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路小跑，抵达渔人码头时，差点踢翻街头歌手盛放钱币的黑礼帽。大巴车司机见我抱着旅行包在路边跳脚，不情愿地打开车门，肥大的肚子抵住方向盘。他费力地歪过脖子，用港式英语告诉我，还有半小时才能上车，然后冷漠地关上门。

从我所在的大学到这里费了不少工夫。原本从帕罗奥图乘加州火车到旧金山只要四十分钟，还有靠窗的座位看风景，一幢幢低层的小洋房像摊煎饼一样紧贴在草丛里，附近街区的黑人小孩在破败的砖桥底下涂鸦，见火车经过就竖起中指。偏偏赶上周日，火车少了几个班次，早早出门，在车站的烈日底下傻坐了一小时才发觉，只能狠心叫一辆出租车，车费贵得吓人。

一切迹象表明，这一趟本不该来。

码头一如既往地热闹，空气里有海草和咖啡混合的气味。渡轮经过时留下长长的鸣笛，和远处海豹的嚎叫声融为一体。海鸥缩起脖子立在桥头，偶尔啄一啄游人留下的三明治残渣，然后伸长翅膀飘到路灯的灯柱顶上。一个手臂粗壮的男人浑身涂满青铜色，站成一座雕塑。被黑色面具遮住半张脸的女人，一只铆钉靴踏在白油漆桶边上，边弹吉他边唱席琳·迪翁的歌。整条手臂纹有青色花纹的人在亲吻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男孩的牛仔裤腰卡在臀部，露出网格状的深蓝色内裤。卡丁车队从上个街口开过来，车手们个个都戴着不合尺寸的巨大头盔，头盔上印有炫目的彩虹旗。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自在的，连横卧在海边木板上的海豹都是。经过码头边的一家手工冰激凌店，阳光射进玻璃窗，映出一个背着硕大旅行包、神色疲惫的中年女人，画着不合时宜的红嘴唇，因为缺乏睡眠眼袋发青。一个金色头发的女孩在窗边坐下，朝我露出礼节性的微笑，我迅速逃离。

本不该来。要不是从国内一同搭乘飞机过来的冯姐张罗，我也不会报这么个旅行团。“反正要回国了，趁最后这十天，好好玩玩，不白来。”见我没反应，她扯着我的衣服央求，“就算是陪你冯姐，好不好？”临行前两天，我接起冯姐的电话，她带着哭腔对我说，丈夫打越洋电话和她大吵一架，说她明明访学结束了，还不肯回家。“他吼我，说孩子放暑假了，我妈不肯带，他还要去上班，说我和我妈一样，只顾自己，心里没这个家……”电话里，冯姐颤抖的声音像一架坏掉的手风琴，我不由得从脸上挪开聒噪的手机。芝麻大的事，说着说着就严重了，严重到活不下去，严重到必须即刻妥协，无疑是变老的征兆。冯姐长我七岁，每天往脸上涂抹十几种护肤品，面膜、美容仪、面部刮痧、补水器一件不落。人哪，越是费尽心思抵抗衰老，就越是偷偷往那里去，这一点我俩都心照不宣。

我放下电话，又打电话给旅行社。女孩轻声说一口中式英语：尊敬的贵宾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听说要退团，她改用中文，四川口音的音调忽地抬高到半山腰：开团前三天不能退费！想好再退撒！

大巴车车门前陆续聚集起人群，多半是弓背猫腰，双手插兜，一个贴紧另一个，生怕后来的插进来。我上车走到最后一排，选了靠窗的位子，把旅行包举到头顶的行李架，坐下。前排的年轻情侣眉飞色舞地交谈着，右侧是一对沉默的白发老夫妻，前面有个小猴一样蔫瘦的小男孩在大叫，妈妈捂住他的嘴。我尽量将脸贴向车窗，掩盖自己形单影只的事实。

“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前排的男孩对女孩说，女孩照做了。

新婚那两年，我和晓东就是这么照顾彼此的。一起旅行，拍好看的照片，煞有介事地挂在墙上；一起做环游世界的梦，走路时冷不丁对着烟花大喊；一起起早去公园跑步；领养一条被遗弃的狗；夜里走上很远的路找一家通宵营业的烧烤店；过生日时为对方插蜡烛，笑着看对方许愿。人人都说我们幸福，说着说着好像就成了真。

男孩在偷偷地嗅女孩的头顶，眼角透出喜悦。座位差不多坐满了，只有我身边的座位还空着。我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头靠在窗边，闭上眼睛。

