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锡章教授说他今天有一堂课让我来参与一下，我以为他在台上讲，我在下面听，偶尔插一下话，结果他说了一分钟就坐到下面去了。这是突然袭击，我不知道说什么，他就即兴给了我这个“文学与人生”的题目，他说：“纵论文学、纵论人生、纵论天下都可以，纵论自我也行，大家欢迎！”他说完欢迎就心安理得地坐在同学们中间，看他这个架势，死活不会上来了，要我替他上课。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里反面人物的一句经典台词“中了共军的奸计了”。

我只好在这里纵论了，我今天不纵论天下，也不纵论文学，文学我说得太多了，已是陈词滥调，我就纵论人生，纵论自我，稍带一点文学。我在想从什么时候说起，是从三十年前说起呢，还是从三年前说起。我想想三十年前我在干什么，需要两个小时来回忆，回忆健全了，下课铃声也响了。

那就从三十年前说起吧，一边说一边回忆。一九八七年我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年深秋的时候我去北京，参加《北京文学》的改稿会，带去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初稿。好了我知道说什么了，今天我要和你们说说我的文学和人生的故事，我能够走到今天，一个人和一本杂志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在浙江海盐河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写完初稿的，写完以后我很兴奋，觉得自己写下了一篇以前从来没有写过的小说，然后我拿着这篇小说去参加《北京文学》的改稿会。当时《北京文学》的主编是林斤澜，副主编是李陀和陈世崇，当时中国文学界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之后又有新的声音出现了，《北京文学》想发现新声音的作家，他们就向全国征集小说稿，结果小说稿像雪片一样飞进了《北京文学》编辑部，编辑们个个看花眼了，也没有发现他们期望中的新声音，但是改稿会已经宣传出去了，不办不行，只能在征集来稿的作者里找几个，再找几个他们原来的作者，都是青年作者，我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这可能是李陀心血来潮想出来的点子，他想编一期“青年作家专号”，就是一九八七年做第一期，他觉得中国文学到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不少令他惊喜的作品，他相信会有更多的新气象的文学作品出现，他对当时文学走向的判断是准确的，我们这一代作家就是在一九八七年后集体崛起的，但是通过《北京文学》向全国征集青年作者并且想从中找出几个韩少功、几个史铁生、几个莫言、几个马原，那是痴心妄想。

当时林斤澜和李陀都是挂名的，基本上不干事，干事的是陈世崇，我一九八三年底去《北京文学》改稿会的时候就认识陈世崇了，他那时候刚从小说组的组长升为编辑部副主任，他对我一直很重视，从一九八四年我在《北京文学》发表小说以来，每次《北京文学》开笔会，陈世崇都会叫上我。

一九八七年《北京文学》第一期的“青年作家专号”是李陀做的，所以他很认真地参加了那个改稿会，住在上园饭店，他就是在那里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李陀看完后很兴奋，跑到我房间来，坐在沙发里和我聊天，他在赞扬《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时候，还说到了几篇我以前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小说和散文，他说傅锋、陈红军和章德宁如何向他推荐我，他读了我这些此前的作品觉得一般，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一般，所以我后来出版的集子里一篇也没有收入。但是傅锋、陈红军和章德宁认为我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青年作者显然没有错，我是《北京文学》从自由来稿里发现的作者，所以《北京文学》对我格外重视。当时发现我的编辑是王洁，后来她调走了，傅锋把我接了过去，章德宁是小说组的组长，是二审，每篇小说都要过她这一关才能到陈世崇那里，章德宁没有否决过我的任何一篇小说和散文。后来章德宁做了《北京文学》的社长，其他人也都先后离开了，等章德宁退休以后，《北京文学》和我就没有联系了。

《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而且是头条。由于李陀的大力宣传，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后来我又写了一些中篇小说。李陀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自己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但是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是《收获》，他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我给你推荐到《收获》去。《收获》在一九八七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连着发表了我的两个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钟山》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发表的《河边的错误》也是李陀推荐给范小天的。我前面说我能有今天，是一个人和一本杂志帮助了我，这一个人就是李陀。

