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嘉是李璟的第六个儿子，离皇位有点儿远。

他出生这一年（937年），祖父李昪称帝。七岁这一年（943年），父亲李璟即位。二十一岁这一年（957年），长兄李弘冀被立为皇太子。

李从嘉虽善诗文、工诗画，但论文韬武略和心机，远不及长兄，对皇位本也构不成威胁。不过，李从嘉一只眼睛患有“重瞳”，这在现代医学的视野下就是类似于早期白内障的某种眼部病变，但在古人的观念世界中却是天生异相貌、有奇表，甚至是帝王之姿，不由得让太子李弘冀心生猜忌。当然，李从嘉遭长兄忌惮还有一个原因，他虽是李璟六子，但其他几位皇兄早夭，在顺位上对李弘冀的威胁最大。

好在李从嘉没什么政治野心，为沉潜避祸，醉心经籍，不问政事，自号“钟隐居士”，以示无心争位。从深自韬晦来看，李从嘉倒也不是昧于时势的书呆子。

为表遁世之心，李从嘉在这一时期写下了两首自陈心迹的《渔歌子》：

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万顷波中得自由”，堪比苏东坡《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意境了。

李弘冀只当了两年太子，就暴卒于后周显德六年九月。据陆氏《南唐书》记载，李弘冀是看到被他暗杀的叔叔李景遂鬼魂，被吓死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李弘冀行事刚正果断，惯以严刑峻法理政，与父皇李璟仁厚宽纵的政治性格扞格难入。父子两人时有冲突，李弘冀可能因此积忧致疴，竟至不起。

李弘冀一死，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依顺位当立的便是李从嘉。但当时的权臣钟谟与李璟七子李从善交好，有意将其推上储君之位，于是向李璟进言：“六皇子从嘉德行浅薄，意志懦弱，而且又痴迷佛教，并非人主之才；七皇子从善果敢凝重，才是合适的储君人选啊！”

李璟震怒，钟谟这番话触碰了他的逆鳞。要知道，短短两年间，南唐皇室已先后暴死了李景遂和李弘冀两位储君，李璟无法再承受一次祸起萧墙。于是李璟当机立断，流放了钟谟，立即封李从嘉为吴王，以尚书令参与政事，入主东宫。迁都南昌时，李璟又正式立李从嘉为太子，留守金陵。

建隆二年六月，李璟驾崩，李从嘉于金陵即位，更名为李煜。李煜以国丧为由，迁都回金陵。

李璟虽留下就地葬于南昌的遗言，但李从嘉不忍，还是将父皇移葬金陵，是为“顺陵”。顺陵依山为陵，位于南京江宁区祖堂山南麓，紧邻烈祖李昪的钦陵，合称“南唐二陵”。

李煜是个孝顺儿子，父皇生病时，亲侍汤药，衣不解带。为父皇守丧期间，他哀毁骨立，不扶杖就无法站立。李煜知道，父皇生前最难以释怀的，就是淮南之战后被迫削夺的帝号。于是他一即位，就遣使入汴京，乞求赵匡胤开恩，恢复李璟帝号。赵匡胤本就不太在意这些虚礼，也想卖李煜一个人情，于是李璟得到了“元宗”的庙号，但后世还是多称他为“南唐中主”。

李煜在历史上给人留下了“无心朝政”的刻板印象，这其实是被过度渲染了。李煜不但不疏于政务，而且也有纳谏的雅量。据陆氏《南唐书》记载，李煜刚即位时，常常与近臣下棋，大理寺卿萧俨入宫觐见，见状勃然作色，一把将棋盘扔到地上。李煜大惊，诘问萧俨：“你这是想效仿魏征直谏吗？”萧俨正色应答：“臣非魏征，陛下也不是唐太宗。”李煜不仅没有降罪萧俨，而且以后也很少下棋了。萧俨曾经以陈后主“胭脂井”的典故讽喻李璟大兴土木，惹得李璟盛怒，将他贬斥出京。相比其父皇，李煜显然更听劝。

实际上，李煜即位后还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一时间南唐也似有中兴的势头。

其一，延续了李璟时代的事大政策。他没有李璟兵败后被迫称臣的历史包袱，说起卑词逊语更加“自如”。登基之初，李煜便奉表宋廷，大谈“上奉天朝”的忠心，若萌生异志，不仅是违背祖宗遗训，更当受到神明谴责。

李煜举行即位典礼时，依照旧制在宫门立起金鸡竿。因为金鸡只有天子才能用，赵匡胤因此大发雷霆，责问南唐使臣。使臣有急才，糊弄赵匡胤说：“此非金鸡，乃怪鸟耳！”赵匡胤一笑而罢，没有深究。

李煜闻讯一惊，愈发谦恭顺从。每逢大宋使者南下，他立即脱下黄袍，改穿紫袍，并撤除宫殿屋脊之上象征帝王身份的鸱尾，以示称臣。

乾德元年（963年）十二月，李煜上表宋廷，主动请求免除诏书里对他不直呼姓名的特殊优容礼遇，但赵匡胤没有准奏。

其二，平息党争。李璟末年，大肆清洗宋齐丘党人及其背后的江南土著势力，一时间人心惶惶。李煜即位后，下诏平反宋齐丘，赦免其家属，并召还金陵，受牵连者亦皆获宽宥。由此，缓和了唐廷与本土势力的紧张关系，大批土著英才重归庙堂效力。

其三，整顿财政经济。李璟时代，由于连年战争，再加上战败后入贡中原，以富庶著称的南唐财政濒临崩溃，“经济领域中最突出的问题，一是钱荒，二是赋税苛重”[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261页。]。说白了，李煜祖父李昪留下的雄厚国力，都被李璟败光了。

为了缓解钱荒，李煜下令用铁钱取代铜钱，铜钱专作进贡之用，并制定了严密的铁钱管理制度，有效避免了私铸铁钱的泛滥。

李璟在位时设立了诸路屯田使，屯田佃农不仅负担远重于编户之民，还要忍受屯田有关官吏的恃势侵扰。李煜即位之初，就下诏罢除屯田使，转而将屯田分拨给各州县自行管理，租税按常赋统一征收，以其中十分之一作为地方官俸禄。

李煜虽竭力充实国用，但归根结底，南唐不仅在淮南之役中丢掉了赋税重地，战后还要向宋廷上缴巨额贡赋，哪里还有足够的财力去整军备战呢？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李煜并非不理朝政的昏君，但他的确是个生性风流的情种。