婚后的第四年还是第五年，我们好像突然领会了什么，不再那么热闹了，或许是年龄到了，或许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本就容易乏味。虽然还和从前一样，上班前拥抱，睡前亲吻彼此说晚安，周末手挽手逛商场，翻菜单挑爱吃的外卖，为对方点亮生日蜡烛。但在对方闭上眼许愿时，却不再微笑着注视，而是迫切地等着结束。我们不再打理照片墙，不再去小孩子到处疯跑的公园，不再漫无目的地做梦。

第五个结婚纪念日，我俩笑眯眯地坐在事先预订的西餐厅，预订的位置，例行公事地等着上菜。

“我问你，你觉不觉得‘婚姻’这个词的发音有点……”他吞吞吐吐地问。

“嗯？发音怎么了？”我在拍桌上的玫瑰花和烛光，很适合发到朋友圈。

“Hē wēn——婚——姻——”尾音拖得老长，他看上去神色严肃，“好像什么东西被困住了，粘牢了，对，就像小时候捣过的蜘蛛网，上面的飞虫在蹬腿。”他眼睛放光，可能是找到了恰当的比喻。“‘婚——姻’读起来还不如‘死——亡’爽快。”

手机停在半空。那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来S校做访问学者，根本动机就源于那顿饭。饭后，婆婆打来电话，寒暄几句后问起了孩子。是，不小了。嗯，五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记住了，叶酸和维生素B，最好是B族。锻炼身体，少吃外卖，知道了。工作不累。好，放心，妈。

当学校网站首页贴出访问学者的申请表时，我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填好提交。回家象征性地征询意见时，访学细则的邮件已经躺在了邮箱里。我对他们说，只要有这一年的经历就能评上副教授，接下来就是优青和教授，前途大好。见他们不为所动，互使眼色，我补了句：回来就生孩子，三十五岁之前。

访学和副教授的位置无关，无非只是一种逃避的手段。避开那张蜘蛛网，不想做一只蹬腿的飞虫，还有逃避生育的“任务”，逃避被一桩桩琐事缠身、不得不负重前行的命运。晓东或许是对的，婚姻就是如此漫长而迟滞。

亲妈也催。“可是，妈，我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做。”我告诉她，我要为一个国际艺术展做顾问和翻译，要完成一篇关于现代艺术的会议论文，然后去纽约大学做论文报告，还要学日语，年底和一位大师级的日本艺术家在深圳合作办展。

“乖，这些事做是做不完的。”她并不感觉兴奋，反而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黯淡。“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她说。

我想起读书时，她对我要求严格，每道题、每张考卷、每份作业、每次考试，她都叫我不要轻易放过。她教会我勇往直前，别迷信平庸的魔咒，把我拉到镜子前告诉我：容貌是给人看的，学识和修养属于自己。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志气很重要，别听他们胡扯，女孩不输给男孩。

“可是妈……”

“没有那么多可是，记住喽，乖，女人可等不起。”

如果他们要的只是结婚，怀孕，生子，买房，拿到大城市的户口，买车，排到不错的公立医院、公立幼儿园，为什么当初铆着劲儿让我卖力读书，为几分的成绩争得头破血流，不惜贷款送我去读名牌大学，通过几轮面试、试讲、测评才进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教书？学那么多知识，看遍花花世界，最终还是逃不过“女人做了母亲才算完整”的宿命？

“乖，有了孩子的那种幸福，你现在体会不到。有了，你就懂了。”我们母女俩的谈话通常这样结尾。生养我时，母亲被我日夜不停的哭声折磨得神经衰弱，头发白了一茬儿，抱我抱得腰间盘突出、腱鞘炎复发。她像是生生被我给熬干了，一圈圈瘦下去。到头来却说自己幸福。

我没告诉她真实原因。生不生孩子和志气无关，和是否选择继续幸福无关，只是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对的那个人。

麦克风咝咝啦啦地响，有人拍了拍它。“欢迎各位加入光明鸟旅行社的北美之行，请各位准备好护照和确认信。我们五分钟后出发。”

那人走近时，我疑心自己看错了，重新戴上眼镜，他的脸才清晰起来。原先的卷发不见了，头发向后梳，在头顶系了个小小的丸子，脸黑瘦了很多，颧骨更加凸出，络腮胡勾勒出下巴的棱角，嘴角右下方的痣还在。方小舒，是他。

