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性之从属地位

中国人之轻视女性的地位，一若出自天性。他们从未给予妇女以应得之权利，自古已然。阴阳二元的基本观念，始出于《易经》，此书为中国上古典籍之一，后经孔子为之润饰而流传于后世者。

尊敬妇女、爱护女性，本为上古蛮荒时代图顿民族之特性，这种特性在中国早期历史上，付之阙如。即如《诗经》所收“国风”时代的歌谣中，已有男女不平等待遇之发现，因为《诗经》“小雅”上记载得很明白：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无父母始诒。（这首歌谣的年代至少早于孔子数百年）但彼时妇女尚未降至臣属地位，束缚妇女之思想，实肇端于文明发达之后。妇女被束缚的程度，实随着孔子学说之进展而与日俱深。

原始社会制度本来是母系社会，这一点颇值得吾人的注意，因为这种精神的遗痕，至今犹留存于中国的妇女中。中国妇女在其体质上，一般地说，是优于男性的，故虽在孔教家庭中，吾人仍可见妇女操权的事实。这种妇女操权的痕迹，在周代已可明见，盖彼时一般人之族性，系取自妇人之名字，而个人之名字系所以表明其出生之地点或所居之官职者。通观《诗经》中所收之《国风》，吾人殊未见女人有任何退让隐避之痕迹。女子选择匹偶之自由，如今日犹通行于广西南部生番社会者，古时亦必极为流行，这种方法是天真而自由的，《诗经·郑风》上说：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这首诗的意思，表现得何等活泼，何等坦直而明显。《诗经》中还有许多女子偕恋人私奔的例证，婚姻制度当时并未成为女性的严重束缚若后代然者。两性关系在孔子时代其情景大类罗马衰落时期，尤以上层阶级之风气为然。人伦的悖乱，如儿子与后母的私通，公公与媳妇的和奸，自己的夫人送嫁给邻国的国王，佯托替儿子娶媳妇之名而自行强占，以及卿相与王后通奸，种种放荡卑污行为，见之《左传》之记载，不一而足。女人，在中国永远是实际上操有权力的，在那时尤为得势，魏国的王后甚至可令魏王尽召国内的美男子，聚之宫中。离婚又至为轻易，而离婚者不禁重嫁娶。妇女贞操的崇拜，并未变成男子的固定理想。

后来孔教学说出世，始萌女性须行蛰伏的意识；隔别男女两性的所谓礼教乃为孔门信徒所迅速地推行，其限制之严，甚至使已嫁姊妹不得与兄弟同桌而食。这种限制，载于《礼记》。《礼记》上所明定的种种仪式，实际上究能奉行至若何程度，殊未易言，从孔氏学说之整个社会哲学观之，此隐隔女性的意义，固易于了解。孔氏学说竭力主张严格判别尊卑的社会。它主张服从，主张承认家庭权力等于国家政治上的权力，主张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分工合作，它鼓励温柔的女性型的妇女。不消说自必教导这样的妇德像娴静、从顺、温雅、清洁、勤俭以及烹饪缝纫的专精，尊敬丈夫之父母，友爱丈夫之兄弟，对待丈夫的朋友之彬彬有礼，以及其他从男子的观点上认为必要的德行。这样的道德上的训诫既没有过甚的错误，更由于经济地位的依赖性与其爱好社会习俗的特性，女子遂予以同意而接受此等教训。或许女人的原意，是想做好人，或许她们的本意初在取悦于男子。

儒家学者觉得这种分别对于社会的和谐上是必要的，他们的这种见解也许很相近于真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给予为妻子者以与丈夫平等的身份，不过比较上其地位略形逊色，但仍不失为平等的内助。有如道教象征阴阳之二仪，彼此互为补充。在家庭中，它所给予为母亲者之地位，亦颇崇高。依孔教精神的最精确的见解，男女的分别，并不能解作从属关系，却适为两性关系的调整而使之和谐，那些善于驾驭丈夫的女人倒觉得男女这样的分配法，适为女子操权的最犀利的武器；而那些无力驾驭丈夫的女人，则懦弱不足以提出男女平权的要求。

这是孔教学说在未受后代男性学者影响以前对待妇女及其社会地位之态度。它并未有像后世学者态度的那种怪癖而自私的观念，但其女性低劣的基本意识却是种下了根苗。有一劣迹昭彰的例子可引为证明，即丈夫为妻子服丧只消一年，而妻子为丈夫服丧却要三年。又似通常子女为父母服丧为三年，至已嫁女子倘其公公（丈夫的父亲）犹健在，则为生身父母服丧只一年。典型的妇女德行如服从、贞节，经汉代刘向著为定则，使成为一种女性伦理的近乎不易的法典。此伦理观念与男子的伦理大不相同。至若《女诫》的女著作家班昭竭力辩护女子的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即女子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最后一条，当然始终未能实行，盖缘孔教的家庭制度中，母性身份颇为高贵也。当汉代之际，妇女为殉贞节而死，已受建立牌坊或官府表题之褒扬，但妇女仍能再嫁，不受限制。

倘欲追寻寡妇守节这一种学理的发展过程，常致陷于过分重视经典学说的弊病。因为中国人总是实事求是的人民，对于学理，不难一笑置之。因而实践常较学理为落后，直至满清时代，守节的妇德盖犹为仅所期望于士绅之家，意在博取褒扬，非可责之普通庶民之族。即在唐代，古文作家韩愈的女儿，且曾再嫁。唐代公主中，有二十三位再嫁，另有四位公主且三度做新嫁娘。不过这种传统观念早在汉代已经萌芽，经过数百年孕育传播，此早期传统观念终致渐见有力，即男子可以续弦，而女子不可再嫁。

后乎此，又来了宋代理学家，他们注定妇女必须过那掩藏的生活，而使妇女的再嫁成为犯罪行为。崇拜贞节——这是理学家在妇女界中竭力鼓吹的——变成心理上的固定的理想，妇女因此须负社会道德上的责任，而男子则对此享着免杀的特权。妇女更须负责以保全名誉而提高品格。这一点，男人家也常热烈予以赞美，盖至此其主眼已从寻常家庭妇德移转于女性的英雄主义与节烈的牺牲精神。早如第九世纪，已有一寡妇深受儒家学者的颂扬，因为她正当文君新寡，当她在陪护丈夫灵枢回籍途中，投宿旅舍，那个旅舍主人见色起意，拉了拉她的臂膀。她认为这条臂膀受了玷污，咬紧牙关把它割掉。这样，受到社会上热烈的赞美。又如元代，另有一个寡妇盛受奖许，因为她在病中拒绝裸显其患有溃疮的乳峰于医生，而英勇地不治而死。

