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们仨  作者:杨绛

我们的女儿已有名有号。祖父给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属牛,他起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这个美丽的号,我们不能接受,而“钱健汝”叫来拗口,又叫不响。我们随时即兴,给她种种诨名,最顺口的是圆圆,圆圆成了她的小名。

圆圆出生后的第一百天,随父母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入法国境,然后乘火车到巴黎,住入朋友为我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圆圆穿了长过半身的婴儿服,已是个蛮漂亮的娃娃。一位伦敦上车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圆圆细细端详了一番,用双关语恭维说,“aChinababy”(一个中国娃娃),也可解作“achinababy”(一个瓷娃娃),因为中国娃娃肌理红腻,像瓷。我们很得意。

我因钟书不会抱孩子,把应该手提的打字机之类都塞在大箱子里结票。他两手提两只小提箱,我抱不动娃娃的时候可和他换换手。渡轮抵达法国加来,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我抱着个婴儿立在人群中,立即把我请出来,让我抱着阿圆优先下船。满船渡客排成长队,挨次下船。我第一个到海关,很悠闲地认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钟书随后也到了。海关人员都争看中国娃娃,行李一件也没查。他们表示对中国娃娃的友好,没打开一个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画上“通过”的记号,我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

公寓的主人咖淑夫人是一名退休的邮务员。她用退休金买下一幢房子出租,兼供部分房客的一日三餐。伙食很便宜,却又非常丰盛。她是个好厨师,做菜有一手。她丈夫买菜不知计较,买了鱼肉,又买鸡鸭。饭摆在她家饭间里一大桌,可坐十数人,男女都是单身房客。我们租的房间有厨房,可是我们最初也包饭。替我们找到这所公寓的是留学巴黎大学的盛澄华。他到火车站来接,又送我们到公寓。公寓近车站,上车五分钟就到巴黎市中心了。

巴黎的中国学生真不少,过境观光的旅客不算,留学欧美而来巴黎度假的就很多。我们每出门,总会碰到同学或相识。当时寄宿巴黎大学宿舍“大学城”的学生有一位H小姐住美国馆,一位T小姐住英国馆,盛澄华住瑞士馆。其他散居巴黎各区。与我们经常来行的是林藜光、李伟夫妇。李伟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作诗填词,墨笔字写得很老练。林藜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国家博士。他们有一个儿子和我们的女儿同年同月生。

李伟告诉我说,某某等同学的孩子送入托儿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规定的时间。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这等训练。我也舍不得。

我们对门的邻居是公务员太太,丈夫早出晚归。她没有孩子,常来抱圆圆过去玩。她想把孩子带到乡间去养,对我们说:乡间空气好,牛奶好,菜蔬也好。她试图说服我们把孩子交托给她带到乡间去。她说:我们去探望也很方便。

如果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我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对门太太曾把圆圆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看孩子能否习惯。圆圆倒很习惯,乖乖地睡到老晚,没哭一声。钟书和我两个却通宵未眠。他和我一样的牵心挂肠。好在对门太太也未便回乡,她丈夫在巴黎上班呢。她随时可把孩子抱过去玩。我们需一同出门的时候,就托她照看。当然,我们也送他报酬。

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赦。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钟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由。

住在巴黎大学城的两位女士和盛澄华,也都不想得博士学位。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的口试是公开的,谁都可去旁听。他们经常去旁听。考官也许为了卖弄他们汉学精深,总要问些刁难的问题,让考生当场出丑,然后授予博士学位。

真有学问的学者,也免不了这场难堪。花钱由枪手做论文的,老着面皮,也一般得了博士学位。所以林藜光不屑做巴黎大学博士,他要得一个国家博士。可惜他几年后得病在巴黎去世,未成国家博士。

钟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我们交游不广,但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多,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个小圈子的人,生活也挺热闹。

向达也到了巴黎,他仍是我们的常客。林藜光好客,李伟能烹调,他们家经常请客吃饭。T小姐豪爽好客,也经常请客。H小姐是她的朋友,比她更年轻貌美。H小姐是盛澄华的意中人。盛澄华很羡慕我们夫妻同学,也想结婚。可是H小姐还没有表示同意。有一位由汪精卫资助出国留学的哲学家正在追T小姐。追求T小姐的不止一人,所以,仅我提到的这几个人,就够热闹的。我们有时在大学城的餐厅吃饭,有时在中国餐馆吃饭。

哲学家爱摆弄他的哲学家架式,宴会上总喜欢出个题目,叫大家“思索”回答。有一次他说:“哎,咱们大家说说,什么是自己最向往的东西,什么是最喜爱的东西。”T小姐最向往的是“光明”,最喜爱的是“静”。这是哲学家最赞许的答案。最糟糕的是另一位追求T小姐的先生。我忘了他向往什么,他最喜欢的东西——他用了三个法国字,组成一个猥亵词,相当于“他妈的”(我想他是故意)。这就难怪T小姐鄙弃他而嫁给哲学家了。

我们两个不合群,也没有多余的闲工夫。咖淑夫人家的伙食太丰富,一道一道上,一餐午饭可消磨两个小时。我们爱惜时间,伙食又不合脾胃,所以不久我们就自己做饭了。钟书赶集市,练习学法语;在房东餐桌上他只能旁听。我们用大锅把鸡和暴腌的咸肉同煮,加平菇、菜花等蔬菜。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咖淑夫人教我做“出血牛肉”,我们把鲜红的血留给圆圆吃。她还吃面包蘸蛋黄,也吃空心面,养得很结实,很快地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人儿。

我把她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钟书的手脚一样一样,觉得很惊奇。钟书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她就笑出声来。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认识是自己。她看到我们看书,就来抢我们的书。我们为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没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我们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

钟书给他朋友司徒亚的信上形容女儿顽劣,地道是钟书的夸张。其实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有时对门太太来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去。她最早能说的话是“外外”,要求外边去。

我在牛津产院时,还和父母通信,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我们迁居法国后,大姐姐来过几次信。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我没有报得娘恩。

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着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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