十八岁时，李煜迎娶了大司徒周宗的长女，比他大一岁的周娥皇。李煜即位后，册封娥皇为“国后”，但在南唐境内仍被奉为皇后，史称“大周后”。

李煜与娥皇婚后琴瑟和鸣，这首《一斛珠》大概是李煜描写闺房之乐的：

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周娥皇不仅天生丽质，“雪莹修容，纤眉范月”，且多才多艺，“采戏奕棋，靡不妙绝”，通书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娥皇曾弹琵琶为李璟寿辰。李璟叹服，将珍藏的烧槽琵琶赐给了她。

李煜对大周后用情至深，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他们皆好音律。据陆氏《南唐书》记载，李煜对音乐的爱好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曾被大臣当面劝谏。一日雪夜畅饮，娥皇举杯邀夫君共舞。李煜调笑说：“如果你能新谱一曲，我就跳。”娥皇随即命人拿来纸笔，随口吟唱，喉音无滞，笔无停思，一挥而就，名为《邀醉舞破》，在江南风行一时。

《霓裳羽衣曲》经唐末战乱，已经失传。李煜曾搜寻到残谱，命宫廷乐师复原，惜乎不尽如人意。娥皇接手残谱，按律寻音，为之补缀，以琵琶弹奏，清越可听，尽得其声，“于是开元、天宝之遗音复行于世”（陆游《南唐书》）。

《霓裳羽衣舞曲》本是李隆基杨玉环伉俪的爱情结晶，一人润色编曲，一人亲自编舞。而今此曲又得李煜娥皇夫妇复原，可谓隔代知音，风流千古，一时人物，好记尊前语。

《霓裳羽衣曲》重生后，便成为南唐宫廷的保留曲目。在一次春夜的宫宴中，未尝点烛，殿中新悬照夜珠，光照一室如日中。玉楼春光中，妃嫔宫女晚妆初了，肌肤胜雪，鱼贯而列，凤箫声飘荡，霓裳曲唱彻。李煜神驰心荡，醉拍栏杆，写下一首俊逸神飞的《玉楼春》：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凤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光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明人杨慎由是喟叹：何等富丽奢纵，观此哪得不失江山？

听了霓裳羽衣新曲后，通晓音律的李煜近臣徐铉问乐工：“宫廷演奏的法曲结束时，节奏应该是舒缓的，但此曲为何反而急促？”乐工回答：“原曲应当是节奏舒缓的，现在被改成了这样，这并非吉兆啊！”

国事如此，娥皇的身体也如此。乾德二年（964年），娥皇病倒，将年仅四岁的次子李仲宣置于别院保育。十月的一天，小仲宣在佛像前玩耍时，一只猫突然冲了出来，触落了大琉璃灯，哗然作声，他因惊得疾，几天后就因此夭折。

娥皇遽失幼子，痛不欲生，一病不起。李煜衣不解带，朝夕相伴，食药非亲尝不进。娥皇自知时日无多，百感交集地对李煜说：“婢子多幸，托质君门，冒宠乘华，凡十载矣。女子之荣，莫过于此。所不足者，子殇身殁，无以报德。”

十一月，娥皇已到弥留之际，遂将李璟所赐烧槽琵琶与臂上玉环留给李煜，就此与爱郎诀别。三天后，娥皇支撑着沐浴更衣，将玉蝉放进口中，卒于瑶光殿，时年仅二十九岁。

娥皇辞世后，李煜哀哀欲绝，形销骨立，自称“鳏夫煜”。在那篇著名的《昭惠周后诔》中，全文不过一千余字，却用了十四个“呜乎哀哉”，二十二个“哀”字，“吊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无极”。

佳人已逝，不思量，自难忘，宫墙内的一草一木、一氤一氲，都承载着往昔欢好，动辄触目伤怀。见到娥皇生前的手巾，李煜仿佛闻到亡妻所用香膏的气味：

浮生共憔悴，壮岁失婵娟。汗手遗香渍，痕眉染黛烟。（《书灵筵手巾》）

看到娥皇生前那张烧槽琵琶，李煜睹物思人，在琵琶背面写下这首诗：

侁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天香留凤尾，余暖在檀槽。（《书琵琶背》）

早春梅花盛开时，李煜想到与娥皇共同植梅的情景，写下《梅花二首》：

其一

殷勤移植地，曲槛小栏边。

共约重芳日，还忧不盛妍。

阻风开步障，乘月溉寒泉。

谁料花前后，蛾眉却不全。

其二

失却烟花主，东君自不知。

清香更何用，犹发去年枝。

清明时桐花发于旧枝，李煜潸然落泪：

又见桐花发旧枝，一楼烟雨暮凄凄。凭阑惆怅人谁会？不觉潸然泪眼低。（《感怀二首》其一）

赏月时，李煜也会想到娥皇：

层城无复见娇姿，佳节缠哀不自持。空有当年旧烟月，芙蓉城上哭蛾眉。（《感怀二首》其二）

李煜午后倚窗独困，梦见了娥皇，梦醒后怅然若失：

秦楼不见吹箫女，空余上苑风光。粉英金蕊自低昂。东风恼我，才发一衿香。

琼窗梦醒留残日，当年得恨何长！碧阑干外映垂杨。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临江仙》）

处处时时，皆为娥皇。

看起来，李煜这一世都走不出回忆的牢笼，情之所钟，堪比迎娶骷髅王后的葡萄牙国王佩德罗一世。

但可惜，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大周后患病时，比她小十四岁的妹妹（小周后）常以探病为名，出入宫闱，实则是与李煜幽会。一日，大周后见妹妹站在帷帐前，惊讶地问：“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周后当时年纪尚轻，不知避嫌，就对姐姐如实相告：“我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大周后这才明白过来，羞愤难当，至死都不愿再将脸转向外面，不想再看到背叛她的妹妹。

据马氏《南唐书》的考证，李煜《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一词就是描绘他与小周后的幽会写实之作，被近人龙榆生点评为“尤极风流狎昵之至”：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陆游虽对李煜偷情模棱两可，却也提出了诛心之论：“故后主过哀，以揜其迹云”，李煜之所以对大周后之死表现得极尽哀伤，就是为了对外界遮掩偷情一事。

虽然“偷情说”众口交传，但也有学者坚称，大周后生前，“李煜不可能与小周后有什么私情。一来，小周后年纪尚小；二来，小周后聪明绝顶，如果真有私情，岂会不知嫌疑”，“从昭惠后临终前与李煜诀别的话语来看，也找不到二人之间有隔阂与忌妒的痕迹”。[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236页。]

