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圣彼得斯堡时报》将迈克·凡·西克勒从房地产危机上调走，改派他去报道圣彼得斯堡市政厅新闻。他了解原因：预算紧张，报纸砍掉了几百个职位。他曾希望继续深入对桑尼·金的报道，调查那些给他的交易开绿灯的角色，但他无法确切地告诉编辑如何才能在三个月里达成目的、大获全胜，他们等不起了。

6月，桑尼·金被联邦政府起诉；他承认了洗钱和欺诈罪。对佛罗里达州中区来说，这是一个大案，但凡·西克勒已经将它全盘交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宣布，金参与了一场阴谋，调查尚未完成，但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其他人涉案。凡·西克勒想知道：“大逮捕在哪儿呢？银行家、律师、房地产专业人士都在哪儿？”金只是网络中的一员——那些机构又如何呢？华盛顿和纽约也是如此：没有一个针对大型银行的刑事案件。凡·西克勒满是疑惑。“这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为什么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埃里克·霍尔德[埃里克·霍尔德，2009到2015年间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长。]没有将这作为优先事项。”

在坦帕周边，2010年已是最低谷。希尔斯伯勒县的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十二。住宅市场已彻底溺毙，商业地产也开始沉入水底。中产阶级出现在危机中心和社会服务机构，却对如何驾驭政府福利的迷宫毫无头绪。电视上出现了四口之家睡在汽车上的故事，孩子不想告诉同学自己住的地方。广播中的贵金属广告警告称，在新的华盛顿－华尔街经济中，股票市场将会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将引发经济衰退。但是，除了等待房地产市场复苏之外，似乎别无他法；而复苏应该在2015年左右发生。县委员会重新修改法规，降低了对开发商征收的环境影响费，尽管希尔斯伯勒县周围有数万栋房屋空置，但只要能让增长机器运转起来，什么都可以做。危机感会骤然燃起，然后在潮湿的环境中枯萎。阳光和海滩仍然在这里。那是一场蛰伏的大灾难。

有一个想法启发了坦帕的一些人：铁路。当坦帕即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个伟大城市时，阳光地带周边的所有竞争对手（夏洛特、凤凰城、盐湖城）都没有通勤铁路系统。现在它们都有了，把坦帕甩在了后面。坦帕有一项等待通过的轻轨计划，需要通过提高销售税来实现，但是希尔斯伯勒县委员会始终拒绝将其列入选票。2010年，风向转移了。共和党县长马克·夏普——一位健身爱好者、阅读爱好者和遭到裁员的前海军情报官员——将轻轨作为自己的事业，他说这将带来经济发展，最终会将坦帕湾提升到过去二十五年来未曾抵达的地位。夏普是一个保守派人士——1994年，他曾尝试加入金里奇的革命，以格罗弗·诺奎斯特[格罗弗·诺奎斯特，美国共和党政治活动家，于1985年创办美国税收改革组织（ATR），一直积极推动减税，提倡缩小政府规模。]的免税承诺来竞选国会议员（他输给了民主党现任议员）。但是到了2010年，他为共和党变得如此狭隘和极端而感到震惊。他渴望成为像约翰·麦凯恩那样的改革家；他以其他共和党当选官员不敢的方式发表讲话，引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观点来指出需要通过运河和道路来团结全国，引用林肯来要求联邦政府为铁路提供联邦土地贷款，引用艾森豪威尔来谈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他微笑着告诉听众：“从宪法上来说，联邦一级的政府参与道路建设是没问题的。”但是此时此刻，高速公路陷入堵塞，汽油价格居高不下，而275号州际公路只能加宽到这么多。夏普公开嘲笑了增长机器。“他们建造了某种东西，管它叫‘休闲橡树园’，希望在中间挖一条运河穿过去，还要开辟一个九洞高尔夫球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打了一两次高尔夫球就觉得无聊透顶。”

轻轨看上去像电车，但比普通的铁路或地铁更慢也更便宜。该计划要求建造四十六英里的单线轨道，从机场穿过西岸到坦帕市区，然后往北抵达南佛罗里达大学和新坦帕。轨道将沿用一些曾经穿越坦帕、早已废弃不用的电车路线。2010年，希尔斯伯勒县委员会最终投票决定，将在11月对收取百分之一销售税用于交通建设进行全民公投。

