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7年，李煜生于金陵。这一年，十七岁的柴荣正追随养父郭威从军，十一岁的赵匡胤在出生地洛阳当着“孩子王”，赵匡义还要等上两年才出生。

此时，中国北方，城头变幻大王旗。沙陀人石敬瑭在契丹人的支持下，刚当上后晋的开国皇帝……

乱世夜正酽，无声无光，看不到头儿。

故事的开始还得再往前追溯三十个年头。唐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李唐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唐哀帝李柷逊位，立国二百八十九年的唐王朝就此亡国。朱温篡唐，称帝建梁，史称后梁。

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十月，李存勖克开封，灭后梁。在李存勖家族的历史叙述中，梁乃伪朝，朱温乃僭主。故而，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仍奉唐正朔，沿用唐哀帝的天祐年号，以“复兴唐祚”为政治口号，与朱温建立的“伪梁”逐鹿中原。

当李存勖于同光元年（923年）四月称帝时，国号仍为“唐”。也就是说，李存勖并没有创立新朝，而是将自己定义为大唐王朝的中兴之主，继承了李渊、李世民一系传下来的大唐正统。“中兴”一词，屡见于诏书之中。

当然，李存勖家族为沙陀人，本姓朱邪，所谓的李氏来自唐帝赐姓，在血统上与李唐王朝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后世将李存勖这个唐称为“后唐”。后唐立国气势宏大，南方诸国大多奉其正朔，后唐的统治疆域也为五代之最，所谓“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

后唐应顺元年（934年），李从珂发动兵变，废掉了闵帝李从厚，登基为帝，改元清泰。李从珂即位后，将开国勋臣、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视为心腹大患。这种情况持续到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李从珂终于定计削藩，下诏将石敬瑭调离太原。在亲信桑维翰与刘知远的怂恿下，石敬瑭决定放手一搏，竖起反旗，还公开指责李从珂得位不正。

李从珂以名将张敬达为主帅，举倾国之军来攻，石敬瑭虽为后唐第一强藩，仍不敌后唐朝廷大军，只能困守太原。石敬瑭集团对此早有预案——遣使向契丹求援。石敬瑭不仅向契丹称臣，还以“父礼事之”，尊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石敬瑭为儿，这就是“儿皇帝”的由来。

要知道，石敬瑭此时已四十五岁，而耶律德光才三十五岁。

然而，这并非石敬瑭在中国历史上恶名昭彰的唯一原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向耶律德光承诺，“事捷之日”将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石敬瑭的“大手笔”甚至连他的亲信都不理解。刘知远就反对说：“对契丹称臣就足够了，‘以父事之’就太过了。我们只要多给契丹人金帛，就足以说服他们出兵，何必许以土地，将来一旦契丹因此成为中国大患，悔之无及。”

当然，石敬瑭没有听进去。对他来说，契丹人只是后患，而后唐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耶律德光是契丹第二位皇帝，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的次子。自耶律阿保机时代始，契丹人便一直与后唐缠斗不休，耶律阿保机两次重挫于后唐庄宗李存勖，耶律德光即位之初也曾惨败于后唐明宗李嗣源。

契丹与后唐不仅有世仇，更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契丹人想染指中原事务，乃至入主中原，就必须剪灭后唐这个劲敌。这个时代的契丹国力、军力均未臻巅峰，实力尚不足与后唐正面争锋。然而，契丹人很擅长利用后唐的内乱，并从中渔利，之前几次挥军南下，几乎都是由于后唐北境有藩镇起兵反叛，契丹假借救援反叛藩镇的名义进行的。

契丹人耐心地等待着下一次机会。

收到石敬瑭的求援表文时，耶律德光喜出望外，向母亲述律太后夸耀称：“儿子前不久梦到石郎遣使来，现在果然来了，此天意也。”耶律德光让使者带信给石敬瑭：“仲秋时节，倾国以赴”，但在此之前，石敬瑭只能独力守住太原。站在契丹人的立场上看，如果石敬瑭守不住，就证明这个潜在的盟友不足与谋。

石敬瑭果然也拿出了狠劲儿，亲自登城，身当矢石，摆出一副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姿态。后唐军虽久攻不克，但太原城很快也陷入了粮尽矢绝的窘境。破城，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正当石敬瑭计穷势蹙之时，契丹人终于来了。后唐清泰三年（契丹天显十一年）九月，耶律德光如约而至，亲率五万骑兵南下，对外号称三十万人，史载“旌旗不绝五十余里”。

一到太原城外，踌躇满志的耶律德光就让使者带话给石敬瑭：“吾欲今日即破贼可乎？”石敬瑭大惊，急派使者回话：“南军人数甚众，不可轻敌，明天再战也不迟。”然而，石敬瑭的使者还没到，契丹大军已与后唐军开战。石敬瑭见事已至此，只得即刻让刘知远率军助战。

耶律德光派三千不披甲的骑兵出战，后唐军见契丹人不过尔尔，顿生轻敌之心，索性全军压上。契丹骑兵且战且退，待后唐军渡河追击时，契丹伏兵自斜刺里杀出，半渡而击，将唐军一分为二，阵斩近万人。

当夜，石敬瑭出太原城，拜谒耶律德光。《资治通鉴》将两人的会面写得极为煽情：

契丹主执敬瑭手，恨相见之晚。

果然一派“父子情深”。

石敬瑭一见面，就钦佩地问了“父皇”一个问题：“皇帝远来，士马疲倦，但马上能与唐军大战，并取得大捷，其中有什么秘诀吗？”这显然挠到了耶律德光的痒处，他发表了一通胜利感言，石敬瑭立刻作心悦诚服状。

此战过后，后唐彻底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原本包围太原的唐军，反而被石敬瑭与契丹人困在了晋安寨，形成的包围圈长百余里、宽五十里，天罗地网，密不透风。

败讯传来，李从珂计无所出，迫于臣子的压力，只得下诏亲征。但北行至半途，李从珂“心惮北行”，便止步不前，终日酣饮悲歌，意气消沉，仰屋兴叹。失败主义弥漫在整个后唐宫廷。