深情与偷情，可能都是故事的一部分，互不矛盾。对于李煜这样的情种而言，他投入每一段感情都是真挚的、热切的，他可以一边深情怀念着前妻，一边与妻妹如胶似漆。

不管李煜是否背着大周后与妻妹偷情，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大周后去世后没多久，李煜与小周后的感情便迅速升温，很快便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不巧的是，李煜之母在大周后去世次年也匆匆谢世，按照礼法李煜必须居三年之丧，直到北宋开宝元年（968年），李煜才正式迎娶妻妹，立为国后，于是才有了“小周后”之称。

婚礼当天，李煜亲自到位于乌衣巷的周府迎亲。一时间金陵城内万头攒动，千巷皆空，甚至有围观者过于投入，从屋顶上掉下来摔死。李煜当晚大宴群臣时，徐铉当场作诗讽谏，提醒李煜不要耽于儿女情长：

时平物茂岁功成，

重翟排云到玉京。

四海未知春色至，

今宵先入九重城。

——《又三绝》

不过，李煜将周氏姐妹都娶回宫中，倒也不算是色胆迷天，世宗柴荣珠玉在前，他不也将符氏姐妹相继立为皇后？

小周后“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静”，受宠程度甚至超越了姐姐。李煜于宫中广植梅花，于群花间作彩画亭，雕镂华丽，刻意建成仅容二人坐，供他与小周后赏花对饮，享受二人世界。

李煜与小周后热恋时的缱绻缠绵、婉约多情，尽在这一首《菩萨蛮》中，词中哪有什么帝王，只有一个倾慕神仙妹妹的登徒子：

蓬莱院闭天台女，画堂昼寝人无语。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

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

在大周后时代，李煜有时还放诞不羁，后宫中得幸者甚多。他还曾为一位纤丽善舞的嫔妃窅娘造了一座六尺高的金莲花台，四周饰以钿带、璎络，然后命窅娘以帛缠脚，使足纤小弓屈如一钩新月状，在莲花上翩翩起舞，步步生莲，回旋有凌云之态，据说这就是缠足风俗的最早起源。

但小周后入宫后，善妒专情，愿得一心人，限制李煜与其他后宫嫔妃的接触，几成专宠之势，将李煜逼成了一位真正的情种。

作为帝王，李煜从未经历过南唐的盛世，但作为情种，大周后与小周后就是他的盛世。

不过，只要是盛世，就有倾圮的一天。

北宋建国，五代已终，但十国乱世仍在。

在黄河以北，有自视延续后汉国祚，与赵宋势不两立的刘氏北汉。

在南方，李氏的南唐、钱氏的吴越、高氏的荆南（南平）向赵宋称臣；南楚和闽国虽早在李璟时代就为南唐所灭，但湖南全境由周行逢割据，以武平军节度使称臣于宋，泉州、漳州则为闽人留从效、陈洪进所据，自封清源军节度使，长袖善舞于北宋与南唐之间；后蜀与南汉则坚持称帝，与赵宋分庭抗礼。

这么一算，除了据有中原正统的北宋，天下尚有八个割据政权，与五代的大部分时间基本一致。

还可以把“天下”的视野放得更广大一些。在中华帝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内，还有占据了燕云十四州（柴荣北伐收复两州）的大辽和统辖银、夏、绥、宥、静五州的党项拓跋氏，这些都是赵宋命中注定的大敌。

要混一宇内，赵匡胤如何破局？

赵匡胤又找到了赵普，于是两人共同奉献了留诸青史的一次对话。

大概在建隆三年（962年）年底，一个风雪大作的夜晚，时任枢密使的赵普突然听到敲门声，打开门，只见赵匡胤站在雪地里。赵普赶紧跪迎，赵匡胤说：“朕的弟弟赵光义等会儿也来。”待赵光义到了之后，赵普就在厅堂里铺上褥子。三人席地而坐，烧炭烤肉，煮酒论世。赵普之妻在一旁斟酒，赵匡胤亲热地喊着嫂子。

赵普淡定地问道：“夜深了，天气又这么冷，陛下为什么还要冒雪到臣家呢？”赵匡胤答：“我睡不着啊，一榻之外，皆他人家，故来见卿。”

赵普又问：“陛下是觉得大宋疆土太小了吗？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我也想听听陛下的征伐方略。”赵匡胤再答：“朕想先伐北汉，攻取太原。”赵普闻言沉默良久，才说：“臣无法认同这个方略。”

赵匡胤追问原因，赵普说：“北汉地处西、北二边，与契丹、党项接壤。如果我们一举平定，那么这两处的边患就得由大宋独自担当了，不如暂且放过它，等削平诸国之后再说。北汉弹丸之地，一个蕞尔小国，又能逃到哪里去？”赵匡胤拊掌大笑：“此策正合朕意，我刚才那么说不过是试探一下卿罢了。”

这就是宋初赫赫有名的“雪夜访赵普”，又称作“雪夜定策”。明代画家刘俊绘有《雪夜访普图》（见217页插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不过，画中有赵匡胤和赵普，也有捧着酒盘的赵夫人，就是没有赵光义。

雪夜访普当然是一次隆中对式的国是会议，但此种干系“大宋往何处去”的核心议题，被渲染为完全定策于一次临时性的会面，可能过于戏剧化了。

雪夜访普的核心方略是“先南后北”，这并非原创，很明显是从王朴版“先南后北”衍生而来，重点都是最后解决北汉。

王朴献策柴荣后，对北汉从长计议渐成朝野共识。早在建隆元年八月，赵匡胤就北汉事宜问计于张永德，张永德说：“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仓卒间是攻不下来的。臣觉得可以每年多让小股军队轮番出击，干扰北汉的农事，再派遣间谍赴契丹离间两家关系，使其断绝对北汉的援助，而后方能谋划攻汉。”赵匡胤深以为然。

雪夜访普这个新版“先南后北”方略，颠覆了王朴版本的一个核心诉求。王朴这个“北”是包括燕云十六州的，为此做好了武力收回的准备，其优先级甚至在北汉之前，但新版却避而不谈燕云问题，“不论是宋太祖，还是赵普，都对与契丹决战持谨慎甚至回避的态度”[范学辉《大宋开国六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144页。]。

赵匡胤君臣暂且不考虑武力收回燕云，与所谓的个人魄力干系不大。其一，赵匡胤毕竟是兵变上台，政权的合法性与根基都不如世宗柴荣，不敢轻易孤注一掷；其二，经过陈桥兵变与杯酒释兵权，韩通、李重进、李筠等宿将兵败身陨，石守信、王审琦、慕容延钊等禁军名将被解除兵权，而赵匡胤破格提拔起来的嫡系亲信，放在后周，都只能算是三四流角色，未经战阵考验，“在某种意义上说，周世宗时代纠集起来的五代后期最为优秀、最为强大的军事精英团体，业已在内部政治斗争的作用下退出了军事舞台”。[范学辉《大宋开国六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144-145页。]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赵匡胤君臣缓攻北汉，除战略考量之外，另有原因。赵匡胤曾让人带话给北汉皇帝刘钧：“你们家与后周乃世仇，不共戴天是正常的，但我朝与你们没有仇怨可言，何必要让一方百姓兵连祸结呢？若你真怀有逐鹿中原之志，不妨挥师下太行，与朕一决雌雄。”