到了明朝，这种守寡贞节的道德，递演而成为公家制定的法典，凡寡妇守节起自未满三十岁的任何一年龄，能继续保持达五十岁者，可受政府的褒奖而建立牌坊，她的家族并可蒙其荫庇而享受免除公役的权利。这样，不独妇女本身以其清贞而受赞美，即其亲属中之男子亦同蒙其庥。寡妇的贞节道德，不独受男人和她的亲属的欢迎，同时亦为她本人在名誉上邀取显扬的捷径。而且沾光着她们的荣誉的人，不仅限于她们的亲戚，更可及于整个村庄或部落。由于这种理解，贞节遂成为流行的固定理想，只有极少数的孤立人物偶尔发生一些反感而已。因为这个鼓励寡妇守节的训旨，致令孔教学说在一九一七年文艺革新时代被骂为“食人的宗教”。

随着孔教学理的进展而并行着的，是实际生活的不息的川流，其立足点基于社会的习俗与经济的压力，而经济压力的势力尤为大。比之孔教学说的影响更为重要之事实，则为经济权的操于男子之手。因而一方面孔教学说将妇女守节制成为宗教式的典型，而一方面珍珠、宝石却将一部分妇女转化为小老婆，为荡妇。魏晋之际，大氏族之兴起，资产积聚于少数豪贵，加以政治之紊乱，实一面促进女子嫁充妾媵之风，一面加甚父母溺毙女婴孩之惨剧，因为贫穷的父母无力担负此一笔嫁女妆奁的巨费。那时许多高官豪富还蓄有私家歌伎舞女自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放荡淫佚的生活及女人的温情的服侍，颇足以满足登徒子之迷梦。晋石崇姬妾数十人，常屑沉香末布象床上，使妾践之，无迹者赐珍珠百琲，有迹者即节其饮食，令体轻。总之，女人至此已变成男子的玩物。然中国妇女地位之如此低落，此等作祟之力，超过于孔教学说。其情形无异于古代之罗马与现代之纽约。妇女缠足制度于是乃沿着此种情况的进展而成熟。这妇女缠足制度是男人家的幻想中之最卑劣的癖性。

好像出乎情理之外，却就当这个时代，中国妇女以善妒著名。那些怕老婆的高官显宦，常带着被抓伤的面貌入朝议政，致劳君王降旨以惩罚这些善妒的妻子。晋时刘伯玉尝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得妇如此，吾无憾焉。”妻忿，曰：“君何以善水神而欲轻我？吾死何愁不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托梦语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也。”伯玉寤而觉之，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则虽盛妆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莫不自以为己丑。后世因称此水为“妒妇津”（津在山东省）。

妇人善妒的心理乃与蓄妾制度并兴，其理易见。因为悍妒可视作妇女抵抗男子置妾的唯一自卫武器。一个善妒的妻子只要会利用这一种本能的力量，便可以阻止她的丈夫娶妾，即在现代，此等例子仍数见不鲜。倘男子的头脑清楚足以了解婚姻为妇女至高的唯一的任务，他将宽容这种专业性的伦理观念，不问曾经娶妾与否。吾们有一位学者俞正燮在一八三三年早已发明一条原理，谓妒忌并非为女子之恶德，妇女而失却丈夫之欢心者，其感想仿佛职业界伙计的失却老板的欢心；而不结婚的女子，具有与失业工人同一的感想。男人家在商业场中营业竞争的妒忌性，其残忍寡慈恰如女人在情场中的妒忌，而一个小商人当其出发营业之际，他心中之欲望，宛如一商店主妇之目睹丈夫恋识另一女人。这便是女人的经济依赖性的逻辑。讥笑拜金主义的淌白姑娘者，其原因实出于不了解此种逻辑，因为淌白不过为得意商人之女性方面的复印本。她们的头脑应比之她们的姊妹为清楚，她们系抱了商业精神将其货物售卖于出价最高之主顾，卒获如愿以偿。营业成功的商人和淌白姑娘抱着同一目的——金钱——所以他们应该互相钦佩对方的清敏的心灵。

二 家庭和婚姻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著者有一次尝到苏州乡下去游玩一番，却让女人家抬了藤轿把我抬上山去。这些女轿夫拼命着要把我这臭男子抬上山去，那时我倒有些恧颜，没了主意，只得忸怩地让她们抬了这么一程。因为我想此辈是古代中国女权族长的苗裔，而为南方福建女人的姊妹。福建女人有着笔挺的躯干，堂堂的胸膛，她们扛运着煤块，耕种着农田，黎明即起，盥洗沐发，整理衣裳，把头发梳得清清净净，然后出门工作，间复抽暇回家，把自己的乳水喂哺儿女。她们同样也是那些豪富女人统治着家庭统治着丈夫者的女同胞。

女人在中国曾否真受过压迫？这个疑问常常盘桓于我的脑际。权威盖世的慈禧太后的幻影马上浮上了我的心头，中国女人不是那么容易受人压迫的女性。女人虽曾受到许多不利的待遇，盖如往时妇女不得充任官吏，然她们仍能引用其充分权力以管理一个家——除掉那些荒淫好色之徒的家庭是例外，那里的女子只不过被当做一种玩物看待。即使在这等家庭中，小老婆也往往还能控驭老爷们。更须注意者，女子尝被剥夺一切权利，但她们从未被剥夺结婚的权利。凡生于中国的每一个姑娘，都有一个自己的“家”替她们准备着。社会上坚决的主张，即如奴婢到了相当年龄，也应该使之择偶。婚姻为女子在中国唯一不可动摇的权利，而由于享受这种权利的机会，她们用妻子或母亲的身份，作为掌握权力的最优越的武器。

此种情形可使两面观，男子虽无疑地尝以不公平态度对待女子，然有趣的倒是许多女子偏会采取报复手段者。妇女的处于从属地位，乃为一般地认女人为低能的结果，但同时也由于女子的自卑态度，由于她们的缺乏男子所享受的社会利益，由于她们的教育与知识的比较浅薄，由于她们的低廉而艰难与缺乏自由的生活，更由于她们的双重性本位——妻妾。妇女的痛苦，差不多是一种不可明见的隐痛，乃为普遍的把女性认作低能的结果。倘值夫妇之间无爱情可言，或丈夫而残暴独裁，在此场合，妻便没有其他补救的手段，只有逆来顺受。妇女之忍受家庭专制的压迫，一如一般中国人民之忍耐政治专制的压迫。但无人敢说中国之专制丈夫特别多，而快乐婚姻特别少，其理由下面即可见之。妇女的德行总以不健谈不饶舌为上，又不要东家西家地乱闯闲逛，又不宜在街头路侧昂首观看异性。但是有许多女人却是生来格外饶舌，有许多女人便是喜欢东家西家地乱闯，有许多女人偏不客气地站立街道上观看男人。女子总被期望以保守贞操而男子则否。但这一点并不感觉有什么困难，因为大部分女人是天生的贞节者，她们缺乏社交的利益，如西洋妇女所享受者。但是中国妇女既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们也不甚关心社交的集会，而且一年之间，也少不了有相当胜时令节，好让她们露露头面，欣赏一番社会活动的欢愉景象，或则在家庭内举行宴会，也可以尽情畅快一下。总之，她们除了在家庭以内的活动，其他一切都属非主要任务，在家庭中，她们生活行动有她们的快活自由。故肩荷兵器以警卫市街之责任，亦非她们所欲关心者。