大臣们劝李从珂领军北征，重拾当年英武，李从珂竟面露惧色，连声拒绝：“卿等不要再说了，石郎使我心胆堕地！”这哪里是当年那个带着十数骑便敢闯入敌营，砍旗杆而归、勇冠三军的李从珂？！[《旧五代史·后唐·末帝纪》记载，天祐十八年（921年），李存勖率军和后梁军队在黄河岸边交战。梁军退却之际，李从珂竟然领十几名骑兵混在敌人当中，和他们一起后退。等抵达敌人的营寨大门时，李从珂大喊一声，杀死几个敌兵，然后用斧头砍下敌人的瞭望杆，从容返回后唐营寨。李存勖见状，大叫：“壮哉，阿三！”立即让人拿酒来，亲手赐给他一大杯。——编者注]

后唐还没亡国，耶律德光与石敬瑭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想要瓜分天下了。后唐清泰三年十一月，耶律德光约见石敬瑭，以上国君主的姿态说：“我三千里举兵而来，一战而胜。看你体貌恢廓，识量深远，中原之主非你莫属。天命有属，时不可失，我现在就准备册封你为天子。”

石敬瑭虽得偿所愿，但基本的政治规矩还是要讲的，仪式性地再三辞让。而熟悉这套操作的众臣也反复劝进，石敬瑭方才接受。耶律德光当即作册书，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替他披身，筑坛于柳林。石敬瑭当天即皇帝位。

在册封诏书中，耶律德光有一句很关键的话：“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山无棱，天地合，耶律德光永远是石敬瑭的“父皇”。

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耶律德光还给册封加上了一个前置条件：“世为我藩辅”。石敬瑭的子子孙孙，都是耶律家的藩属。

即位当日，石敬瑭就以给耶律德光祝寿的名义，如前约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并奉上绢帛三十万匹作为岁币。石敬瑭当上皇帝，耶律德光收下燕云十六州，真是皆大欢喜。不过，石敬瑭倒也算不上“汉奸”，原因很简单——他是沙陀人。

册封一度还有反复。事实证明，草原汉子的所谓誓言也就那么回事。起因是后唐另一位实力派军阀赵德钧密信耶律德光，敦请立己为帝，不仅提出了更优厚的岁币条件，还承诺即刻出兵南下，平定洛阳，剪除契丹的心腹之患后唐。只不过，赵德钧倒是没想做儿皇帝，而是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

耶律德光读之意动，顿生改立赵德钧为帝的念头。耶律德光的顾虑不少：契丹大军深入敌境、晋安寨尚未攻下、赵德钧兵强马壮且敌友难辨。最让他忧心忡忡的是，山北诸州尚在后唐之手，万一他们出兵断了自己的归路，那就满盘皆输了。

石敬瑭听说耶律德光有改立赵德钧的想法后惊惧不已，立时遣桑维翰游说耶律德光，两人有一段旗鼓相当的机锋对话——

桑维翰说：“唐军败局已定，不足为虑；赵德钧父子不忠不信，首鼠两端，不足为信；大晋一旦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指契丹），又岂是赵德钧那些小恩小惠能相比的？”

耶律德光表示不可轻敌：“你应该见过捕鼠者吧，要是不做好防备，尚且会被老鼠啮伤其手，何况是后唐这样的大敌呢？”桑维翰回应：“现在大国已扼住老鼠咽喉，它还怎么咬人呢？”

耶律德光又道：“我倒不是有意毁约，实在是兵法权谋不得不如此。”桑维翰再回：“陛下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无不瞩目，怎么可以随意更改既定政策，使大义不终呢？我实在觉得陛下这样做不妥。”

说罢，桑维翰跪于帐前，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痛哭流涕，反复进言。面对这一副“申包胥哭秦庭”的架势，耶律德光可能是被说服了，也可能是被感动了，就找来赵德钧的使者，对着帐前的一块石头赌咒发愿：“我已将中原皇位许给石敬瑭，除非这块石头烂了，我才会改变心意。”桑维翰真是石敬瑭的贵人，向契丹求援是他的献策，现在又为石敬瑭保住了皇位。

桑维翰果然没说错。晋安寨被围数月后，粮尽援绝，军心浮动。主帅张敬达忠于李从珂，不愿降敌，为其军中的投降势力所记恨，最终死于暗杀。晋安寨后唐军遂举城出降。

晋安寨一降，后唐大势已去，各镇将领望风而降。据《资治通鉴》记载：洛阳士民“众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窜山谷”。

李从珂虽早无斗志，但有君王死社稷的勇气。清泰三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李从珂携传国玉玺，带着曹太后、刘皇后及儿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集体自焚而死，后唐遂亡。李从珂死后无谥号及庙号，后世称之为末帝。据说有人劝李从珂效仿唐玄宗入蜀避难，李从珂苦笑表示，西蜀已为孟氏所据，岂有自己的容身之地？说完恸哭不已，举族自焚。

当天晚上，石敬瑭车驾入洛阳。城内唐军皆解甲待罪，石敬瑭一律免其罪。石敬瑭人虽无耻，却颇有些气度，很快便宣布大赦天下，后唐百官之中，除了几个与他有私怨的人，其他“受伪命者，一切不问”，免予追究。

在石敬瑭的怀柔政策下，洛阳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城中肃然，无敢犯令”。连契丹军也被他安抚得挺满意，没有肆意抢掠。几日后，那些因战乱躲避到外地的士民，纷纷归来复业。

登基后，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除了三十万金帛的岁币之外，凡有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石敬瑭给契丹献上的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从契丹太后、太子、南北二王到诸重臣，皆有馈赠。每次契丹使节来，石敬瑭总是亲自在别殿拜受诏敕。契丹人稍有不如意，便遣使至晋廷责难，石敬瑭总是低姿态地道歉。而后晋使节出使契丹，契丹人多骄横倨傲，出言不逊，使节将这些话带回来，朝野皆视为奇耻大辱，只有石敬瑭不以为耻，不改恭谨，始终如一地执行他的“事大主义”。