刘钧也让人传话给赵匡胤：“河东土地兵甲，兵甲寡弱，尚不及中原十分之一。吾等偏安于此，并非觊觎天下，实乃恐刘氏宗庙断绝，故守此残疆，以延祭祀。”

赵匡胤生了恻隐之心，对着传话人说：“烦转告刘钧，朕会网开一面，留其生路。”但赵匡胤这话听听就得了，不必过分较真，打天下这等事，哪有这么多人情味可言！再说，这番对话也可能是宋人附会的，为的是打造赵匡胤重情守诺的璀璨形象。

相应地，对“先南后北”的理解也不能太刻板。所谓的“先南后北”，指的是北宋将剪灭北汉的目标后置，并不是说完全不攻击北汉。乾德元年和乾德二年，宋军曾连续两年出兵攻汉。尤其是乾德二年正月，北宋先是出兵一万余人进攻辽州（今山西左权），大败北汉军，辽州守将降宋。很快，辽国出兵六万救援北汉，宋军也针锋相对地出兵六万与其对垒，大破契丹及北汉军于辽州城下。但乾德四年（966年）十二月，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拉锯，辽州又被北汉夺了回去。

并不存在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先南后北”，对于北宋这样的大国而言，两线作战本就是常态：即使宋军不主动攻汉，北汉也会趁北宋战略重心南移，联合辽国南侵；而宋军南征时，有时也会在北线以攻为守，同时疲弊北汉国力。

故有一种观点是，北宋并不存在什么统一国家的通盘计划，即使有，也从未认真执行。所谓“雪夜访普”，赵匡胤君臣商定“先南后北”大战略，更像一个事后追溯的精妙神话。[[美]龙沛《重归一统》，九州出版社，2021年1月，161-162页，157-164页。]

“先南后北”的大方略有了，那北宋究竟先从何处下手呢？

王朴版的“先南后北”，明确说先攻南唐，得江南后，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但柴荣践行时，却将后蜀作为破局之地，收复秦、成、阶、凤四州之后，才调转兵锋，三征南唐，攻取淮南十四州。

赵匡胤平定李重进之乱后，很可能也在内部探讨过趁势渡江，剪灭南唐。赵匡胤当时还曾以渡江威胁南唐使臣冯延鲁，遭到冯延鲁的回击：“国主有侍卫数万，皆先主亲兵，誓同生死，陛下能弃数万之众与之血战，则可矣。”赵匡胤一笑了之，并未与冯延鲁为难，可见对即刻灭唐的态度也在两可之间。毕竟，南唐失去淮南十四州后，虽元气大伤，但仍是八个割据政权中综合国力最强的。

赵匡胤几经思虑，萌生了效仿柴荣先拿后蜀开刀的想法。据北宋魏泰《东轩笔录》所载，赵匡胤曾对赵光义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堪称他本人对“先南后北”方针的最完整、最正式的阐述：

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晩。

赵匡胤说得很明白，先攻后蜀，再取荆南、湖南、南汉、南唐。

正当北宋针对后蜀备战时，湖南周氏政权爆发了内乱。建隆三年九月，割据湖南十四州的周行逢病死，年仅十一岁的周保权袭任武平军节度使。不久，衡州刺史张文表举兵叛乱，攻陷潭州，周保权为求自保，即刻请使向宋廷求援。

赵匡胤自然是正中下怀，正可以救援为名，行吞并之实。因缘际会之下，首个对外用兵目标就从后蜀变为湖南周氏政权。

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恰在此时，荆南（南平）高氏政权也出事了。建隆三年十一月，荆南第四任君主高保勖也病亡了，二十岁的侄子高继冲继位。赵匡胤以派使者吊唁为名，令其一路收集情报，“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吾尽欲知之”。不久，使者从荆南回京，信心十足地向赵匡胤汇报了所见所闻，“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

赵匡胤大喜，召集宰相范质等人定策：“江陵不过是四分五裂之国，今假道出师，趁虚而入，此役必将马到功成！”就这样，北宋的首个用兵目标最终确定下来：荆南。

怎么灭荆南呢？假道伐虢。也就是以帮助湖南周保权平乱为名，借道荆南，一举灭之。这几乎算是一个阳谋，接到赵匡胤的借道诏书后，高继冲君臣当时就看清了宋军的真实意图，但问题是，看出来又怎么样？难道荆南敢拒绝借道吗？这不是正好给了宋军用兵的口实？荆南之于北宋，实力与体量差了几十倍，怎样做都是错的。

最后，高继冲只得无可奈何地同意借道，还派使者到宋营犒军。宋军主帅慕容延钊盛情接待了荆南使者，让他们务必放心：我们这次真的只是借道。

荆南使者大喜过望，急忙遣人回报高继冲这个喜讯。正当酒宴上觥筹交错之时，慕容延钊令陈桥兵变的功臣、都监李处耘率数千铁骑，星夜兼程一百五十余里，长途奔袭江陵。

第二天凌晨，也就是乾德元年二月初十，宋军神兵天降江陵城外，高继冲愕然失色，只得出城相迎，俯首听命，献上印信。

就这样，北宋兵不血刃，不战而得荆南三州十七县、十四多万户。至此，立国三十九年、历五任君主的荆南高氏政权亡国。

降宋后，高继冲举族五百余人归朝，被改任为武宁节度使，开宝六年于徐州任上去世，时年三十一岁，在当地留下了“有德政”的好名声。

宋军的下一个目标自然是湖南周氏政权了。荒诞的是，原本是张文表在湖南挑起内乱，周保权主动向宋廷求援，但正当宋军准备入境时，张文表已被周保权自行消灭了，叛乱平息。周保权一边遣使请求宋军止兵，一边派兵严守关隘。赵匡胤哪里肯放过这到嘴的鸭子？给周保权下了最后通牒：“尔等请师救援，故朝廷才发大军救援。如今叛军已灭，这都是朝廷的恩德，为何胆敢抗拒王师，主动招致生灵涂炭？”

