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是一本学者自传。作者段义孚先生是美国著名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他拥有的诸多学术“帽子”中，有两顶比较重要。其一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其二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段先生的许多著作业已译为中文，故汉语世界的读者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我相信读者选择此书，并非仅仅冲着段先生的学术光环。

就读者群数量而言，学者自传一定逊于各类明星、传奇人物的自传。如果书店中同时摆着航天英雄杨利伟的自传《天地九重》和段先生的《我是谁？》，那么我估计前者的销量更好。这是因为读者多有“猎奇”之心。对于普通人而言，航天员的生活、学习、工作具有神秘的色彩。读者透过杨利伟的自述，可以满足一定的好奇心，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宇航员面对困难和死亡挑战时的英雄气概、坚定信念。但是对于学者的自传，人们的好奇心会少一些，甚至还有些许顾虑，唯恐读不懂特定学术圈中的“学术黑话”。但是段先生的这本自传可以打消读者的这种顾虑，因为全书几乎没有任何地理学的抽象术语。当然，江湖中关于段先生的许多亦真亦假的传闻，也可能是调动读者好奇心的由头。例如，这位人前羞涩的“社恐”学者，如何获得英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认可？一个终生未婚的人是否拥有浪漫故事？北洋政府时期的临时执政、国务总理段祺瑞是不是段先生的伯父？段先生的父亲与周恩来是什么关系？

不过，我向读者推荐读此书的出发点并非出于这些猎奇点。我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通过阅读此书，打破普遍的偏见——地理学不是高深的学问。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像徐霞客、亚历山大·洪堡那样既能读万卷书，也能行万里路的人，自然比其他人的地理知识丰富。但在遥感、互联网等技术的支撑下，普通人可以迅速获得世界某个角落的地理信息，甚至用AI生成地图和文字。因此人们认为，不必将地理作为一门需要到大学里攻读的学科。早在20世纪70年代，段先生等人提出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就已经回答了此问题，即人不断对世界、对自己发出新的问题，这样的能力是目前技术不能够完成的。大数据驱动让人工智能在人机对话的自然度、趣味性上有了巨大突破，但距离机器人形成完全自主意识还很远。人们基于空间(space)、尺度(scale)和地方(place)这些地理核心概念而形成的循环感悟能力、不断问答的能力，是需要在大学地理专业训练中不断培养的。

《我是谁？》看上去是段先生的自传，我更建议读者将之视为地理学术专著。本书于1999年出版，当时我正在段先生就职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理系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11月17日晚，出版社在大学书店举办了《我是谁？》的新书发布会，段先生在发言后回答了听众的许多问题。我当时买了一本，并请段先生签字，而后与他合影，这是我们两人的第一张合影。因为洗印出来的照片上有日期，所以我记得这个日子。当年的我，的确是将本书作为段先生的个人传记来阅读的。但是二十多年过后，我改变了看法。读者可以边读边理解段先生的地理思维逻辑。本书隐含着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基调，即返回到思考的存在者。个人的存在有三个方面：1.个人对周围环境世界(Umwelt)的体验，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客观经验。2.个人对其他人(Mitwelt)的体验，每个人都是以主观的方式来体验别人的。3.自我的世界(Eigenwelt)。读者甚至可以将本书与段先生的另外两本书对比着看，一本是《回家记》，另一本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两书汉译本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这两本书中，段先生用大量篇幅叙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且介绍的事情与《我是谁？》中的多不重合。

地理学家回答“我是谁”，是在时空坐标中定义的，尤其是在空间坐标中。段先生将自己定义为世界主义者，对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及未曾去过的地方都有情感和判断，而且这种情感和判断构成了他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方感是段先生提出的学术概念。他的地方感是在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是在循环感悟和不断问答的过程中推进的。因此，我们在读《我是谁？》的时候，很难得到一个绝对积极或消极的地方感。这与有些传记或文学作品不同。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戈尔丁的《蝇王》为例，这是两部荒岛文学作品，清晰展现了两位作者各自对荒岛的地方感。《鲁滨逊漂流记》表现作者对文明战胜野蛮的信心，而荒岛激发了人的潜能，笛福的地方感是乐观主义的；《蝇王》表现出作者对野蛮战胜文明的失望，而荒岛就是人性之恶的放大器，戈尔丁的地方感是悲观主义的。

在真实世界中，好坏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段先生在本书和后半生的其他学术著作中，总是从好的方面，看到坏的方面，再找另一个好的方面……“是的，但是”(yes,but)是他与他人对话，与自己对话的常用模式。我将之说成“塞翁失马模式”。例如在本书中他描述了一次“逃亡”的经历：1938年日军侵占上海，段先生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逃离上海，一路辗转，从上海到越南海防，再从海防到河内，继而从河内到昆明，而后再到重庆。8岁的段先生当时身上起了许多水泡，痛苦不堪，而他母亲则用针挑破水泡，涂上药膏，缠上纱布。从河内到昆明的一路上，他们遇到许多糟糕的事情，原本这条路不会给段先生留下美好的地方感，可是段先生用“但是”二字扭转了话锋：“也正是在这条公路上，我体会到了母亲身上不为自己所知的品质——无限的温柔和耐心。”这样的感受使他长大后开始保护母亲。有人会质疑对母亲的情感是不是地方感，但是借由一次身体的空间移动而产生的对自己、对他人、对自然的态度变化，也是地理学探讨的内容。这里的分析逻辑是：艰苦环境下的空间移动，促进了亲人间的了解，使亲情得以良性发展。二十年后，段先生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已经将“塞翁失马模式”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以亚历山大大帝历时多年的大规模军事活动为例，推测亚历山大大帝率军横扫希腊、小亚细亚、埃及、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和印度时，未必想到促进各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但事实上交流和融合却发生了，这是因为文化交流是人的普遍追求。此例的分析逻辑是：亚历山大大帝实践宏大的空间行动时，未必能估计到所到的效果。若他能从普遍的人性追求来展望，就可以预测到文化的交流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人们喜欢读“独特的人”所写的自传，因为他/她会展示寻常人看不到或者忽视的一些事物。段先生应该算得上“独特的人”，而且是对世界比较敏感的人。然而，段先生希望人们意识到，并非只有所谓独特的人、伟大的人才能洞察世界、认识地理，每个寻常的人也都是独特的人，可以通过不断地观察世界、感悟世界，生成自己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观念，从而更清晰、更自主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正如段先生在本书第一章中所写的：“即便是普通人常见的生活经历，也应该有普遍的旨趣和意义。”如段先生说他们兄弟三人初到澳大利亚的中学，被粗鲁的同学嘲笑和欺负，读者看到此处，会感同身受，反思这种人性之恶。段先生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也记录了此事，足以见他的印象多么深刻。而恰恰是这种对和睦相处的普遍人性述求，让读者与自传作者可以实现心灵的沟通，并一起思考我们如何做才更像人。

最后介绍两位译者，他们是我多年前毕业的学生，曾多次独立和合作翻译段先生的著作。他们的工作帮助我和所有尊敬段先生的人，更好地了解他的思想。

---周尚意

---2023年5月

---于退思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