一本杂志呢，不是《北京文学》，是《收获》。为什么这么说？《北京文学》人事变动频繁，不像《收获》始终是李小林当家做主。李陀和林斤澜被赶走以后，我给过他们一个中篇小说，章德宁和陈世崇都签发了，可是被那时候的主编否决了，后来在《收获》发表了。我记得当时陈世崇搬了新家，我去看望他，他很高兴，提到我的稿子被退还的事，他摇头叹气。我后来很知趣，没再向《北京文学》投稿。

《收获》一九八七年第五期发表《四月三日事件》之后，我收到了肖元敏的一封很厚的信，当时我的责任编辑是肖元敏。她在信里说《一九八六年》准备在下一期发表，只是里面有很多描写太残忍，担心发表以后会招来过多的批评，可能会对我不利，所以她在忠于叙述风格的情况下给我做了很少的删减。我看了一下，确实不多。如此认真的编辑，今天已经找不到了。她把原文抄在信纸上，把改动的抄在下面。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之类的，什么都没有，就一段一段地抄，最后问我是否同意。我很吃惊，肖元敏那时是一个大编辑，她编辑过很多著名的小说，对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如此尊重，我当然同意了，告诉她只要给我发表，全删掉都可以。编辑的认真其实也是《收获》的一个传统，巴金留下来的一个传统。

一九八七年十月，《四月三日事件》发表不久，《一九八六年》还没有发表的时候，我刚好去上海，就去了《收获》编辑部。上海作协院子里有一幢楼，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走到二楼遇到一个人下来，问他《收获》在哪里，他说在楼上。我走到三楼有一个对着楼梯的门虚掩着，门上贴了《收获》杂志的一个封面，我想应该就是这里了。我敲敲门，有个声音说请进，我推开门，里面只有一个女编辑在办公桌前看稿子，我问她肖元敏在吗？她说我就是。我说我是余华。肖元敏笑了，起身给我搬了一把椅子，让我坐在她对面，我们两个开始聊天。她告诉我，李陀把我的中篇小说推荐给他们时还要求他们读一读《北京文学》第一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肖元敏说有一天李小林在办公室里到处找这一期的《北京文学》，找不到还问肖元敏，肖元敏说她拿回家去读了。我们正说着话，程永新进来了，他也是我的编辑，他编辑了一九八七年《收获》第五期的“先锋文学专号”。程永新那个时候也就二十多岁，年少俊美，是上海巨鹿路上的潘安，再看看现在的程永新，岁月对潘安也是一把杀猪刀。那次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上个月在澳门，程永新和我一起回忆八十年代，他说我们这一批作家的稿子寄到《收获》以后，他、李小林、肖元敏他们当时都觉得我们这批作家每个都有一股气势，感觉真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所以他们连着两年都做了“先锋文学专号”。

我有超过七成的小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每次去《收获》编辑部，李小林都会对我说，你的小说不能寄给别的杂志，只能给我们发表。我当然愿意了，愿意在《收获》上发表。但是范小天有意见了，给我写信，说你给《收获》那么多篇了，也不给《钟山》一篇，所以我也得给范小天寄一两篇小说过去。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小说在其他文学杂志上发表不了，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现在看来没什么问题，可当时不是这样，别的杂志是不敢发表的，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这个题材是卖血的，在一九九五年还是比较敏感的。《收获》是巴金的《收获》，他是杂志的主编，虽然李小林当家，可巴金这个名字挂在那里，就是一种力量，我们这些作家就是在这个力量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

我一直认为巴金没有看过我的作品，但后来李小林告诉我，像你这样作家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作品，都是要让她爸看一下的。《许三观卖血记》正式发表前，巴金正在杭州休养，李小林看清样的时候给他念了《许三观卖血记》。

这次在澳门，程永新还透露了一个细节，当年《收获》发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后，招致很多批评，说它是黄色小说，倾向也有问题。编辑部压力很大，巴金就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小说确实有点“黄”，这个“黄”用了引号，但是这是一篇好小说。

巴金去世以后，好像是二〇一二年底或者二〇一三年初，我们这些《收获》的老作者还有一些《收获》的新作者在上海开会，会后李小林带着我还有苏童几个人去她家参观——现在是巴金故居了。李小林亲自当讲解员，我印象最深的是巴金的书桌，刚开始蛮大的，后来年纪越大书桌越小，最后就那么小了，和我上中学时的单人课桌差不多大，可能是巴金觉得书桌太大了不适合写东西。巴金在“文革”结束以后写《随想录》时的书桌就是最小的那张桌子。

