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自行车店

我在北京送快递  作者:胡安焉

后来,我在Y的店里做了一年多,几乎每天都要路过那家C便利店,我总是快步闪过,从不敢在店门外停留。有时和我同行的同事要进去买东西,我就躲在远处等,他们都拿这事取笑我。再后来,C便利店还把我工作那几天的工资打给了我,原本我都打算放弃不要了。所以说,找知名大企业还是有好处的,他们一般都依章程办事,不会区别对人。

Y的车店其实问题很多,留下的员工士气也很差,并不仅仅是跑了个收银员那么简单。她经营的是一个高端美国品牌,当时在国内有一家直营店和三十几家加盟店。她自己告诉我,在三十几个加盟商里,只有她一个在亲自打理生意。这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加盟商,大多是出于对骑行的热爱以及对这个品牌怀有的好感和信心,而不是完全把它当一门营生来做。他们在加盟和开店后,会请专人来打理门店,自己则原本干吗继续干吗。

而Y甚至都不是一个车友,至少当年还不是。她其实不太懂车(不过她绝不会承认),但她确实也很有热情,不过她的热情可能不是对骑车本身有兴趣,而是一种事业心以及通过事业获得的社交满足——她绝不是一个享受孤独的人。假如她卖的不是自行车而是家具,那么她对家具也会表现出完全一样的热情。

不过,Y毕竟是个有能力和精力充沛的人,通过参加公司定期的培训,起码在口头上,在聊到车的时候,她什么都能说上一点儿。我前面说她不懂车,只是相对于玩车的人而言,如果和普通人比,那么她无疑也是专业的。她之前在一家外企负责市场工作,她的能力和性格完全是那种“top sales”(顶级销售员)的类型:极其热情、积极、乐观、主动,锲而不舍又百折不挠。她非常喜欢和人聊天,每当有顾客进门,我几乎都能听到她体内的多巴胺在涌动。对我来说,去和顾客打招呼,是一件要预先做心理建设的事,但对她来说仿佛就是一种至高享受。


不过她对车友倒是持保留态度,因为车友往往比她更懂车,她很难忽悠到。而且车友买东西比较慎重,会先把要买的东西研究清楚。再说车友大多对价格很敏感,喜欢反复比较,所以来看的多,掏钱消费的少,最后要买的时候也不在她的店里买。用Y的话来说,“车友都很穷”。她常说:“我们附近平均房价10万一平,这些住户才是我们的目标群体。”在她看来,把店开在金矿般的富人区,还惦记着穷酸的车友,显然有违商道。所以她常年把一些通勤车型装上幼儿座椅展示在店门外。而在车友看来,这些用来买菜和接小孩的车太low(低端),甚至有损我们品牌定位于尖端运动人群的形象。我们品牌推出少量通勤车型,其实也是向市场妥协的做法,但Y却花很大力气推这些妥协产品。她甚至掺杂着卖少量其他品牌的车,包括折叠车。当时我们品牌在中国的市场规模甚至不如在新西兰,大多数加盟经销商都还没能实现盈利,所以品牌对我们比较包容,并没有严格按合同协议处罚Y的种种越轨操作。

Y特别喜欢那些年龄稍长、讲究体面、消费力较强,且对骑车刚产生兴趣但还没入门的顾客。面对这类人,她有办法让他们从原本的“先了解一下”快速进展到购买行为。她有一种疲劳战术:无论顾客提出什么否定理由,她都能给出一个替代方案,哪怕有时是牵强的方案。而且她不是光动嘴皮子,她向顾客兜售的车型,凡是顾客没有明确拒绝的,她都立即遣我们到位于隔壁小区负一层的仓库,把未开箱的车子抬上来,然后当着顾客的面组装,再让顾客试骑——有时她会为一个顾客连装四五辆车,甚至推迟一两个小时关门(我们正常是晚上九点关门)。顾客亲眼看见我们大费周章、汗流浃背,心里已经有所不忍和感动,Y还在一旁不断地热情介绍和游说。他们原本确也对骑车怀有一定的好奇或兴趣,否则就不会进我们店了;不过在走进我们店门前,他们大多心里抱有“多了解一些再做决定”的念头,而Y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即时做决定。她不喜欢顾客“改天再来”,除非她从顾客手里收到了订金。她认为世上超过一半的消费是冲动消费,如果人人都要思前想后,那么就没人会买东西了。