他接过我的护照，翻到贴照片的那页，用别人听不见的音量说了句：没什么变化。食指蹭了蹭鼻梁上的一颗小痣。话不多，和以前一样。多瞟了一眼，他手指上没有戒指。

认识他时，我十六岁，他十五岁。

他从讲台旁边的“特困生”专座抱着书包走向我，本子散了一地，整个教室都在窃窃私语。从此我们成了同桌。那个留着寸头、鼻涕长流、校服松垮的邋遢鬼。如果时光倒流，让我看一眼自己的脸，一定是面目狰狞。

他不写作业，上课不好好听讲，被老师点到名字也没反应。“方小舒”三个字像卡带后的磁带，在耳边一遍遍响不迭。“方小舒，把头抬起来！”“方小舒，把课本拿出来！”“方小舒，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被叫到时，他缓缓抬起头，一脸茫然地望向前方，如同置身事外的高人。

“方小舒，上课呢，你低头忙什么呢！你旁边坐着的可是年级第一！你也不学学！”班主任训他的时候，总喜欢捎带上我。

是的，我是第一名，从来没失过手。那时的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倔牛脾气，不考第一绝不善罢甘休。无论题目是难是易，里面藏有多少狡诈的陷阱，我总能一一攻克，杀个片甲不留。因为稳操胜券，我甚至不屑于看成绩单，因为第一行的名字总是我。

而我永远不理解，也不关心坐在身边的方小舒在桌子底下摆弄些什么，只是偶尔看他入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瞄一眼。在堆满练习册和考试卷的桌子底下，方小舒用牙签组装成一辆坦克，用一分一分的人民币折出一艘航母，用一百张考卷做成一架步枪。在我们都一门心思奋战高考时，他耸起肩膀，伏在桌沿，用自制的放大镜一寸一寸盯着那张世界地图看。

“有什么好看的？”我看见他上半身都扑在地图上，像一只潜伏在海底的虾。

“里面的学问大着呢，不懂了吧？”他话不多，尾音总是轻巧地带过，说话时依旧望着地图，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

那时我沉浸在第一名的争夺战中，并将它视作骄傲的资本。不仅要弄懂一道题目的解法，还要再想出十种解法来解；不仅要背出要求背诵的课文，还要翻出三篇类似的文章背好。我把那些英文单词背得滚瓜烂熟，还自学了高三的教材。只要是能拿第一名的事，我豁出去也要做。那时的我，丝毫不在意方小舒嘴里说的“大学问”。那和我的目标相距十万八千里。

车开了。渔人码头、海鸥、街头艺人在后退。方小舒走过来，我抬头盯着他，等他说些什么，他没看我，念念有词：二七、二八、二九。独自带几十个人的大团，从西部到中部走上七天，没那么容易吧。我垂下头装睡。

“下面我们会驱车经过金门大桥，金门大桥全长约二点七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孔吊桥之一，每天约有十万辆汽车从桥上通过。朱红色的桥身时常被海面上的雾气笼罩，是闻名世界的一景——‘雾锁金门’。如果今天我们运气够好，说不定能看见它的全貌。”

方导，车上的人都这么叫他，被叫到的时候，有短暂的几秒钟，他茫然地望向前方，和当年的神情类似，然后趁人未察觉时露出职业的微笑。一位上海来的阿姨穿着橘红色的长摆裙坐在他身后，时不时高声叨念：“啊哦哟，多标准的小伙子，个头高，模样嘛也蛮好。有女朋友不啦？”车里的人都笑了。他不答话，笑滋滋地关掉麦克风，脸转向别处。

“喏，你看。这里是美国西海岸，旧金山金门大桥，洛杉矶好莱坞就在这儿。这里是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你知道黄石吗？那里有个老忠实喷泉。”一次，期末考试失利，成绩单的第一行不再是我了。方小舒指着地图上一块黄色区域，手指在上面精准地滑动。我脸上都是眼泪鼻涕，抬起头狼狈地望向他。

他的眼睛里闪着从未有过的光。我哭肿的眼睛看见他在笑，这才发觉之前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他的睫毛上翘，毛茸茸的，上扬的嘴角旁嵌着两颗酒窝，白皙的面颊此刻红彤彤的。

“世界很大的，你能到达的地方不只是这儿。”他指了指教室前面的黑板，叠好地图，放进书桌最下方，一副任何人都碰不得的架势。

不知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想起这段无关紧要的对话，仍有一股暖流从喉咙轻轻滑过。眼前的这个男人，靠在扶手上和司机说话，个头足有一米九，手臂上的肌肉撑起了白T恤衫的袖口，除了嘴角那颗痣，没有一点像记忆里的那个方小舒。

