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米热爱行动。她热爱更大的舞台，更大规模的行动。公开演讲曾让她恐惧，但是在2009年，当她的组织与工会和其他团体一起，在俄亥俄各地和华盛顿参加关于医保改革和其他议题的集会，塔米会在巴士前排带领大家唱歌和喊口号。她对掌控这些戏码有一种天赋，也知道如何在它面临消退时让它继续保持活力。有一次，在哥伦布的大通银行外面，一个拿着扩音器的组织者想让人们跟着喊“Si se puede”，也就是西班牙语版的奥巴马竞选口号“是的，我们能做到”（Yes we can），可是人群中几乎没有西班牙裔。塔米最后夺过扩音器让所有人唱起歌。要是再来一轮“Si se puede”，整个行动就完蛋了。

在俄亥俄州的梅森，一个保守的白人小镇，他们冲进了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大厅，在那里唱歌和喊口号。在华盛顿，塔米和扬斯敦的其他人——她招募的像海蒂小姐一样的当地人——加入K街上的全国进步组织，堵塞整个十字路口，然后从那里一路游行到美国银行去谴责华尔街，最后聚集在银行高管的前院草坪上抗议。当天下着倾盆大雨，尽管塔米披着垃圾袋当雨衣，还是变成了落汤鸡。她后来生病了，但整件事令人振奋不已。这让她感到：“嘿，接招！你们一直都在把这些东西强加给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现在，自食其果吧。”她站起来，说——不管是真是假——“我可不会再忍受这些了。”她想到了她知道的所有止赎房屋，东区等黑人社区遭受的贷款歧视，以及发薪日的贷款滥用。“我只是厌倦看到有人占别人便宜。你们还去占那些本来已经没什么钱的人的便宜？这里不是美国吗？那是野兽的天性，看起来，我们已经深陷其中。”她想到自己被迫从帕卡德退休，而首席执行官和高层员工却拿到了奖金；其他人都丢了工作，整个社区被摧毁，还有一些银行拿着她的税金摆脱泥潭；而她仍然无法从银行拿到贷款，尽管她每个月都需要还房贷。“这让我想说：‘这他妈是怎么回事？’这种不公平让我心忧。”

这些行动使她手下的领导者踏上他们从未梦想过的舞台。刚刚从俄亥俄灯厂的水泥运输部门退休的西比尔女士去了华盛顿，与奥巴马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肖恩·多诺万会面。她告诉他，拨给陷入困境的城市的部分刺激资金应该用于拆除废弃房屋。她拿出了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的地图，并解释说，扬斯敦的问题不是像纽约或芝加哥这样的士绅化——扬斯敦不需要建造低收入房屋，而是需要拆除空置房屋。三次会面后，部长终于明白了，他还记住了她的名字。

海蒂小姐成了当地的名人。塔米让她在全镇到处发表演讲，关于医保，关于空置房屋，关于银行对街区做了什么，直到人们会在商店里走到她面前说：“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你为我们所有无法发声的人发声。”然后塔米带她去华盛顿。当海蒂小姐来到国会山，面对在她看来成千上万的听众，她几乎紧张得昏死过去。当她开始口吃和口误，在特拉菲坎特之后继任的扬斯敦国会议员蒂姆·瑞安拥抱了她。他说：“您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发言人，我以后每次都要请您为我开场。”这就像母亲边轻拍她的背，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那之后，她便滔滔不绝起来。海蒂小姐后来说：“是塔米将我塑造成今日的领导者。”

在她修剪的花园对面还有块空地，海蒂小姐在那里建造了“费尔蒙女孩及周边社区花园”。她像在郊区一样，搭起了白色的栅栏，用捡来的木头和刨花板以及工厂货盘上的堆肥箱一起建造了种植床。乔金的饭店每天会给她的卡车装满三十磅的堆肥，她的医生从自家农场给她攒马粪。塔米向韦恩基金会申请了一笔基金，海蒂小姐收到三千七百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她试图美化社区，并教给孩子一些没人能夺走的东西。“一开始，你可能会讨厌它，但后来，你就可以用绿色蔬菜做饭，而不是一直都在吃肉。只要努力干活，你就可以吃上廉价甚至免费的食物。努力工作是一切的关键。我年轻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我猜，随着年龄渐长，我的智慧也增长了。”花园是一处宁静的所在——它令海蒂小姐想起父亲的花园。可是附近街区的孩子现在都是青少年了，很难让他们对花园感兴趣。雪上加霜的是，花园隔壁的房子因为一个七岁男孩玩火柴而发生阁楼火灾，房主立即拆下铝制壁板当废料卖掉。

