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一岁的高本汉搭乘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北京号”货轮，与一千公斤炸药结伴同行，经过两个月的海上漂泊，抵达了上海，然后一路北上，在北京稍作停留以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就这样，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中国的战乱和瘟疫里，在自己的饥寒交迫里，开始了他划时代的研究工作——历史音韵学和方言学。很多年以后，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教授指出：在索绪尔死后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前一年，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已经发表。

这是一位勤奋的学者，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的中文译本的序言里说：“通过其充沛的精力与过人的智慧，高本汉独立地使瑞典成为世界上汉学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国家之一。高本汉的研究涉及汉学的许多方面，如方言学、语音学、历史音韵学、语文学、考证学以及青铜器的年代学。他在学术上的著作对深入了解汉语的历史演变有重大意义。”

从马悦然精心编辑的高本汉作品年表来看，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他的专著出版和论文发表似乎应该按季节来计算，而不应该按年度计算。我看不出他什么时候休息过，偷懒的事他肯定是一辈子都没干过，就像他的母亲艾拉一样，艾拉说过：“懒的长工和温暖的床很难分开。”我担心高本汉可能成年后就不知道床的温暖滋味。好在他小时候知道母亲怀抱的温暖滋味，他在一九一○年十月发自山西太原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还是一个小不点的时候，‘懒’在妈妈的怀抱里是多么舒服。”

马悦然在书中写道：“一九五四年为庆祝高本汉六十五岁生日，远东博物馆里的人把他过去发表在博物馆年刊上的文章结集后用精装出版，高本汉激动地喊出：‘真他妈的，我多么勤奋哪！’”

如此勤奋的老师必然会带出勤奋的学生，一九九七年我们一行人在斯德哥尔摩参观瑞典学院图书馆时，图书馆工作人员事先将马悦然的专著和翻译作品堆满了一张很大的桌子，就在我们感到惊讶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还有一些马悦然的作品没有放上去。当时站在一旁的马悦然不好意思地微笑着，令我印象深刻。

高本汉、马伯乐、伯希和这一代汉学家艰苦的学习经历，是今天学习中文的西方学生难以想象的，后来的马悦然这一代学者也是同样如此。马悦然在正式学习汉语之前，准备拉丁文考试时，为了消遣，阅读了英文、德文和法文版的《道德经》，他惊讶三种译文的差距如此之大，便斗胆去请教高本汉，歪打正着地成为了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没有回到乌普萨拉，他留在了斯德哥尔摩，最初的几周里他“在中央火车站大厅长椅上、在公园里和四路环行电车上度过很多夜晚，甚至在斯图列广场，那里有适合人躺着的长椅子”。马悦然写道：“这些困难丝毫没有降低我得以在高本汉指导下学习中文的兴趣。”

二○○七年八月，我们开车从斯德哥尔摩前往乌普萨拉的路上，马悦然回首往事，讲述了高本汉第一次正式给他们上课时，拿出来的课文是《左传》。我听后吃了一惊，想象着高本汉如何在课堂上面对几个对中文一窍不通的学生朗读和讲解《左传》。马悦然最早对中文的理解，就是发现中文是单音节的，他用手指在桌子上单音节地敲打来记住中文句子的长度。我在想，马悦然为何有很长一段时间沉醉于四川方言的研究？可能与此有关，是中文全然不同于西方语言的发音引导着他进入了汉语，然后又让他进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也是二○○七年，我在中国的报纸上读到马悦然的学生罗多弼教授接受采访的片段。罗多弼是在一九六○年代，也就是“文革”时期跟随马悦然学习汉学，当时瑞典的大学生里也有不少左翼分子，罗多弼和他的同学们要求马悦然停止原来的中文课程，改用《毛泽东选集》和《红旗》杂志上课。

一九七○年代，西方的留学生来到中国之前，开始接受简单的中文教育，教材是中国政府提供的，都是“我的爸爸是解放军”、“我的妈妈是护士”之类的。他们来到中国，和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接受同样的教育。当中国的工农兵大学生问他们的爸爸和妈妈是做什么工作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留学生都是这样回答：“爸爸是解放军，妈妈是护士。”因为除了“解放军”和“护士”之外，他们不知道其他职业的中文应该怎么说。

到了一九八○年代，“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开始了，留学生一到中国就学会了“下海”、“市场经济”这样的汉语词汇。一九九○年代以后，我遇到过一个美国女学生，到北京才几天时间，就会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我觉得，汉学家的历史，或者说学习汉语的历史，其实也折射出了中国的历史。这是从一个奇妙的角度出发，浓缩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变迁。

因此，当我收到马悦然所著的《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时，我知道自己将要阅读的是汉学史的起源。这本书伴随了我今年五月至六月的欧洲七国之行，又伴随了我七月的三次中国南方之行。每次住进一家旅馆时，我打开箱子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这本书拿出来放在床头。

这是漫长的阅读，也是密集活动和旅行疲劳里的短暂享受。阅读这本书是愉快和受益匪浅的经历，可是评论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一书中，将人物传记、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叙述和汉学研究熔于一炉。