第二天我给李小林发了短信，说我们这一代作家很幸运，这是因为巴金的长寿。巴金气管切开以后又在病床上煎熬了很多年，那样的生活是很痛苦的，他自己说过长寿是对他的惩罚。但是巴金的长寿，让我们这一代作家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我觉得当时的极左派们很想把我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但是我们后面有《收获》，有巴金，我们都没去西伯利亚，最北也就是跑到东北，参加完一个活动又跑回来了。

我是一个幸运的作家，在需要遇到一个人的时候，遇到了李陀；在需要遇到一本杂志的时候，遇到了《收获》。李陀和《收获》让我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李小林经常对我说，你是我们《收获》的人——意思是你不能把小说拿给别的杂志发表。

我回忆了一下，我在《收获》发表了那么多小说，都是寄过去以后就发表，不需要修改，只有《在细雨中呼喊》是例外，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写作的时候自己觉得前面一半写得不错，后面一半就不自信了，当时心想也许《收获》觉得后面一半也不错，就坐上火车去了上海，拿到《收获》杂志编辑部去。当时这部小说跟你们现在读到的版本不一样，现在前一半还是一样的，后一半完全重写了。李小林对前半部分很满意，但对后半部分很不满意。可能我当时也急于想发表一个长篇小说（证明自己），我是从短篇小说开始写，写到中篇小说，发现中篇小说已经会写了，然后就尝试去写长篇小说了。李小林不接受，她让我很感动的是，她对我说，这部小说要是别人写的，我现在签发，下一期就出来了，因为是你写的，你就得回去给我改好了。

这是我在《收获》第一次遇到批评，程永新陪我出去，他边走边安慰我，说前面是大手笔，后面马马虎虎。他没说后面写得差，而是说马马虎虎。然后他在《收获》附近找了一家小餐馆请我吃了午饭。那些年我和苏童、格非把《收获》附近的小餐馆都吃遍了，都是程永新拿《收获》的钱请我们吃的。

李小林让我回去想想怎么改，说她再和程永新、肖元敏三个人商量提出修改意见。我回到嘉兴，当时虽然没有高铁，但是从嘉兴去上海坐火车还是很方便，我到上海都是住华师大招待所，格非当时在那儿教书，每次我或者苏童、马原到上海，程永新就会让格非订一个招待所的房间。差不多一个月以后，他们三个人讨论好了修改《在细雨中呼喊》的方案，让我去上海编辑部和他们开会，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后半部分怎么修改。其实我在嘉兴的一个月里已经想好了后半部分怎么重写，所以我一到《收获》编辑部，他们还没说话我就宣布后半部分不要了，我要重写，所以他们不用提意见了。李小林说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我说刚刚决定重写，李小林说好吧，那就不提意见了。然后我们坐在编辑部里闲聊，快到中午的时候，李小林回家，肖元敏去了食堂，程永新带着我去巨鹿路周边找餐馆吃饭。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和秋天，我在嘉兴重写《在细雨中呼喊》的下半部分，当时进入状态了，自信也回来了。当我修改完带着稿子坐火车去上海已是九月下旬，《收获》这年的第六期已经发稿，我走进编辑部的时候，李小林和肖元敏在那里，程永新没在，她们两个看到我背着包进来就知道我改完了，李小林问我下半部分改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她又问我和上半部分比呢，我说一样好。李小林还没有读我修改过的稿子，当着我的面就和肖元敏商量把第六期哪些稿子撤下来，肖元敏拿着我的手稿计算有多少字，两个人商量撤下哪些作品，然后把《在细雨中呼喊》放进去，当时李小林说要发头条，目录和内文都是头条。现在二十六年过去了，我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万分，一个编辑如此信任一个作者，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信任是此前一篇又一篇小说的合作建立起来的，李小林了解我，当我对自己的作品充分自信的时候，肯定是让她满意的作品。

