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读到的斯特林堡作品，是他的《红房间》，张道文先生翻译的中文版。那是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之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有关《红房间》的阅读记忆虽然遥远，可是仍然清晰。斯特林堡对人物和场景的夸张描写令我吃惊，他是用夸张的方式将笔触深入到社会和人的骨髓之中。有些作家的叙述一旦夸张就会不着边际，斯特林堡的夸张让他的叙述变得更加锋利，直刺要害之处。从此以后，我知道了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名叫斯特林堡。

当时我正在经历着和《红房间》里某些描写类似的生活，阿尔维德·法尔克拿着他的诗稿小心翼翼地去拜访出版界巨人史密斯，很像我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跳上火车去北京为一家文学刊物改稿的情景，我和法尔克一样胆战心惊。不同的是，史密斯是一个独断专行的恶棍，而北京的文学刊物的主编是一位和善的好人。史密斯对法尔克的诗稿不屑一顾，一把拿过来压在屁股底下就不管了，强行要求法尔克去写他布置的选题，法尔克因为天生的胆怯屈从了史密斯的无理要求。屈从是很多年轻作家开始时的选择，我也一样，那位善良的北京主编要求我把小说阴暗的结尾改成一个光明的结尾，她的理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可能出现阴暗的事情”，我立刻修改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我的屈从和法尔克不一样，我是为了发表作品。

我至今难忘斯特林堡的一段经典叙述。法尔克从史密斯那里回家后，开始为那个恶棍写作关于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的书，法尔克对这本书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胆怯的性格和家传的祖训“什么工作都值得尊重”，促使法尔克必须写满十五页，斯特林堡几乎是用机械的方式叙述了法尔克如何绞尽脑汁去拼凑这要命的十五页。与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有关的不到三页，在剩下的十三页里，法尔克用评价的方式写了一页，他贬低了她，又把枢密院写了一页，接下去又写了另外的人，最后也只能拼凑到七页半。这段叙述之所以让我二十多年难以忘记，是因为斯特林堡在不长的篇幅里，把一个年轻作家无名时写作的艰辛表达得淋漓尽致。我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自己也在苦苦地写些应景小说，目的就是为了发表，那个时代我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了不起的是，斯特林堡几乎是用会计算账似的呆板完成了叙述，而我读到的却是浮想联翩似的丰富。斯特林堡的伟大就在这里，需要优美的时候，斯特林堡是一个诗人；需要粗俗的时候，斯特林堡是一个工人；需要呆板的时候，斯特林堡就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会计师，然后他写下了众声喧哗的《红房间》。

法尔克竭尽全力也只是拼凑了七页半，还有七页半的空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他。这时候斯特林堡的叙述灵活而柔软了，可怜的法尔克实在写不下去了，他“心如刀绞，难过异常”，思想变得阴暗，房子很不舒服，身体也很不舒服，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饿了，不安地摸出全部的钱，总共三十五厄尔，不够吃一顿午饭。在法尔克饿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斯特林堡不失时机地描写了附近军营和隔壁邻居准备吃饭的情景，让法尔克的眼睛从窗户望出去，看到所有的烟囱都在冒着煮饭的烟，连船都响起了午饭的钟声；让法尔克的耳朵听到了邻居刀叉的响声和饭前的祈祷。然后斯特林堡给了法尔克精神的高尚，法尔克在饥饿的绝境里做出了令人赞叹的选择，他将全部的钱（三十五厄尔）给了信差，退回了出版界恶棍史密斯强加给他的写作。“法尔克松了一口气，躺在了沙发上”，所有的不舒服，包括饥饿，一下子都没有了。

斯特林堡的这一笔在二十多年前让我震撼，至今影响着我。我那时候对为了发表的写作彻底厌倦了，这样的写作必须去追随当时的文学时尚，就像法尔克写作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的故事一样，我也经受了心理的煎熬，接着是生理的煎熬，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不舒服，我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走进了死胡同。然后与法尔克相似的情景出现了，某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坐在桌前，继续写作那篇让我厌倦的小说时，我突然扔掉了手里的笔，我告诉自己从此以后再也不写这些鬼东西了，我要按照自己内心的需要写作了，哪怕不再发表也在所不惜。接下去我激动地走上了大街，小小的屋子已经盛不下我的激动了，我需要走在宽阔的世界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重生了。

《红房间》第一章里有关法尔克去“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寻找工作的描写，是我和几个朋友当时最喜欢的段落。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门卫就有九个，只有两个趴在桌上看报纸，另外七个各有不在的原因，其中有一个上厕所了，这个人上厕所需要一天的时间。总署里面的办公室大大小小多得让人目不暇接，都是空空荡荡，那些公职人员要到十二点的时候才会陆续来到。寻找工作的法尔克来到了署长办公室，他想进去看看，被门卫紧张地制止了，门卫让他别出声，法尔克以为署长在睡觉。其实署长根本不在里面，门卫告诉法尔克，署长不按铃，谁也不许进去。门卫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听见署长按过铃。

我当时因为发表了几篇小说，终于告别了五年的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了。文化馆的职员整天在大街上游荡，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没想到我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然后我去一家国营工厂看望一位朋友，上班时间车间里的机器竟然全关着，所有的工人都坐在地上打牌。我对朋友说：“你的工作真是舒服。”朋友回答：“你的也一样，上班的时候跑到我这里来了。”当时我们几个读过《红房间》的朋友，都戏称自己是“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的职员，瑞典的斯特林堡写下了类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中国的故事。

斯特林堡还写下了类似今天中国的故事。我第一次阅读《红房间》的时候，中国的出版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也没有证券市场。出版界巨人史密斯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捧红了古斯塔夫·舍霍尔姆，一个三流也算不上的作家，这个段落让我十分陌生，让我感到陌生的还有特利顿保险公司的骗局，当时我万分惊讶，心想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没想到二十年以后，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也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编造弥天大谎来推出一位新作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特利顿这样的骗子公司也已经举不胜举。

我第二次阅读《红房间》已经时隔二十多年，四天前拿到李之义先生翻译的《斯特林堡文集》。一般阅读外国小说都会遇到障碍，李先生的译文朴素精确，我阅读时一点障碍都没有。我重读了《红房间》，又读了四个短篇小说，还有《古斯塔夫·瓦萨》，斯特林堡这个剧本里的戏剧时间，紧凑得让我喘不过气来，而且激动人心。现在当我重温二十多年前的阅读，写下这篇短文的时候，觉得自己仿佛成为了斯特林堡《半张纸》中的那个房客，这个要搬家的年轻人在电话机旁发现了半张纸，上面有着不同的笔迹和不同的记载，年轻人拿在手里看着，在两分钟内经历了生命中两年的时间。

我花了两天时间重读了《红房间》，勾起了自己二十多年来有关阅读和生活的回忆，甜蜜又感伤。过去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过去的阅读却是历久弥新。二十多年来我在阅读那些伟大作品的时候，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

我想到了另外的一个话题，别林斯基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说出了什么是人的内心，那地方不是为了安放隐私，那是世界上最宽广的地方。内心的宽广让托尔斯泰写下了这么多不同的人和这么多不同的命运。与此相反，那些热衷于描述自己隐私的，其实不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分泌。一个作家一生写下了众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可能都是他自己。当他离世而去后，“我们应该从他身上看到还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