Nevsky，1892—1937），苏联语言学家，专精于东亚语言，当代西夏语研究的奠基者之一。]的《月与不死》一书。涅夫斯基出生于19世纪末的俄国，年轻时留学日本，并与柳田国男[柳田国男（Kunio Yanagita，1875—1962），日本作家，日本从事民俗学田野调查的第一人，被誉为“日本民俗学之父”。著有《远野物语》《蜗牛考》《桃太郎的诞生》等多部民俗学著作。]和折口信夫等人结交。他敬柳田为师，自己也作为民俗学者、语言学者致力于研究阿伊努语和宫古岛方言。这本书总结了他对日本各地信仰、神话、习俗等的研究成果。涅夫斯基似乎拥有超人的听力，发表了许多与方言相关的论文。

那么，为什么月亮与不死有关呢？一般来说，太阳是生命的象征，月亮则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符号。然而，涅夫斯基以宫古群岛把月亮比作女性、太阳比作男性的传说为基础，将月亮这种被赋予了阴暗和冷酷形象的存在，重新积极地定义为生命的源泉。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生活了约14年后，他回到了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祖国苏联，在做日语教师的同时，开始研究消失于16世纪的藏缅语族的语言——西夏语。然而，几年后，涅夫斯基于留学期间在北海道相识并结婚的妻子万谷矶子带着女儿来到苏联时，当时的苏联政权怀疑她是日本间谍，夫妇俩双双遭到处决。20年后，伴随着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涅夫斯基夫妇的名誉才得以恢复——这是多么悲剧的事情啊。

我决定在不久的将来，在东京某处设立一个名为“坂本图书”的小型空间，展示我一直珍藏的部分藏书。我并不追求像父亲那样的“永久保存”，但如果这个空间能像城市里的二手书店一样，成为人们和书籍交流的场所就好了。顺便一说，泡在书堆里的纽约生活结束后，我再次回到东京接受治疗，当我在主治医院久违地接受肿瘤标志物检查时，惊讶地发现检测数值竟然下降了。我的主治医生也很困惑地说：“这一定是纽约效应吧。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做比较好啊？”也许是家里的酵母菌之类的物质对我的身体起了作用吧。真是奇妙。

最后的钢琴独奏

回国后，MR作品的制作人托德联系我，他说：“为了明年的演出，我想制作一款你的香。”于是我前往京都老字号香道店“松荣堂”，让他们按照对我的印象，调配了适合我的香气。在20种以上的香料中，我仅凭嗅觉选出了8种喜爱的，还精细调整了它们的配比。它会成为我的香味，今后也留存在别人的记忆中，所以我花了几个小时认真挑选。

2022年9月底，我见到了到访日本的“防弹少年团”成员SUGA（闵玧其）。他是全球顶尖的偶像之一，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但我们交谈时，他显得非常谦虚、认真，对音乐工作也十分投入。他总是在思考音乐相关的事情——我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没有别的爱好。据他说，他12岁的时候，跟随父母在电影院观看了重映的《末代皇帝》，之后才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想要和我见面。我们只是进行了一次私人会面，并简单地闲聊了一下，但SUGA的纪录片团队拍摄了我们见面的过程，所以这段视频可能今后会在某处公开。之后，我依照SUGA的委托，为他的个人歌曲Snooze弹奏了钢琴，并将音源发给了他。

然后，在9月上旬到中旬期间，我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演奏会“Rynichi Sakamoto: Playing the Piano 2022”拍摄影像。虽然也有人夸我在2020年年底进行线上直播的钢琴独奏演奏会发挥得不错，但我那时身心都处于最糟糕的状态，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当时的演奏留下了一些遗憾。另外，在视觉呈现上，我对那年年底的线上直播也有一些不满，如果这变成最后一次演奏会的话，我会很不甘心的。所以，我想在还能勉强进行自己还算满意的演奏时，拍摄能够遗留给未来的演奏场面，便策划了9月的这场演奏会。在场地方面，我也选择了我认为日本音效最好的NHK广播中心的509录音棚作为录制场地。导演相当认真，为了给拍摄留出充裕的准备时间，他让我早早敲定了要演奏的曲目。我们根据用iPhone录制的临时音源，按照一天中从早到晚不断变化的影像来排列曲目顺序，并考虑整体结构。每首乐曲的拍摄都准备了细致的分镜，灯光和摄影机位置也会根据乐曲进行大幅度切换。

参与录制的是30人左右的大团队，使用了三台4K摄像机进行拍摄，我也感觉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这种形式给大家呈现自己的演奏了，所以在紧张之余，我们花费了大量心力，每天进行几首乐曲的录制。其中有一些曲目是我首次在钢琴独奏中演奏，例如The Wuthering Heights（1992）和Ichimei-Small Happiness（2011）。我还以未曾有过的舒缓节奏演奏了《东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称之为最后的演奏机会，但对此刻的我来说，它可能也是一个新的境界。其实，现在一天要认真弹几首曲子我就已经拼尽全力，虽然对那些一直等待我的演奏会的粉丝感到很抱歉，但我确实没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一场完整的演奏会了。这次录制的钢琴独奏，会在2022年12月首先发布一个60分钟的13首曲目版本，并在NHK的节目中简短介绍，之后我们还会把它剪辑成一个包含20首曲目的“音乐会电影”版本，并在某个时候公开。可能因为演奏消耗了相当多的能量，在拍摄结束后的一个月左右，我都有些虚弱，身体一直不太舒服。但即便如此，在死之前能够记录下令人满意的演奏，我也十分欣慰。