接下来讲讲《活着》。一九九二年初的时候，我在北京十平方米左右的家里睡午觉醒来，脑子里出现了“活着”这两个字，觉得这是一部我一直想写的小说的题目。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题目，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什么，我想写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关系，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愿望，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写，直到《活着》这个题目出来以后，我开始写了。“文革”时宣扬“主题先行”，人物都要高大上，都是英雄人物，中间人物也不能写，如果你小说里的主角是个不好不坏的人物，也会受到批判。“文革”结束以后文学界对“主题先行”进行过猛烈的批评，后来我发现也没有道理，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何方式都可以写出好作品，《活着》对我来说就是一部主题先行的作品。很多人把《活着》视为我写作风格转变的作品，前一年发表的《在细雨中呼喊》基本上延续了我先锋文学时期的叙述风格，《活着》在叙述上确实转变了，这个转变不是说我想转变就能转变的。有时候写作和人生一样，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就像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开始是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叙述的，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写福贵的一生，语言也是《在细雨中呼喊》语言风格的延续，结果写不下去，写了一万多字之后就感觉不对。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经验了，知道自己感觉不对的话肯定是出问题了，虽然是什么问题并不知道。后来尝试用第一人称来写，让福贵自己来讲述，很顺利写完了。

小说里的福贵是一个农民，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念过三年私塾，毕竟是地主的儿子。但是三年的私塾是不够的，可以说他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所以他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应该是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不可能用大学教授的语言来讲述。我一直在寻找最简单的语言，刚开始比较谨慎，不确定这样的语言行不行，慢慢地找到叙述语调以后，就很顺利了，一切都顺利了，就知道他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述。

我一直以为《活着》是很容易翻译的，因为它的叙述语言是最简单的中文，后来我的日文译者饭塚容教授告诉我，《活着》很难翻译，他说《活着》的语言确实简单，可是很有味道，要把这样的味道翻译出来很难。

我在写《活着》的时候已经意识到用简单的语言叙述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这部小说的语言越出了我此前熟练掌握的语言系统，时常会因为一句简单的话耽搁几天，因为找不到准确的表述语言。举个例子，有庆死后的那个段落，福贵把有庆背回家，埋在屋后的树下后，站起来看到月光下的那条小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写下那条小路在那一刻给了福贵什么感受。小说前面几次写有庆跑步去县城，有庆要割羊草，经常要迟到了才急忙往学校的方向跑，把鞋跑坏了，福贵骂他，说你这个鞋是吃的还是穿的。后来有庆每次跑向学校的时候就把鞋脱下来拿在手上，赤脚跑到学校去，由于他每天都要跑着去学校，后来在学校举行的长跑比赛里拿了冠军。因为前面有这样的描写，而且福贵又一次次看着他这样跑去，所以当福贵把孩子埋在树下，再站起来看到那条月光下的小路的时候，是不能不写福贵的感受的，必须要写，这是不能回避的。可怎么写呢？我记得自己以前用各种方式描写过月光下的小路，有些是纯粹的景物描写，有些是抒情的描写，也用过偷梁换柱的比喻，比如我曾经这样描写过月光下的道路，说它像是一条苍白的河流。但是这次不一样，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刚刚埋下，极其悲痛，他看着那条月光下的小路，我知道只要一句话就够了，多了没有意义。那时候我个人的感觉是，写一句到两句话把福贵悲痛的情绪表达出来就够了，好比是格斗里的最后一刀，如果写一千个字，那就是对格斗的铺垫了，不是最后一刀。福贵是一个农民，他对那条小路的感受应该是一个农民的感受，我写不下去，耽搁了几天，找到了“盐”的意象，盐对农民来说是很熟悉的，然后我写福贵看到那条通往城里的小路，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想想那是怎样的一条月光下的小路，撒满了盐，这个意象表达的是悲痛在无尽地延伸，因为盐和伤口的关系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到的，所以当一个作家用朴素的语言写作时，其实比用花哨复杂的语言更困难，因为前者没有地方可以掩饰，后者随处可以掩饰。

我是在北京写完解放前的部分，回到嘉兴写完解放后的部分，然后像以往一样背着稿子坐上火车去了上海。那个时候我写完长篇小说都是坐火车去上海送到《收获》编辑部，中短篇小说就不亲自送了，都是邮寄过去。当时我很兴奋，觉得自己写下了一部崭新的小说。

去年七月在长春的会议上，李洱还回忆起当初我带着《活着》的手稿走进格非宿舍时的得意表情，程永新让格非给我订了华师大招待所的房间，他自己在格非的宿舍里下着军棋等我，当时李洱还没有从华师大毕业，他也是格非宿舍里下军棋的主要成员，李洱记得我走进去时向正在下军棋的他们宣布我写下了一部题为《活着》的小说，我当时对这个题目沾沾自喜。