老实说,Y的工作风格,刚好和我互补。和她在一起时,我的压力很小。我尤其害怕和顾客打交道,但只要Y在场,我根本不用和顾客打交道,她把我讨厌的事情全都做了。而她让我去搬搬抬抬,或者整理仓库,这恰好是我喜欢做的。除此以外,Y的条理性很差,东西随手乱放,事后又找不到。她经常同时做几件事,然后忘记自己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有次她收了顾客一笔订金,因为忙就没写收据,口头承诺了一番,结果转头就忘了。顾客来取车时,她完全没有记忆,后来是我和另一个同事找到了顾客的刷卡记录,对上了账号和金额。Y见了谁都像见到老朋友,有时候顾客确实认得她,但她记不得顾客,她也照样亲切招呼,口若悬河,很少露馅儿。Y还有种病态的焦虑,非常沉不住气,经常朝令夕改。有次她给一辆车贴上特价标签,过了几个小时,她又把标签除去了,还自嘲地说,打特价也没人看,不如不打。结果又过了几个小时,我看到她把标签贴回去了,因为摘掉了特价标签,同样也没有人看——其实本来就没几个客人进过店。她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患得患失,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只要一项措施不是立竿见影,她就怀疑这措施有问题。她的情绪管理也足够糟糕,已经有点儿臭名昭著——她时常对我们发火,事后又来道歉,可是没过几天又再犯,然后再道歉,如此反复,让人觉得她的道歉毫无意义。

在以上这些方面,我都和Y相反。我性格比较温和,情绪平稳,很少激动。我的条理性强,喜欢主动维持工作区域的整洁,在混乱的环境中我无法工作。因为有我在支援、收拾、安慰和提醒,Y的效率也提高了。


可是除我以外,店里所有其他同事,可能兼职除外,都对Y的待人处事及工作方式深恶痛绝。和我不同,他们都是因为喜欢骑车才进入这个行业的,其实在下了班之后,他们就是Y不感冒的那类车友。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同行里面,没见过谁像Y这样卖车的。在Y的手下打工,他们确实很忙,也很累,而且他们觉得做了很多无用功。他们讨厌Y缠着顾客软磨硬泡,并让他们一辆接一辆地搬车和装车。他们说这是“苦肉计”,是“很cheap的hard sell”(很低劣的强行推销)。而且Y只是站着动嘴皮子,忙得满头大汗的是我们。假如碰巧顾客最后没有买单,那就更印证了他们的看法:Y整天在没事找事,害大家白瞎忙。

Y有时对我们也像对顾客一样,满嘴跑火车,乱许承诺,事后又反悔,闹得很难看。事实上,我觉得Y不怕把事情闹得难看,尽管她口上说害怕,但她的所作所为,大多数都是事前可以预见后果的。Y要仰仗我的几个同事的专业技能,她虽然是老板,但本质上是个sales(销售员),她的所有意识、能力和个性都围绕着sales这个角色培养。在她看来,这个店首先是门生意——这其实没错——而不是兴趣爱好。偏偏她要依赖的那些人——或许除了我——全是因为兴趣爱好入行的。

我刚加入Y的车店时,她手下只有两个全职员工J和S,他们都是技师。我有些惊讶地发现,他们对我的前任,也就是那个黑钱跑路的收银员,报以一种理解和支持的态度。我以为贪污是一个是非黑白的问题,但在他们眼里,Y做的事要比那个收银员可恶得多。不过他们对我倒很好、很友善,因为我对他们也很友善。我什么都不争,也不反对任何人,是个好好先生。实际上后来我发现,他俩已经是Y请过的素质最高的员工了。在他俩后来相继离职后,Y再找来的人专业水平都更低,品德也更差。