在这本书中，我们随时可以读到马悦然对老师高本汉由衷的尊敬之情，然而对老师的爱戴并不影响马悦然客观的叙述。马悦然在序言里引用了威尔斯的话：“一个人的传记应该由一个诚实的敌人来写。”其后他自己写道：“我猜想，这句话的用意在于提醒那些传记作家，切记不要过多地美化他们描写的对象。我在写作时，把这句话牢记心中。”

确实如此，当一场战争阻止了高本汉强大的学术竞争对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进入与高本汉相同的研究领域时，高本汉当时幸灾乐祸的心情在马悦然的笔下栩栩如生。还有高本汉年轻时的狂妄和功成名就后的骄傲，马悦然也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当然，我要说明一下，马悦然在这里是用一种欣赏的笔调来表达高本汉如何从狂妄走向骄傲的。有趣的是，在马悦然笔下，年轻时的高本汉虽然狂妄，却仍然有着和现实妥协的本领。高本汉高中时当选为“母语之友”协会的主席，该协会每年的迎春会都要演出一部话剧，当协会的多数理事提议演出斯特林堡的作品时，立刻遭到高本汉的反对，他的理由是斯特林堡“在广大公众中的形象不佳，在选择剧目的时候应该考虑观看演出的公众”。

这本书是从一篇优美的散文开始的，是高本汉十三岁的时候描写自己家乡延雪平的一篇作文。高本汉的文学才华在此初露端倪，差不多四十年以后高本汉用克拉斯·古尔曼的笔名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多数评论家给予了赞扬。马悦然用顺叙的方式讲述了高本汉的故事，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将中国的动荡和欧洲的变迁尽收眼底，还有音韵学、文字学、语言学、语音学等等十分专业的研究，也是水到渠成地书写了出来。

我的阅读时快时慢。最快的部分来自高本汉的成长故事和他家人的性格描写，我喜欢高本汉的兄弟姐妹，更喜欢高本汉的母亲艾拉，这位一生勤劳的女性十分风趣，她说自己“只有到永远不做弥撒，猪该剪毛时才肯休息”，而且每个孩子都会从艾拉那里获得一个美好的外号，比如高本汉是艾拉的“我的帅哥”。艾拉的幽默里时常是尖酸刻薄，她说：“你向一只手发愿，向另一只手啐唾沫，你看哪一只手最行！”还有“有时候魔鬼该杀也得杀”。高本汉在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写给未婚妻茵娜的信中，尖刻和幽默地提到了他在学术上的劲敌伯希和，他在信中说：“我今天本来想给沙畹写信，问一问伯希和是否还活着。他肯定还活着，坏人长寿。再说了，打死这么能干的一个人也不光彩。”

马悦然在书中写道：“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本汉戏剧性幽默和有时尖刻的语言可能是来自母亲的遗传。”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阅读斯特林堡的作品时，被他尖刻的幽默深深吸引。此后心里十分好奇，因为瑞典人在我心目中曾经是稳重和保守的形象，斯特林堡的作品改变了我的这个看法。现在我读完《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以后，相信尖刻的幽默是瑞典人性格的重要内容，因为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了这样的句子：“你是如此地愚蠢，就像上帝是那么地聪明。”

最慢的阅读部分来自这本书的第八章“他使遥不可及的语言变得近在咫尺”。虽然马悦然使用了散文一样的亲切笔调，深入浅出地展示了高本汉的学术成就，可是没有经过相关专业训练的我，阅读起来仍然感到吃力。我在阅读这一章所花去的时间，超过对其他所有章节的阅读时间。

马悦然从汉字的结构开始，经过了汉语的语音系统、古代汉语的音韵学结构等，论述了高本汉构拟和训释方面杰出的研究工作。最后讲述了高本汉如何让拉丁字母东进，在一九二八年的伦敦中国学会上作报告《汉语的拉丁字母》。高本汉在这一年“认为中国必须创造西方文字的拼写方法，以便创造一种基于口语的新文学”。

在这个问题上，马悦然客观地赞扬了高本汉的老朋友、美国伯克利大学的赵元任教授。马悦然说：“由赵元任等创造并遵循高本汉讨论的原则的那套标音系统国语拉丁字母系统不为高本汉所接受，理由是‘离真实的读音相去甚远’。”马悦然继续说：“高本汉似乎没有发现赵元任拉丁字母系统的最大优越性。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组成的现代普通话的词借助拉丁字母拼音系统很容易联写：huoochejann（火车站），tzyhyoushyhchaang（自由市场）。”

就像在阅读全书时可以感受到马悦然的博学多才一样，阅读本书第八章的专业叙述段落时，可以充分领教马悦然深厚的学术功底。这一章的阅读给予我这样的暗示：马悦然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来阐释高本汉的学术研究。

事实上，这样的暗示一直贯穿着我对这本书的阅读，当叙述来到高本汉丰富的人生经历时，我也同样感受到了马悦然的丰富人生经历。我在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马悦然的形象，他喝着威士忌，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讲到关键处常常戛然而止，举起空酒杯，用四川话说道：“没得酒得。”

为什么我要将马悦然所著的《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的副标题借用过来，改成《两位学者的肖像》作为此文的题目？这是因为我在阅读陌生的高本汉时，常常感受到熟悉的马悦然。基于这样的理由，我相信任何一个文本的后面都存在着一个潜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