周氏政权虽与宋军力量悬殊，又刚刚在内战中元气大伤，却不甘束手就擒，竟作出了拒降迎战的决定。周保权君臣虽勇气可嘉，但一开战，便在水陆两线节节败退，到乾德元年三月初，连大本营朗州都被包围了。

此战没有任何悬念，宋军只要按常规围城，早晚必下朗州，但李处耘贪功心切，竟挑选了数十个身体肥胖的俘虏，烹煮后强迫左右分食。宋军吃人的消息传开后，朗州守军果然吓得魂不附体，纵火焚城而走。李处耘如愿拿下了朗州，却让宋军声名扫地。

李处耘战后落得贬官的下场（食人只是原因之一），几年后抑郁而终。但赵匡胤感念李处耘的陈桥拥戴之功，将他的次女嫁给晋王赵光义为妃，后来还成了皇后。

朗州失陷后，周保权躲入佛寺被俘，湖南周氏政权遂亡，北宋又获得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土地。周保权被俘后率全家入京觐见，被赵匡胤授为右千牛卫大将军，长居京师，后来还在并州做过一任知州，雍熙二年（985年）去世，时年三十四岁。

灭掉荆、湖这两个割据政权之后几个月，也就是乾德二年正月，赵匡胤允准了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后周旧相的上表求退，罢去他们的宰相之职，任命四十三岁的赵普为相。在拜相诏书中，赵匡胤将赵普视为萧何、张良这个级别的“佐命之臣”，“洎赞枢机之务，屡陈帷幄之谋”。

赵匡胤对赵普唯一的要求是多读书，对他“少习吏事，寡学术”颇有微词，赵普当然也听进去了，从此手不释卷，苦读《论语》。拜相也就罢了，赵匡胤不想有人分赵普之权，甚至没有任命次相，费尽心机地仿造唐制，增设了“参知政事”这个不能干扰宰相为政的新职位。

从此，赵普便独相十年，“事无大小，尽决于普”。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赵匡胤对赵普连续献策“杯酒释（禁军大将）兵权”、收节度使兵权与“先南后北”三大国策的酬功。

接下来，统一大业就交由赵普纵横捭阖了。

荆、湖既亡，终于轮到赵匡胤当初的第一选择后蜀了。刚平定湖南时，赵匡胤就派人在“川陕咽喉”凤州屯集粮草，勘察地形，为伐蜀建立了陆路的前进基地。又以刚刚占领的江陵为水路的出发基地，加紧打造战船，训练水军。

宋军异动传来，后蜀皇帝孟昶急召重臣会商。后蜀宰相李昊献策向宋廷称臣纳贡，以求偏安。孟昶虽一贯雄心勃勃，但此时也深知北宋势大不可敌。正待依计遣使求和时，主管兵事的枢密使王昭远力谏不可。于是孟昶又改变主意，决意整军备战。

此画作描绘了宋太祖赵匡胤雪夜访赵普的历史故事。在门庭宽敞的枢密副史府内，前厅正中二人围炉而坐。赵匡胤坐于上首，头扎巾帽，身穿盘领窄袖袍服，腰束锦带，其庄严的表情、侧首聆听的姿态，表现了深夜访贤的仪态和心境。身着便服的赵普在下首侧坐，恭谦地侃侃而谈，刻画出他诚恳献策的谋臣风度。在大门外象征性地画有四个侍卫，他们似乎守候已久。

此画卷首，据传为后主李煜的题字“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幹状”。

赵干为南唐画院学生，从小生长在江南，故所画山水多取江南景物，尤擅布景，《江行初雪图》描绘的就是长江沿岸渔村初雪之景况。

此画相传为南唐后主李煜所作，结构严谨，物象清晰，着色明艳。随风摆动的柳叶和飞扬的马鬃，灵动自然。人物刻画形神兼备，线条高古，栩栩如生，眼睛似笑非笑，表情亦压亦谐，令人印象深刻。正如李煜对其翰林待诏王齐翰的赞誉：“画道释人物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隐岩幽卜，无一点朝市风埃气。”如此画确为李煜所作，正体现了他的这种审美倾向。

此画作描绘了南唐宫廷或贵族家庭娱乐场景：画面右侧绘乐工十九人，均为女性，梳高髻，穿窄袖右衽襦裙，披帛束带。分二组，每组九人，分别坐于地毯两侧演奏。其后侧居中置一建鼓，下有雕座，上有宝盖，击鼓者跪于鼓后作欲击状。画面左侧为观乐者，皆衣着华丽，神情优雅。

此画如实再现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夜宴宾客的历史情景，细致描绘了宴会上弹丝吹竹、清歌艳舞、主客错杂、调笑欢乐的热闹场面。全图共分为听乐、观舞、暂歇、清吹及散宴五个部分。

画家顾闳中对主人公韩熙载的刻画尤其出色，长髯、高帽的外形与文献记载均相吻合。细观韩熙载神态，一方面，他在宴会上与宾客觥筹交错，不拘小节。如亲自击鼓为王屋山伴奏，敞胸露怀听女乐合奏，送别时任客人与女伎调笑，充分反映了他狂放不羁、纵情声色的处世态度和生活追求；另一方面，他又心不在焉、满怀忧郁，如擂鼓时双目凝视、面不露笑，听清吹时漫不经心，与对面侍女闲谈，这些情绪都揭示了他晚年失意、以酒色自污的心态。

周文矩原作散佚，现存南宋摹本三段。此段为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藏，描绘的是南唐宫廷妇女与儿童的日常生活场景，包括梳妆、奏乐、逗犬、观鱼等十余组活动，共绘有八十余人。周文矩的人物画继承唐代周昉的丰腴风格，但比之更为纤瘦、柔美，儿童则生动活泼。

与其说王昭远是主战派，不如说他是个妄人，平日好读兵书，以当代诸葛亮自居，大敌当前亡国在即，他竟还盘算着进取关中，捞取不世之功。

于是，王昭远就开始了他的运筹帷幄。他派三位密使乔装打扮，携带蜡丸书秘密潜入宋境，打算伺机前往太原联络北汉夹攻北宋。谁料其中一位使者到了汴京之后就径直投敌，北宋由此破获了这个“间谍集团”。

看到密信之后，正愁出师无名的赵匡胤不怒反喜：“我西讨有名矣！”就这样，王昭远的“奇策”反倒凭空给了北宋出兵的口实。

乾德二年（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二，赵匡胤以孟昶勾结北汉犯宋为由，正式下诏伐蜀，组建了西川行营，由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出任伐蜀主帅。王全斌在军中资历极深，曾为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亲卫，兴教门之变时，李存勖众叛亲离，只有王全斌与符彦卿等十几人仍死战不退，一直坚持到李存勖中箭身亡，后又追随柴荣南攻淮南、北伐辽国。