可是,在我刚刚加入时,Y甚至试过挑拨我和J的关系。她告诉我不要和J走得太近,因为J很快就会离开我们。J原本是我们品牌直营店的技师,这就相当于是官方的技师了。我们品牌的直营店和总部都在浦东,上海当时也是我们品牌在国内唯一有两个店的城市。而Y把J高薪挖来做自己的店长。

可是,首先Y自己也每天待在店里,她根本不需要另一个店长。其次J的性格也不适合从事管理工作,他很随和、随性,甚至自由散漫。他只是个技术过硬的技师,同时可以外出带活动,无论是市内的公路骑行或周边的山地骑行,他都同样经验丰富。我们这种品牌不能光靠卖车,哪怕上海的消费水平很高,几万块一辆的自行车也不可能卖出很多。而且和手机不同,很少人会一两年换一次车。所以相比而言,消耗品、装备、体验和服务等才是更重要的营收来源。那么每周组织一两次活动就必不可少了。

但是按照Y的说法,她给J开的是店长的薪资标准,所以J应该承担起店长的职责。这是他俩之间矛盾的根源。Y刚接手这个店时,一方面心里没底,因为她当时不懂车,也不熟悉这个行业;另一方面她又非常乐观和自信,她发现这个行业的很多经营者并不懂得做生意,普遍都太过随性。她曾不屑地告诉我,同样作为外企,和她之前任职的公司相比,我们品牌总部的行政管理水平非常业余、混乱和低效。我猜在她看来,我们品牌如果不是在自行车这个不温不火的行业,而是在她之前从事的行业,那么一定早已被竞争对手摁在地上摩擦了。那么她投身到自行车行业,不就是人们常说的“降维打击”么?

因为上面这些原因,她高薪把J挖来,是想干出一些成绩的。但是她没有料到,对于她安排给J的角色来说,性格和观念的吻合可能比能力更重要。因为J达不到她的要求,她就处处针对J,这反过来激起了J对她的仇恨。

我不喜欢Y因为她和J的矛盾而要我站队的做法,当然我没把这告诉她:我反感被卷入一切人事纠纷,这令我过得不愉快,损害我的生活质量。他们之间的矛盾他们自己解决就好,我会保持中立,也只能保持中立。当然,在另一方面,J和S天然地把我看作自己人,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打工者,而Y是老板,是和我们从根本上对立的阶级。下了班之后,我经常和S,还有后来加入的同事一起,去襄阳南路和永嘉路路口的小店吃麻辣烫。


和大多数老板一样,Y也见不得员工闲着。假如店里没有顾客,她就会找事情给我们做,比如搞卫生和盘点。由于一些历史遗留原因,我们的库存非常杂乱,而且在我工作的一年多里,仓库前后搬了两次。后来她要我们每周盘点一次,但我们从来没真正做到过。

这就是老板带队和职业经理人带队的区别:比如我在C便利店时,只要把分内事做好,剩余的时间闲着就闲着,店长不会说什么,甚至店长自己也闲着;可是假如由老板亲自带队,她看见员工闲着,就会觉得自己吃亏,无论如何都想让员工动起来。

作为名义上的收银员,我发现店里的收银系统非常落后,而且残留了大量冗余和无效数据,熟悉情况的当事人又不在了,已经无法甄别和剔除。因为店里人手少,日常分工其实很不明确,每个人都可以操作收银机,而我经常要离开收银台到仓库找货,或去接待顾客、陪顾客试骑等,因此忙起来的时候,大家卖出的货品经常忘记出库扫描。还有一些货品,比如头盔,条码只印在盒子上,当顾客试戴多只后,经手人常常胡乱地把头盔塞回盒子里,导致盒上的条码和盒里的头盔款式不一致,之后卖出时出库扫描也跟着出错。而在这些方面,Y不但不能以身作则,相反她破坏性最强,因为她向来粗枝大叶、不拘小节。林林总总的原因叠加,导致我们的收银机只能用来打打小票,系统里的库存数根本不准。