凡·西克勒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火车，那时，他曾搭乘克利夫兰快速列车前往市政体育场和平原区。他在轻轨上看到了令坦帕崩塌的郊区问题的解决方案。修建轨道和车站会创造就业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轻轨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会下火车然后步行，而步行（无须担心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会改变城市景观；城市不再是购物广场、停车场、加油站和路边指示牌，而会变成联排住房、咖啡馆、书店，那种能鼓励行人流连的地方；它们的出现会刺激其他店铺聚集，不久之后便有了密度——简·雅各布斯的天堂。陌生人会在非创伤性的偶然相遇中交流思想。坦帕将吸引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科技初创企业和公司总部，就像它那些拥有通勤铁路的同伴已经做到的一样；这将会使经济拥有比房地产更坚实的基础。重心将移回城市，远离乡村步道和马车角，而后者将逐渐变得无关紧要。如果要解决致命的增长机器问题，答案就是铁路。

凯伦·贾洛赫在坦帕长大，是一名退休军官的女儿。1980年，十六岁的她鼓起勇气，在西岸区的肯尼迪大道一角举起牌子，支持里根和保拉·霍金斯，后者是一名共和党人，在当年的保守派大胜中成为佛罗里达州第一位女性参议员。那是凯伦近三十年来最后一次公开的政治行动。她与南佛罗里达大学的一个同学结了婚，他是她见过的最自由派的人；起初他们没法谈论政治，但年复一年，她以安静、合理的方式将他带到了她那边。他们两人都是受过培训的工程师，住在新坦帕市一个高尔夫球场旁，那是位于城市外围北侧的一个郊区繁荣堡；他们养育了四个孩子，而凯伦成了一名全职妈妈，一个去教堂的人，一名家长教师协会（PTA）成员，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女性，也包括她无法辨别出生地的美国中部口音。

她有一张方脸，一头黑发留着80年代风格的蓬松刘海。她一直投票支持共和党，尽管她不喜欢布什在医疗保险处方药法案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所做的——政府干预太多了。她和丈夫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拥有价值二十五万美元的房屋，当她在宴会上遇到一对收入远低于她丈夫的夫妇，得知他们的房子价值七十万美元时，她感到震惊。“他们正试图从泡沫中赚钱。他们将会住在那里一整年，只付利息。他们拥有各种不切实际的计划，而我们得确保每件事都是正当的。你知道的，他们将会惹来一场麻烦。”她将此也归咎于政府——而不是放松管制、华尔街或放贷方。在她看来，1992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迫使银行改变规则，向不符合资格的人提供次级贷款，好让更多美国人能拥有房屋。是政府推动银行，而不是相反。银行怎么会情愿赔钱呢？

尽管如此，直到2008年，凯伦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年初，她从布什那里得到了六百美元的经济刺激支票。她想：“这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东西发给每个人？政府的职责可不是收钱并重新分配。”但是她没有参与选举，因为她对约翰·麦凯恩不感兴趣。然后8月，萨拉·佩林出现了。佩林让凯伦像是触电一般。“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她建立联系——她会吐舌头，表达我相信的观点，说出这些并且不会为此感到羞耻。她和我同龄，她跟我在同样的年纪结婚，她有孩子，她也是家长教师协会成员，还有她对经济的看法也和我一致。”凯伦是素食主义者，但佩林喜欢打猎这件事并没有让她不舒服，只要佩林能把猎物吃掉就好。佩林不是精英——这是凯伦能够建立认同的一面。坦帕被强大的商业精英控制，那是像阿尔·奥斯汀[阿尔·奥斯汀是坦帕早期投资者，亦是当地的公民领袖。]一样的人，正是他建立了西岸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犯着同样的错误——政府干预过多。让凯伦开始接触政治的人是里根，后者作为一名外来者加入并推翻了这一体系。就像佩林一样。这就是凯伦想要的。