我从不记得他口才这么好，能一口气说这么久，也不太敢相信他变得这么受欢迎。上学时，任课老师因为他答不上问题朝他大喊大叫，为他把班级平均分拉低而气急败坏，提到他的名字就直翻白眼，对他束手无策。连班里那些在操场上疯跑、下课后泡网吧的男孩，聚在一起讨论女孩身材的男孩，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不管我拿多少次第一名，捧回多少奖杯奖状，他在我身边永远都是老样子，弓着背躲在书桌下面，像潜伏在海底的虾。对了，我还见过他母亲，看上去十分疲累的短发女人，面色煞白，身上有洗衣粉的气味。她在家长会结束后心急火燎地冲向我，拽住我的手腕，叫我不要那么自私，也帮一帮她不成器的儿子。救救他。她说的是这三个字。

被救的人，应该是我。

一连三天，大巴车驶离旧金山之后，沿蛇河峡谷和肖松尼瀑布一路向东，车窗外，黄澄澄的沙漠绵延无际。晴空烈日，偶尔闪现的草地也因为缺水而泛着土黄色，橙红色的风蚀柱偶尔滑过车窗外，像在大漠深处等我的人。

一个人的旅行并没有那么不堪忍受，因为冯姐的退出，我一个人享受五星级豪华大床房，用一整瓶玫瑰精油泡澡，浴室不用锁门，夜里不必担心同屋的呼噜声。同行的男孩妈妈听说我是一个人报团，眼睛瞪得像铜铃，像不小心撞见了上个世纪穿越而来的怪物。她那个猴儿一样的儿子跳来蹦去，频繁敲我的房门，今天洗澡不出热水不知道怎么调，明天忘记了第二天的集合时间，后天衣服弄脏了想打电话叫酒店服务生拿去洗。和我同龄的妈妈一边称赞我英语说得溜，一边偷偷瞄我，似乎想打量出他们是否缓解了我的落寞。

娘俩的好心并没有必要。窗外频繁更换的风景，一大车互不相识的人，足以让我比从前更自在。每个清晨，天气总是晴好，吃完早餐，背包放在头顶，坐进固定的位子，空出身旁的座位，内心像即将升空的热气球，被一股火焰点燃。等沙哑的嗓音从麦克风传出来，车里的人声慢慢淡去、消失，独属于我的无人知晓的旅途才刚刚开始。

车子奔驰在开阔静谧的原野，盘旋在崎岖的山路上，停在半路废弃的加油站，而后又悠然启程。我假想他转过身时，只对我，对我一个人，讲那些峡谷、山脉、河流、蜿蜒起伏的地貌、人类征服原始土地的恢宏历史。

但大多时候，他只是斜靠着座椅，露出半张脸，面无表情地讲着。只有一次，大巴车开了五六个小时，即将驶入黄石公园时，他起身指着右侧车窗外一处小到几乎看不见的瀑布，语调升高：“这个瀑布，一年只有这几天有水，好多游客专门从世界各地赶来拍它，错过了可就看不到了。”一车人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蜂拥过去，手机对准反光的车窗推搡着拍照。他回过身，在人群缝隙中和我眨了眨眼。我俩都笑了。

他竟成了一名导游，而我是他的游客。

那天放学后，他就像这次一样，毫无征兆地出现，书包拉链敞开，崭新的书本有一半露在外面，校服裤脚踩在球鞋底下。

“方小舒，你家多远？”

“不远，过七八趟街就到了。”

“你爸妈呢？也在家吗？”

“我爸？鬼知道他长什么样！”

我停下脚步，偷偷瞄了他一眼，他满不在乎的样子，头微微上扬。

“你以后想做什么？”忘了对话的起因，我问他。

“你先说。”他侧过脸。

“我还没想好呢，你先说吧。”除了考试升学，我还没想过第二条可走的路。

“我想做间谍。”他站在街角，往来穿梭的车辆似乎安静下来。夕阳照在他脸上，他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金光，耳朵的轮廓是透明的。

“出生入死，泰然处之。”他一字一顿地说。那一刻，空气和时间仿佛凝结了，只剩下让我不解的方小舒站在人群密集的街角，运动服上沾满尘土。

但方小舒毕业后当了兵。同学聚会，他从城郊的部队驻地赶来，不再弓着背，脏兮兮的校服换成了利落笔挺的绿色军装。他无疑成了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个。当年骂过他的老师，捏着鼻子从他身旁经过的女同学，不理会他的男同学，将他围在中间，嬉闹，拍照，扯他的肩章，拍他后背，个个像相熟多年的老朋友。他笔直地站在那里，微笑着任人拍打，一脸好脾气。

