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看了一下会议日程表，我的发言题目这一栏写着“待定”，现在仍然是待定。

这个会议主题是关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请来了不少汉学家，这个让汉学家来说比较合适，我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发言题目待定，发言内容也是待定。刚才张清华教授对我说，如果你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就谈谈你最近在读些什么书。我说可以。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的两三个月时间里我都是在读关于西藏方面的书，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四月份我去法国和意大利为《兄弟》做宣传的时候，刚好是奥运火炬在巴黎被抢事件之后，几乎所有的记者都会问到关于西藏的问题。当然他们很有礼貌，都是在采访结束前的最后一个问题，他们说很抱歉，最后问一个与《兄弟》无关的问题，就是西藏问题。我去过西藏，也读过一两本关于西藏的书，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也回答了，西方的记者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不了解，他们听到我的回答感觉很新奇，因为和西方的主流看法不一样，其实我所说的也就是一些皮毛而已。回国以后我买了一些西藏方面的书，也借了一些，其中有一本内部发行的书《藏区政治史》，我想把正反两方面的书都读一读。然后我又去欧洲了，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跟欧洲的记者们好好谈谈西藏了，结果没有记者关心西藏，他们问的都是中国的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这个我要说明一下，在座的中国人里面有人听到我这么说可能会觉得西方社会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在我看来这很正常，全世界的媒体都是这样，都热衷报道负面的，我们自己媒体对毒奶粉的报道比所有外国的报道加起来还要多很多。德国很重要的报纸《时代周报》，有点像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不是那种八卦报纸，他们的总编辑告诉我，他们负面报道最多的是汉堡，因为这家报纸在汉堡，比对德国的负面报道多几倍，而对德国的负面报道又比对欧洲的多几倍，对欧洲的负面报道又比对中国的多几倍。

刚才扯开去了，我举前面这个例子是想说中国的变化之快，别说外国人跟不上，连我作为中国人也跟不上。我刚刚关注一个热点，结果已经是冷点了，别的热点呼呼冒了出来，我还不知道。我想这也是阅读跟不上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表现。前不久曝光出来的在奶粉里放三聚氰胺的事件，这两天媒体上热衷报道在水产品里放甲醛——就是那个在医学里面不让尸体腐烂的福尔马林，水产品为了保鲜几乎都是这样，它和三聚氰胺一样，都是公开的秘密。它在业内不是秘密，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才是秘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我觉得负面报道多不是坏事，一方面我们有权利充分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负面报道会引发人们的正义感，生气或者愤怒都是正义感的表现。现在流行一个词汇叫正能量，其实很多正能量是面对负能量时被激发出来的，所以文学作品应该努力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中国不缺正面报道，也不缺负面报道。关键在于怎么去看这些报道，我前面说了人们可以在负面报道里激发出正义感，反过来也一样，有些人会从正面的报道里读出消极的情绪。《兄弟》法文版出版后，一家法语报纸发表了一篇书评，书评作者最后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一些中国朋友反复告诉我，余华，这个四十八岁的中国作家，在《兄弟》里面表达的不是中国最美好的一面，这位作者接着写道：“这就对了，这恰恰说明中国文学已经从无产阶级专政中解放出来了。”这个理解很有意思。

这是我大概半年来的经历，这半年我也读了一些文学作品。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我在八十年代开始写小说，一边写小说一边读小说。我中学毕业前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那时候没有文学作品，“文革”时期读不到文学作品。八十年代开始大量出版文学作品，所以我是一边写一边读，读的主要是外国小说（我不会外语，读的是翻译作品），我读的基本上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那些作家的作品。八十年代是中国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一个高潮时期，我当时读了大量这样的作品。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有出国的机会，一个尴尬的问题出来了。比如说到了德国，德国的记者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所读过的德国作家有哪些？我只能说出歌德，或者再年轻一点的，像海因里希·伯尔、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这样的作家，而再年轻一代的德国作家我完全不了解。我在法国也面临这样的境况，在美国也一样。那个时候我很武断地说，我们中国没有翻译西方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直到有一次我和聂震宁一起去莫斯科大学做一个演讲，我说完之后聂震宁有一个报告，里面提到了“二十一世纪最佳外国小说评选”的活动，从他谈到的目录中，我看到包括俄罗斯的当代文学在内我们都已经翻译出版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了，都是活着的作家的作品。我当时感觉很羞愧，我此前在国外是胡说，其实我们已经出版了很多当代的，包括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还有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可是我告诉外国记者没有出版，都已经出版了那么多了，我还以为只有歌德、但丁、巴尔扎克他们，所以我开始阅读和我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

我注意到了一个英国作家，叫伊恩·麦克尤恩，我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在西方世界很有影响力，我可能是在德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又在别的国家听人提起他，他比我大十岁左右。此前我有一个误解，认为西方文学不可能一直长盛不衰，后来发现我错了。现在中年一代的西方作家，依然很强大。我所读到的，包括伊恩·麦克尤恩这样的作家，还有其他作家，一个个都很厉害。伊恩·麦克尤恩有一点很了不起，可以说是他写作的美德，他的小说，出发的地方都很小，但他写得很大。或者说他善于从特殊处出发写出普遍性，这是他独特的地方。两个月前我刚刚读完他的中文本《在切瑟尔海滩上》，我很高兴，这本书的法文版八月份才出版，而中文版六七月份就出版了。现在中国在出版西方重要作家的新作方面，已经跟西方国家同步了。