渐渐地，耶律德光可能多少被感动了，或感到石敬瑭全无威胁，屡次劝阻石敬瑭上表称臣，让他自称“儿皇帝”就行了，如家人礼。

石敬瑭的事大政策固然营造了较安定的对外环境，后晋几乎未与契丹发生过大的冲突，然而，这也给石敬瑭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那些手持重兵的藩镇益加轻慢朝廷。皇权天然是需要神秘感护持的，儿皇帝又有什么神秘感呢？

有些藩镇节帅对石敬瑭自称儿皇帝不以为然，甚至愤懑不平。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某种处于雏形期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其中也不乏藩镇不服晋廷的借题发挥。当时最有势力的“爱国藩镇”，应该是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

安重荣此人，曾有一句豪言名垂青史：“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可能是最能展现五代十国时代精神的一句话。安重荣虽然桀骜不驯、野心勃勃，却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反契丹硬汉，将儿皇帝视为“此晋之万世耻也”！他每每见到契丹使者，必然破口大骂，毫无外交礼节可言。有一次，十几名过境的契丹使者与安重荣起了口角，盛怒之下，安重荣竟把他们都杀了。耶律德光大怒，要石敬瑭给个交代，后晋使者无可奈何地说：“这就像家有恶子，完全不听父母的，父母又能如何呢？”

安重荣还咄咄逼人地给朝廷上了一道表，斥责石敬瑭自甘堕落，“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他声称已经联络了吐谷浑、突厥、党项等对契丹人愤恚的部落，甚至与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军阀声气相通，而他本人也厉兵秣马，“必与契丹决战”。安重荣还把这道表改写为公开信，散发给达官显贵与各地藩镇。后晋朝野上下为之哗然。

对石敬瑭而言，安重荣的对外强硬姿态，固然是损害了他苦心经营的事大政策，但更让他忌惮的是安重荣以这样的姿态，成为全天下的人心所向。更不要说，安重荣还能以决战契丹为借口，公开整军备战。

石敬瑭下诏给安重荣，试图劝其放弃反契丹立场：“朕因契丹得天下，你因朕致富贵，朕不敢忘契丹之德，你怎么能忘朕的提携之恩呢？”安重荣又怎么会听得进去？石敬瑭与安重荣，必有一战，这不仅是政治理念之争，更是权力之争。

桑维翰担心石敬瑭迫于时势，屈从于安重荣的强硬外交，上疏石敬瑭，大谈不可与契丹开战之“七不可”。他力劝石敬瑭“训抚士卒，养育黔黎，积谷聚人，劝农习战”，等到朝廷“主无内忧，民有余力”，财赋有九年之储，兵力有十倍之强，届时一旦契丹有变，即可出兵北伐，“举无不克，动必成功”。

石敬瑭传密旨给桑维翰：“朕一直对契丹称臣，因此烦懑不快，如今看了你的奏章，方才豁然开朗。朕不会被安重荣鼓动，卿可无忧。”由此可见，即使是没有太多政治耻感的石敬瑭，也会对称臣契丹感到“烦懑不快”。

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十二月，安重荣秘密联络镇守襄阳一带的节度使安从进，欲对石敬瑭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安重荣来势汹汹，但刚与后晋朝廷军队接触，他手下的一名将领就临阵倒戈。安重荣措手不及，一鼓而溃，战死及冻死者两万余人，他仅带着十余骑仓皇逃往镇州（今河北正定），被朝廷大军团团围住。第二年正月，镇州城破，安重荣授首。收到安重荣的首级后，石敬瑭转手就送给了耶律德光。

《资治通鉴》营造了一种石敬瑭与契丹人亲密无间的叙事：

终帝（石敬瑭）之世，与契丹无隙。

这多少有些言过其实，石敬瑭之死就很可能与契丹有关。

事情还得回到安重荣的叛乱。吐谷浑人本是安重荣的反契丹盟友，后被石敬瑭在军中的头号亲信刘知远策反，归顺了后晋朝廷，在事实上孤立了安重荣。当时直接与吐谷浑交涉的那个人，是刘知远的亲信郭威。安重荣兵败后，耶律德光派人使晋，想讨回这些原本臣服契丹的吐谷浑人。据《契丹国志》记载，当时耶律德光责难石敬瑭招纳背叛契丹的吐谷浑人，石敬瑭因此“忧悒成疾”。

石敬瑭之所以如此焦虑，不只是因为契丹施加的政治压力，还可能与刘知远的不配合有关。刘知远原本就反对以儿皇帝之称和割地给契丹，现在吐谷浑人又是他招降的，他怎么可能轻易将他们拱手让给契丹人呢？刘知远不用公开抵制，只要在私底下软抵抗一番，吐谷浑人短期内就到不了契丹人那边，耶律德光势必恼羞成怒，自然不会放过石敬瑭。

天福七年（942年）六月，离平定安重荣之乱才五个月，石敬瑭驾崩，史称后晋高祖。正史中未明确记载石敬瑭死因，但考虑到时间节点，大概率与“忧悒成疾”有关。

成也契丹，亡也契丹，石敬瑭亦复何伤！

石敬瑭在历史上可谓声名狼藉，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之案翻无可翻。但《旧五代史》倒也有几句持平之论：赞他勤政，“旰食宵衣”；赞他谦冲，“礼贤从谏”；赞他俭朴，“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为衣，以麻为履”。

石敬瑭病重时，曾召重臣冯道单独奏对，命唯一在世的幼子石重睿出拜，并令宦官将重睿抱起，放到冯道的怀里，有托孤之意。这是将冯道当作诸葛亮了，寄望他辅佐幼君。然而石敬瑭刚一驾崩，冯道就联合掌握禁军实权的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为由，拥立二十八岁的石敬瑭养子（侄子）石重贵为帝，史称后晋出帝，又称少帝。石重贵于石敬瑭柩前即位，为表示对养父的尊崇，放弃改元，暂时仍以天福为年号。

石重贵即位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契丹的外交关系。

朝中的主流意见是依照前例，向契丹称臣，儿皇帝也按序降格为“孙皇帝”。景延广自恃拥立之功，独持异议，力主“致书称孙而不称臣”——皇帝个人当孙子可以，但后晋不能当契丹的臣子。