在家庭中，女人是主脑。现代的男子大概没有人会相信莎士比亚这样的说法：“水性杨花啊！你的名字便是女人。”莎翁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所描写的人物李尔王的女孩和克利欧佩特拉（Cleopatra）所代表者，便否定了上述的说法。倘把中国人的生活再加以更精密的观察，几可否定流行的以妇女为依赖的意识。中国的慈禧太后，竟会统治偌大一个国家，不问咸丰皇帝的生前死后。至今中国仍有许多慈禧太后存在于政治家的及通常平民的家庭中，家庭是她们的皇座，据之以发号施令，或替她儿孙判决种种事务。

凡较能熟悉中国人民生活者，则尤能确信所谓压迫妇女乃为西方的一种独断的批判，非产生于了解中国生活者之知识。所谓“被压迫女性”这一个名词，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身份和家庭中至高之主脑。任何人不信吾言，可读读《红楼梦》，这是中国家庭生活的纪事碑。你且看看祖母贾母的地位身份，再看凤姐和她丈夫的关系，或其他夫妇间的关系（如父亲贾政和他的夫人，允称最为正常的典型关系），然后明白治理家庭者究为男人抑或女人。几位欧美的女性读者或许会妒忌老祖母贾老太太的地位，她是阖家至高无上的荣誉人物，受尽恭顺与礼教的待遇。每天早晨，许多媳妇必趋候老太太房中请安，一面请示家庭中最重要事务。那么就是贾母缠了一双足，隐居深闺，有什么关系呢？那些看门的和管家的男性仆役，固天天跑腿，绝非贾母可比。或可细观《野叟曝言》中水夫人的特性，她是深受儒教熏陶的一个主要角色。她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为足以代表儒家思想的模范人物，在全部小说中，她无疑又为地位最崇高的一人。只消一言出口，可令她的身为卿相的儿子下跪于她的面前，而她一方面运用着无穷智慧，很精细地照顾全家事务，有如母鸡之护卫其雏群。她的处理事务用一种敏捷而慈祥的统治权，全体媳妇是她的顺从的臣属。这样的人物或许是描摹过分了一些，但也不能当做完全虚构。不差，阃以内，女子主之，阃以外，男子主之：孔夫子曾经明白地下过这样分工的定则。

女人家也很明白这些。就在今日上海百货商店里的女售货员，还有着一副妒忌的眼光侧视那些已经出嫁的女人，瞧着她们手挽肥满的钱袋，深愿自身是买客而不复是售货员。有时她们情愿替婴孩结织绒线衫裤而不复是盘数现金找头、穿着高跟鞋赓续站立八小时之久，那真是太长久而疲倦的工作。其中大多数都能本能地明了什么是比较好的事情。有的甘愿独立，但这所谓独立，在一个男子统治权的社会里存在的事实不多。善于嘲笑的幽默家不免冷笑这样的“独立”。天生的母性欲望——无形、无言、猛烈而有力的欲望，充满了她们的整个躯体。母性的欲望促起化妆的需要，都是那么无辜，那么天然，那么出于本能；她们从仅足以糊口的工薪中积蓄下来，只够买一双她们自己所售卖的丝袜。她们愿意有一个男朋友送些礼物给她们，或许她们会暗示地、羞答答地请求他们，一方面还要保全她们的自重的身份。中国姑娘本质地是贞洁的，为什么不可请求男人家买些礼物送她呢？她们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购买丝袜呢？这是本能告诉她们是爱情上的必需品。人生是一大谜！她们的悟性再清楚没有，她们很愿意终身只有一个人购买礼物给她。她们希望结婚，她们的直觉是对的。那么婚姻上有什么不对，保护母性又有什么不对？

结合了家庭，女人们踏进了归宿的窝巢。她们乃安心从事于缝纫与烹调。可是现在江浙中等人家女人倒不事烹调与缝纫，因为男子在她们自己的圈地上打倒了她们，而最好的缝工和司厨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男子大概将在其他事业上继续排挤她们，除了结婚是唯一的例外。因为男子在任何方面所可获得的机会、便利远优于女子，只有结婚为否。至于婚姻分内，女子所可获得的便利，优于男子，这一点她们看得很清楚。任何一个国家中，女人的幸福，非依赖乎她们所可能享受的社交机会之众多，却有赖乎跟她们终身做伴的男人的品质。女人的受苦，多出于男人的暴戾粗鲁过于男人的不够公民投票资格。倘男人而天生的讲情理，脾气好，慎思虑，女人便不致受苦。此外，女人常挟有“性”的利器，这对于她们有很广的用途。这差不多是天所予以使她们获得平等的保证。每一个人，上自君王，下至屠夫，烘饼司务，制烛工人，都曾经责骂过他的妻子而亦曾受过妻子的责骂。因为天命注定男人和女人必须以平等身份相互亲密着。人生某种基本关系像夫妇之间的关系，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所差异的程度至微；远非如一般读了游历家的记述所想象的。西洋人很容易想象中国人的妻子当做像驴子样的供丈夫做奴隶。其实普通中国男子是公平的讲情理的人物。而中国人则容易想象认为西洋人因为从未领受过孔子学说思想的洗礼，所以西洋妻子不关怀丈夫的衣服清洁与果腹事宜，终日身穿宽薄衬裤，逍遥海滩之上，或纵乐于不断的跳舞会中。这些天方野乘、异域奇闻，固为双方人民茶余酒后之闲谈资料；而人情之真相反忘怀于度外。

那么实际生活上，女人究并未受男人之压迫。许多男人金屋藏娇，逢着河东狮吼，弄得在女人之间东躲西避，倒才真是可怜虫。此另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的吸引力，使各等亲属的异性之间不致嫌恶过甚，是以女人倒不受丈夫或公公的压迫；至于姑嫂之间，系属平辈，纵令彼此不睦，不能互相欺侮。所剩留的唯一可能事实，是为媳妇之受婆婆虐待，这实在是常遇的事情。中国大家庭中，媳妇的生活，负着许多责任，实在是一种艰难的生活。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婚姻在中国不算是个人的事件，而为一个家族整体的事件，一个男人不是娶妻子，而是娶一房媳妇，习惯语中便是如此说法。至若生了儿子，习惯语中多说是“生了孙子”。一个媳妇是以对翁姑所负的义务较之对丈夫所负者为重大。盛唐诗人王建尝有一首咏新嫁娘绝句，真是足以引起人类共鸣的传神的笔墨：

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

未谙翁食性，先遣小姑尝。

一个女人能取悦于一个男子，是一种珍贵的努力，至能取悦于另一女人，不啻为一种英勇的行为，所惜许多是失败的。做儿子的，介乎尽孝于父母与尽爱于妻子二者之间，左右为难，从不敢大胆替妻子辩护。实际上许多虐待女人的残酷故事，都可以寻索其根源系属一种同性间的虐待。不过后来媳妇也有做婆婆的日子，倘她能达到这个久经盼望的高龄，那实在是荣誉而有权力的身份，由一生辛苦中得来的。