下诏第二天（十一月初三），赵匡胤在宫中设宴，为伐蜀将帅饯行。席间，赵匡胤故意问众将：“西川可取否？”他的亲信爱将史延德当场甩出豪言壮语：“西川若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矣。”赵匡胤一高兴，借着酒兴向全军许诺：“凡克城寨，府库中所有的财货，都一律赏给参战的将士们。朕想要的，只有西川的土地。”赵匡胤当然无法预料，伐蜀将因这句酒话横生枝节。为表必胜之志，赵匡胤还在汴京为孟昶修了一座豪宅，房屋大小五百多间，虚宅以待。

宋军此次伐蜀，兵分两路，共五万大军：一路为北路，从凤州出发，沿嘉陵江南下，有兵三万；一路为东路，自归州（今湖北秭归）溯长江西上，有兵两万。两路大军分进合击，直指成都。

北宋伐蜀之役，总兵力虽处劣势，但几乎所向披靡，唯一值得说道的，是两位荒腔走板的后蜀将帅。一位是自负才略的王昭远。宋军入境后，孟昶即授任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扼守利州（今四川广元）、剑门关一线，迎战作为宋军主力的北路军。孟昶语重心长地告诫王昭远：“这仗是卿力主要打的，现在宋军来了，就等着你建功了。”

宰相李昊等重臣在城外为王昭远饯行，只见王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若定，还真有几分诸葛亮羽扇纶巾的风采。酒酣之时，王昭远对着李昊信口开河：“我此行何止要击退宋人犯境，当领此二三万健儿，取中原如反掌尔！”

在利州，势如破竹的宋军终于碰上了王昭远率领的蜀军主力。刚一接战，王昭远就被宋军打蒙了，三战皆败，被迫放弃利州城，退保剑门关，闭门不出。仅用了几天时间，王昭远就从目空一切的极端，走向了畏敌如虎的另一个极端。

依凭剑门天险，王昭远总该多支撑一会儿吧？谁料宋军找到一条小路，那个在饯行酒宴上慷慨激昂的史延德率奇兵突然出现在剑门关后，王昭远吓得不轻，只留下偏将守剑门，自己则逃往汉源坡。逃亡路上，王昭远听说剑门关已被攻破，惊惶失措，吓得两腿发抖，说话语无伦次。

蜀军打算迎战，王昭远却瘫坐在胡床上，怎么也站不起来。蜀军又败，王昭远抛盔弃甲，藏匿于一户人家的仓库中，悲嗟流涕，双眼哭肿。他只知道反复吟诵罗隐的名句“运去英雄不自由”，但又何曾听说有被敌人打得边逃边哭的英雄呢？

不久，王昭远就被追兵活捉、押往汴京。赵匡胤可能觉得这个当代诸葛亮别有风趣，不仅放了王昭远，还封他做了左领军卫大将军。

还有一位与王昭远交相辉映的大人物——后蜀太子孟玄喆。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孟昶见王昭远不足恃，授命太子孟玄喆为元帅，统领万余兵马增援剑门。孟玄喆活脱脱又一个王昭远，出征时前呼后拥，派头十足，军旗均由彩色刺绣制成，还用锦缎缠绕旗杆。临出发时，忽然天降大雨，孟玄喆担心绣旗被雨水淋湿，便下令全军解旗。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孟玄喆又令把军旗再挂回去，但忙乱之中，不少军旗倒挂在旗杆上。

孟玄喆不以为意，带着成群姬妾和数十个伶人同行。一路上游山玩水，吹拉弹唱，日夜嬉戏，置十万火急的战事于不顾，沿途观看的民众无不窃笑。

行至绵州（今四川绵阳）时，孟玄喆听说剑门天险已失，即刻抛下大军，掉头逃回成都，将沿途经过的房屋、仓库付之一炬，或许太子殿下认为这样可以稍稍迟滞宋军的追击。

蜀军全线溃败，败报传至成都，孟昶惶骇不知所为，问计于群臣，有宿将力主聚兵坚守，“东兵远来，势不能久”。孟昶一声叹息：“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及遇敌，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矢。今若固垒，何人为我效命？”

宰相李昊本就是主和派，此时顺势站出来劝孟昶出降。孟昶遂命他起草降表，立国三十余年的后蜀就此亡国。巧合的是，四十年前，前蜀亡国时，降表也出自李昊手笔。有蜀人因此趁半夜在李昊家门前写了六个字，以作嘲讽：“世修降表李家。”

宋军自出师至灭后蜀，前后仅仅用了六十六天，共得四十六州、二百四十县、五十三万余户。

孟昶有一位宠妃名曰花蕊夫人。国破家亡前，孟昶曾为她写下一首《玉楼春》，喟叹缠绵缱绻总有尽时：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倚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据宋人笔记，破蜀后，赵匡胤久闻花蕊夫人艳名，命人将她送至汴京。见面时，赵匡胤突然假正经地责难花蕊夫人红颜祸水。花蕊夫人即兴吟诵了一首名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

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述国亡诗》

孟昶到汴京后，被授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秦国公，但仅过了七天，就不明不白地暴卒，时年四十七岁。赵匡胤为他辍朝五日，追赠楚王。赵匡胤对降人一贯宽厚，正史对孟昶之死全无记载，但在一些宋人的野史笔记中，却语句闪烁，暗示与花蕊夫人入北宋后宫有关，“（赵匡胤）为得到一绝色美人，杀其夫而夺其妻，终究不太光明正大，因此宋人对此讳莫如深，似也就情有可原了”[顾宏义《细说宋太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236页。]。

孟昶暴卒，其母李太后并未流泪，而是洒酒酹地道：“你不能死社稷，贪生至今日。我所以忍着没有赴死，就是因为你还在。今你既死，我何必还活着呢！”绝食数日而死。

后蜀既亡，按照赵匡胤君臣的既定规划，下一个征伐对象就轮到南汉了。早在伐蜀前夕，宋军就试探性地对南汉发动了进攻，夺取了彬州。

但计划终究只是计划，战局瞬息万变。先是北宋占领军仗着赵匡胤的酒后承诺，在四川无恶不作，滥杀降兵、强占民女、掳掠民家，引致后蜀降兵叛乱，宋军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平息反叛，付出的代价甚至超过了灭蜀。为此，赵匡胤贬斥了以王全斌为首的一批征蜀将领。