大臣李崧不以为然，劝石重贵戒急用忍：“委一己之身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拒绝称臣，一定会得罪契丹人。他日必然被迫穿上甲胄，与契丹人决一死战，悔之晚矣！”景延广此时已为朝中头号实权人物，他坚持己见，冯道又闪烁其词不置可否，最终石重贵站在了景延广一边，定策“称孙不称臣”。

耶律德光勃然大怒，遣使问责石重贵：“你为何事先没有报备，就自作主张遽然即位？”在契丹人看来，无论是石敬瑭，还是后晋，合法性都来自契丹皇室，所谓“世为我藩辅”。既然石敬瑭的皇位是耶律德光册封的，那么石重贵自然也要走这个程序。

景延广根本不吃耶律德光这一套，对契丹使节出言无状。他甚至主动进行外交挑衅，契丹有一支商团常驻后晋国都开封，往来贩易。景延广可能是看中了商团的财产，竟劝说石重贵将商团首领乔荣抓起来，查抄了一切财物，更扬言：“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

又一个安重荣出现了。

后晋朝臣惊骇不已，群起反对，认为“契丹有大功于晋，不可负”。石重贵这才冷静下来，释放了乔荣，将他礼送出境。但查抄的商团财产，却没有还回去。

乔荣辞行时，景延广口出狂言：“回去带话给耶律德光，先帝是契丹立的，所以称臣奉表，但现在的皇帝是中原自行拥立，愿意称孙已经很有诚意了——这还是看在先帝盟约的情分上，没有任何称臣的道理。你们北朝皇帝切勿听信谗言，轻侮中原。你应该清楚中原军力之雄厚，如果‘爷皇帝’非要带兵来战，中原‘孙皇帝’有十万横磨剑，足以款待。他日为孙所败，贻笑天下，千万别后悔！”乔荣唯恐回国被追究责任，便央求景延广将这番话写下来。乔荣回契丹后，将这段言辞乖张的文字呈上。耶律德光阅后，怒不可遏，最后下了攻晋的决心。

后晋亲契丹派领袖桑维翰，多次上疏与契丹请和，但均为景延广所否。此时的桑维翰已完全被排挤于决策层之外。连冯道这样一贯不介入战和决策的逍遥派，也不见容于主战派。主战派在石重贵面前离间称：“冯道也就是个太平宰相，而今国步方蹇，岂能用他，就像参禅的老僧无法使唤鹰犬打猎。”于是冯道也被清除出中枢。

一年多后，战争终于爆发。导火索仍然是藩镇叛乱，这也是契丹最擅长把握的“战机”。

天福八年（943年）十二月，后晋藩镇节帅杨光远起兵，如石敬瑭当年一样请援于契丹，耶律德光乘势大举南侵。石重贵此时稍有悔意，给契丹去信请和，求修旧好。耶律德光倨傲地回信称：“已成之势，不可改也。”

其实，主战的景延广倒也不是虚张声势，即使面临内外夹击，后晋在战场上也丝毫不怯契丹，“十万横磨剑”剑气如虹。出帝石重贵率兵亲征，开运元年（944年）三月，与耶律德光的十万大军决战于澶州城下，“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眼见战局不利，耶律德光引军退去。这个澶州，就是六十年后，宋真宗在寇准力劝之下亲自督战又签订澶渊之盟的地方。数月后，叛将杨光远被迫投降，后晋在与契丹的第一次大战中取得全胜。

战后，血战余生的石重贵心有余悸，迁怒于启衅引战的景延广，将其贬出京师，打发他去洛阳当了个西京留守的闲职。景延广其实并不冤枉。在澶州时，景延广独揽军事指挥权，“凡六师进退，皆出胸臆”，几乎架空了亲征的石重贵。跋扈也就罢了，戎马半生的景延广在前线竟逡巡不敢进、勒兵不出。耶律德光派人到澶州城下挑衅：“景延广唤我来相杀，何不急战！”景延广就当没听见。一直到契丹退兵，景延广都不敢亲自上阵。士大夫们嘲讽景延广：“昔与契丹绝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气何惫也。”景延广的主战派光环，一朝尽丧。“主战”与“勇气”，从来都不能画等号。

在洛阳时，景延广郁郁不得志，但作为旁观者，他却如梦初醒，逐渐认清后晋久战必危的地缘风险。索性今朝有酒今朝醉，“乃为长夜之饮，大治第宅，园置妓乐，惟意所为”。

景延广被贬后，主和派领袖桑维翰再度被起用，出任中书令兼枢密使，可见石重贵此时已萌生了止战议和的念头。与此对应的是，耶律德光虽遭逢新败，却是战意炽烈，并无议和之意。很快，耶律德光便于开运元年闰十二月，第二次入寇后晋，又是亲征。石重贵也以亲征作为回应，几番大战之后，后晋又挫败契丹大军的攻势，逼得耶律德光仓皇南顾，乘着骆驼北遁。

此番大战后，石重贵接受了桑维翰“奉表称臣”的建议，遣使向契丹求和，也就是回到石敬瑭时代的外交关系。连败两阵的耶律德光不改倨傲，对着后晋使臣漫天要价。石重贵认为契丹人缺乏和平诚意，求和一事遂不了了之。

既然和谈无望，桑维翰也就失去了政治价值，很快便被赶出中枢。后晋朝廷，再次由主战派掌控。面对契丹的频频入寇，后晋也在满世界寻找盟友。

高丽王朝开国君主王建因渤海国为耶律阿保机所灭，深感唇亡齿寒，称契丹为“禽兽之国”，于是派西域僧人出使后晋，相约南北夹击契丹，被石敬瑭拒绝了。石重贵即位后，想要重提旧事，派使节去高丽，想缔结军事联盟。然而，后晋的使节到了才发现，高丽兵不堪一战，高丽新君更是畏葸不前，不敢与契丹为敌，结盟遂不了了之。

开运三年（946年）秋，契丹两位汉将致书诈降，石重贵信以为真，在主战派的蛊惑下，竟于当年十月下诏北伐。诏书声称，此次北伐的目标不仅要夺回燕云十六州，更要“荡平塞北”。