三 理想中的女性

女人的深藏，在吾人的美的理想上，在典型女性的理想上，女人教育的理想上，以至恋爱求婚的形式上都有一种确定不移的势力。

对于女性，中国人与欧美人的概念彼此大异。虽双方的概念都以女性为包含娇媚神秘的意识，但其观点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这在艺术园地上所表现者尤为明显。西洋的艺术，把女性的肉体视作灵感的源泉和纯粹调和形象的至善至美。中国艺术则以为女性肉体之美系模拟自然界的调和形象而来。对于一个中国人，像纽约码头上所高耸着的女性人像那样，使许许多多第一步踏进美国的客人第一个触进眼帘的便是裸体女人，应该感觉得骇人听闻。女人家的肉体而可以裸裎于大众，实属无礼之至。倘使他得悉女人在那儿并不代表女性，而是代表自由的观念，尤将使他震骇莫名。为什么自由要用女人来代表？又为什么胜利、公正、和平也要用女人来代表？这种希腊的理想对于他是新奇的。因为在西洋人的拟想中，把女人视为圣洁的象征，奉以精神的微妙的品性，代表一切清净、高贵、美丽和超凡的品质。

对于中国人，女人爽脆就是女人，她们是不知道怎样享乐的人类。一个中国男孩子自幼就受父母的告诫，倘使他在挂着女人裤子的裆下走过，便有不能长大的危险。是以崇拜女性有似尊奉于宝座之上和暴裸女人的肉体这种事实为根本上不可能的。由于女子深藏的观念，女性肉体之暴露，在艺术上亦视为无礼之至。因而德勒斯登陈列馆（Dresden Gallery）的几幅西洋画杰作，势将被视为猥亵作品。那些时髦的中国现代艺术家，他们受过西洋的洗礼，虽还不敢这样说，但欧洲的艺术家却坦白地承认一切艺术莫不根源于风流的敏感性。

其实中国人的性的欲望也是存在的，不过被掩盖于另一表现方法之下而已。妇女服装的意象，并非用以表人体之轮廓，却用以模拟自然界之律动。一位西洋艺术家由于习惯了的敏感的拟想，或许在升腾的海浪中可以看出女性的裸体像来；但中国艺术家却在慈悲菩萨的披肩上看出海浪来。一个女性体格的全部动律美乃取决于垂柳的柔美的线条，好像她的低垂的双肩，她的眸子比拟于杏实，眉毛比拟于新月，眼波比拟于秋水，皓齿比拟于石榴子，腰则拟于细柳，指则拟于春笋，而她的缠了的小脚，又比之于弓弯。这种诗的辞采在欧美未始没有，不过中国艺术的全部精神，尤其是中国妇女装饰的范型，却郑重其事地符合这类辞采的内容。因为女人肉体之原形，中国艺术家倒不感到多大兴趣，吾人在艺术作品中固可见之。中国画在人体写生的技巧上，可谓惨淡地失败了。即使以仕女画享盛名的仇十洲（明代），他所描绘的半身裸体仕女画，很有些像一颗一颗番薯。不谙西洋艺术的中国人，很少有能领会女人的颈项和背部的美的。《杂事秘辛》一书，相传为汉代作品，实出于明人手笔，描写一种很准确而完全的女性人体美，历历如绘，表示其对于人体美的真实爱好，但这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这样的情形，不能不说是女性遮隐的结果。

在实际上，外表的变迁没有多大关系。妇女的服装可以变迁，其实只要穿在妇女身上，男人家便会有美感而爱悦的可能，而女人呢，只要男人家觉得这个式样美，她便会穿着在身上。从维多利亚时代钢箍扩开之裙变迁而为二十世纪初期纤长的孩童样的装束，再变而至一九三五年的梅·韦斯特（Mae West）模仿热，其间变化相差之程度，实远较中西服式之为异尤为惹人注目。只消穿到女人身上，在男人们的目光中，永远是仙子般的锦绣。倘有人办一个妇女服饰的国际展览会，应该把这一点弄得清清楚楚。不过二十年前中国妇女满街走着的都是短袄长脚裤，现在都穿了颀长的旗袍把脚踝骨都掩没了；而欧美女子虽还穿着长裙，我想宽薄长脚裤随时有流行的可能。这种种变迁的唯一的效果，不过使男子产生一颗满足的心而已。

尤为重要者，为妇女遮隐与典型女性之理想的关系，这种理想便是“贤妻良母”，不过这一句成语在现代中国受尽了讥笑，尤其那些摩登女性，她们迫切地要求平等、独立、自由，她们把妻子和母性看做男人们的附庸，是以贤妻良母一语代表地道的混乱思想。

让我们把两性关系予以适宜之判断。一个女人，当她做了母亲，好像从未把自己的地位看做视男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依赖者。只有当她失去了母亲的身份时才觉得自己是十足的依赖人物。即在西洋，也有一个时期母性和养育子女不为社会所轻视，亦不为女人们自己所轻视，一个母亲好像很适配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那是一个崇高而荣誉的地位。生育小孩，鞠之育之，训之诲之，以其自己的智慧诱导之以达成人，这种任务，在开明的社会里，无论于谁都绝非为轻松的工作。为什么她要被视为社会经济上依赖男人，这种意识真是难于揣测的，因为她能够担负这一桩高贵的任务，而其成绩又优于男子。妇女中亦有才干杰出、不让须眉者，不过这样的才干妇女其数量确乎是比较少的，少于德谟克拉西所能使吾人信服者。对于这些妇女，自我表现精神的重要过于单单生育些孩子。至于寻常女人，其数无量，则宁愿让男人挣了面包回来，养活一家人口，而让自家专管生育孩子。若云自我表现精神，著者盖尝数见许多自私而卑劣的可怜虫，却能发扬转化而为仁慈博爱、富于牺牲精神的母性，她们在儿女的目光中是德行完善的模范。著者又曾见过美丽的姑娘，她们并不结婚，而过了三十岁，额角上早早浮起了皱纹，她们永不达到女性美丽的第二阶段，即其姿容之容光焕发，有如盛秋森林，格外通达人情，格外成熟，复格外辉煌灿烂。这种情况，在已嫁的幸福妇人怀孕三月之后，尤其是常见的。

女性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孔子称述其理想的社会要没有“旷男怨女”。这个理想在中国经由另一种罗曼史和婚姻的概念而达到了目的。由中国人看来，西洋社会之最大的罪恶为充斥众多之独身女子。这些独身女子，本身无过失可言，除非她们愚昧地真欲留驻娇媚的青春；她们其实无法自我发抒其情愫耳。许多这一类女子，倒是大人物，像女教育家、女优伶，但她们倘做了母亲，她们的人格当更为伟大。一个女子，倘若爱上了一个无价值的男子而跟他结了婚，那她或许会跌入造物的陷阱，造物的最大关心，固只要她维系种族的传殖而已；可是妇女有时也可以受造物的赏赐而获得一鬈婴孩，那时她的胜利，她的快乐，比之她写了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尤为不可思议；她所蒙受的幸福，比之她在舞台上获得隆盛的荣誉时尤为真实。伊莎多拉·邓肯（lsadora Duncan）女士足以忠实明了这一切。假使造物是残酷的，那么造物正是公平的，他所给予普通女人的，无异乎给予杰出的女人者。他给予了一种安慰，因为享受做母亲的愉快是聪明才智女人和普通女人一样的情绪，造物注定了这样的命运而让男男女女这样地过活下去。