他说部队不让喝酒，却依然被灌得一塌糊涂。人群散去。精心打扮的女生把和他的合照发到了QQ群，几个发胖的男生聚在饭店门口抽烟，聊股票、创业和赚钱。他脚步迟缓地经过，见我站在路口等车，停下来拍了拍我的头顶。路灯底下，他眼眶泛红，头发发亮，整个人看上去湿漉漉的。

我永远都忘不了他接下来说的话，没有前言，没有后语，当空坠落。

他说：“如果以后咱俩还能见面，不如就在一起吧。”

月亮是牛奶一样的白色。

盘山路开到一半，车子猛地停了下来，司机愤怒地用英语喊：妈的！没油了！一车人伸长了脖子。他没理会，向我摆手，示意我过去。我经过一双双狐疑的眼走向他。他攥紧我的手，从车上跳下。他没命地跑，我踉跄地跟在后面，鞋子跑掉了，手始终没松开。霎时间，四周的盘山公路变成一片茫茫黄沙，天地不见，身后的大巴车不知去向。他也消失了。

惊醒后，从脖子到后背湿透了，我靠在床头上缓神。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时间是4：45。距离集合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打开床头灯，调暗，再睡不着。他还会记得吗？就算记得，也无所谓了吧。再怎么异想天开，也不会傻到因为一次偶遇，就和一个十多年没见的人谈论未来。

我拉开窗帘一角，远山之上微微渗出天光，除了这栋酒店的高楼，天空中什么都没有。我和这天空一样，从内到外都是空荡荡的。晓东这个时间应该刚下班，怕是又在和客户喝酒应酬。上次在家，也是同一时间惊醒，翻了个身，他没在。用手机拨了四五次，不接，再拨，那头有个女人在笑。我冲着电话大吼大叫，像个疯子一样穿上羽绒服，裹紧围巾冲进大雪。饭店都关了门，他单位附近的几家夜总会和KTV还在营业，我不管不顾地冲进每个包房，声音发颤地喊他名字。两三个小时之后，等我精疲力尽地回到家，抖掉围巾上的雪，他趴在床上打着呼噜，鞋还在脚上，雪水和泥水从床边滴落，一屋子酒气。没被捉奸在床，也没有喝倒在路边冻死。我双腿一软，嘴里荡开苦涩的咸味。

没人会傻到质问那是谁。日子过到那一步，怕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我们俩都保持沉默，在吵架的边缘小心试探。像小孩子，大人遮住脸，以为你消失了，再移开双手，他就以为你回来了，咯咯直笑。我那时每天想象自己是个小孩，遮住，消失，移开，回来。如此反反复复，什么都没变。

方小舒的出现，好像一双大手遮住我的脸，让我暂时忘却原先的生活。每个早晨背上背包，墨镜卡进头发里，对站在车门口的他轻轻说一声：早。又是崭新的一天，身体里又有某种期待等着被填满。

我希望这趟无人知晓的旅途漫长无际，就这样一天一天走下去，永不停歇，永不返程。

回去是无意义的。我又将在每个学期的起始自信满满，以为能创造点什么，能教会他们不一样的东西，甚至想象他们离开大学后能想起我和我说过的话。我设计课程，打印好课程安排装订成册，阅读书目附在最后。我将教案温习了一遍又一遍，穿戴整齐，准备好课件，等他们来。进门的却是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趿拉着拖鞋、连本书也不带的男孩女孩。大拇指在手机屏幕上来回滑动，神色厌倦；对着电脑玩枪战游戏，鼠标按得噼啪直响；做社团活动的海报；睡觉，打鼾；情侣在教室后排接吻。他们的满不在乎如一记重锤砸进我的皮肉，我像是一个被付了酬劳而不得不卖力表演的小丑。

这种满不在乎多半会在最后一次考试和交论文之前戛然而止，他们发来的邮件塞满我的邮箱，他们在办公室门口等待，在通往食堂的小路上围追堵截，接过我手里的大衣，替我开门，昼夜不停给我发短信，央求我给他们及格。他们要保研，要出国，要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这个未来不能断送在我手里。他们被拒绝后在我背后破口大骂，骂我“老处女”“不近人情的妖婆子”，我听见了，竟然没有特别生气。每个学期，学生来了又走，一茬又一茬，如此反反复复，什么都没变。