石重贵任命姑父杜重威为北伐主帅，为毕其功于一役，将京城禁军主力悉数调隶杜重威麾下。可惜所托非人，杜重威畏敌如虎，怯懦惧战，唯一擅长之事就是不断向石重贵请求增兵。石重贵对这位亲姑父倒也毫不猜疑，尽力满足增兵要求，甚至将皇宫的数百宿卫都送上了前线。后晋这是赌上了国运。

后晋危在旦夕，众臣噤若寒蝉，这次又是桑维翰站了出来，哪怕此时的他早已被边缘化。桑维翰心急如焚，请求进宫面君。但这次他没有延续其主和派的立场，而是谏言石重贵御驾亲征，以稳军心。但石重贵正在宫中驯鹰，拒绝接见，桑维翰又找到几位宰执，这些人都对亲征之议不以为然。桑维翰长叹一声，对左右说：“我大晋恐怕亡国在即了。”

十二月初，后晋北伐大军被围，归路与粮道皆被切断，更凶险的是——军粮将尽。至此，杜重威已彻底丧失了斗志，秘密派人与耶律德光接触。耶律德光喜出望外，以帝位作为诱降筹码。杜重威利令智昏，遂于十二月初十，举全军出降。解甲之日，全军举声恸哭，声震原野。

杜重威降敌后，后晋诸镇望风而降。契丹以降将张彦泽为先锋，倍道疾驱，直取开封。十二月十六日，石重贵方才获悉前线败报，急诏重臣入宫商议，打算调河东刘知远入京勤王，但为时已晚。当夜五更，张彦泽已引契丹骑兵入京。次日清晨（十七日），石重贵令左右放火于宫中，亲自携剑驱赶后妃以下十数人，意在效仿前朝末帝李从珂投火自焚，却为侍卫薛超所止，自杀未遂。

“君王死社稷”的壮烈悲剧，迅速转化为一桩闹剧。很快，石重贵收到一封契丹的劝降信，耶律德光在信中对后晋皇室抚慰有加，适时地展示了胜者的宽容。石重贵赴死之志霎时烟消云散，下令扑火，大开宫门，一边与后妃在宫中相聚而泣，一边令翰林学士草拟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

开运四年（契丹会同十年，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车驾抵达开封。石重贵本想与太后一起出城迎接，耶律德光以“岂有两个天子道路相见”为由拒绝，将他软禁于一座寺庙之中。

后晋文武百官对着寺庙遥拜石重贵，君臣之义乃绝。百官素服纱帽，在开封郊外列队迎接耶律德光，俯伏待罪。耶律德光倒是大度，当即下令众臣起身，亲自慰抚，声称：“其主负恩，其臣何罪？”随即下诏后晋臣僚官职一切照旧，朝廷仪制也保留汉礼。

在这些俯首称臣者中，想必有不少当初的主战派。国亡之际，最有气节的反倒是被主战派目为投降派领袖的桑维翰。开封陷落时，左右劝桑维翰出城避难，桑维翰慨言：“吾国家大臣，何所逃乎！”于是安坐府中不动。几天后，叛将张彦泽派人缢死桑维翰，但告诉耶律德光的版本却是桑维翰“自缢而死”。

据新、旧五代史，桑维翰之死乃石重贵授意。石重贵担心桑维翰与耶律德光见面时，泄露自己屡次拒绝桑维翰主和之议，从而惹怒耶律德光，因此密旨张彦泽除掉桑维翰。但司马光认为，张彦泽那时已经投降契丹，“岂肯复从少帝之命？”因此《资治通鉴》不采此说。石重贵凉薄至此，反倒是耶律德光下令优抚桑维翰遗属，还将没收的财产悉数归还。

桑维翰首倡儿皇帝之议，实为后晋称臣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总操盘者，有大功于后晋，却有大过于中原王朝。但在家国沦亡的晦暗时刻，庙堂精英拱手而降，桑维翰却以强项不屈、主辱臣死的气节，挽住了后晋士大夫最后的尊严。一屈一伸，更可见鼎革时代人性之幽深驳杂。

当年冯道出使契丹时，耶律德光就很看重他，还曾起心动念将他留在契丹为臣。此次入汴，耶律德光想给前来朝见的冯道一个下马威，指责他效力后晋毫无实绩，还故意问他：“你为什么来朝见我？”冯道坦然回话：“我无城无兵，怎敢不来？”耶律德光讥诮：“你是个什么样的老头？”冯道回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被逗笑了，也就不再为难冯道，委任他为太傅。

一日，耶律德光召见冯道问：“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给耶律德光戴了顶高帽子：“现在佛祖再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救得了。”耶律德光听后，对中原百姓的凌虐倒是收敛了些。欧阳修虽然看不上冯道，但在《新五代史》此处跟了一句：

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随波逐流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也能立下拯救生民的不世之功。

耶律德光最不能放过的人是景延广，他专门派数千骑兵四处追捕，并放出狠话：“即使他逃到四川或江南，也得给我抓回来！”景延广无处可逃，又顾及家人安危，只得自首，遭到耶律德光痛斥：“南北失和，都是你作的孽，你说的十万横磨剑又在哪里呢？”景延广还想狡辩，耶律德光喊来当年被抓的商团首领乔荣，拿出景延广那封自称“十万横磨剑”的著名信件，景延广这才无话可说。耶律德光下令将景延广上锁具，流放至北国。景延广不堪其辱，半夜趁守卫不备，扼喉自杀。

石重贵的下场也不比景延广更好。石重贵请降之初，耶律德光让人带话给他：“孙儿不要担心，爷爷我一定让你有吃饭的地方（孙勿忧，必使汝有啖饭之所）！”耶律德光还将自己的佩刀相赠，以安其心。但说归说，做归做。被囚寺庙时，时值寒冬，石重贵一家饥寒交迫，寺内众僧唯恐开罪契丹人，拒绝提供饭食。石重贵只得拿钱贿赂守卫，这才得到一些食物。

开运四年正月初五，耶律德光下诏封石重贵为负义侯，流放到渤海国故地黄龙府。数日后，石重贵一行启程北行，除了一位叫李谷的大臣，后晋旧臣竟无一人相送。所经州县，地方官员都被严令不得迎奉和馈赠食物，石重贵一行吃不上饭，只得宰杀牲畜而食。