后来我和程永新去了华师大招待所，我记得那个房间有四张床，我和程永新各占一张，我逼着程永新马上读完。程永新靠在床上读，我在另一张床上躺着等待他的反应，他中间去了几次卫生间，我听到他在里面处理鼻涕的声音，我以为他感动得哭了，结果这小子每次出来时都说自己感冒了，让我很失望。终于等到他全部读完，已经是晚上，他总算说了一句赞扬的话，说结尾的景色描写很美。我很不满意，问他难道前面写得不好？他说前面也很好。我问他什么时候把稿子给李小林看，他说明天上午就送过去。

程永新把稿子送给李小林以后，我们在格非的宿舍里下了两天军棋，我问程永新，李小林应该读完了吧？程永新说不知道，我说你去打个电话问问。我们两个人在华师大里面找了一个公用电话，那时候是傍晚了，程永新把电话打到李小林家里，谢天谢地，李小林已经读完了，我在一旁听着他们两个人用上海话交换意见，李小林先是说余华的风格变了，程永新“嗯”了两声后说这部小说比较写实。那时候是九月份，我听着李小林和程永新在电话里商量第六期就发表，而且发头条。我很高兴，发头条意味着李小林很欣赏这部小说。

我在华师大招待所又住了两天，与格非、李洱、叶开他们几个下军棋，因为到了《收获》发稿的时间，程永新忙上了，不能过来加入我们之间的军棋大战。我现在告诉一个你们不知道的事，《活着》这部小说是我自己编辑的。我在华师大下着军棋，心里却想着程永新把我的小说编好了没有，所以就一个人去了程永新家，当时他住在浦东，我敲开他家门时他刚开始编辑《活着》，手里拿着一支红笔，我对他说，把红笔给我，我自己编。就这样，我坐在程永新家里的书桌前，他站在我身后，指导我用红笔怎么处理字体的变化和段落的变化，我在他的指导下顺利完成编稿，他夸奖我说，你编得好。

《收获》在“文革”结束后复刊，是所有作家投稿时的首选，可是没有一个作家不被《收获》退过稿，我差点成为唯一没有被《收获》退稿的作家，结果程永新坏了我的好事。我在嘉兴的时候把《夏季台风》寄给他，过了十几天我给他打电话，他不在编辑部，我把电话打到他家里，他接电话时声音有气无力，说生病发烧了。我问他《夏季台风》读完了没有，他说读完了，我问他怎么样？他回答犹犹豫豫，给我感觉是他不太喜欢这部小说。那时候我刚好收到范小天的信，他在信里抱怨我忘记《钟山》了，只知道给《收获》写稿。我就让程永新把《夏季台风》退给我，我寄给了范小天，范小天给我在《钟山》上发了头条。后来我对程永新说，这是你编辑生涯里的一个失误。当然我是开玩笑，程永新发烧的时候读《夏季台风》，那时候他对女人都没兴趣了，怎么可能对台风有兴趣？那时候即使苏童的《妻妾成群》到他手上也很可能被他退了。

继续说《活着》。这部小说发表好几年以后，我有时会想，当时怎么就把第三人称换成第一人称了？可能就是一条路走不通了，换另一条路。我曾经觉得这只是写作技巧的调整，后来意识到其实也是人生态度的调整。像福贵这样的一生，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除了苦难就没有别的了，但是让福贵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苦难的生活里充满了欢乐，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曾经是那么的美好，虽然一个个先他而去。《活着》告诉我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

我再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好多年前有一个上海首富，他是从一家馄饨店起家的，后来成了上海首富，因为诈骗等罪名被抓了进去。他在被抓之前，其实已经知道了，他在上海的公司是一幢几十层的大楼，他站在自己巨大的办公室落地窗前，看着下面工地里的建筑工人。我不认识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人认识他，他在被抓之前，这个人去看他。他站在窗前告诉这个人，真想自己是下面工地里的建筑工人。建筑工人虽然很辛苦，可是没有牢狱之灾在等待他们。

我们有时会在街上看到一个乞丐，你很同情他，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全是不幸的，他也会有属于他的幸福时刻。再看看现在的特朗普，耀武扬威，可是刚签下一条行政令就被法官判决无效，接着又深陷通俄门。我们中国人对他的评价很有意思，说特朗普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特朗普很威风，可是常常焦头烂额。所以我再说一遍，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