十年前，我只怕一件事，那就是平庸的生活。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拿到字迹温热的受聘书，世界向我善意地敞开。我总想创造点什么，哪怕即刻死去。我贪婪，明亮，相信温暖的事，日子散落在四周，我甘愿被时间的酒酿灌醉。不知从哪一刻开始，过去的一切，为之奋斗、痛苦、失眠、坐卧难安的东西，像流星一般滑落。梦想渐渐从一粒触手可及的石子，变成渺远的群山。你慢慢从别人观看的世界中抽身而去，缩回到独属于自己的绝望当中，那是一片汪洋，日复一日地翻滚，潮起潮落。你只能努力将头露出海面。

如果年轻十岁，我会不会拥有不一样的人生？还是说，我们一生的路都已经写好，上帝只是从高处望着我们，看着我们原地打转，在藤蔓遍布的林间迷失，在河流一侧漫无目的地晃荡？多年后，当我们衰老时，才发觉那时决定我们向左还是向右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一个叫命运的庞然大物，它曾翩然落于你的枝头，而你当时只感到轻微的晃动。

所以和方小舒的相遇是上帝偶然的安排吗？是即将左右我人生的轻微晃动吗？会不会是他从名单上看见我的名字才申请带团的？他会不会和我一样，也在等待？

黄石公园老忠实喷泉前面成排的木凳上，我们在骄阳底下等待。时间过了，还没有喷水。我瞥他一眼，他正帮团里的一个年轻姑娘拧矿泉水瓶，他们在说些什么，在笑。他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他曾在地图上给我指过老忠实喷泉吗？他知不知道，他曾让我从哭泣中抬起头，幻想更广阔的天地？

他始终在忙，帮女士和老人提行李，替司机指路，打电话确认餐厅、门票预订，安排接下来的行程，讲解沿途的风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打点一切，一有空倒在椅背上就睡。他一次也没有坐到我身边的空位上。

上午在大棱镜温泉，透净的温泉水倒映出天上的云，池面的水雾浮在夏日温凉的空气里，岩石一层一层现出纵横交错的纹理，亮黄，橙红，赭石，湛蓝，翠绿。我张大嘴巴一动不动，看呆了。

他停在我身边，笑了。“羡慕你呀，第一次见总是好的。这地方我来过不下几十次，腻了。”

“爱好变成工作很痛苦吧？”

温泉水冒着淡蓝色的热气。

“哪有时间痛苦？累得要死，平时只想卧倒，一句话也不想多说。”

“那我岂不是浪费了你的话。”我仰起头，瞥见他在大太阳底下眯起眼睛，一脸疲态。

“别客气。”他戴上墨镜，大步跑到前面的栈道，挥舞手里的小旗子。人群向他聚拢过去。

几次想张口问他，还记得吗。但没有那么多巧合，记忆也没那么可靠，成年人不相信巧合和记忆，只信命。

喷泉汩汩冒着热气，水柱直冲向天空，一只乌鸦飞过头顶，人们得偿所愿，在鼓掌欢呼，哪怕它没有那么“忠实”。

墨镜底下，眼泪蜇得人睁不开眼。

最后一天，大巴车在公路上飞驰了很久很久，每一次睁开眼，窗外都是急急倒退的荒漠和岩石。我想起流落荒岛的故事。倘若我们这队人流落荒岛，我一定是最早放弃的那个，没有求生能力，缺乏求生欲望，艺术系教师和哲学家一样不受待见。

“我们傍晚到达鸽点灯塔，这也是我们此次旅行的最后一站。鸽点灯塔建于一八七一年，高十四米，是美国最高的灯塔之一。在灯塔内建有聚焦镜，能看到四十五海里以外的航标。鸽点灯塔也是拍照的最佳取景地，我们争取让师傅开快一点，在天黑前抵达。”

方小舒没有丝毫醉态，车上的人根本不会知道，他前一晚一夜没睡。他说过，工作就是工作，就算一万个不愿意，也要精神百倍，和训练一个道理，别总想着无聊、没劲，去做就好了。

“干我们这行的，就靠三件套。嘴皮子，勤跑腿，热心肠。少了一个，旅途就难熬了。一个人难熬不要紧，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回忆才是罪过。”他往面前的酒杯里倒了点红酒，“你说这一大车人，老的小的，谁回去不是踏踏实实过日子？除了我们这种人，谁能一天到晚在大马路上瞎跑？回去了，日子安稳了，谁能像现在这么亢奋？”他真有点醉了，话一句接一句。“所以说，旅行的意义不是什么过程和目的，什么寻找自我，全都是放屁。我跟你说旅行的意义是啥——”他把手搭在我的手肘上，热的。他的声音有回响，我仿佛也醉了。