北行时，石重贵路过杜重威的投降之地，悲愤不已：“我石家何曾辜负杜重威，却为此贼所败，天乎！天乎！”言罢号恸而去。进入契丹境内，契丹人逼迫石重贵向耶律阿保机遗像行跪拜礼，石重贵不胜屈辱，哭着说：“薛超误我，如果当初他不阻止我自杀，又何至有今日之辱！”

石重贵在契丹的生活虽是苦雨凄风，连宠妃都为耶律德光之子所夺，却也苟且偷生长达二十七年。一直到北宋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974年），也就是北宋对南唐发动灭国之战这一年，方才去世，时年六十一岁。

对后晋兴亡，《新五代史》有一段天道循环之论：

自古祸福成败之理，未有如晋氏之明验也！其始以契丹而兴，终为契丹所灭。

耶律德光入开封后，召集后晋群臣议政，表示要择一人为中原之君。众臣心领神会，群起拥戴耶律德光为君。

开运四年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头戴通天冠，身着绛纱袍，以中原皇帝的穿戴登皇宫正殿，接受百官朝贺，下诏建国号“大辽”，大赦天下，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由此，耶律德光在后世被称为辽太宗。

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大契丹。此次耶律德光将大契丹改为大辽，将族名式国号改为更符合中原传统的汉式国号，可见他建立“混一天下，蕃汉一家”多元大帝国的雄心，“主动宣告涵盖中华世界的大帝国已经出现”。“大同”年号也可印证耶律德光之志。大同之语见《礼记·礼运》，意指“天下为公，四海一家”，“包含使草原和中华的土地和人民实现大同的寓意”[[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185页。]。

但还有一种说法，“大辽”替代的不是“大契丹”，而是“晋”。大辽是耶律德光在汉地建立的新朝，领土包括燕云十六州和契丹人灭后晋时新占据的中原土地，遵从的是中原王朝的鼎革逻辑，后晋在前，大辽在后。但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以“大契丹”为国号。也就是说，耶律德光既是以大契丹为国号的塞北皇帝，也兼任以大辽为国号的中原王朝皇帝，两个国号，甚至两个国家是并行的。由此可以引申出，938年前后，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正式交割给契丹时，耶律德光就在这块燕云汉地上创立了大辽国号。[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7月，31-38页。]

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耶律德光以中原王朝皇帝自居。

耶律德光此次入关，汉人降将赵延寿立有大功。这个赵延寿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与石敬瑭在耶律德光面前邀宠争位的赵德钧之子。赵延寿曾得到耶律德光的口头承诺：灭晋后立他为中原皇帝。他发现耶律德光毁约称帝后，大失所望，便退而求其次，自作聪明地让人带话给耶律德光：“天子之位我不敢奢望，但能否立我为太子？”耶律德光或许是心中有愧，委婉地回答说：“我什么都愿意给延寿，就算是割我的肉，只要对延寿有用，我也在所不惜。但我听说太子当以天子之子为之，你怎么能做呢？”为了补偿赵延寿，耶律德光给他封了一堆官爵——大丞相、枢密使、中京留守、燕王，还差点儿让他总领汉地兵马。当然，耶律德光辜负的人可不只赵延寿一个，当初为了诱降杜重威，耶律德光也曾对他许以帝位。

赵延寿野心勃勃，更无甚政治节操，但就是这样的翻云覆雨之徒，竟也做过活人无数的功德之事。后晋军队投降后，被安置在陈桥一带，耶律德光曾有杀降之意。赵延寿劝谏耶律德光：“晋国南有唐，西有蜀，边界数千里，一旦契丹大军北归，边防将陷于无人可守的境地，如此，陛下亲征灭晋，就等于是为他人做嫁衣了。”在赵延寿的斡旋下，耶律德光最终打消了诛杀数万降卒的计划，《旧五代史·赵延寿传》借用了长平之战秦军坑杀数十万赵军的典故评价：

由是陈桥之众获免长平之祸焉。

赵延寿此举未必全然是慈悲为怀，恐怕更有招降纳叛、扩充势力之意。但无论如何，数万条人命是赵延寿救下的，又何必穷究诛心？

耶律德光是一个矛盾体。

耶律德光有意识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标准的中原“仁君”。入汴当天，他便登上城楼，晓谕人心惶惶的开封军民：“我也是人，你们不要怕！我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我本无心南下，是你们的军队带我来的。”几天后，耶律德光又向后晋降臣公开宣布：“从今日开始，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他身着中原衣冠，将冯道、李崧等后晋元老重臣请回大辽朝堂，以礼相待，百官起居也皆如中原旧制。

为了安抚人心，耶律德光逮捕了入城后大肆劫掠、引起极大民愤的张彦泽，官员及百姓齐呼“罪在不赦”。耶律德光也没袒护这位攻取开封的急先锋，下令公开处决，将其斩首。行刑之日，开封士民争破其脑取髓，碎其肉而食。

耶律德光在燕云积累了统治汉地的经验。辽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契丹正式与后晋交割燕云十六州，随即升幽州为南京。耶律德光在燕云大胆进行了一项制度创新，建立了所谓的“北南面官制”，“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志一》），将“因俗而治”确立为国策。

然而，入主中原后，耶律德光似乎将“因俗而治”抛到九霄云外，回归了塞外野蛮凶悍的生命冲动。赵延寿请朝廷为契丹大军拨付粮饷，耶律德光竟傲慢地说：“我们契丹人没有这样的习惯。”于是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义，四处抢掠，这就是契丹人口中的“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以沟壑”，中原大地惨遭荼毒，“数百里间，财畜殆尽”。

身为中原皇帝，耶律德光竟公开勒索自家朝廷：“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从速去办。”但府库早已空竭见底，主管财政的官员计无所出，只能向各地有钱人摊派，从开封到诸州，碰到那些不想借钱的，就严刑拷打。据说这些钱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去优赐将士，大部分都被耶律德光扣了下来，存在自己的内库里，待日后运回契丹本土。