平定蜀乱之后，北汉又有了突发状况。开宝元年（北汉天会十二年）七月，四十三岁的北汉睿宗刘钧因国势窘弱，忧愤成疾而驾崩，刘钧膝下无子，传位外甥暨养子刘继恩。刘继恩庸懦寡断，又与权相郭无为不合，即位仅两个月，便在郭无为操纵的宫廷政变中被弑。刘钧的另一养子刘继元被郭无为迎立为帝，是为北汉的第四任皇帝。

刘钧驾崩第二个月，即开宝元年八月，赵匡胤见北汉内部人心未定、君臣不合，觉得有机可乘，便临时改变了“先南后北”的国策，遣大将李继勋、党进北伐北汉。算上乾德二年那次，这已是赵匡胤即位以来第二次攻汉。

北汉派出了号称“刘无敌”的名将刘继业（即大名鼎鼎的杨业杨老令公，因被北汉皇帝刘崇收为养子而改姓），但还是不敌宋军。

等到九月刘继元登基时，宋军已直逼太原城下，还焚烧了一扇城门。赵匡胤遣使臣晓谕刘继元出降，承诺归降后授予平卢节度使，同时也以节度使之位诱降郭无为。郭无为怦然心动，“自是始有二志”，苦劝刘继元降宋，但被断然拒绝。

不久，刘继元大宴群臣，郭无为突然在庭前失声痛哭，拔出佩刀作自刎状。刘继元急忙上前拦阻，搀扶他回到座位，郭无为这才道出真意：“奈何以孤城抗百万之师乎？”但刘继元还是置之不理。

刘继元倒也不是冥顽不灵，他还有最后一招：求救于辽。当时契丹人与北汉利尽交疏，已经很多年没派使者来太原了，辽穆宗耶律璟又是出了名的酗酒怠政，但北汉毕竟是牵制北宋的一颗重要战略棋子，收到求援信后，辽国即出军驰援。十一月，宋军久攻太原城不下，又得报辽军来援，李继勋莫敢撄其锋，引军而退。

赵匡胤不甘心前功尽弃，有意亲征北汉。行前，他特意征询重臣魏仁浦的意见。魏仁浦回以“欲速不达，惟陛下慎之”。但赵匡胤心意已决，于开宝二年二月下诏亲征，十九日车驾出京。这是赵匡胤即位以来的第三次亲征，前两次是得国之初的平定二李（李筠与李重进），这是第一次在对外征伐中亲征。

三月底，赵匡胤统军进逼太原城下。一到太原，赵匡胤就亲自考察地形，定下了筑垒围困之策，征召数万民夫挖壕立栅，形成了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当时有人建议增兵攻城，一名叫陈承昭的将领进言说：“陛下自有数千万兵在左右，何不用之？”赵匡胤不明所以，陈承昭以马鞭遥指汾水，赵匡胤恍然大悟，抚掌大笑，即令陈承昭筑堤蓄水，准备引汾水灌淹太原城。为加快工程进度，赵匡胤露臂赤脚，手持宝剑，亲自监工。

就在宋军似乎胜券在握之际，北方又传来一个好消息：辽穆宗耶律璟被刺杀了。开宝二年（辽应历十九年）二月底，也就是赵匡胤亲征出师那个月，三十九岁的耶律璟到黑山行宫打猎，喝醉后对着左右近侍乱撒酒疯。鉴于耶律璟有酒后滥杀的恶习，近侍们不甘坐以待毙，便联合起来弑杀了耶律璟，史称“黑山之变”。不久，二十二岁的辽世宗次子耶律贤被拥立为帝，是为辽景宗。

北汉、辽国接连发生内乱，对北宋而言实乃“时来天地皆同力”。四月，即位不久的耶律贤收到北汉求救，尽管此时内部未靖，不宜大举南下，但这位辽国新主还是尽可能地筹措兵力，令燕京地区的辽军兵分两路进援，一路入寇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一路进攻定州。结果两路辽军均出师不利，在石岭关一战中，辽军大败，被斩首千余级，被俘百余人。为瓦解太原守军斗志，赵匡胤下令将石岭关一战中斩获的辽军首级与缴获的铠甲列于城下，城上守军果然为之夺气。

宋军围点打援大获全胜，收网时刻已至。五月初八，赵匡胤下令破堤放水灌城，太原顿成一片汪洋，宋军驾乘小舟，手执强弩，大举攻城。

但谁料身处绝境的太原守军拼死顽抗，困在城内的辽国使臣也昼夜亲临城头督战，信誓旦旦辽国援军必至。激战中，赵匡胤数位爱将临阵捐躯，但还是未能破城。

胶着时刻，北汉这边有人挺不住了。郭无为向刘继元自请率军夜袭宋营，想趁机出城降宋。刘继元已对郭无为心生疑虑，但还是给了他一千精兵，还亲自登城门相送。不料刚出城门，天色突变，风雨晦冥，郭无为与出击诸将走失，身边仅剩数十人骑，他可能不想落魄地带着这么点儿人投宋，只得转回城内。

回城后，郭无为还不消停，又劝刘继元投降。一名宦官冷眼旁观多时，见时机已到，便出来揭发郭无为“反状明白，不可赦”。刘继元便派人当众缢杀郭无为，以向城内军民表誓死守城之决心。

筑垒、打援、水淹、强攻、内应……苦战三个月，赵匡胤几乎穷尽了一切攻城办法，但太原城仍在苦苦支撑。时值盛夏，淫雨霏霏，宋军宿营野外，痢疾流行，已为强弩之末。正当赵匡胤进退两难之时，又一个坏消息传来：辽国新一批援军已在路上。北汉军民苦撑待变，终盼来天光破暗。

赵匡胤虽已萌生退意，但最精锐的殿前军却还想着最后一搏。殿前军诸班卫士集体叩头请战，愿“先登急击，以尽死力”。赵匡胤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对自己最忠诚的亲卫无端送命，更不愿将这支他赖以发家乃至兵变夺位的基本武力轻于一掷，于是温言阻止：“你们都是朕亲手训练，无不以一当百，所以令你们成为朕最亲近之人，休戚与共。我宁愿不要太原，也不忍驱使你们蹈锋饮血，赴必死之地。”卫士们听了皆为之动容，泪水潸然，高呼万岁。

不得不说，经过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改组的殿前军，虽然作战经验及战力均不及前人，但忠诚与为君前驱的勇气是一点儿都不缺的。

赵匡胤去意已决，但还缺一个体面的台阶。太常博士李光赞适时进言，主旨当然是退兵，但冠冕堂皇地说了很多套话，什么“陛下应天顺人，体元御极，战无不胜”，“蕞尔晋阳，岂须亲讨”，“得之未足为多，失之未足为辱”，给足了皇帝颜面，赵匡胤“览奏，甚喜”。