《银行救助法案》，然后是奥巴马的刺激计划，旧车换现金计划，《汽车工业救助法案》……支出已失控，并且看起来大企业似乎正与大政府沆瀣一气。有人在赚钱，而且不是无名之辈。凯伦不知道刺激计划的三分之一是减税，她也不需要知道，因为在她听到“铁铲在手项目”[铁铲在手项目，指计划推进顺利、资金充裕、很快就能动工的项目。]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反对了。像她这样的人做着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却被要求去救助那些随心所欲花钱的人，一次又一次，永无止境。从奥巴马的举动来看，他不相信美国人的理想，即辛勤工作能带来回报，以及人得量入为出。他的共产主义者父亲——奥巴马写了一整本书来讲他——以及激进的导师将其他想法注入了他的意识。

凯伦开始担心她的美国——她成长于其中的国家——等到她的孩子长大将不复存在。一天，她正在帮儿子准备期中考试，内容是关于古埃及的，这引起了她的思考。最初，每个人都在尼罗河沿岸耕种土地，并给法老王进贡大米，但后来，法老王想为自己的荣耀建造金字塔，他们开始向人民征税。罗马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美国也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这个国家正在衰退，她的孩子可能不会再拥有她曾拥有的机会。

凯伦是格伦·贝克节目的忠实听众——早在2000年，他就在坦帕的谈话广播中脱颖而出——因为他现在所说的与她的感受如此贴近，她录下了他在福克斯新闻台的新节目。格伦·贝克在巴拉克·奥巴马当选后如日中天，每天下午有近三百万人会转台观看。2009年2月上旬，就职典礼几周后，贝克建议观众去见见彼此：“像你一样的人比你想象中更多。”听到这句话，凯伦大受鼓舞，她花十美元建立了一个在线聚会网站，组织了坦帕“9·12”项目的首次聚会。贝克的运动基于九项原则，包括“美国是好的”和“我为自己拥有的东西而努力工作，我想跟谁分享就跟谁分享”，以及十二个价值观，其中包括敬畏和希望。

2009年3月13日，人们聚集在肯塔基州的希伯伦、亚利桑那州的金谷和全国其他城镇，参加观看派对。有八十人在坦帕啤酒屋见了面。下午5点钟，《格伦·贝克秀》开始了。节目播放了2001年9月11日的录像带，展示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有多么勇敢和团结；格伦·贝克站在后台，金发寸头，穿着细条纹西装和运动鞋，靠近相机，整张脸充满镜头，哽咽着忍住眼泪。“你准备好成为‘9·11’之后那天——‘9·12’——的自己了吗？我已经说了好几个星期，你并不孤单。”贝克抬起头，伸出双臂。“我正在变成一个他妈的电视福音传道士！”他的嗓音断断续续，眼睛浮肿，身形因成千上万失败与悲伤所带来的卑微痛苦而变得庞大，那是他为他的数百万观众所背负的。他擦去了一滴眼泪。

“对不起。我只是热爱我的国家，我为它感到恐惧。就好像我们的领导人、特殊利益团体还有媒体的声音，他们都包围着我们——听起来很吓人！但是你知道吗？拉开窗帘。你会意识到，那里根本没有人！只有几个人按着按钮，他们的声音实际上很微弱。”他靠得更近了，目光冷峻起来。“事实是，他们并没有包围我们。是我们包围着他们。这是我们的国家。”

聚集在坦帕啤酒屋的陌生人没有看完整个节目。他们对和彼此交谈更感兴趣。凯伦很害羞，一直到成年——为家长教师协会参加学校的拼字比赛也能让她害怕——但现在，她发现自己胆子大起来了。“从某种方式来说，我们都彼此了解。”她说，“我们互相不认识，但是我们都能感受到彼此联系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过声音，现在，我们开始创造自己的声音。”他们是像她这样的人——不是乡村俱乐部共和党人，而是觉得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人。她把他们聚集在一起。那是凯伦·贾洛赫政治生涯的开始。