我们的常规工作时间是“996”,正常来说,每天晚上九点关门。但是常常会有顾客九点还逗留在店里。如果不是由Y亲自带队,那么对一些购买意向不强的顾客,我们可以请他们明天再来。但是在Y的带领下,有任何顾客在店里,哪怕只是个趿着拖鞋背着手散步散进来的大爷,我们也不能打烊。有时候我都分不清Y是爱这份工作还是恨这份工作,我觉得她有些做法像是在惩罚自己,顺带也惩罚我们。我们打工人当然不喜欢加班,何况J、S和我都是天性比较散漫、缺乏进取心的人,我们都不喜欢做销售。Y自己是店里第一顺位的销售,在她应付得来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有成交提成,所以从经济角度考量,我们加班其实是白加。

大概因为这些缘故,Y很重视团队建设。但我们店每天都要营业,不能关停,所以她主要采取下班后聚餐的方式。那一年我跟着她吃了不少好东西,有一次甚至还吃了海鲜自助。天哪,那次好像是在一个星级酒店的顶层或类似的地方,环境非常优雅,我却穿了一件汗渍斑斑的工作T恤。在高档场所我一向很拘谨,总觉得自己哪里露出了马脚,正被人暗暗取笑,有时连服务员的目光也能伤害我,所以我其实并没尽情享受那些福利。后来每当Y问我想去哪里吃,我都说去萨莉亚。虽然萨莉亚不能和海鲜自助相提并论,但我不必吃得提心吊胆、瞻前顾后,在萨莉亚我很放松和满足。

Y一方面不乐意看到我们有片刻空闲,有时甚至拿一些没意义的差事消磨我们;但另一方面又很舍得花钱请我们吃饭,希望和我们搞好关系。其他车店的老板大多不会这样。Y有一种过度行为的倾向:一边过度地索取,一边过度地施予;一边过度地伤害,一边过度地补偿……总之,她很难心平气和,她活在一种持续的激动中——她是个天生的斗士。


当时店里除了Y、J、S和我以外,还有几个常来帮忙的兼职。其中一个大学生L,开着宝马来上班,但是在上海,他还算不上富二代,只是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而已。他非常优秀,专业知识扎实,善于沟通,动手能力也强,还能在业余公路、“铁三”比赛中拿到好成绩。Y出钱送他到公司总部参加了Bike Fitting(单车量身设定)培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我们店唯一的Fitting(量身设定)技师。L的客单价一般都很高,Y会把一些比较专业或预算很足的顾客转给他,让他主推高端车型。因为L自身是运动员,他更熟悉车的性能和利弊,当他现身说法的时候,顾客更容易信服。而Y则在对付小白和门外汉时更加得心应手。

大约在J离职前后,Y又招来了D,后来又招来了W。W来了一段时间后,S也离职了。之后Y又招了一些人,但任职时间都不长。

D原本在一家外企做医药代表,因为喜欢骑车,所以辞了工作,想开一家车店。原本Y答应过他,将来吸纳他做合伙人。但是过了不久,Y开始对他的工作态度感到不满,然后她反悔了,连同其他的一些许诺也收回。

D认为自己被Y骗了,非常气愤。和Y闹翻之后,在2014年春节期间,他趁Y不在上海,从仓库里偷走了几辆车,按售价折合四万多元。更绝的是,偷了车之后,他还回来向Y追讨拖欠的提成,因为他知道Y手上没有自己盗窃的证据。


那年春节我们店铺恰好在升级装修,店里所有货品都搬进了仓库存放,把不大的仓库完全填满,里面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而D可能早就配了钥匙,偷车时没有破坏门锁,加上他偷的车原本并不展示在店面——有一辆是顾客付了订金的,还有一辆是顾客寄存的——所以我们过了一个多月才发觉车丢了,而仓库外面的物业监控摄像头只保留十四天的影像数据。