我今年六月去日本为《兄弟》做宣传，我想我应该读读日本的当代作家，到了日本不能老是谈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了。然后我就上街去买日本小说，想买两个人的作品——村上龙和村上春树。村上龙的作品买不到，我知道他出过两本书，他的书在中国的销售不是很理想，可能没有再加印。村上春树的书太多了，几乎全部都在中国出版了。为什么我想读村上春树的小说？我去过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他的作品在那些国家都很受欢迎，这是一个奇迹。况且他是一个东方作家，东方和西方在文化上是有差异的。我买了四本他的书，当然有他那部最著名的《挪威的森林》。读完《挪威的森林》觉得写得非常好，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我在去日本前的半个月又读完了他的《海边的卡夫卡》和《舞！舞！舞！》，印象深刻。读完《挪威的森林》，我以为这就是村上春树的风格，后来读了他的其他作品，才知道《挪威的森林》是他作品中的另类，他的其他作品都或多或少有超现实主义的意味。我六月在日本的时候，文艺春秋的编辑告诉我，日本正在筹备一个文化活动，就是纪念《挪威的森林》出版二十五周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日本人都认为，最近这三十年来，《挪威的森林》是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日本小说，所以要纪念它。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知道《挪威的森林》刚刚出版时，卖到十万册的时候日本的批评界还是一片赞扬，但是超过一百万册的时候，这部小说遭到了日本批评界和文学界的憎恨和厌恶，此后村上春树和日本文学界脱离了关系。二十五年以后，日本文学界重新承认他，要给他搞这么隆重的一个活动。我觉得他的命运有点像纳博科夫。纳博科夫的小说都是现代主义的，只有一部《洛丽塔》是相对比较传统的，这是他作品中的另类，同时也表现出他叙述时的强大功力。这是很奇怪的，可能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时候一个作家突然脱离了自己熟悉的套路写了一本书以后，反而能够更为长久地流传。

这两天我在读帕慕克的《雪》，他用的是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写下了这本书。《雪》可能是帕慕克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当然这和土耳其的政治宗教有关，这本书成了一个事件，帕慕克因此受到法庭判决，引起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这本书就在西方火了。土耳其这个国家处于欧亚交界处，伊斯坦布尔的一部分就在亚洲，和欧洲隔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座大桥连接欧洲和亚洲。这个地方历史上战火不断，又是东西方文明交汇和冲突之处，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之间的世俗主义和宗教信仰间的矛盾，在这样一个矛盾如此突出的国家里，帕慕克的作品里不可能没有政治的东西，不可能没有文化和人道主义冲突的东西。《我的名字叫红》是他的另类作品，可以说是一件艺术品，叙述优美很有意境，可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不怎么样。这部小说是由不同的人讲述出来的，可是不同的人说话的腔调和句式都是一样的，说白了就是帕慕克的腔调。你们看看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不同人不仅说话腔调不同，视觉也不同，那个乡村医生抬头看着山路时觉得那是一条断胳膊扔在那里。

但是《雪》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帕慕克在叙述时显示了好作家的作风。我举一个例子，书中的主人公叫卡，他到了一个叫喀瓦市的边远小镇，他没有任何准备，当地报纸就登了说他晚上要在民族剧院的演出中朗诵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雪》。整个过程写得很有意思，卡对那个报纸（发行量只有七十多份）的主编说，我没有这样的诗，也不准备写这样的诗。而主编回答道，你肯定会写，在我们土耳其只要在报纸上先登了，事情就会发生。那时我就在想，他们如何让卡去朗诵？这是一个好的小说家的表现。卡根本就不愿意去，他去就只是为了他爱恋的一个叫伊贝科的女人。这个女人跟他年龄一样大，他们以前是大学同学，她离婚了，所以他想去追求她。伊贝科的父亲开了一家旅馆，卡就住在她父亲的旅馆里面。那天晚上伊贝科的父亲请他吃饭，他边上坐着伊贝科，他手捏着她的手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当时电视里面正在直播那个晚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当时土耳其世俗政府要求大家把头上的头巾去掉，包头巾的人不能进学校，而宗教分子则反对，当时有这么一个冲突。这个时候，伊贝科的父亲就对卡说你应该去朗诵，因为晚会上已经反复报了“一个流亡德国十二年的大诗人卡回来了”。其实卡就是一个三流诗人，在德国混日子的那种诗人，他并不是一个在德国出名的诗人。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一直都在劝卡去朗诵，他就是不去，最后家中的女佣端着一锅汤，问还剩下一点汤你们谁要？这个时候卡在心里说，我打一个赌，假如伊贝科说她想要这个汤的话，那么伊贝科肯定会和我结婚，肯定会跟我去法兰克福，我们会在那里生活。这样的话我愿意去朗诵。结果伊贝科说我要，卡就去朗诵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细节，就是一个人根本就不愿意去，但是最终突然愿意去了，而改变想法并非是大家劝说的结果，而是一个小迷信的打赌，从叙述上来说，不是在一条一条的直道上改变了，是突然出现一条岔路改变了，小说家的才华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表现出来的。

---2008年10月16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