前一晚，旅行团刚抵达拉斯维加斯，就被空气里沙漠一般的炙热堵住了口鼻，眼前花花绿绿的欢腾占据了视线——环绕在豪华酒店高楼外、在自由女神像身后欢叫着起起落落的过山车，鳞次栉比的玻璃高楼，夹心饼干一样层层堆叠的高速立交桥，播放电音的豪华敞篷跑车，穿比基尼的姑娘，当街跳舞的人偶，杂耍小丑，人妖表演，冰啤酒，电吉他，亲吻，热气球，爆炸式的红头发，成排的老虎机……

拿到手的酒店房卡里，夹着一张演出券，晚上七点半。昨天来的路上，方小舒在车上介绍了拉斯维加斯比较有名的几场秀，太阳马戏团，艺术水秀，成人表演，脱口秀，魔术，一场表演一两千块。树林一样伸出的手中间，我是异类，只想躺进酒店柔软的大床吹冷风发呆。

在迷宫似的酒店里兜兜转转，上下扶梯，折腾了三五回，才找到剧场。远远看见方小舒站在门口，不安地来回转动脑袋，迫切地想从熙攘的人群中找出什么。

我走近，他眉开眼笑。“来了。”

“不等其他人了？”

“没别人。”

暗喜，更多的是恐慌。我已经过了十几二十岁在黑暗中期待一次肌肤之亲的年纪了。确切地说，比起期待，我更害怕期待落空。好在什么都没发生。

演出结束，穿过金光闪闪的赌场和极度兴奋的人群，狂欢的游行队伍身上涂满彩虹般的油彩，吹着玩具喇叭，牵着五颜六色的气球从我俩面前经过。等热闹过去，才发现两只手牵在了一起。他不再是必须恪守职业道德的导游，我也不是艺术系老师，这里没人认识我们两个。我们对视了一眼，没有松开手。走路时，两个人都在笑。

他牵着我进了一家名字古怪的酒吧，上了二楼，坐在一楼弹唱乐队的斜前方。酒吧里人不多，蓝色和红色交替闪烁的灯光里，都是喝酒聊天的男男女女。

“方导，我好像做过类似的梦。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和一个偶遇的人，在这样一个酒吧里喝酒。”

“窦老师还是那么文艺。”

“别叫我老师，让我想起我那群学生，调皮捣蛋，不学无术。”

“那你也别叫我方导，天下没有好伺候的旅客。”

Fly the ocean in a silver plane

See th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rain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乐队主唱的嗓音很像杰森·韦德，沙哑，热情。一杯莫吉托、一杯长岛冰茶上了桌。

“你怎么留在美国当导游了？”

“不然做什么？IT码农？投行职员？律师？医生？”

我希望他不是在嘲讽。

“说认真的，之前你不是在部队当兵吗？”

“说来话长——”他拖长了尾音，和我碰杯，喝了一大口，“当兵当到三年半，训练时摔断了腿，人家摔都摔到垫子上，我直接戳进水泥地，右腿废了。那一整年，我都趴在家里头，招呼我妈，想吃这想吃那，吃成个快一百八十斤的胖子。废人一个。后来，我妈查出癌了，可能也是替我操心操的。”我突然不想听下去了，好像无端闯入别人家里，不小心看到了最不堪的景象。“为了陪她，给她送饭，让她开心，我开始减肥，做康复。半年不到就慢慢瘦下来了，腿也好得差不多了。去医院看她，她头发都掉光了，还笑着和我说，儿子，你这样才好看，以后结婚还得穿西服呢。后来终于瘦到能穿进西服了，参加的是她的葬礼。”

我想起家长会结束之后，她拽住我的手臂，让我救救她儿子，突然鼻子发酸，赶紧灌一口酒，望向一楼的乐队，架子鼓手正在耍着鼓棒。我原以为他会哭。

“嗐，人嘛，总要经历点什么，后来我也想开了。原先我在部队，负重万米跑总是第一名，人家都叫我‘兵王’。摔断腿之后，一身力气没处使，不怕你笑话，我天天躺床上哭，除了我妈的事，就是不知道以后咋办。每天起来头都是木的，嗡嗡直响。后来知道有抑郁症这么一种病，估计我就是。正好咱们班赵大锁在南方创业赔了钱，想去国外混几年，我就跟他到了美国，住在洛杉矶，华人最多的地方，除了交通不方便，跟国内没啥区别。”

“后来就留下来了？”