该到《许三观卖血记》了。从哪里说起呢？我年轻的时候看过海明威的一个访谈，海明威说他所有的长篇小说都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写着写着刹不住车就变成了长篇小说。我当时认为海明威是在扯淡，作家谈创作的那些话都是丢给你们的西瓜皮，让你们踩着以后越滑越远，还让你们摔个嘴啃泥。可是我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发现海明威这次没有扯淡。为什么呢？因为《许三观卖血记》开始的时候也是当成短篇小说来写的，刹不住车后变成了长篇小说。

一九九四年下半年的时候，我突然想给《收获》写六个短篇小说，然后在一九九五年每期发表一篇。我先是给程永新打电话，我说你们明年给我拿出六期的版面来，程永新很高兴，以为我要在《收获》开个散文专栏，我说不是写散文，是写六个短篇小说，你一期给我发一个。程永新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如果你是写散文开专栏是可以一期发一个，小说没有这样的规矩。我说那就给你们创造一个新的规矩。最后程永新说你先写着吧。然后李小林来跟我说，你给我们写六个短篇小说我们很高兴，但是能不能一期发三个，这样两期发完。我说不行，就要一期发一个。现在想想，《收获》从来不是一个刻板的杂志，以前没有过的以后可以有，还有他们一直纵容我，让我写作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其实那时候我并不是很出名，准确说只是属于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在《收获》那里，作家名气不重要，作品质量才重要。举个例子，当时文学杂志的稿费标准不一样，王蒙拿二十元一千字的话，我只能拿十元一千字，可《收获》不管作家的名声大小，都是千字三十元，当时他们的稿费是最高的。

《收获》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发表的是《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短篇。第二期是《他们的儿子》，苏童说他喜欢这个短篇。第三期就是《许三观卖血记》，到了第三期快发稿的时候，程永新给我打电话，说新短篇写得怎么样了。我说写了一万多字，好像只是一个开头，可能是中篇了。程永新说中篇好啊，那就第四期发吧。到第四期发稿时，程永新的电话又来了，说中篇写得怎么样了。我说是长篇了。程永新说长篇更好，就第五期发吧。后来是在第六期发表的。

刚才你们有人说到《第七天》，这是胡思乱想的产物。我经常胡思乱想，作为一个人这可能是缺点，但是作为一个作家，胡思乱想就是优点了。有一天我想到一个开头，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有一个人死了，接到殡仪馆的一个电话，说你火化迟到了。尸体火化还有迟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头，几天后我就坐在桌前写了。因为我有这个构思已经很久了，《兄弟》写完以后就有了，当时我觉得只写下一本《兄弟》不够，中国社会太丰富了，之后我写过一部非虚构的书，继续表达我对中国这四十年变化的看法和感受。用非虚构的方式有一个优势，就是直截了当，不用拐弯抹角。说起来那部书是非虚构的，其实里面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有一些过去的事情记不清楚了，记不清楚的地方怎么办，就用虚构来过渡。写完那部非虚构的书仍然觉得不够，然后呢，当初刚刚写完《兄弟》时出现的一个愿望又变得强烈起来，我想用不多的篇幅把“文革”之后的这三十多年里发生的奇怪的事情集中起来写，我不仅想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留下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想留下一个突出的社会文本，就像城市里的地标建筑一样，人们在寻找某一个位置时会把地标建筑当成方向来辨认，文学作品里有时候也应该有地标，这是时间的地标也是社会历史的地标，几百年以后人们回过头来，想在文学作品里寻找已经消失的某一阶段的社会历史时，会需要这样的地标。

这个构思虽然有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直到二〇一三年初出现殡仪馆的那个电话，我知道可以写了，通过死者的世界来看生者的世界，我终于获得了这么一个机会，可以集中把这些东西写出来。里边写了很多人物，他们都是亡灵——写亡灵有一点不同，你不用去写他们的性格，活人你还得写出他们的不一样来，当他们都成为游魂以后，共同的命运会让他们变成同一类人。因为是在写一群游魂，所以我用十分安静的语调去叙述，只有写到生的世界时语调才稍稍活泼一些。这个小说写得比较顺利，我用七天来写七章，中国人有头七的说法，书出版后扉页上引用《圣经·创世记》开头的话，是出版社编辑加上去的，当然我是同意的，因为对于这些游魂，这七天是一个新世界开始的七天，是没有墓地的死者们的创世记。