尽管没有证据,但所有人都知道车是D偷的。首先他一直在店里偷东西。其次他很熟悉我们的仓库,可以完全不留痕迹、无声无息地把车取走。还有,他很清楚我们店铺在装修、仓库里很乱、Y也不在上海这些信息,这是下手的绝佳时机,外人很难掌握得这么准。此外,丢失的几辆车都是他平常最惦记的,包括两辆梅花牌(Colnago)的单速公路车(光这两辆就值三万多)。D是店里唯一的“死飞党”,向来钟爱复古公路车,其他人未必对那几辆车感兴趣——他也只是收藏,不会拿出来骑——何况仓库里还有价值更高的车型。

实际上在此之前,D带着W已经侵吞了店里很多装备和零配件。有时候他们就直接把东西拿走,有时则虚报为给顾客的赠品,然后自己昧下。最初的时候,D甚至不避讳我,就像他做的事情光明正大,肯定会得到我的支持一样。我确实没有告发他,但也没有给他便利:我只是装糊涂,假装不明白他想侵占,叫他有空把拿走的货品结一下账。这之后他就明白了:我不想参与,但也不会阻止他,后来他再做这些事时就背着我了。W则在店里接私单,一些熟客来找他维修或保养车子,他收下钱不交到店里,这实际上属于贪污了。

J和S很清楚D和W做的事,他们不参与,但也不反感。事实上撇开品德不说,D和W私底下都是好相处的人:W大大咧咧,D则友善风趣。除此以外,在对自行车的爱好方面,J、S、D、W有共同的语言,聊天话题很多。在J和S看来,D和W肯定要比Y更亲近,更值得同情,所以他们和我一样没有告发也没有阻止D和W。我猜他们对在我之前跑路的那个收银员,持有的也是同样的态度。


我在和D共事期间,曾一起在张江高科参加了一期公司的基础知识培训,又一起到厦门出席过我们品牌的年度总结暨新品发布会,都是由Y支付的费用。去厦门的那次,我们住在星级酒店,吃得也很好,除了开会外,我和D还结伴游览了鼓浪屿和台湾小吃街,品尝了多种带有扑鼻的海洋风味的特色小吃。其中有包着虫子的果冻、裹着海蛎的煎蛋饼、浮着花生米的甜糊、成分不明的包馅儿鱼丸等,味道大多一言难尽,吃后绝对记忆深刻。

不过我没有告发D和W,倒不是出于和他们的交情。说到底,在店里我只是个打杂的,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店里所有同事已经同仇敌忾地反对Y了——我可能是其中最不讨厌Y的人,因为我在车店毕竟比在C便利店挣得多,工作内容也更有趣——假如我向Y打小报告,必定会被所有人鄙视和孤立,那么这份工作我就做不下去了。

尽管D有污点,但他却是店里唯一爱护Y养的狗的人。那条狗叫作Lucky(它不必用化名),当时(2013年)刚一岁,非常好动,调皮捣蛋。它几乎每天都挨J、S、W的揍,有时甚至被揍到小便失禁。Lucky刚出生时被人遗弃在我们店门外,Y把它收养了下来。它是条折耳的杂种狗,一身黄棕色短毛,下腹和四爪是白的,嘴颊窄长,耳朵耷拉下来;它的腰很细,体形像猎狗,跑起来速度很快,我都追不上。

Lucky取错了名字,它非常不幸,起码当年很不幸:面对一群又累又恨、满腹牢骚、怨气冲天的店员,而它是老板养的狗,这已经是弥天大罪,何况它还经常捣乱,那么下场就可想而知。然而D从来不打Lucky,相反经常带东西喂它吃,有时还主动带它出去遛。