四 我们的女子教育

中国女性型理想之不同，包含一种不同的教育我们女儿的方法。盖中国家庭之训练女儿，绝然不同于训练男孩子者。施于女儿的管束，可谓远较施于男孩子者为严谨，更以通常女性成熟期的较早，女孩子能服习于此家庭纪律之时期亦为较早，故女孩子跟同年龄的男孩子作比较，其仪态总来得温文而端庄。女孩子无论怎样，其孩子气总比之男孩子为轻。一到了十四岁以上，她便开始躲藏起来，学习着温柔典型女性的模样儿了。因为中国人的概念很着重于温柔的女性：她清晨起身，比弟兄辈为早，穿衣服比弟兄为整洁，还得帮忙佐理家政，她得下厨房襄助烹饪，得帮助喂哺她的小弟弟的膳食。她少玩弄玩具而多做工作，讲话比较文静，走路比较雅致，坐相比较端正，腿儿总是紧紧并拢。她们牺牲了轻快活泼的精神而竭力装作端庄。那些孩子脾气的开玩笑说废话，她是没有的，而且她从不破口狂笑，却只是微微一哂而已。她重视处女的贞操，所谓童贞。而童贞在古老的中国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切学问艺术来得高贵的一种财产。她轻易不让陌生人瞧她一眼，虽然她自己躲于屏风背后却常偷看人。她培育着一种神秘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迷人的魔力，越是遮遮掩掩，那么价值尤高。确实，照男人家的心思，一个女子禁闭于中古式堡垒之中，比之你天天可以见面的姑娘来得动人而可爱。她学习着针线刺绣，用她的年轻的目光和犀利的指尖，她做得一手出色的工作，而工作的进行，比较起算三角题来得迅速。刺绣这种工作是可喜的，因为它给予她时间，俾得进入梦的幻境，而年轻人常常是幻梦的。照这样，她便准备着负起贤妻良母的责任的才能。

士绅之家的女儿，亦复学习读书写字。中国曾经出了不少女才子，而现代也至少有半打以上的女作家，获得全国推崇的荣誉。两汉之时，有许多著盛名的饱学妇女；后来魏晋之际，也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一位谢道韫多才善辩，往往能替她的夫弟王献之解脱宾客的问难。博学多能，在中国不论男女，总觉得有限得很，但缙绅士族还是不怠慢教其女儿写字读书。此种文学教育的内容，不外乎文章诗词历史和采自孔子经书的人类智慧、道德训诫。女子所学者止乎此。其实男子之所学，其进乎此者，亦极几微。文学、历史、哲学和人生之格言，加以几种医药上的特殊的知识与政府之法规，不过是人文学识之总和。妇女的教育，则限于更狭义的人文主义。其不同乃在于知识深进之程度而非在于范围之广狭。

中国人的见解，殆适与波普（Alexander Pope）的格言背道而驰。中国人认为：才学过高，对于妇女是危险的，故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诗和绘画的园地上，她们也常参加一些，因为短行诗歌的写作，好像特别适合于妇女的天才。这些诗都是短短数行，辞藻典丽温雅，却缺少魄力。李清照（1084—约1151）为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遗留给我们寥寥几首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词，充满着雨夜烦闷的情绪与失而复得的快乐。中国女诗人的数量虽较男性诗人为少，其传统却一向延续而未尝中断。单单清朝一代，吾们发现差不多上了千数的女诗人，她们都有作品发表于印刷的集子中，其数量亦不可谓少。自从清朝出了一位袁枚（他是很反对女子缠足的一位诗人），在他的影响之下，树立了女子写诗的新的范型。可是这个新范型引起另一位大学者章实斋的批评，因为这对于女性典型的优良理想是一种损害。其实写作诗文并不侵及做母亲妻子的责任，李清照便是一位好妻子，而不是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

古代中国闺女实际上比之欧美女子缺少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过受了较好家庭教育，则她可以增厚一些培养为良母贤妻的基础。而她的一生也没有旁的事业，只有做做贤妻良母而已。中国男人们现在临到了一个难关，便是他的选择妻子，摩登女子与旧式女子二者之间孰优。最好的标准妻子有人说过：要有新知识而具旧德行的女子。摩登女子与旧式女子的思想上的冲突，需要常识的无情判断（新女子以妻为一独立的不依赖的人格而轻视良母贤妻的说法）。当作者将知识与教育之增进认为一种进步并尤接近女性典型之理想时，敢深信绝非谓吾人将求一闻名世界的女子钢琴名手或女大画家。我深信她的调治羹汤，应较其作诗会有益，而她的真正杰作，将为她的雪白肥胖的小宝宝。依著者的愚见，一位典型的女性还该是一位智慧仁慈而坚定的母亲。

五 恋爱和求婚

有一个问题可以发生：中国女子既属遮掩深藏，则恋爱的罗曼史如何还会有实现的可能？或则可以这样问：年轻人的天生的爱情，怎么样儿地受经典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年轻人，罗曼史和恋爱差不多是寰宇类同的，不过由于社会传统的结果，彼此心理的反应便不同。无论妇女怎样遮掩，经典教训却从未逐出爱神。恋爱的性质容貌或许可以变更，因为恋爱是情感的流露，本质上控制着感觉，它可以成为内心的微鸣。文明有时可以变换恋爱的形式，但也绝不能抑制它。“爱”永久存在着，不过偶尔所蒙受的形象，由于社会与教育背景之不同而不同。“爱”可以从珠帘而透入，它充满于后花园的空气中，它拽撞着小姑娘的心坎。或许因为还缺少一个爱人的慰藉，她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她的心头总是烦恼着她。或许她倒并未看中任何一个男子，但是她总觉得恋爱着男子，因为她爱着男子，故而爱着生命。这使她更精细地从事刺绣而幻化地觉到好像她正跟这一幅彩虹色的刺绣恋爱着，这是一个象征的生命，这生命在她看来是那么美丽。大概她正绣着一对鸳鸯，绣在送给一个爱人的枕套上，这种鸳鸯总是同栖同宿，同游同泊，其一为雌，其一为雄。倘若她沉浸于幻想太厉害，她便易于绣错了针脚，重新绣来，还是非错误不可，她很费力地拉着丝线，紧紧地、涩涩地，真是太滞手，有时丝线又滑脱了针眼，她咬紧了她的樱唇而觉得烦恼，她沉浸于爱的河涛中。