从帝国精英到普通民众，耶律德光得罪了个遍，无一幸免。如《资治通鉴》所言：

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耶律德光入汴之初，即分遣使者，宣慰各地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

只有两个节度使拒不受命。一个是管辖泾、原、渭、武四州的彰义军节度使史匡威，不过，“虽然他拒绝接受耶律德光的征召，为反对辽统治运动的高涨预埋了伏笔，但是他并没有领导，也没有组织一次抵抗”[[英]崔瑞德、[美]史乐民编《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101页。]。另一位是雄武军节度使何重建，他比史匡威更豁得出去，直接斩杀了契丹使者，以秦、成、阶三州归降后蜀。后蜀皇帝孟昶一时间雄心万丈，自大散关、陇右、子午谷等多个战略方向同时出击，兵容极盛，再取凤州（今陕西宝鸡凤县），欲借何重建之力进图关中。

与这二人相对照的是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他摇摆不定，身段最为柔软。刘知远本是石敬瑭在军中的头号亲信，但石重贵即位后，他备受朝廷猜忌，因而更汲汲于强兵厚饷，以图自保，“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步骑至五万人”。然而，契丹南下攻晋时，刘知远作壁上观，毫无勤王之意，只知闭境自守，坐视京师失守。

石重贵被俘后，刘知远即刻易帜，遣使赴开封向耶律德光奉表称臣。刘知远一口气奉了三张表：一张贺耶律德光入汴；一张自陈太原夷夏杂居、情势纷繁，他一时间无法抽身亲自到开封觐见新帝；一张说他本想进贡，奈何有一支契丹军队拦在了必经之路上，等这支军队撤走，道路始通，就可以入贡。从这三张表来看，刘知远对耶律德光毕恭毕敬、谦卑有礼，但徒具空言，人没出现也就罢了，连进贡都找理由推托，还顺带着要求契丹撤去监视河东的军队。

起初，耶律德光以为能招抚刘知远，便大方地将“儿”字加于刘知远姓名之上。要知道，这可是赵延寿、杜重威等人心驰神往的身份待遇。他还赐予刘知远一根在契丹礼节中象征优礼大臣的木拐，以示恩宠。但时间一久，耶律德光见刘知远迟迟不愿进京面见自己，才反应过来被刘知远骗了。于是，他让人带话给刘知远：“你既不忠于南朝，也不归顺北朝，究竟有什么意图？”

刘知远的亲信郭威进言称：“契丹人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我们的使节也从开封回来了，带回来的情报说契丹人贪婪残暴，人心尽丧，必不能久据中原。”身边人劝刘知远起兵反辽，刘知远谨慎地回答：“用兵缓急相济，当随时制宜。现在契丹新得晋人降兵十万，兵势煊赫一时，如若不是天下有变，岂能轻举妄动。况且契丹人此次南下最在乎的似乎还是钱财，等到搜刮够了，他们必将北去。我们当下的上策就是等他们主动撤兵，再行进取，如此可策万全。”刘知远不愿与契丹人公开为敌，更不愿与之决战沙场，他梦寐以求的是坐观成败、浑水摸鱼。

刘知远或许还想韬光养晦，可他的部下们却急不可耐了。一日，诸军集于校场，齐呼万岁：“契丹攻陷京城，俘虏皇帝，天下无主。现在有资格做皇帝的，除了我王还有谁？！”刘知远佯怒：“你们懂什么！契丹人声势正盛，吾军威未振，现在应当建功立业为先，称帝日后再议。”

刘知远的话不无道理，朱元璋的“九字箴言”可作为注解：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道理归道理，皇位近在咫尺，又有谁真正能够无动于衷？

刘知远的部下不相信他不想称帝。他们三次上笺劝进，轮番上阵，刘知远还是迟疑不决。这当然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姿态，说是政治表演也没错，但他也有可能真相信“缓称王”的大道理，唯恐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一边是不可测的风险，一边是最高权力的诱惑，刘知远必须做最后的决断。

此时，刘知远的头号亲信郭威出面了，力劝刘知远从速称帝：“现在远近的人心不谋而同，这就是天意。如果大王不趁此天赐良机进取，一味谦让，一旦人心转移，则是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至此，刘知远终于作出了决断，他需要一个台阶、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也需要确认近臣们的忠诚。

刘知远并不特殊。这是五代藩镇政治的经典套路，部下拥立登基，主公半推半就，臻于极致就是黄袍加身。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到“一军中有五帝”，说的正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为晋王统军时，李嗣源（后唐明宗）为其大将，养子李从珂（后唐末帝）、女婿石敬瑭（后晋高祖）均从征战，而刘知远当时亦为石敬瑭手下小校，赵翼称“此古来未有之奇也”。

后晋开运四年（辽大同元年）二月十五日，刘知远在太原称帝。登基的那一刻，刘知远仍不忘忸怩作态，自称不忍更改后晋纪年，但又厌恶石重贵的开运年号，于是改回石敬瑭时代的天福年号，是为天福十二年。

刘知远的表演还没有结束。登基几天后，刘知远就声称要亲自带兵救回石重贵，他的确也这么干了，但扑了个空就回来了。他得到了不忘旧主的名声，也没有和契丹人交战，更没有真的救回前任天子这个烫手山芋，此行可谓“马到成功”。

刘知远虽不敢与耶律德光交战，但一连颁布了几项善政，如下诏禁止地方为契丹人搜刮钱粮、鼓励各地捕杀打草谷的契丹人等，他一时间成为天下归心之所在。各地后晋旧臣纷纷来归，诸镇兵将也纷纷杀掉契丹守将，起兵响应刘知远。

刘知远最得民心的一件事是自掏腰包劳军。军队跟着刘知远起兵逐鹿中原，自然要犒赏，他本想按照惯例从民间敛财，但皇后李氏出来劝谏：“陛下在河东开创帝业，还未惠泽其民，就先夺走当地百姓的保命钱，这有悖于陛下救民之本意。我们不如把宫中所有的财物拿出来劳军，虽然钱不多，但至少不会民怨沸腾。”刘知远不以为忤，于是，倾内府蓄积以赐将士。耶律德光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刘知远反其道而行之，休兵息民，令民众免于打草谷之掠杀，顺乎天而应乎人。