这两三年我在国外为《第七天》做宣传时，经常有一个活动是朗诵，我就朗诵开头这一段，有几个外国的记者对我说这个开头妙极了，他们说世界文学里还没有这样的开头。最有意思的朗诵是去年五月在挪威利勒哈默尔文学节上，我和我的挪威译者勃克曼教授一起（我以前写邮件都叫他鲍克曼，几次以后他回信更正，说不是“鲍”，是“勃”，“勃起的勃”），他是奥斯陆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朋友。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在一片宽阔的草地上临时搭了一个舞台，旁边有餐厅和酒吧，很多人坐在草地上，边吃边喝边听我们在台上朗诵，我先朗诵开头那个章节的中文，然后勃克曼上去朗诵挪威文，我坐在他身后，这时候我才发现这片草地的对面，隔着一条小路是一个巨大的墓地，墓碑像树林一样密集，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在这个地方朗诵《第七天》更合适的了，我拿出手机给正在朗诵的勃克曼的背影拍了一张照片，把墓地也拍进去了。朗诵结束后，我把照片给勃克曼看，告诉他，你朗诵的时候，死去的听众比活着的听众还要多。

至于我最近在写什么，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尤其是在国外，记者们总会在最后一个问题问我能否透露一下自己正在写的小说，我说抱歉，我的小说在写完之前不愿意和别人分享。张清华昨天还问我正在写什么，我说什么都没写。我肯定是在写，但是写完之前我不会告诉别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和人谈谈自己的某个构思，九十年代以后我不会和别人谈构思，也不会去听别人的构思，当然也没人跟我谈他们的构思。有一点是可以告诉你们的，就是我有几部长篇小说写了一半搁置在那里了，这个媒体上早就报道过几次了，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搁置？我现在杂事越来越多，比如经常出国，小说写写停停，慢慢没感觉了，然后对新的小说兴趣上来了，就去写新的，新的也是写写停停，也慢慢没感觉了，又对另一个新的有兴趣了。这是我人生里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在我年轻时就找上门来了，现在还和我在一起。

一九八四年我进入文化馆，那个时候政府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经历了“文革”之后有很多老的民间艺人已经进入他们生命的末年了，再不去抢救的话就可能失去我们的民间文学。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但政府还是拿出钱来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就被派去乡下搜集民间文学。那是夏天，我戴一顶草帽，穿一双拖鞋。那双拖鞋我不断换，当时乡下小旅馆里面都放着拖鞋，我是穿着自己的拖鞋下乡的，然后我“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小旅馆里的拖鞋比我的好，我住过一个小旅馆就会换一双拖鞋。先是找软的拖鞋，觉得越软越好，后来发现软的拖鞋走路会脚疼，开始找硬的拖鞋换，那个夏天我换了一双又一双的拖鞋。我这个“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缺点那时候就开始了，到了写作的时候又不断表现出来，一部长篇小说写了一半搁下，去写另一部，另一部又搁下了，再去写一部新的，还是搁下，现在它们都在我的U盘里昏迷不醒。

我二十四岁的夏天在乡下收集民间文学时住过的小旅馆，都只有十来个房间，每个房间里有四张床，大的有六张床。夏天的时候小旅馆的房间基本上都空着，那时候的旅馆是按一张床收钱的，不是按一个房间收钱。我刚下去时，睡一张床，另外几张床空着，结果床上有跳蚤，咬得我那个痒啊，我就去睡另一张，又被咬得受不了，再换一张床，还是被咬，我一个晚上把四张床上的跳蚤全给喂饱了。我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我不换床了，就在一张床上躺着——我只能喂饱一张床上的跳蚤，不能把其他几张床上的跳蚤都喂饱了。我现在准备用这个对付跳蚤的方式来对付我那几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接下来的时间里，不再让新的构思诱惑我，不再“这山望着那山高”。然后呢，我就采用在一张床上躺着喂饱跳蚤的办法，对我那几部昏迷中的长篇小说做人工呼吸，一部一部来，救活一部，再去救活另一部。如同我不会在一个晚上喂饱四张床上的跳蚤，我也不会同时去给四部长篇小说做人工呼吸了。

---2017年4月10日 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