我也没打过Lucky,但我对它喜欢不起来,我顶多只是发一下朋友圈,含沙射影地对那些打狗的同事表达不满。我劝Y给Lucky找一个收养人,Y同意了,可是我问了好些人,并没人愿意收养Lucky。毕竟它不是一条纯种狗,而且我能接触到的人不多,具备养狗条件的就更少了。因为我住在店里,遛狗自然就成了我的责任。每天晚上关门后,大家都回家去了,我还要做当天的账,然后牵Lucky出去遛,看它得意地到处撒尿,然后拿报纸捡它热烘烘的大便,我真的活得比狗都窝囊了。等这些事情都做完,往往已经是十一二点,感觉完全没有了私人时间和自由。


我在店里住了半年,后来W也住了进来。我不喜欢和人合住,不久后就搬了出去。通过中介,我在万体馆南边的宜仕怡家小区找了个高层的隔断房,里面五个房间各住一人,厅厕公用,没有厨房,租金1800块,这时我的收入已经可以承受。我的房间朝东北,窗外是内环高架,对面是万体馆。

这段时期,我在工作之余喜欢绕万体馆慢跑,一般每次跑十公里,也跑过一次二十一公里(“半马”)。我还喜欢逛万体馆里的联华超市。休息日我则常到宜家打发时间,因为宜家有空调,离我小区只有几百米。我喜欢缩在宜家的沙发里睡觉,最早这是没人管的,后来资本家脱下伪善的面具,专门派保安来叫醒我们——因为装睡的人叫不醒,最后被叫醒的总是我这种真睡着的人。我虽然不买家具,但经常买它一楼食超的优惠装Absolut Vodka(“绝对伏特加”),一般是一瓶酒加一瓶果汁,打折后卖100块左右。晚上我就坐在自己房间里的窗边,边喝酒边看外面繁华的夜景,这种时候我的内心竟然出奇平静。当然,也可能是酒精使我变得迟钝了而已。

之前我住在店里的时候,每周有一天休息,一般是周一到周五中的某天,假如我那天留在店里,Y就会不断地叫我帮忙,所以轮到我休息我都外出。那段时间我游览了上海周边很多地方,比如苏州、杭州、无锡、周庄、乌镇、西塘等,大多是报旅行团的一日游,早上七点从万体馆南边的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出发,同团的除我外都是大爷大妈。我记得团费很低廉,几乎都是几十块,还管一顿午饭,途中会参观几个购物点,即使不买东西导游也不会对你冷嘲热讽——不过我一般会买些便宜的特产食品。

除了跟团游以外,我还会坐地铁游上海的郊区。我记得有次去了松江的醉白池和方塔园,在里面坐了一天。还去过松江新城一个叫泰晤士小镇的地方,那里面有个湖,还有个教堂,我去的时候有十几对新人在拍婚纱照。还去过嘉定一个叫古漪园的园林里的餐厅吃南翔小笼包。当然我也逛过市中心的豫园、外滩、南京路、人民广场等。这些地方都是同事推荐的,对我来说可以打发一天时间,留下一些回忆,就是珍贵的收获。

而在周边城市和上海郊区以外,我最常去的一个喜欢的地方是复兴公园,这从我们店走路就能到。公园里有露天的茶肆,不过我没尝试过。我发现喝茶的都是些老人,而我正值打拼的年龄,应该为建设社会不遗余力,坐在公园里喝茶未免可耻。我比较喜欢坐在沉床花坛旁的木凳上看书,有时也会躺下来睡一会儿。我一般都带着驱蚊水,逗留到天黑也没问题。在复兴公园我看见过穿着热裤和抹胸、模特身材、相貌姣美的外国女孩躺在草坪上晒太阳。对此我在心里啧啧称奇,可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尊严和礼貌,我从没专门看过她们,甚至路过时还故意目不斜视。而令我吃惊的是,旁边的大爷大妈对她们也视若无睹,根本没人停下来打量两眼。由此可见上海这地方多么洋气,这里的人都见过世面的。


