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

“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著名国学家、政治家。]（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著名办报人。]（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语言学家、音乐家。]（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著名英语教育家。]（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这是个很典型的讽刺蒋家的笑话。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车了，这是一条纵贯台湾南北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当初建成时，许多人批评这根本是一条超大型的养蚊场，因为根本没多少车子在上面跑，是富人专用的。但事后几十年证明，这条高速公路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让商品货畅其流地在台湾西部三大港间流通。甚至到了后来，台湾私家车变多后，这条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许多我这一代台湾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都有过年爸爸开车载着全家走高速公路回中南部老家的印象，并且，一定会被堵在路上好几个小时。本来南北往来只要四个多小时，这时变成近十个小时或更久，整条高速公路变成一个大停车场。在晚上看来，车尾灯就如同一条红红的龙，盘到地平线的另一边。

因此，后来当局又建了好几条方向重复的高速公路，以减轻车流负担。但高速公路在台湾除了交通功能外，还有很重要的战备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别设计来供战斗机起降的。

那几年，“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十大建设”是指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在这之前的台湾许多公共基础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处于欠缺、老旧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和深化总体经济发展，当局开始规划进行十个大型建设工程。这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

但当初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决定“十大建设”的计划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民众经济所得尚未提高，以及当时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等外交困境，可以说，台湾在发展“十大建设”时，当局是没有经费的。所以，有部分官员表示反对，但蒋经国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后来通过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十大基础建设”是举债建设。后来也证明蒋经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

以当时蒋经国的观念来说，他认为，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这应是一大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认为发展不仅要财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可以看到，“十大建设”里有七项是经济基础建设，对台湾未来来说，不管采取哪种发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设。

“十大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方面影响，的确给台湾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活风貌，但另一方面也牵动了政治与社会的演化。在人民知识与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要求政治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原来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已逐渐不能应对人民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