相比刘知远与各路藩镇对大辽的威胁，耶律德光最忌惮的其实是一个被称作“贼帅”的特殊人群。中原本就民风彪悍，啸聚山林者甚多。契丹人来了之后，掊敛货财，民不堪命，大批平民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民”。这些人的首领被称为“贼帅”。刘知远此时也添了一把火，派人在各地宣慰贼帅和保卫地方的义军，贼帅声势更振。

各地贼帅星火燎原，竟接连攻陷了宋、亳、密三州。耶律德光惊恐地对左右说：“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契丹军在中原大地上，如陷汪洋大海，一筹莫展。耶律德光这才想起以汉制汉，遣在朝的后晋节度使还镇，奈何为时已晚。

时至三月，耶律德光见局势严峻，知开封不可久留，便定计先行北返，任命外戚萧翰为汴州节度使，留守开封。为了挽尊，耶律德光给出的撤军理由是天气转热和思念述律太后。耶律德光于天福十二年（辽大同元年，947年）正月初一入汴，三月中旬被迫离开，他“混一天下”的中原皇帝迷梦只做了两个半月。

这是一支庞大的北行队伍。除了契丹士卒，耶律德光还带走了数千名后晋官员、数百名宦官宫女，当然，还几乎搬空了后晋府库，只留下些乐器、仪仗而已。

北行路上，耶律德光见村落皆空，便下令各地官府发榜数百通，招抚百姓。但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实际上，他仍纵容打草谷，任凭契丹骑兵肆虐乡野。

在路上，耶律德光频频收到各地败报，眼见刚刚建立的中原基业即将不保，怅然若失地长叹：“我犯了三个错误，以致为天下所叛。第一失，让各地搜刮民财；第二失，让契丹军队打草谷；第三失，没有早点儿让节度使们回到各自的藩镇。”

但耶律德光还是拒绝认输，归咎于开封天气太热，难以久居，他如果在开封待上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耶律德光此次只是暂时北归，待秋高马肥，他还是要回中原的，届时还要大举讨伐刘知远。

也就是说，耶律德光此次离汴未必是所谓的“败逃”，有可能只是契丹“四时捺钵制”下的正常迁徙。契丹君主保持着先人游牧生活的习惯，居处无常，朝官随行，四季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由此，契丹的政治中心也是流动的。当然，耶律德光入汴后，也有可能短暂考虑过定都开封，但最终由于群盗纷起与不耐炎热，还是选择继续遵从“四时捺钵制”。

然而，此时的耶律德光万没想到，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开封。

行至临城（今河北邢台临城县），悒悒不乐的耶律德光突染疾病。等到了栾城（今河北石家庄栾城区），他病情加重，于四月二十一日驾崩，终年四十六岁，史称辽太宗。

耶律德光途中曾发感慨：“我在契丹时，以射猎为乐，在中原却失去了这一乐事。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这下死而无憾了。”

一语成谶。

依照契丹旧俗，随从处理了耶律德光的尸体，“破其尸，摘去肠胃，以盐沃之，载而北去”，汉人称他的尸体为“帝羓”。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就是干尸。

耶律德光之死标志着契丹此次征服中原计划的彻底失败。此后，“辽朝皇帝再也没有能认真地策划一次征服中国的战争”[[美]窦德士、[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84页。]。

见契丹大军北去，蛰伏待发的刘知远终于按捺不住了。天福十二年五月，刘知远自太原大举出兵，以名将史弘肇为先锋，直取开封。

留守开封的大辽国舅萧翰惊惧失色，再加上耶律德光暴亡，让他急于赶回契丹本土参与权力分割。仓促间，萧翰安排后唐明宗李嗣源之幼子李从益主持中原事务，很快又将他扶立为帝。这本是后唐的复辟，但诡异的是，这个傀儡政权的国号竟然不是唐，而是梁，史称李梁。

萧翰只给李从益留下一千名契丹兵，自己便脱身北去。百官朝见新帝时，李从益之母王淑妃抽抽噎噎地说道：“我家母子孤弱至此，被萧翰和诸公强迫登基，这哪里是福啊，祸将至矣！”主弱兵寡，这样的小朝廷哪里能挡得住刘知远大军的铁蹄？

刘知远大军一路所向披靡，五月出兵，六月已逼近开封。李梁方面有人提议据城坚守，等待契丹派兵来救。王淑妃对此断然拒绝：“我们母子早已是亡国之人，怎么还敢与人争天下！再抵抗下去，阖城涂炭，又有何益呢？”

最终，李梁决定放弃抵抗，遣使奉表称臣，迎接刘知远进京。可以说，李从益母子已足够识时达务，姿态也低到了尘埃里，但刘知远还是没有放过他们。入汴前，刘知远密令部将除掉李从益母子。王淑妃死前痛呼：“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为何不留他一命，每年寒食节为明宗祭祀！”

天福十二年六月，志得意满的刘知远入汴。天下大乱之时，他藏锋敛锷，以待时机，未经苦战便摘得天下。刘知远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但年号仍旧沿用石敬瑭时代的天福。

刘知远自称汉光武帝刘秀之后，故以汉为国号，但这显然是攀附，刘知远乃正宗的沙陀人，在血统上与刘邦、刘秀毫无干系。在历史上，后汉与后唐、后晋一道，合称“沙陀三王朝”。刘知远以汉为国号，自有其政治考量，“在当时北有异族强敌、南有多国并立、中原地区民族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刘知远冒为刘邦、刘秀后裔，并径以汉为国号，便具有了显示政权正统、彰明民族大义、表现渊源有自的多重功效”[胡阿祥《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十一月，在魏州被围数月的杜重威向刘知远素服请降。至此，后汉基本平定中原。

刘知远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取开封时，将根据地太原留给了堂弟刘崇掌管。对刘知远这个沙陀帝王，倡议华夷之辨的王夫之却评价颇高：

刘知远之自立也，在契丹横行之日，中土无君而为之主，以拒悍夷，于华夏不为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