这种烦恼的感觉，其对象是很模糊的，真不知所烦恼的是什么；或许所烦恼的在于春，或在于花，这种突然的重压的身世孤寂之感，是一个小姑娘的爱苗成熟的天然信号。由于社会与社会习俗的压迫，小姑娘们不得不竭力掩盖住她们的这种模糊而有力的愿望，而她们的潜意识的年轻的幻梦总是永续地行进着。可是婚前的恋爱在古时中国是一个禁果，公开求爱真是事无前例，而姑娘们又知道恋爱便是痛苦，因此她们不敢让自己的思索太放纵于“春”“花”“蝶”这一类诗中的爱的象征，而假如她受了教育，也不能让她多费工夫于诗，否则她的情愫恐怕会太受震动。她常忙碌于家常琐碎以维护她的感情之圣洁，譬如稚嫩的花朵之保护自身，避免狂蜂浪蝶之在未成熟时候的侵袭。她愿意静静地守候以待时机之来临，那时候恋爱变成合法，而用结婚的仪式完成正当的手续。谁能逃免纠结的情欲的便是幸福的人，但是不管一切人类的约束，天性有时还是占了优势，因为像世上一切禁果，两性吸引力的锐敏性，机会以尤少而尤高。这是造物的调剂妙用。照中国人的学理，闺女一旦分了心，什么事情都将不复关心。这差不多是中国人把妇女遮掩起来的普遍心理背景。

小姑娘虽则深深遮隐于闺房之内，她通常对于本地景况相差不远的可婚青年，所知也颇为熟悉，因而私心常能窃下主意，孰为可许，孰不惬意。倘因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私心默许的少年，纵然仅仅是一度眉来眼去，她已大半陷于迷惑，而她的那一颗素来引以为傲的心儿，从此不复安宁。于是一个秘密求爱的时期开始了。不管这种求爱一旦泄露即为羞辱，且常因而自杀；不管她明知这样的行为会侮蔑道德规律，并将受到社会上猛烈的责难，她还是大胆地去私会她的爱人。而且恋爱总能找出进行的路径的。

在这两性的疯狂样的互相吸引过程中，那真很难说究属男的挑动女的抑或是女的挑动男的。小姑娘有许多机敏而巧妙的方法可以使人知道她的临场。其中最无罪的方法为在屏风下面露出她的红绫鞋儿；另一方法为夕阳斜照时站立游廊之下；另一方法为偶尔露其粉颊于桃花丛中；另一方法为灯节晚上观灯；另一方法为弹琴（古时的七弦琴），让隔壁少年听她的琴挑；另一方法为请求她的弟弟的教师润改诗句，而利用天真的弟弟权充青鸟使者，暗通消息。这位教师倘属多情少年，便欣然和复一首小诗。另有多种交通方法为利用红娘（狡黠使女），利用同情之姑嫂，利用厨子的妻子，也可以利用尼姑。倘两方面都动了情，总可以想法来一次幽会。这样的秘密聚会是极端不健全的，年轻的姑娘绝不知道怎样保护自身于一刹那；而爱神，本来怀恨放浪的卖弄风情的行为，乃挟其仇雠之心以俱来。爱河多涛，恨海难填，此固为多数中国爱情小说所欲描写者。她或许竟怀了孕！其后随之以一热情的求爱与私通时期，软绵绵的，辣泼泼的，情不自禁，却就因为那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尤其觉得可爱可贵，惜乎通常此等幸福，终属不耐久啊！

在这种场合，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少年或那小姑娘或许会拂乎本人的意志而与第三者缔婚，这个姑娘既已丧失了贞洁，那该是何等悔恨。或则那少年应试及第，被显宦大族看中了，强制地把女儿配给他，于是他娶了另一位夫人。或则少年的家族或女子的家族阖第迁徙到遥远的地方，彼此终身不得复谋一面。或则那少年一时寓居海外，本无意背约，可是中间发生了战事，因而形成无期的延宕。至于小姑娘困守深闺，则只有烦闷与孤零的悲郁，倘若这个姑娘真是多情种子，她会患一场重重的相思病（相思病在中国爱情小说中真是异样的普遍）。她的眼神与光彩的消失，真是急坏了爹娘，爹娘鉴于眼前的危急情形，少不得追根究底问个清楚，至依了她的愿望而成全了这桩姻事，俾挽救女儿的生命，以后两口儿过着幸福的一生。

“爱”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因而与涕泪、惨愁与孤寂相糅合，而女性遮掩的结果，在中国一切诗中，掺进了凄婉悲忧的调子。唐以后，许许多多情歌都是含着孤零消极与无限悲伤，诗的题旨常为闺怨，为弃妇，这两个题目好像是诗人们特别爱写的题目。

符合于通常对人生的消极态度，中国的恋爱诗歌是吟咏些别恨离愁，无限凄凉，夕阳雨夜，空闺幽怨，秋扇见损，暮春花萎，烛泪风悲，残枝落叶，玉容憔悴，揽镜自伤。这种风格，可以拿林黛玉临死前，当她得悉了宝玉与宝钗订婚的消息所吟的一首小诗为典型，字里行间，充满着不可磨灭的悲哀：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但有时这种姑娘倘遇运气好，也可以成为贤妻良母。中国的戏曲，固通常都殿以这样的煞尾：“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六 妓女与妾

这在女人的本分中，实属无可非议。女人是“贤妻良母”。她既忠贞，又柔顺，而常为贤良的母亲，亦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一切不幸的扰攘，责任都属于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个女人夹在里头。

爱神，既支配着整个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国。有几位欧美游历家曾冒昧发表意见谓：在中国，吾人觉得性之抑制，反较西洋为轻，盖因中国能更坦直地宽容人生之性的关系。科学家哈夫洛克·蔼理士（Havelock Ellis）说过：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压迫在中国都较为减少。但这仅是真情的片面。坦率的性的优容只适用于男子而不适用于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压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冯小青的一生。她生活于恰当莎翁创作其杰作的时候（1595—1612），因为嫁充侧室，被其凶悍的大妇禁闭于西湖别墅，不许与丈夫谋一面。因而她养成了那种自身恋爱的畸形现象。她往往乐于驻足池旁以观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当其香消玉殒之前，她描绘了三幅自身的画像，常焚香献祭以寄其不胜自怜之慨。偶尔从她的老妈子手中遗留下来残存的几篇小诗，看出她具有相当的作诗的天才。

反之，男子实不甚受性的压迫，尤其那些较为富裕的阶级。大多数著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妾，固堂而皇之，毋庸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侑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致慰藉，都假妓院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便极亲密地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中国娼妓之风流的、文学的、音乐的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须乎过事渲染。因为由男人想来，上等家庭的妇女而玩弄丝竹，如非正当，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太高的文学情绪同样会破坏道德；至于绘图吟诗，虽亦很少鼓励，然他们却绝不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乘机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需用“无才”来做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秦淮河畔。每当夏夜风清，黑的天幕把这污浊的秦淮河转化成威尼斯运河，他们静坐于大篷船中，听着那些来来去去的灯船上的姑娘唱着热情的小调儿。

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遂多寻访这种艺伎，她们大都挟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伎中——尤以明代为盛——当推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所爱悦，她后来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在唐代，则以苏小小领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于西子湖畔，为名胜之一，每年骚人游客，凭吊其旁者，络绎不绝。至其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陈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祚而树立了满清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吾人又可观李香君之史迹，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杀多少须眉男子。她所具的政治节操，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为坚贞。盖当时她的爱人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逸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讽刺歌，语多侵及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竖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的政敌。正气凛然，虽弱女子可不畏强权，然岂非愧杀须眉？此等女子所写的诗，颇有流传至今者。中国才女之史迹，可窥见其一部于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名名妓的身世中。