夏天带来了奥巴马医改和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叛。8月6日，坦帕的民主党女议员凯西·卡斯特举办了一次集会，那个房间对一千五百名试图进入的人来说实在太小了。“9·12”项目成员被卡斯特激怒，被奥巴马医改激怒，被拥挤的房间大门向数百名抗议者关闭而激怒，他们开始高呼：“你为我们工作！你为我们工作！暴政！暴政！”事情急转直下，现场一片混乱，直到卡斯特放弃尝试讲话，被人护送离开。凯伦就在现场，第二天下午，她接到CNN的制片人打来的电话，问她那天晚上可不可以去市中心，参加坎贝尔·布朗的节目。三个小时后，她独自一人坐在连接卫星信号的工作间里，听筒中的声音与摄像头黑洞下方的小视频屏幕不同步，她试图紧盯摄像头，感觉自己像被车头大灯照亮的一只鹿。

坎贝尔开始向她提问。“我全力支持公民参与，但请向我解释，向你的国会议员大喊大叫有什么意义。那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凯伦试图回答，但坎贝尔打断了她的话：“我会让你说完，但是当时，没人能被其他人听到，那里可是彻底的混乱，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

“人们很沮丧。”凯伦说，刘海落在她的左眼上。她的脑袋与坎贝尔共用一块分屏，或是与三名专家（一个共和党战略家、一个有线电视分析员，还有一个网络作家）一起占据屏幕的八分之一，他们都受邀来节目上讨论这起事件。“美国中部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没有人听我们讲话。我们的国会议员正飞快地推进法案。”她说，“人们害怕他们会失去医保。这将造成巨大的赤字，会比我孩子的人生还要持续更久。”

坎贝尔问她的领导者是谁。

“我们是草根。”凯伦说，她声音轻柔，但立场坚定，“我们是地方组织。我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一毛钱。”她觉得坎贝尔扭曲了事实来反对茶党，使他们看起来比事实上更粗暴。这没关系——她认识的人都是在别处了解新闻的。后来，她在运动中的朋友纷纷祝贺她为被遗忘的美国人站出来，让主流媒体显得偏颇而愚蠢。

然后是铁路。奥巴马和国会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没能像坦帕由纳税人补贴的轻轨系统提案一样让凯伦兴奋。这个议题占据了她整个2010年的生活。她成立了一个名为“拒绝为铁道交税”的小组，并通过阅读传统基金会[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保守主义智库，对美国政治有重要影响。]的一份反铁路报告来临时抱佛脚。她的论点是，轻轨系统花费太多，不会创造就业机会，不会有乘客，在其他地方失败了，会使该地区负担数十年的债务。每当一个事实削弱她的一个论点，她就会转向另一个论点，因为她对公投真正的反对理由远远不只是每英里的成本。

19世纪，铁路是交通的未来，是美国财富的引擎。20世纪，在公共政策和预算专家看来，铁路是一个无聊的话题。2010年，它象征着美国右翼所惧怕和憎恨的一切：大政府、税收和支出，欧洲风格的社会主义，一个人们被迫与陌生人分享社会服务并为之付费的社会。铁路对新坦帕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轨道计划在这里终结。在新坦帕，人们每周开车去超市一次（而不是像在城市那样每天走路或乘公共汽车前往超市），然后在周末造访家得宝，把小型货车装得满满当当。凯伦发表演讲，谴责城市规划者的影响，警告世人警惕《21世纪议程》——那是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可持续发展”决议，许多茶党人士视之为世界政府的特洛伊木马，令美国主权陷入危险，对单户住宅、铺设的道路和高尔夫球场构成不详的威胁。奥巴马总统将城际高铁作为其刺激法案的核心这一事实，只是证实了他们最糟糕的怀疑。因此，轻轨被卷入席卷全国的愤怒中，成为坦帕茶党在2010年的标志性议题，正如减税和堕胎曾成为早年保守党的核心议题一样。

一次，在与坦帕市市长帕姆·伊里奥（轻轨背后的主要政治力量）进行电视辩论之前，凯伦提到，她的丈夫最近丢掉了土木工程师的工作。他们将失去医疗保险，正处于艰难时期。

市长说：“凯伦，这个动议不是刚好能让他重新获得工作吗？”

