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面兽杨志碰到张端端，是在老甘的“忻州食府”。老甘嗓子坏了，说话用的是气声。说话费劲，还说。杨志就着羊汤，吃完五个烧饼，老甘过来结账，收过钱，坐对面说，旁边五环路，大红门桥，昨天傍晚，一人从桥上跳了下来。想寻死，却没死成，只轧断一条腿。但五环路上，五辆车“砰砰”追尾。一辆“奔驰”横了过来，旁边车道上，一辆山西的运煤车，又将“奔驰”撞飞了。“奔驰”落下来，又一头撞到大红门桥的桥墩上。车里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盆骨摔碎了，女的当场死亡。这事还刚开头，死的这女的，却不是那男的老婆，而是一个第三者。这头儿事故还没处理完，那边医院乱成了一锅粥。老甘：

“你不能说这是大意，真没想到。”

杨志心里正有事，没理这事，抄起桌上的腰包：

“老甘，这回的烧饼，用的是啥面呀，一股哈喇气。”

老甘：

“让你吃出来了。但你说错了，这回不怪面，怪上头的芝麻。卖芝麻的老胡，把去年的陈芝麻，掺到今年的新芝麻里。透过一粒芝麻，我算看透一个人。”

这时问：

“上回让你找那人，你找着没有？”

杨志和老甘是山西老乡，老甘是忻州人，杨志是晋城人，虽然一个是晋北，一个是晋南，但毕竟是老乡。杨志常到“忻州食府”吃饭，却不是冲着老乡不老乡，而是冲着老甘熬的羊汤。老甘羊汤熬得好，羊的骨头架子，也是从集贸市场买来的；骨头架子是一样的骨头架子，但老甘熬出的羊汤，就是比别人家熬得鲜、浓、香。老甘仗着羊汤熬得好，便在烧饼、凉菜、热菜上做些手脚。杨志又不喜。杨志听人说，老甘的羊汤所以好喝，是因为他在羊汤里，放了大烟壳子，人一喝容易上瘾。上月二十五号夜里，老甘一家正在睡觉，一个贼溜了进来。事后能看出，贼是过路贼，没来踩过点，也不了解老甘。饭店前脸是些桌椅板凳，没啥可偷的；后脸厨房放些锅碗瓢盆，也没啥可偷的；贼好不容易撬门进来，还是惦着偷点儿钱。贼以为钱放在卧室，一家人睡觉的地方；但老甘有心眼，钱没放在卧室，一天盘点完，把钱裹在一塑料袋里，放在厨房一芝麻坛子里。坛子上边是芝麻，里面却埋着钱。老甘不把钱放到卧室，是怕老婆孩子乱拿；本为防老婆孩子，谁知防着了贼。贼在卧室摸了一遍，柜子箱子，一家男女脱下的衣服，连老甘枕头边都摸了，只摸出三块五毛钱。贼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人蹲在床边犯愣。没想到老甘早醒了，就是没吱声，看贼蹲床边犯愁，终于忍不住了，“嘀嘀”笑了两声。他大喊“捉贼”贼不怕，这阵势贼见多了，有人突然发笑，老甘嗓子坏了，用的又是气声，那贼吓得头发都支棱了，自己大喊一声“有贼”，夺门而出。但贼不走空，窜过前脸饭厅时，把老甘挂在墙上的皮夹克给顺走了。皮夹克里没有钱，皮夹克说起来也不是皮的，是仿皮的；就像老甘的饭店，巴掌大一点儿地方，却叫“忻州食府”；但皮夹克口袋里，却有一个小学生算术本。“忻州食府”旁边是一集贸市场，再过去是一建筑工地，许多卖菜的，建筑工地的民工，也常到老甘的“忻州食府”吃饭。来吃饭的，都是为了吃饱，不是为了吃好，就给老甘在饭菜上做手脚留下了空当。这些人，身上的钱是有数的，吃着吃着，钱不够了，就欠下老甘许多账。单个儿来吃饭的，一般不欠账，一顿饭吃多少钱，事先都盘算好了；三五个人来，一人请客，容易欠账。因有人请客，大家就放开了，吃着喝着，菜不够了，酒不够了，请客的又假仗义，再要酒菜，身上带的钱不够，只好欠账，下次来吃饭时再还。这一笔笔账，就记在这算术本上。算术本，就装在皮夹克衬里的口袋里。本来账本没在皮夹克口袋里，老甘就把它挂在墙上，与皮夹克并排。一天，在集贸市场卖羊骨头架子的内蒙的老塔，到“忻州食府”来吃饭，等菜的间歇，闲来无事，从墙上摘下这本看，边看，边大声朗诵欠账人的名字，及他们欠下的钱数。老塔念得起劲，老甘看饭馆还坐着别的客人，怕这事传出去，欠账的人会不高兴，影响自个儿的生意，便从老塔手里，一把夺过账本，顺手掖到了皮夹克口袋里。本来是偶尔一掖，之后成了习惯，记过账，就掖到皮夹克里。没想到这账本，被贼给偷走了。账一笔一笔很碎，加起来，估摸有一千多块。其实谁欠“忻州食府”的账，老甘心里也清楚，他心里也有一本账，但账本被人偷了，做生意总显得晦气，也怕查无实据，欠债的人赖账，老甘便想把它找回来。老乡杨志，常来“忻州食府”，言谈话语之中，似与干这行的人熟；杨志到底是干啥的，老甘没问，杨志也没说过；无非行为举止，能看出个大概；老甘便托杨志，看能否找到这贼。老甘：

“皮夹克我不要了，他把账本还回来，再给他二十块钱。”

现在又问这事，杨志照地上啐了一口痰：

“一边让我找人，一边还收我饭钱，透过一顿饭，我也算看透一个人。”