青楼妓女适应着许多男性的求爱的、罗曼史的需要，盖许多男子在婚前的青年时代错过了这样风流的机会。我用“求爱”这个字眼是曾经熟思的，因为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荡的卖淫妇也。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这样在中国等同于尊重妇女之道。有一部专事描写近代青楼艳事的小说叫做《九尾龟》，告诉我们许多男性追求那看来很容易到手的姑娘，往往经年累月，花费了三千四千两银子，始得一亲芳泽。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为妇女遮藏时代始有之现象。然男人们在别处既无法追寻异性伴侣，一尝风流的罗曼史况味，则此等情形亦属事理之常。男子对于结交异性既无经验，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黄脸婆子的絮聒，始乃颇想尝尝西洋人在婚前所经历的所谓“罗曼史”的滋味。这样的人见了一个颇觉中意的妇女，不由打动心坎，发生类乎恋爱的一股感觉。青楼女子经验既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这便是中国很正当而通行的一种求爱方法了。

有时，一种真实的罗曼史也会发生，有似欧美人士之与情妇恋爱者。如董小宛与冒辟疆之结合经过，自从其初次会见之艰难以至其时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读来固无殊其他一般之罗曼史也。罗曼史之结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则长斋礼佛，终其生于寺院中；顾横波、柳如是则享受其贵妇生活于显宦家庭中，为后世所艳羡。

妓女是以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史的恋爱的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比较上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闼之中。

妓女的归宿，总无非是嫁做小妾，或则做人外室情妇，像上面所提过的几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历史的久远，殆不亚于中国自身之年龄。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问题，亦与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并兴。倘遇婚姻不如意，东方人转入青楼北里，或娶妾以谋出路；西洋人的解决方法则为找一情妇，或则偶尔干干越礼行为。两方社会行为的形态不同，然其基本关键则不谋而合。其差异之由来，则出于社会态度，尤其妇女界本身对待此等行为之态度。中国人之娶妾，如经公众之容认而为堂皇之行为，在西洋则有耻言姘妇之习俗。

坚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嗣续观念，亦为鼓励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国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产男孩子，真会自动要求丈夫纳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这一个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欧美之离婚事件。结婚和离婚为最困难的社会问题，至今犹无人能解决之，人类的智慧上还没有发明过完全解决的办法，除非如天主教的办法可算是一种解决之道，它盖整个儿否认此种问题之存在。吾人所可断言者，即婚姻为妇女唯一之保障，无论何时，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为女性，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在性的关系中，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为性的平等这一个名词，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为种族之延续而已。所谓现代婚姻，男女双方以五十比五十为基本原则者，生产了小孩以后，实际总成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倘今有一个妇人当双方爱情冷淡时真肯诙谐地解除男人之束缚，则四十岁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个离了婚的四十岁老妇人且为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者不能享受。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种概念，可资以辩论娶妾制度。中国人把婚姻看做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史的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围绕于儿孙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半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仍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者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哑谜。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有西方姊妹们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物，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地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谦下地服侍大妇。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这在现代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年轻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们的二同性斗争中会获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我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

当然，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爱诺尔文字的学者，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潘金莲当然不是无意义地说这句话的。

七 缠足的习俗

缠足的本义和起源曾被一般人大大地误解过。但无论怎样，它曾是代表一种束缚并压迫女性的记号，而且这个方法是很适宜于这种效用的。宋时，儒学大师朱熹也曾很热心地推行缠足制度于南部福建，作为传播汉族文化的工具而教人以男女有别。倘使缠足只当做压迫女性的记号看待，那一般做母亲的不会那么热心地替女儿缠足。实际上缠足的性质始终为性的关系，它的起源无疑地出于荒淫君王的宫闱中。它之所以获得男子的欢迎，乃缘于男人崇拜金莲和绣鞋儿作为恋爱的偶像，并欣赏其婀娜的步态，其所以能获得妇女的欢迎，则缘于她们的欲勾动男人的爱悦而已。

缠足制度的起源时代问题，为一大争辩的题目。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比较适宜一些的，还是谈谈它的演进吧。所谓缠足的唯一确切之解释为用几码长条子的布，把足部束紧起来而废弃短袜。这种方法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者为南唐后主的艳迹，其时期约当第十世纪初期或宋代之前。唐代的杨贵妃还穿着短袜，因为她死后有一只短袜流落于一个老妪手中，而辗转传览于民间，凡纳钱百文，都得一观。疯狂样地赞美女人之纤足和她们的弓鞋的风气盛行于唐代。弓鞋的式样系鞋头向上弯翘，大类罗马划船的船首，或即为缠足之起源或一种初步的形式。此种弓鞋本为宫中舞女所用，在这种奢华的氛围中，充满着女性的舞蹈、笙歌，萦绕着麝香龙涎、锦绣珠帘，天然会产生一种别出心裁的意匠，其结果即为此种性的矫饰。这一个创造的心意，系属于南唐后主，他原来是一个细腻的诗人，他有一个缠了足的宫女，能轻盈地缓步于六尺高的金质莲花瓣上，四周复缀以珠花金链。从此这个风尚受民间的模仿，这缠小了的足，因以洿饰地称为金莲或香莲，此等字眼且常点缀于诗句中。这个“香”字倒是下得很有意义，因为它指示出中国富贵家庭中的多肉欲的气息，他们的书斋固充溢着异香，而巨帙著作便写作于这样的书斋中。

妇女们非但极愿意而且很爱悦牺牲其肉体上一部分之安适以趋应时髦。这样的特性，非为中国女子所特具。晚近如一八二四年，英国女子很愿意躺卧地板上，让她的母亲手足并施地用鲸须束压她的身体。那时有本时装杂志上说：“束鲸索的方法，小姑娘应该面部向下的躺伏闺房地板上，她的母亲可将一足紧踏于她的背部腰际，俾易于用力绞转，这样，不难使鲸索两端接合。”这种鲸须一定大有助于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女子在适当场合的昏晕。妇女在中国，可以成为懦弱，但从不趋时髦以至于昏晕。俄罗斯舞队中的足尖舞，是肉体痛苦造成的美的另一模型，然此种痛苦，可美其名曰艺术。

中国妇女的小脚不仅使男人的眼光感觉可爱，却是微妙地影响及于妇女的整个风采和步态，致使她们的粉臀肥满而向后凸出，其作用等于摩登姑娘的穿高跟皮鞋；且产生一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身躯形成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看缠足妇女的走路，有如看走绳索的舞女，使人可望而不可即，撩起无限烦愁的心绪。缠足却为中国人在性的理想上最高度的诡秘。

