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年，世界各地都不太平静。这一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年初，南非人权斗士曼德拉获释，引起全世界瞩目，也让国民党有点儿尴尬。在台湾与南非还有“外交关系”时，这两个难兄难弟其实在国际上的人权名声都不太好，在许多国际场合也受到些抵制，所以两边关系也特别紧密良好，互通有无。等到曼德拉获释后，台湾人权运动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纷纷要求当局有更多的开放，挑战体制的动作也变得更大。

北欧波罗的海三小国，也都在那一年脱离苏联，各自独立。那几年，东欧国家解体的速度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那年台湾事情也挺多的，从2月的政争、3月的学运，一直到影响台湾社会的职业棒球赛开打。20世纪90年代的气氛，似乎一下子跟80年代不一样了。

在1990年3月的某天，天气还有些寒冷，我经过“中正纪念堂”，听到远方传来歌声。那歌词奇怪得很，我印象里，只听到一句“什么什么就一定要实现”。在广场上，坐了数千名大学生，广场中央竖了一座野百合的像。

“中正纪念堂”其实泛指台北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广场末端有一个3层台座，是个约70尺高的宫殿式建筑。1980年建成时算是当时台北市内最高的建筑物，里面有个蒋中正的巨大坐姿铜像，是纪念蒋中正的地方。后来，在这广场的两边又建了如太庙般古典式的音乐厅及戏剧院，与纪念堂呈三合院的样式。据说，当初在设计这个纪念堂时，还考虑到中轴线与黄帝陵遥遥相对，不过在广场公园里休憩的凡夫俗子市民同胞们，大概也不会去理这类的解读。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里也常常变成各种政治性集会的场所。所以啦！这里的大门也常常惨遭喷漆，作为抗议什么的。又因为这里太过象征和具有个人崇拜性，反对人士也喜欢戏称这里为“中正庙”。

当年在台湾的这场学运，号称“三月学运”；又因为用代表纯洁崇高的野百合作为象征，因此也称为“野百合运动”。这次学运可说是20世纪90年代争取民主改革的街头抗议的最高潮，完全由大学教授及学生发起，因此也得到社会上的普遍支持。在那之后，李登辉召开“国事会议”，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那年2月，台湾的“政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坛”指的就是国民党内部）爆发恶斗，对“大选”方式产生歧见，形成所谓“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之争，是为“二月政争”。此一恶斗，导致政局不稳，直接戳爆了当年虚胖的万点股市，也让民众对政局产生了反感。另一方面，因选举时召开的“国民大会”也通过了“临时条款修正案”，将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

台湾除了一个“立法院”外，另外还有一个“国民大会”负责“修宪”及选举等任务。而不管是哪一个“国会”，当时都还有许多的老代表，即1949年时跟着国民党一同来台的“国会议员”。因为不可能回到大陆再重选，因此他们的任期一直从当年到现在。只有等他们去世或其他原因，“国会”中有空缺人选，才能选新的代表。当年他们被称为“老法统”，“国会”也被揶揄为“万年国会”。

因此，这次学运，一方面是对政局混乱的控诉，另一方面也是对“国民大会”制度的不满。在学运之初，只有台大一些学生社团参与，但很快成为全台大专院校学生的大串联，接下来在社会各阶层也引起广泛的回响，普遍都是给予支持。终于，在数天后，李登辉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对当前的政治局势达成一定的改革共识。不过有八卦消息说，学运刚开始时，只是几个大学生喝完了酒发发牢骚，不满老“国大”，就决定晚上一起去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没想到擦枪走火，第二天事情一传开，越来越多的人响应，终于成为一场全台大学大串联的学运。

在台湾近30年的民主运动中，有种“世代”的说法。比如说，最早参与美丽岛事件的那些人被称为“美丽岛世代”；参与美丽岛事件辩护的那些年轻律师被称为“辩护律师世代”；而参与这次“三月学运”的领袖人物则被称为“学运世代”，他们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或与民进党有较接近的理念，开始成为民进党内或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但那次学运，完全可以说是学生们草根性的社运。当时，虽有一般民众及创党之初的民进党声援，但为了避免给人与政治挂钩之嫌，在运动之初，他们就已与非学院人士有效分割了。

洁白纯真的野百合学生形象，已经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历史之中的一个醒目图腾。因此，近年来，许多当年参与学运的人，都跳出来抗议民进党将这次学运作为泛绿阵营的正当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民进党已经将这次学运当做是自己的“党产”来消费，而且民进党在执政后也忘了当初学运的初衷。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那有点儿阴冷的寒风中传来的带唱歌声。等我上了大学才知道，那句拗口的歌词是国际歌里唱到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当然，国际歌的内涵似乎也跟这次学运甚至是台湾大众当初想要的走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