老甘攥住钱，用气声说：

“瞧你说的，要不我把钱退给你吧。”

杨志没理老甘，拎腰包出门。临出门时，从饭桌上拿一张餐巾纸擦嘴，发现门边桌前，坐着一瘦女孩，在吃一碗羊杂面。但她没吃，看着窗外路过的人发呆。街上的路灯亮了，人走得有些急。杨志离开“忻州食府”，走了半站地，摸口袋掏烟，突然想起自个儿的烟落在了“忻州食府”。想回去取，又觉不值当；便到路边烟摊买了一盒，撕开口，抽出一支，点上，再往前走，刚才在饭馆吃面的那女孩跟了上来，撵上杨志问：

“大哥，玩吗？”

杨志这才知道，刚才吃面的女孩是只“鸡”。留意看，小骨头小脸，也就十七八岁。又盯，发现这女孩不像街边的鸡。街边的鸡看人，眼神都像猫看老鼠，早不拿这事儿当事儿了；这女孩看杨志，却像老鼠看猫，说过这话，脸羞得绯红。不是因为她是“鸡”，是这绯红，也不是绯红，是“鸡”在害羞，在世界上已少见，让杨志心动，本不想玩，也想玩了。杨志点了点头。那瘦女孩便领着杨志，往她住处走。杨志边走边问：

“你哪儿人？”

瘦女孩：

“甘肃。”

杨志：

“干多长时间了？”

瘦女孩看杨志一眼，又低下头：

“我说昨天，你也不信。我来北京找俺哥，谁知他换了地方。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也停机了。干这个不为别的，为攒个车票钱。你就当我说瞎话吧。”

杨志倒“噗啼”笑了：

“咱俩这辈子，说不定就见这一面，你干一年，我也没吃多大亏，你昨天才干，我也没占多大便宜。”

两人又往前走。杨志：

“你多大了？”

瘦女孩抬脸：

“二十三。”

倒出杨志的意料。做这行的都说自个儿小，这女孩看上去十七八，却说自个儿二十三，倒是个老实人。杨志：

“你贵姓？”

瘦女孩：

“免贵姓张，就叫我端端吧。”

杨志知道这“端端”，该是假名。可叫上，答应，就是真名。一个称呼，真与不真，重要吗？说话间，已走出两站路，好像还没到地方。杨志停住脚步：

“还有多远？”

端端指着前边：

“不远，就在前边。”

两人又走。但这“前边”，又走出一站多地，终于拐进一条胡同。胡同里有些脏，手挨手，有仨公共厕所，厕所里的汤水，溢到胡同里，路灯坏了，下脚要看地方。走到胡同底，拐过弯儿，又是一条胡同。杨志打量一下左右：

“安全吗？”

端端：

“大哥，领你走这么远，就图个安全。”

终于，走到胡同底。胡同底有间屋子，房门就开向胡同。墙上的石灰缝，横七竖八，抹得跟花瓜似的，能看出这墙过去没有门，屋门是临时圈出来的。屋门是大芯板，风一吹，有些晃荡；门框，是用几根木条钉巴在一起的。端端从裤子里掏出钥匙，弯腰开门，进屋，开灯；杨志看看左右，胡同里一个人也没有，心里踏实下来，也闪进了屋。端端扣上门，杨志打量屋子，也就七八平米，靠墙搁着一张床，地上摆着些锅碗瓢盆。端端：

“大哥，开灯还是关灯？”

杨志想了想：

“关灯吧，关灯保险。”

关上灯，两人开始脱衣服。到了床上，杨志知道端端有二十三。手嘴的用处，一切都懂。杨志一开始还主动，待入了港，端端竟开始调理杨志。看她身瘦，杨志本不敢大动，谁知几个回合下来，瘦小的端端，在下边，竟把杨志，玩于股掌之上。杨志这才知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杨志本无兴致，心里还想着别的事，现在被端端逗弄得，也兴致大发。正得趣处，屋门“哐当”一声被撞开，屋顶的灯“啪”的一声被打开，呼啦呼啦，闯进来三条大汉。三人嘴里皆喘着粗气，粗气里喘出酒气。突兀间，杨志被吓出一身汗；一开始以为是警察，但看这三人的糙皮和粗脖子，又不像；反应过来，去抓自己的衣服；但他的衣服，连同那个腰包，早被一大汉抢到怀里。另一大汉二话没说，照杨志脸上，结结实实扇了一巴掌：

“操你妈，敢强奸我老婆！”

杨志光着身子，顾不上捂脸，捂自己的下边：

“大哥，弄错了。”

看端端。这时端端变了一个人，开始捂着自己的脸哭：

“我正在屋里做饭，他窜进来，拿刀逼我。”

这时指了指窗台。窗台上原来放着一把刮刀。第三个大汉抢过那刀，指着杨志：

“公了还是私了？”

杨志这才明白，他遇上了打劫团伙，端端就是他们放到外面的鱼饵，杨志一不留神，咬着了这钩。杨志这才明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抢衣服的大汉，开始毫不在意地搜杨志的衣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钱包，从钱包里掏出钱和银行卡。又拎起腰包打量，腰包的带子断过，打了个结；打开腰包，从里边又掏出一大沓钱。掏完钱，拿出一身份证，看着念：

“刘跃进。”

仰起脸问：

“你叫刘跃进？”

杨志自认倒霉，不再理他。但这也臊不着谁，那人低头看身份证上的照片，对着一身光的杨志端详：

“不像呀。”

杨志这才明白，祸从老甘的“忻州食府”起，一切都怪这腰包。自己在“忻州食府”，从腰包里掏钱，被瘦小的张端端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