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前后，台湾掀起一股所谓的“卡债风暴”，产生了大批的卡奴。卡奴即信用卡或现金卡的奴隶。这些人欠下信用卡债务，无法立即缴清，在这种情况下需付出循环利息、违约金、手续费等多出的费用。但是钱已经透支了，哪有钱付呢？所以常常又用“以卡养卡”的方法，从一张卡贷出现金，去填补第二张卡的当期债务，然后再从第二张卡贷出现金，填补下一张卡的债务，如无间地狱般周而复始，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当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信用卡及现金卡的滥发，以及许多人不衡量自己财力而理财不当的结果。但要说起远因，还必须从亚洲金融风暴开始。

在金融风暴当中，台湾所受到的影响在当时并不明显。但对于银行业来说，逾期放款逐渐增加，而使企业金融逐渐紧缩。此外，经济结构转变，企业筹募资金的方法越来越多，企业向银行融资的需求相对减少，而面对资金需求也相对减少，银行受限政策及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未能配合调整。种种因素交互影响下，企业金融业获利日益缩小，因企业金融获利缩减，银行转而发展以前都不太注意的消费性金融业务。

消费性金融业务指的是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金融机制，除了信用卡之外，还有现金卡、小额放款、个人信贷、房屋贷款之类。因为银行主力转向这里，因此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业绩压力。在过去，台湾人总认为能进入银行工作是“铁饭碗”，所以许多父母也会鼓励儿女到银行上班，更有一些老牌的银行有所谓“世袭制”，就是父母以前在银行里上班，子女也可以优先录用，羡煞不少人。但当银行的目光转向消金业务后，银行增加了不少的理财专员，一般在银行工作的人也开始有了业绩压力，所以现在银行工作也不见得是铁饭碗了。

在这些原因下，各银行除了更积极推销信用卡之外，在前几年的台湾，好像在一夜之间流行起了现金卡的申办。电视上突然出现一堆广告，什么“借钱真容易”之类的，不断灌输民众办理现金卡，使用现金卡。这似乎就是种高尚的行为，且好像不使用就是落伍了。不过，广告中也并未很确切地告知民众，现金卡的利率是很高的，而且还有高循环利息，只是一再强调办卡容易，却未将所有详细内容告知。如果真的急需要用钱去办那就算了，结果是一帮人很笨地都去办，花钱花得很快乐，接着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痛苦。

另一个方面就是信用卡。发行的银行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推销信用卡，常常附带了一堆红利活动，比如刷卡数次可获积分回赠或年费优待等，吸引人们申请信用卡。并且，额度限制又给的越来越高，持卡人个人无法控制消费欲望，纷纷欠高额卡债并无法按时付清，只能长期背负卡债。

我认识的卡奴几乎都是职业军人，这种现象在台湾的部队里好像很普遍。职业军人似乎都是这些金融放款的好客户，尤其下级军士官，从以前的地下钱庄开始，只要拿个军人身份证就可以很容易地借到钱。职业军人收入稳定，本来就是银行眼中的好客户，加上军队生活相当封闭，不少军官理财观念不佳，社会经验不足，欠下卡债的情况时有所闻。或者是，银行只要派出几个讲话声音嗲一点儿、长相貌美一点儿的理财专员拉业务，这些人就乖乖地签了。所以啦，以前在部队里见到好几个士官开的都是名车，花钱又大方，但搞到最后，无力还钱，只好办一办退伍，退伍金通通拿去还债了。

这些职业军人欠了银行卡债还好——当然啦，欠钱这种事对军士官的考绩一定有影响，不少人就是担心向银行借贷事件曝光遭处分，而不愿向部队长官透露。结果这些思想单纯（其实是蠢）者又跑去向地下钱庄借钱，结果成了地下钱庄眼中的肥羊。地下钱庄讨债的手段就更“高明”了——就算可躲在营区不休假不出去，讨债公司还是会每天到营区门口等，搞得人尽皆知，得不偿失。

卡债问题，也就有了一个个专门的名词叫“卡债风暴”。已经成了风暴，那当然是非同小可了。那几年，不仅许多社会问题是卡债所引起的——比如说卡奴无力还债全家自杀，或者是抢银行、勒索食品厂之类的。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后来几年的金融稳定及经济增长率——虽然消金业务只是银行的一部分业务内容，但卡债的影响造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出现了风险承担不足或高估的问题，影响市场稳定。并且，虽然卡债只是整体授信的一部分，但对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高于市场所占比重。这是因为，卡债通常集中于部分特定放款机构，只要一家不稳，就可能掀起连锁效应，形成系统性风险。同时，个人信用恶化会冲击民间消费意愿，也拖累了经济成长。

有些人成为卡奴，是因为急需用钱而欠下的，但大部分还是因为爱乱花钱。当局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制定一些债务协商机制，不过效果似乎也不佳，许多卡奴还是只能偿还每月应缴金额而已。说来说去，这跟台湾十几年社会发展养成的虚华风气还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