接下来，我租借了位于涩谷的Bunkamura的录音棚，进行了《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Sonate pour violon et piano, 1971）和《弦乐四重奏》（Quatuor à Cordes，1972）的录音。这两部作品分别是我在艺大一年级和二年级修完课程后创作的曲子。它们都很青涩，但既然谱子保存了下来，我便想着要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将它们录制成体面的音源。这两首曲子都非常难演奏，我甚至想不出当年自己是怎么演奏它们的了——如今简直无法驾驭。所以我也拜托了相识的中提琴演奏家安达真理[安达真理（Mari Adachi）出生于1984年，日本女中提琴手。作为独奏家和室内音乐家广泛活跃，2021年任日本爱乐交响乐团客座首席中提琴手。]来协助，她帮我召集了日本顶尖的演奏家，花了两天时间完成录音。

我曾表达过对现今艺大学生的不满，然而优秀的人还是非常优秀啊。过去，日本的管弦乐团被认为水准较低，但现在技术已经大大提高，我想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外表演也不会觉得丢脸的水准。在现代音乐领域，20世纪60年代，扬尼斯·克塞纳基斯[扬尼斯·克塞纳基斯（Iannis Xenakis，1922—2001），希腊裔法国先锋派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建筑师和工程师。]为高桥悠治创作了Herma这首乐曲，当时它被认为是全世界只有悠治才能演奏的高难度作品，现在已经有几十位钢琴家能演奏它了。《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与《弦乐四重奏》——50年前我写下的这两首乐曲，现在能够由世界一流水准的年轻演奏家演奏，我真是太幸福了。

《12》

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回顾《音乐即自由》之后的创作活动，而不知不觉间，也来到了最后一个话题。2023年1月17日，也就是我71岁生那一天，将发布一张新专辑。在2021年年初的大手术后，结束了漫长的住院生活后的我终于回到了东京的临时住所，那之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我又开始尝试使用合成器。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想创作什么，只是想沉浸在音乐中。第一次记录是在3月10日。从那天开始，我会时不时地碰触合成器和钢琴键盘，像记日记一样记录下类似草图的声音片段。

渐渐地，我也开始考虑将这些音源整理成专辑。于是我挑选出我喜欢的曲子，一共有12首。曲名简单明了，就是记录下录音日期的数字，从“20210310”到“20220304”，时间跨度大约为一年。在考虑发行专辑时，需要设计封面。我的伴侣鼓励我去拜托李禹焕老师，但我觉得“这也太冒昧了吧”，因而犹豫了一段时间。自《异步》之后，李老师的确一直是我灵感的重要来源，所以我又思考了一下，决定先把临时混音的音源发给他听听，并问他：“如果您从这些音乐中有所体悟的话，是否可以提供您已经发表的作品给我呢？”谁知他竟然很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还说：“我很愿意为你画新的作品啊！”

正好在我提出请求的2022年秋天，位于东京乃木坂的国立新美术馆为庆祝开馆15周年，举办了李老师的大规模个展。在休馆日，我特别获准可以观看展览，还由李老师亲自进行作品解说，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时光。那时，李老师突然对我说“这幅画送给你”，并递给我了一幅画。我以为这是李老师为专辑封面创作的作品，很感激地收下，细细欣赏。后来李老师联系我，告诉我这不是为了专辑画的，而是“作为个人，想要向坂本君传递一些能量”，我真的很感动。十天后，我又收到了另一幅作品。那是一幅用绿色和红色线条描绘的像河流一般的作品，非常迷人。

这张专辑最初名为“12 sketches”，在伴侣的建议下，我们去掉了“sketches”，只保留了《12》。这个数字的出现纯属偶然，但它正好也象征了我近年来一直关注的“时间”概念。一年有12个月，时钟的刻度也是12，东方文化中也有十二生肖的概念。我们平时使用的是十进制计数法，似乎只有在意识到时间时才会以“十二”为单位计算。最初的古罗马“罗慕路斯历”一年只有10个月，后来经过“努马历”的修订才改为12个月……虽然事后可以为这张专辑加上诸多解释，但与之前发布的原创专辑不同，这张专辑基本上没有根据固定的概念进行制作。这只是一张把用合成器和钢琴演奏的音源集合而成的唱片，并没有太多特殊意义。但对此刻的我来说，这种没有经过处理的原始音乐，很是惬意。

我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只要我还活着，就会继续触碰声音，并不断创作新的音乐吧。Ars longa,vita brevis（艺术千秋，人生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