西比尔女士也在她所在的东区街区开垦了一个社区花园。那是一个城市花园，混凝土上面是黑色的土壤和绿色的蔬菜废料。她说：“我们都将回归尘土，一切都将回归尘土。”她对园艺一无所知，只懂食物，于是她和邻居种了一大片可食用的东西。花园的规则是随心所欲地来，随意挑选你想要的东西，只要不破坏花园就好。只有土拨鼠和鹿不遵守规则。

塔米和组织合作社对扬斯敦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这次是关于杂货店的。他们的地图显示，扬斯敦是一片食物沙漠——整个城市几乎没有像样的商店。要想购买新鲜的食料，从东区的某些地方乘巴士来回要花四个小时；南区一家低价食品店开张后，情况就好转了很多。一家不错的街角商店可能会摆放几个土豆、几个洋葱和已经开始变黑的生菜头，但大多数都像是位于谢比街上薇姬被拆毁的房屋旁边的F&N食品市场，出售快餐、酒和香烟。塔米的组织向街角商店老板施压，要求他们签署一项协议，提供新鲜和有营养的食物，并拒绝他们的商店成为毒贩的集结场所。

这场食物运动让塔米与扬斯敦南部的一个白人福音派教会建立了联系。那里的牧师史蒂夫·福滕贝里在教会开辟了一个占地三十一英亩的合作农场。他的会众中有一些年长和较保守的成员，他们对任何与环保主义有关的事情都持怀疑态度，因此他用“喂饱饥民”来宣传这个项目，这样比较容易被接受。整个夏天，扬斯敦的青少年、残疾人和刑满释放者都在教堂的农场里工作，塔米和福滕贝里安排用卡车将食物运到周围的社区中心和农贸市场。

在她早年的生活中，塔米从未遇到过像史蒂夫·福滕贝里这样的人。那时，她也不会去结识柯克·诺登。她不知道有像诺登这样的人，对失败者如此心怀热情。她称他为“我认识的最黑的白人”。这项工作占据了她的生活。它偷走她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她不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去教堂，也没有帮忙参加春季大扫除。但是合作社也让她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了形形色色的经验，甚至让她尝试了形形色色的美食（在柯克的挑战下，她吃了章鱼；她还爱上了印度料理）。过去，当她看到白人编着发辫，她会心想：“为什么他们要学黑人编头发？”现在，她早已见怪不怪，一神论教会的古怪行径（比如一个女人用口号和敲锣来开始一场会议）或任何其他宗教也不再让她惊奇。这都是文化体验的一部分。离婚后，当她深入上帝的神殿，她曾戒酒；但现在，她和其他组织者会边吃饭喝酒，边召开漫长的战略会议，最后总是会开始讲战争故事，互相攀比胜利和伤疤。她从未接近过对工作如此充满热情的人。生活比她所知的要丰富得多。有些她认识的人会说柯克在利用黑人，或者说他是种族主义者；没什么能比这些话更让她怒火中烧。“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知道他为我和我的家人做了什么吗？他不是非得雇用我不可。我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学位。他认为我们需要在这里做点什么，他有一些答案。如果你们想改变这里、让它变得更好，那么过去二十年来你们什么也没做。你们在等什么？”

当塔米离开德尔福时，她的买断报酬大约是十四万美元。这听起来像是很多钱，直到你发现这只不过是两年半的工资，而你无法确保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她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养老金，但最后，她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成为幸运者之一。她最好的朋友凯伦比她大十岁，凯伦接受了买断，但没有找到其他工作。她和丈夫艰难度日，就像塔米在工厂里认识的几乎其他所有人一样。这家公司特别擅长把工人吓跑，那么多人接受了买断，以至于德尔福在沃伦的工厂不得不返聘几百人作为临时工，好让工人总数能达到六百五十人。塔米认识的一些人回到高速冲压区工作，操作三到四台机器，时薪十三美元——工作量翻了一番，薪水却减半了。