因为要卖车,自己就得骑车,山地活动我没机会参加,公路骑行倒是经常去的。跟店活动的时候,我会骑一辆我们品牌的铝架公路车。自己一个人时则骑一辆很旧的组装公路车。这两辆车都是Y给自己人准备的,都是很入门的车型。我尽量不碰赔不起的车,因为摔车是难免的,比如在我刚上锁鞋的时候。有一次我摔倒擦破了脸,因为伤口感染,嘴唇肿了好几天,大大地出了洋相。

我独自骑车一般在龙腾大道,那里离我们店不远。今天的徐汇滨江绿地南端,当时到了晚上是一个小型的骑友聚集地,不但有骑各类自行车的,也有骑大排量摩托的车友,在那里分享、交友和玩闹。我在北上广都生活过,上海是骑行文化最繁荣、骑车氛围最好、骑友最多的一个城市,尽管和欧美相比还远远不如。

Y经常怂恿我买车,她说要以进货价卖给我,她觉得我没有自己的车,就不会在这份工作上长久地干下去。可是即使是进货价,那也最少是我一个月的工资,这还不算配件升级和装备的费用。这么大笔的支出会让我损失一些安全感,所以到最后我也没有买。


2014年的春节前,我接中介通知,我住的房子要被银行收去,我得赶紧另找住处。于是我搬到了零陵路的一个小区。这个房子只有两个房间,另一个住客是房产中介,他就是我的二房东。我的租金是2300块,这时Y主动提出每月给我多发500块补贴,以应付增加的支出。不过我和二房东处得并不好。一般来说,合租房不能留人过夜,否则对其他住客不公平。虽然这没有明文规定,但在上海这样的文明城市,大多数租客都清楚这一点,并且会自觉遵守。可我的二房东却接了两个同事来合住,而且没有事先和我打招呼。我不知道这两人打算住多久,大约两周之后,我为这事和他们吵了一架。那两个人很快搬走了,但我再和二房东碰面,难免会觉得有点儿尴尬。

另一方面,在车店里,J和S这时都已经离职了。D和W则因为要背着我偷东西,和我始终有一层隔阂。只要他们偷,而我不偷,那么哪怕我不告发他们,他们也不会把我当自己人。而且他俩的综合素质确实不如J和S,这不仅是指专业能力方面,也包括品德操守方面。J和S比较憨直,都是老实人。J是个资深技师,同时也喜欢玩车,公路、山地、街车他都玩得来。S是个技术宅,喜欢捣鼓车多于骑车,私下里他是个“山马党”,也就是骑着山地车轧马路的人,纯属凑热闹。他俩是我更愿意接近的那类简单的人。D和W则比较滑头,更像是混社会的。D喜欢复古的窄管公路车,他是个“死飞党”,有一定动手能力,但达不到技师水平,尤其是不熟悉山地车。W则是个水平和经验比较稚嫩的技师,在老家开过一家自行车店,因为经营不下去,才到上海来打工和提升技术,刚来时他就跟着J和S学艺。不过话说回来,他们都不是坏人,就我人生经验所及,他们只是处在社会平均水平,甚至在多数车友看来,他们比Y还要更和善。

而在D和W相继离开后——D和Y闹翻了,W则因为不服从工作安排并顶撞Y被解雇——Y招来的新人也大多有问题,而且有的也偷东西。S因为离职后一直宅在家里,没去找新工作,于是被Y叫回来帮了几个月忙,后来再次离开。S是个心思简单的人,喜欢钻研技术,而Y开给他的工资也远没开给J的高,所以Y一直很喜欢他,千方百计想留住他。

这时我已经成了店里资历最长的全职员工了,尽管我其实只做了一年而已。Y私下询问我的意见,说想把我升做见习店长。但我回想起之前J的遭遇,立刻就回绝了她。实际上这时店里的人员,也不是我可以管控住的。我和Y都不懂技术,只有基础理论知识,没有动手能力,我和她组成的管理层,还是要依赖技术人员。就我所知,外行管内行,大多都会出问题——在这个最重要的方面,我和她没有互补性。偏偏Y的一些处事方式,几乎肯定会和新员工产生摩擦,实际上新的烽烟已经升起,加上我自身的性格弱点(老好人),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合作会更加艰难和不愉快——我夹在对立的两方之间将度日如年。