凯伦说：“不，您的计划不会创造任何就业机会。”这是一个神圣的原则，她不会让家人的不幸削弱她的立场。凯伦觉得与铁路的斗争就像大卫与歌利亚的斗争一样。对手有许多强大的力量：商会、南坦帕精英阶层、《圣彼得斯堡时报》的社论专页，以及马克·夏普县长——这些铁路拥护者花费了超过一百万美元。在凯伦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孜孜不倦的茶党组织者，名叫莎伦·卡尔弗特，她的道奇·杜兰戈汽车保险杠上贴着“不要践踏我”和“夺回美国”的装饰贴纸。还有大卫·卡顿，一名前色情片－可卡因－酒精－安眠酮－劳拉西泮－自慰成瘾者，现在是一个基督徒十字军战士，反对色情片、同性恋和铁路。还有布兰登的商人萨姆·拉希德，他出生于卡拉奇，有着职业扑克选手（他确实是）般的冷峻眼神；他资助右翼政治候选人，包括马克·夏普在内——直到夏普因为支持铁路税而变成一个叛徒、骗子和“名义共和党”。这是一次不可原谅的违约，于是拉希德发誓要在中期选举中击败夏普和他心爱的铁路，作为对他的惩罚。

11月2日，希尔斯伯勒县的轻轨提案没能通过，反对者占百分之五十八，支持者占百分之四十二。凯伦·贾洛赫和茶党击败了市区的商人和政客，因为市郊繁荣堡和幽灵小区中的选民看不到铁路的好处，也不想在经济衰退的深渊里再多支付一分钱的税款。茶党的英雄里克·斯科特拒绝与任何报纸编辑委员会见面，也没有得到任何报纸的背书，却成功当选为州长，接过了1998年以来共和党在佛罗里达州不曾间断的统治权。上任后不久，斯科特决定拒绝二十四亿美元的联邦刺激资金，这笔钱原本将用于修建一条连接坦帕和奥兰多的高速铁路，计划在数周内动工（这笔钱最后拨去了加州）。坦帕市中心占地七十英亩的新铁路枢纽选址如今仍然空荡荡地摊在州际公路旁，广阔而肮脏。一家数据公司研究了五十个大都市的统计数据，考虑了失业、通勤时间、自杀、酗酒、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精神健康和阴天等因素，最后宣布，坦帕市是美国压力最大的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里，有八个在阳光地带，五个在佛罗里达。

马克·夏普经受住了茶党亲手挑选的候选人萨姆·拉希德的挑战。在连任县长后，夏普投票支持让凯伦·贾洛赫进入希尔斯伯勒地区区域运输管理局理事会。毕竟，她的一方赢得了铁路战争——在他的众多茶党批评者中，他认为凯伦是最理性的。

选举几周后，迈克·凡·西克勒被派去报道皮涅拉斯县交通运输小组的一次会议。会议在圣彼得斯堡－清水机场附近举行，那是一个被称为艾皮中心的政府－学术－商业联合用途设施。当他驶过两层公寓楼、单排商业区和没有街道编号的办公大楼时，他根本找不到艾皮中心。“迷失在清水区，”凡·西克勒喃喃自语，紧握福特福克斯的方向盘，“这就是所谓的缺乏地方感。给我一个路牌！”远景大街，远景海湾——那些生造的名字！他厌恶这里。如果他尖叫，没人会听到他的声音。

轻轨的失败令凡·西克勒陷入意料之外的沮丧。似乎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不再相信自己的国家。“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要去做那个铁轨项目，因为它根本没法成功。我们不能试图成为下一个伟大的城市。我们只能满足于我们已有的东西。我们不满意自己拥有的东西，但我们无法做得更好。”那不是他长大的国家。他长大的国家要乐观得多。

凡·西克勒迟了半小时才抵达艾皮中心，他因恼怒而涨红了脸。在希尔斯伯勒的铁路计划惨败之后，皮涅拉斯县交通运输小组正在辩论是否该继续自己的铁路计划。房间里有一百个人，其中包括凯伦·贾洛赫。前排坐着两个二十多岁的男人，一个穿着绿色T恤衫，上面画着爱尔兰三叶草，另一个穿着红色T恤衫，上面写着“我还在等待我的救助金！”。每当小组成员说出“我们不断谈论‘经济何时好转’——这项动议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扭转经济”，这两个穿着T恤衫的家伙就会捂住脸，或是默默地笑着摇头。