李光赞虽然通篇阿谀奉承，倒也给出了一个极可行之策，所谓“屯兵上党，使夏取其麦，秋取其禾”，也就是流动出击，破坏北汉的农事，割光田里的粮食。这还不止，此时另有人献策称：掠夺北汉人口，令其内迁中原，“不数年间，自可平定”。这两者都是典型的疲敌（又称“薄邻”）之策，赵匡胤大喜，将太原一万多户民家迁徙到内地。

这一下，赵匡胤可以放心体面地撤军了。开宝二年闰五月十六，宋军正式班师。

不过赵匡胤的确也不必羞愧，毕竟柴荣在显德元年也曾亲征太原失利，甚至落败的原因也差不多：久攻不克、契丹进援、盛夏来临。

宋军刚撤，刘继元就派兵来追，一度有数百名宋军后卫被围，赵匡胤派骑兵援救，苦战后方解围。虽说军队损失不大，但北宋此次撤军多少还是有些狼狈的，沿途遗弃了大批辎重粮草，落到北汉手里的计有“粟三十万，茶、绢各数万”。史载北汉“丧败罄竭，赖此少济”，也就是靠这些战利品才缓过一口气。

宋军南撤之后，刘继元立即派人给太原城排水。积水退去后，城墙接连出现了多处塌陷。辽国使臣心有余悸地感慨：“宋军引水灌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先放水淹再排干水，那么太原绝无幸免。”

此时辽军也到了太原城下。杨业向刘继元献计：“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如今救兵骄而无备，我愿带兵奇袭，缴获战马数万，然后带着河东之地归顺大宋，使晋地百姓免于战火涂炭，陛下您也可以长享富贵，这岂非上策？”刘继元当然不从。

亲征北汉功亏一篑，赵匡胤只得重回“先南后北”的既定方略，谋攻南汉。开宝二年六月，赵匡胤尚在自太原回京途中，就开始征调物资，筹谋用兵南汉。

从明面上看，南汉此时仍处极盛之势。南楚被南唐灭国之时，雄才大略的南汉中宗刘晟乘虚而入，连克桂、宜、连、梧、严、富、昭、柳、龚、象等州，尽得岭南之地，甚至一度占领彬州，势力逾岭进入湖南，疆域计有六十州、二百一十四县。

刘晟驾崩后，长子刘继位，宠信宦官，不理政事。与一名波斯女淫戏后宫，甚至还将国事委托给一个名叫樊胡子的女巫。最绝的是，刘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群臣皆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唯宦者亲近可任。于是，一些大臣为了得宠用事，竟不惜自宫，如邵廷琄和潘崇彻这样的南汉名将，皆是宦官。

这样看来，所谓的庞然大物南汉，只是外强中干。

赵匡胤听闻刘种种奢侈残酷行径之后，目瞪口呆地说：“吾当救此一方之民。”用兵前，赵匡胤还曾托李煜作为中间人，写信劝刘审时度势，向北宋称臣，归还占领的南楚诸州。刘不仅不从，还出言不逊，扣留了南唐使者，断绝了两国关系。

赵匡胤这一招可谓高明，他一方面借此摸清了李煜对北宋用兵南汉的态度，不再担心南唐会出兵援救南汉；另一方面更是离间了南汉与南唐的关系[杜文玉《夜宴：浮华背后的五代十国》，中华书局，2006年8月，142页。]。某种程度上，赵匡胤高估了李煜的决断力与勇气，南汉与南唐固然是唇亡齿寒，但李煜唯知苟且偷安。

开宝三年（南汉大宝十三年，970年）九月，赵匡胤任命潘美（《杨家将》潘仁美的原型）为主帅，大举出兵伐汉。

刘骄狂自负，面对宋军压境，却全无准备，开战后败得比后蜀还惨，几无胜绩。一开始，刘还以为宋军只想取南楚失地，还自欺欺人地说：“昭、桂、连、贺本属湖南，宋军攻取后也就满足了，不会再南进了。”殊不知，这是灭国之战。

在这场一边倒的战事中，唯一的亮点就是南汉在韶州之战中出动了大批战象，每头大象驮载十余名士兵，但宋军只是用劲弩射了一拨，战象便受惊奔窜，掉转头来践踏南汉军阵。

开宝四年（971年）二月初，宋军兵临南汉都城兴王府（今广东广州）。心存侥幸的刘遣使至宋营求和，潘美拿出了战前赵匡胤托他带给刘的“五字真言”：战、守、降、死、跑。

总之就是没有“和”这个选项。

刘本来真的想跑，南汉又有海船之利，预备了十余艘载有金银财宝与妃嫔的海船，随时准备出海，但刘还没来得及跑，一名宦官与一千余名侍卫就监守自盗，这群人甩掉刘，开着船先逃之夭夭了。

刘无计可施，又有一名宦官献计称：“宋军南侵，就是冲着国库中的珍宝而来，所幸今日一把火都烧了，宋军见无利可图，自然就会撤军。”刘竟然听信了这个所谓“妙计”，纵火焚烧府库和宫殿，一夕皆尽。

纵火后，宋军当然没有退，刘又不打算殉国，那就只有投降一途了。二月初五，刘身着素服，出城请降，建国五十五年、历四帝的南汉遂亡。北宋历时五个多月征战，得到了六十个州、二百一十四个县。

刘降宋后，终于有机会一展其诙谐之长才，留下了无数让人哭笑不得的名段子——

入朝后，赵匡胤并未追究刘的纵火之罪，杀了几个宦官了事，还封他做了与周保权一样的右千牛卫大将军。但刘整日还是战战兢兢，一日参加宫廷酒宴，他早到了一会儿，赵匡胤便赐他一杯御酒。刘想起自己当年常常以毒酒鸩杀臣子，大为惊恐，当下捧杯哭泣，乞怜称自己虽抗拒王师，论罪当死，但还是想多活一些时日，所以不能喝这杯酒。赵匡胤明白过来后哑然失笑：“朕对你推心置腹，安有此事！”于是让人拿来刘那杯酒，一饮而尽，又重新赐他一杯酒，刘无地自容，顿首谢罪。

宋太宗即位后，北伐北汉前大宴群臣，一众降王如刘、吴越王钱俶、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均列席参加。席间，刘突然发言：“朝廷威灵远播，四方僭窃之主，今日尽在坐中。不久后平定北汉，刘继元又至，臣率先来朝，希望能够手执棍棒，成为诸国降王之首。”宋太宗听了这段不知所谓的吉利话开怀大笑，赏赐给刘一大笔钱。

哗众取宠，也是一种自保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