其实我特别难过的是,Y一直很勤奋,她长期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像打了鸡血一样投入工作。可是她的员工都和她对着干,哪怕她经常请客也无济于事。甚至那些和她对着干的人,大多也不是坏人,不是难相处的人。因为她的店和公司总部在同一个城市,她就经常跑到总部协调各种事情,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于是我从不止一个来源听说,总部的人见到她来就头痛。她在公司乃至车友圈里名声都不太好,因为她太积极和活跃,大家就说她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因为她把车店完全当生意看待,大家就觉得她不是自己人,而是一个外来的商人、资本家。但她其实并不富有,她的钱是自己拼搏得来的,她出身的家庭并不富裕。从当时的情形看,我对她确实有用,因为我和她一样,不属于骑友的圈子,我不会带着先入之见看她,我可以和她在商言商,不谈对骑车的情怀和热爱,只谈怎么对付竞争对手。此外在工作方面,我服从性强、任劳任怨,她和我搭档要比和其他人搭档轻松得多。但是这些利好的方面,正如我上面所分析的,不如利空的方面更具决定性。她会和所有人卷入斗争,而我正逐渐被夹在中间,眼看就要两头不讨好了。

Y的想法有些方面复杂,有些方面又很单纯,甚至令我无语。比如她曾经试探着问我,会不会去找别的工作,我告诉她不会,除非我决定离开上海,到别的城市去。于是她就开始怂恿我在上海找个女朋友,甚至还暗中帮我牵线搭桥……


2014年春夏之交,我向Y请辞,然后离开了上海。她尝试过挽留我,对我许了一些承诺,但是基于我对她的了解,她在许诺的时候,并不会把她将因此要求我交换的条件明确地告诉我,而这将成为她日后反悔的肇因。而且即使我愿意肝脑涂地,我的能力也应付不了她的生意面临的局面了。或许她最好是从根本上找到另一种和现在不同的运营方式,比如找一个懂技术的合伙人。

我曾有过很多雇主,也辞过很多工作,在上海的这段经历,一定程度上只是把我其他的工作经历重复了一遍而已。我不懂得改进自己,总是一次次陷入同样的境地。因为我身上的一些特质,我的绝大多数雇主都特别喜欢我,然后一步步地令我不堪重负,直到最后离开。当年我在朋友圈发过的一段随笔,或许正好可用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人生是螺旋上升的”这句话,不知道是谁最先说的,确实是很形象,只是没有提到上升的幅度很小、速度很慢。过往的人生总是重重复复,交往过的人也重重复复,只是每次换了名字和样子而已。实际上人们没有个性这种东西,只有和你的关系。比如你交了一个女友,然后渐渐发现,她竟然越来越像你的上一个女友。当你为此震惊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误会了:你的两个女友并不相似,只不过她们都扮演了“你的女友”,而这个角色塑造了她们,把她们共同的方面呈现给你,就像不同的演员在不同的影视作品里扮演同一个人物时,他们的表现肯定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当你意识到这点之后,你就可以蛮有把握地声称,你的下一个女友也将和现在的女友相差无几。从你交上第一个女友时起,你其实已经在和最后一个女友交往。你到了一个新公司上班,看到新的上司和同事,不用说,他们很快会变成你以前的上司和同事。你已经可以预料会被怎样对待,你可以预言将经历些什么,因为他们只是你的人生的演员们。你终于领悟到这个世界的结构:这些人都是以你为圆心的圆,他们的半径就是和你的关系。自然了,同样的半径上可能重叠着很多个圆,这不是一组平面的图形,而是你螺旋上升的人生的一个切片。难怪人们羡慕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因为他们的目光不穿过表象,他们的思想不抵达实质。他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他们认识的每个人都是陌生人。他们把同样的痛苦和快乐经历了无数遍,每一遍都像是初次经历。

---202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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