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进入1981年了。

因为1979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并以政局不稳的理由暂停选举，直到美丽岛大审后才又恢复。当时的美丽岛人士均被关在牢里，但相关人士均积极投入选举，如家属纷纷打出“为夫出征”等口号参加选举，均高票当选。而一些为“美丽岛大审”奔走或辩护的律师也纷纷参与政治及选举，如谢长廷和陈水扁，均当选台北市议员，而且是在我家这边的第一选区。他们两人既合作又竞争、亦敌亦友的“情结”，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决定的。

当然，说到台湾民主的发展，也不是从美丽岛事件后几个街头运动家或律师开始的。应该说，这些事件都是有连续性的。从国民政府时期陈诚当省主席开始推行的地方自治，到威权当局之下的各级地方代表选举，一直到蒋经国后期的民主化，美丽岛事件只能算是一个引爆加速、激发质变的点而已。

虽然还没有正式组党，但这些党外人士以“党外候选人推荐会”的名义纷纷推出候选人，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印象很深刻的是，爸爸总是喜欢带着我“赶场”，去听各个候选人的政见会。除了候选人本身的演讲外，所谓的名嘴助阵也是大家喜欢听的，这些名嘴们常常妙语生花，讥讽政府，把台下听众逗得哈哈大笑。这些场子已经超越了一般政见会的原意，倒不是说那时候民众已经有什么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者真的支持他们，而是这些场子反而给有些民众压抑已久的心情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小花絮是，在这些党外的场子中，总会有些卖烤香肠的小推车，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基本上支持党外运动的烤香肠小贩，有时上面可能会放个掷骰子赌香肠的碗。他们如游牧民族般跟着党外或后来民进党的造势及抗议场子四处移动。除了卖烤香肠外，还有糯米肠、饮料等东西，这种香肠摊在当时通称为“民主香肠”。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许多群众、抗议者、记者甚至是警察一起吃香肠，然后互通一些资讯。此外，旁边一定会有些流动的书摊，贩卖些书店看不到的禁书、街头运动的录像带，以及夹杂在这些录像带中间偷渡贩卖的A片等，这是早年台湾民主运动的一种特殊风貌。

既然以前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那么不爽，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什么大反抗，基层投票时，国民党的支持率还是那么高呢？如果这全部都归咎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那就错了。其实国民党要的只是政治的绝对权力，至于基层社会，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换了另一种形式管理。比如在台湾的各乡镇，就算是偏远地区，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其实说白了就是乡党部。平时服务些什么不知道，但大家到了选举时期，这里就变成了各乡镇动员、固桩，甚至买票的基地。

不只在地方，国民党的组织网已经绵密到从里长、农渔会、姓氏宗亲会，到各式公会、公营事业、眷村、部队等，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党组。当时台湾人民的公民意识尚未建立，所以这些绵密的组织网在选举，尤其是地方性选举时，展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所以，国民党一直擅长打这种组织战让自己的候选人上台，而长久与地方政治势力建立下来的关系，更是党外人士难以分一杯羹的原因。

1982年1月，邓小平谈话指出，“叶九条”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民众都被教育着共产党要“血洗台湾”，因此从很小开始我就有这种阴影，害怕真的被血洗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一般民众才慢慢从这阴影中走出。而这一年，“叶九条”的提出，以及来年廖承志给蒋经国的公开信，蒋经国的反应依然是“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两岸那时的政治气氛就是这样，虽然不直接接触，但又隔空交火放话，前线金门的炮战早已不打，只剩下嘴炮继续开而已。除了两边的广播互相“感召”对方之外，台湾这边又喜欢放一些热气球到大陆去，里面大概放了些宣传单，或者是手表、收音机、罐头之类。当然，大多数时候政府不会直接出面施放，而是一些“民间组织”的“自发行为”。这些空飘气球，如果气流算得准，飘到四川、湖南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