此外，完全无关于女性姿态的本身，男人们乃从而歌咏之，崇拜之，盖把小脚看做恋爱的偶像。金莲的尊崇，无疑导源于性的诡秘境界。鉴赏各种不同式样的缠足艺术之著作之多，不让于批评唐诗之著作。倘你能设想真正纤小的形式美观的小脚之稀少——大率一个城市里找不到十双——那就很容易明白男人见了这样的小脚，将如何感动，岂将不如受精美的诗的感动一样？清人方绚，尝著一部专书，叫做《香莲品藻》，专门论述缠足的艺术，将各式各样的小脚分成五大类十八品式。谓香莲（小足）有三贵，曰肥，二曰软，三曰秀。又说：

瘦则寒，强则娇，俗遂无药可医矣！故肥乃腴润，软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软不在缠，秀不在履。且肥转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

凡能明了时髦在女子心理上所占之势力者，类能明了这种制度的何以能持续而不衰。所更可怪者，康熙皇帝禁止汉人缠足之圣旨不多几年就被废弃，而满族妇女反迅速地模仿汉人也缠起足来，直到乾隆皇帝再度下旨而禁止她们。母亲凡欲望其女儿长大成为少奶奶典型而得嫁给士绅之家，便得从小把她的足好好缠起来，这一举动为做父母的一种先见之明。至新嫁娘受了人家对于她的小脚的赞美，宛像受了孝顺的赞美。因为次于容貌的美丽，妇女便以其脚之纤小无限地引为自傲，有如摩登姑娘之夸耀其足踝骨的瘦小，因为此等足踝使她们在任何社交集会中立刻引人注目。妇女的缠足是痛苦的，毫无悲悯的痛苦，当其发育之际；但一旦缠成美丽的一双小脚，她的光荣，终身享受不尽。

但这种可怕而怪僻的嗜好，至少受过三位学者的驳斥，那三位学者是《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约1763—约1830）、诗人袁枚（1716—1798）和经学家俞正燮（1775—1840）。这三位学者都是具有独立的精神和伟大的精神的。但这种风尚不遽废止，直至基督教会推行社会改革事业时始渐有收效。这种改革事业，中国妇女对之应该深深感谢的。但基督教会的成效，也受了当时环境的协助，因为中国妇女从其他方面获得了较可忍受的代替品，即摩登姑娘的高跟鞋。高跟鞋提高了女人的形体，发展一种婀娜的步姿，更产生一种幻象，使觉得她们的足部看去好像较实际者为小。李笠翁所著关于生活的艺术的精深的观察，至今犹为真理。其语云：“尝有三寸无底之足而与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处，反觉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则趾尖向下，而秃者疑尖；无底则玉笋朝天，而尖者似秃故也。”此种对于无聊人生之精深的观察，常为中国人天才之特性。

八 解放运动

妇女束缚，现在已成过去。它的消逝如此迅速，凡在十年前离开中国而重返者，可以发现中国女子之体力与智力的状况变迁得如此广博，几难以置信。现代妇女之气质、装饰、举止和自立的精神，完全不同于十年前的所谓时髦姑娘。这种变迁乃由于各方面的势力在发生作用。总括地说，它们可以称为西洋势力的影响。

变迁之显著者是一九一一年从帝制的革命而为民国，承认男女平等。新文化运动开始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由胡适博士与陈独秀为之领导，他们诅咒吃人的宗教（孔教）之寡妇守节制度和双重性标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或学生运动乃由于凡尔赛会议协约国秘密出卖中国所激起的怒吼，使男女青年第一次在政治领域上崛起重要活动。一九一九年秋季，北京大学第一次招收女学生入学，随后，其他各大学遂继起实行男女同学。男女学生之不断参加政治活动，导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国民革命，大部分实即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指导与鼓励下的学生的功绩，而在上述两党的工作中，中国女子很活动地担任党务、看护，甚至担任士兵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女党员供职中央党部，占据首要位置者继续不辍。一九二七年以后各政治机关任用女公务员之风勃兴；南京政府公布法律，承认女子享有平等承继权；多妻制度消灭；女子学校盛行。一九三〇年以后，女子在运动界崭露头角，尤其一九三四年的女子游泳成绩之优异。裸体照相盛受社会欢迎，报章杂志日有披露。一九二二年山额夫人的来华，因之节制生育及性教育渐见普遍；避孕器械的介绍与输入（这可说是伦理革命的唯一原动力）；各大报章发行《妇女周刊》的附刊，专以讨论妇女问题；张竞生《性史》出版，张竞生是位留法国学生，而《性史》这本大作颓废色彩未免太重。葛丽泰·嘉宝、瑙玛·希拉、梅·韦斯特的影响，中国电影明星的轰动，电影杂志的流行，跳舞场、咖啡馆到处林立，这是一九二八年之际始传入中国。在这些跳舞场、咖啡馆里，中国姑娘行动态度的改变，使任何人大吃一惊。英国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丝袜，高衩旗袍，西式紧身马甲（所以代替老式肚兜者）和独幅女子浴衣，才是时代的骄儿。

自从缠足以至独幅浴衣，诚为一长远之距离，而此等变迁虽看似甚觉浅薄，却不妨其奥妙的意味。因为人生就是由这些浅薄的现象所构成的，变换了它们，即变换了吾人的人生观。

摩登姑娘以其行为浅薄，受尽了许多中国杂志的讥讽嘲笑，比如她们爱好奢侈，不耐劳动、缺乏其他家庭美德。因为梅·韦斯特的影响力，远过于华尔兹敦诺克弗（Mary Wollstonocaft）的影响力。事实是这样：妇女有两种不同的典型，一种显露其头角于都市社交生活，另一种则安稳隐没于好好家庭中，后者是谨饬而聪慧的人物，可是不甚通行。有几位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妇女，公开施展其蛊惑手段，才是妇女界最坏的恶棍，所以此辈不足以代表中国新女性。总之，此等摩登风尚应作为自由主义化的影响，大体上是为了中国女性的幸福而工作着，从而及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幸福。第一件主要的影响为女子之体格。在运动会中显露的姑娘们的大腿，常为守旧的人们蹙额惋惜不止，其实最后倒有利于国家民族。由于体育的发展，产生一种运动，比之培育于闺房之内的缠足运动远较为天然而高洁。

体育变迁的结果，又产生对于女性美的观念的变迁，从昔时矫揉造作的所谓娴静温雅变至较为适合于人类天性的活泼健美相近于欧洲妇女。女人之能做出真性的狂笑，实较之哧哧而浅笑为可爱。孔教学说所予妇女界之人为的限制和过分划分的性的区别，必须让其地位于适合人类天性的观念而不复回复。不过这样的结果，恐怕性别将完全消灭而丧失纯粹女性型的女人。妇女的想模拟男性的行为这种意念，其本身实即为一种女性的束缚。还是让女人珍惜其固有的性型，因为只有实现她们的自身的性型，她们的庄重的使命才配称得起伟大。不过把中国妇女与欧美女子作一比较，则中国摩登女性还是比较稳足而庄重，但在另一方面，她们比之西洋姊妹们似较为缺少自动的和自立的精神。或许这种根性是存在于她们的血胤里面的。假令如是，一切不如任其自然，因为忠实保持固有民族之本来面目，亦足称为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