会议结束后，穿着灯芯绒外套、打着领带、手持笔记本的凡·西克勒走近穿着幸运爱尔兰T恤的那个人，自我介绍说是《圣彼得斯堡时报》的记者。那家伙狠狠瞪了他一眼。凡·西克勒问他对这次讨论的看法。

“我认为他们是一群想提高税收的狗娘养的。如果你听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就会知道他们谈论的都是如何欺骗公众。他们想将自己的议案强加给人民。你会接受吗？它不会走向我希望的方向。在帕斯科，谁会接受这些议案——是牛，还是栏杆？”

此人名叫马特·班德。他是一名失业建筑工人，对能找到的工作来者不拒，但拒绝申请失业救济。“我会走自己的路，”班德说，“我们追求幸福，而不是保障。我厌倦了两党都不去听取民众想要的东西，厌倦了腐败、内部交易、幕后交易。我们必须一点一点地清除政治阶层。”

凡·西克勒开车回办公室去写下他的故事时，他想到了班德看着他的眼神。鄙夷。就像他的一篇报道发表在网络上之后涌入的评论一样——它们与他写下的内容无关，人们的思路早已定型，每一个本地议题都被全国有线电视上的大喊大叫淹没。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事实能让美国所有人一致同意。例如，他的报纸花了很大的力气和花销调查坦帕轻轨的收益和成本，但这些信息根本没人接受。人们接受的是“拒绝为铁路交税”——也许因为对希尔斯伯勒县的人们来说，轻轨如同一种幻想，而他们只想脚踏实地、养家糊口、保住饭碗。凡·西克勒关于金融危机的重磅报道——桑尼·金的故事——也是如此。凡·西克勒已经等了足足两年，等待更高级别的负责人承担责任，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除了底层的抵押贷款诈骗者之外，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指控。凡·西克勒开始怀疑报纸工作的重要性。调查记者花了数周乃至数月的时间来完成报道，把事情理顺并讲出来，希望能带来什么变化——然后什么也没发生。他到底为了什么去做这些？自我满足吗？毕竟，这似乎对其他所有人来说都不重要。

可是他不会停止对新闻业的信念。“你必须相信某些事情，”他说，“我不相信上帝——我相信新闻。我相信人有可能自我改善，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社会能变得更好，而新闻业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能够确保一切正常运转。”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一切如同人类历史一样运转良好。即使这不再是事实，即使大多数美国人不再信任像他一样的记者，还有什么其他选择？还有谁能成为公众的眼睛和耳朵？他在市政厅可没有看到“每日科斯”或“红州”[每日科斯（Daily Kos），自由派网络论坛；红州（RedState），保守派新闻及评论网站。]，在县委员会也没有看到谷歌或Facebook。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凡·西克勒涂了防晒霜（尽管仍是3月），然后开车前往希尔斯伯勒县东部。他想了解马车角现在如何——那里是全县衰退最严重的小区，他去过十几次，做过深入报道。这个地方似乎仍然很荒凉——他曾经采访过房主的房屋现在已无人居住。但是当他走在街上时——一片树荫也没有——他看到一个来自泽西的女人正在整理前院，一个来自西棕榈滩的黑人正和家人一起坐在敞开的车库里；他停下来与他们聊天，一幅图景慢慢浮现：人们又开始搬回这里。他们大多数人买不起这里的房子，他们是在租房，因为房租便宜。他们对邻居一无所知，如果他们想靠路尽头的课后中心来照管孩子，那他们就倒霉了，因为由于县预算削减，这家中心已被关闭。汽油花销占据了他们工资的一大部分，因为最近的工作也在四十五分钟开外，倘若汽车坏了，他们可就彻底遭殃了。

但是马车角仍然健在，当凡·西克勒驱车离开，他已经看到这里未来五到十年后的景象：一个茫茫荒野中的贫民窟。富人将生活在城市，穷人将生活在曾经的郊区，坦帕市将在低迷中等待，直到增长机器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