“开始留不下，没人要，锅碗瓢盆都刷过，打杂呗，顺便学学英语，总比在家里哭好。我不是爱摄影嘛，打了一两年工，攒了点钱，买了单反四处乱拍。那一年刚好伊拉克战争结束，我拍了好多老兵回家的照片，断胳膊断腿的，哭的，疯了的。看了之后，那种滋味说不上来。你知道自己在偷窥人家的痛苦，又想拍回来做个纪念。我有个发小知道我住洛杉矶，开车来看我，看见家里头摆的照片，替我递给他们报社的主编，结果被当成特约摄影作品用了，还寄了张支票给我。后来又帮了我一把，进了报社，工作签的问题也解决了。”

从小到大，是我的不是我的，我都要争，不仅要争，别人拿到了，我还会生气，气世道不公，气自己无能。但这一次，我打心眼儿里替他高兴。

“别光说我，你怎么样？”终于问到了我。换了两杯新酒。

“我的故事你还是别听了，很无聊的，规规矩矩读大学，毕业后又回了大学，一直都没离开过学校。”

“那不是挺好，有些东西不经历也就别经历了。苦难啊，磨炼啊，没什么好处。别听人瞎掰。什么感谢苦难，感谢伤害过我的人，感谢贫穷，感谢命运，都是吃饱了撑的。”

我被逗笑了。方小舒和当年一样，不服管，也不反抗，永远像一块结结实实的广告牌，没人推得倒。

“我那群学生私底下说，咱们老师之前还是K大毕业的，现在跑到这儿来教我们，脑子进水了。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总想做人尖儿，拼了命想比过别人，结果呢？后来有一次系里开会，系主任提到我，表扬了几句，恨不能让我钻地缝里，千万别叫我高才生、学霸，臊得慌。我现在只想安安稳稳待在人堆里。”

“人堆里空气多差，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不知道上学的时候我多羡慕你，成绩单排前几行是啥滋味，咱是一次也没尝过。”

“人都有这毛病，看别人的人生都比自己的好，你说你想做间谍那次，我对你刮目相看。”

他茫然地看向我。他不记得了。

“不说这个了，你喝多了酒会咋样？撒酒疯？会忘事吗？”

“我没忘。”

抬头看他，他又重复了一遍：“窦冉，我没忘。在部队，我是我们排里酒量最好的，排长都比不过我。”

他那天没喝醉，现在却像是真醉了。“但是不一样了。就算你我没变，时间也变了。这次看到你坐在那儿，我就安心，带过几十上百次团，没有哪一次比这次更开心。真的。”

我想打断他，再这么说下去，两个人都没办法圆场。我拍了拍他，摇摇头，想让他停下来。

他没理。“窦冉，那天你在车门口打电话我听见了，家里还有人惦记你，多好。”

“我跟你说旅行的意义是啥——”他把手搭在我的手肘上，热的，“旅行的意义就是回忆。哪天你腻歪了，没劲了，想不开了，觉得活着就是受罪，怎么都不对，你能想起这么一次。能在大自然中发呆，在一辆车上和老熟人相遇，还能在陌生的城市里闹腾，还对未来有点想法，有点期待，不用多，就挺好。”

我盯着他的眼睛，浅褐色的。我想听他一直讲下去。

“什么都挡不住年龄，像马似的越跑越远，任你怎么喊都停不下来。和我共事的那些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成天混在学生堆里都看不出来。回到更年轻的时候吧，空有一肚子理想，又穷又冲动。现在呢？不穷了，冲动和理想也不剩什么了。”

“理想是给自己留着的，不怕晚。最讨厌那种天天拿年龄去框别人的人。你不用这样，我也不用。日子还长着呢。有时候遇见不识趣的游客，被骂上几句，被扇几巴掌，就想放弃。但换了这么多地方，做了这么多工作，没有哪一份真正遂了心意。活着就是修行。你得这么想。”

我们喝了很多的酒，说了很多的话，每口酒和每句话都没什么意思，但凑到一块儿，就值得细细回味。

我还会回去做老师，或许还会成为母亲；他还会在路上认识更多的人，或许遇见他的另一半。我们都会在琐碎无聊时想起这趟无人知晓的旅途，像一颗小小的石子掷进一湾浅浅的水，没有太多波澜，但石头已经沉入湖底，静静躺在那里。

那一晚，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了答案。

傍晚时分，暮色渐浓，霞光澄亮，远处的海面染上了橙色。海浪拍打在铺满苔藓的岩石上，一波再一波，象牙色的海鸥在夕阳下起飞又栖落，回旋着，嘶鸣着。

大巴车停在笔直的公路尽头。鸽点灯塔看起来没有那么高，也不大。它小小的，安静地伫立在那里，像在等待什么。

---2018年8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