媒体预言，公司威胁的裁员将会导致罢工，但工会在为成员严重缩减的薪资和福利谈判时表现得十分安静。2009年，德尔福摆脱了破产，将大部分业务出售给了通用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在1932年到1999年间曾拥有德尔福（2009年，通用汽车也根据《破产法》第十一章进行重组，美国政府投资了五百亿美元）。德尔福的剩余资产属于私人投资者，他们给公司起了新名字：这家公司曾经是帕卡德电气公司，后来变成德尔福汽车系统公司，然后是德尔福公司，现在则变成了DLPH控股公司。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曾于2007年通过卖空次级抵押贷款赚了近四十亿美元，这回他出售了两千零五十万股新公司股票，以一千四百万美元的投资获利四亿三千九百万美元。到此时，这家公司在全球雇用的近十五万名员工中，美国员工已经不到两万人。

塔米工作的工厂——哈伯德托马斯路上的8号工厂——关闭了。很快，厂房加入了马洪宁河谷的常见景观：窗户被打破，杂草遍布沥青路面，停车场空空荡荡。塔米和同事经常光顾的餐馆和酒吧也失去了大部分生意。

德尔福被誉为通过破产削减成本的典范。

2007年，塔米为自己的买断报酬交完税后，手里还剩下八万两千美元。她花了一部分钱来帮助母亲和孩子，然后将一部分钱存入了回报率为百分之三的定期存款。但是2007年，她尚未被合作社雇用，当时她曾又一次考虑离开扬斯敦。她想用剩下的资金多赚一点钱，好让自己能离开这里，并且能有固定收入，因为她当时在上学。她有一位姻亲是这片区域的房地产经纪人，他曾帮助塔米和巴里为他们在南区的房子申请贷款。他很欣赏塔米，称她为“老江湖”——懂得如何生存、不会消沉不起的人——他一直想请她来为他工作（他还有一家草坪护理公司、一个日托中心，以及一家帮助刑满释放者的非政府组织）。有时他甚至称她为“女儿”。他提出拿她的钱投资房地产。他签下了一份合同，保证百分之十的年回报率，每月支付。塔米将买断报酬中最后的四万八千美元交给了他。

第一年情况很好。她每个月都会收到支票，足以支付她的房贷和车贷。到了第二年，从2008年中开始，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谷，他请求再多保管这笔钱一年，并商量把回报率降到百分之八。到了圣诞节，他只付了百分之五，并且钱到得很晚。等到2009年，这笔钱没再寄来。

母亲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塔米希望将她从疗养院接出来，让她住进条件不错的房子。她要求这位亲戚以一万五千美元的价格竞购一栋可能价值两倍的房子。她赢得了竞标，但他却无法拿出五千美元的首付；这时，她知道事情有些不对了。当她要求拿回自己的钱时，他说他手里没有这笔钱。“我很抱歉，”他说，“我会把事情理顺的。我正在努力避免申请破产，因为如果我申请破产，那就没人能拿到钱了。我要卷土重来，你会拿回你的钱。”

她知道他在努力。可是没有这笔钱，她就不能继续给自由区的房子支付房贷，银行也准备好了止赎。不知怎的，他拿出了她需要的一千两百美元，让她申请贷款变更。但是他仍然无法付清她投资给他的钱，她开始认为他一直在进行一场庞氏骗局，用她的钱付给其他人，最后因市场崩溃而陷入困境，就像马多夫[指的是马多夫骗局，即庞氏骗局，由曾任美国纳斯达克主席的投资大亨巴纳德·马多夫的投资欺诈行为而得名，主要操作方式是用新投资者的钱付给早期投资者作为回报，不断诱骗更多人加入。]当时一样。她开始听到其他人的故事，其中有些人在加利福尼亚，他们也曾向他投资，但无法收回款项；在另外一些故事里，他利用经纪人执照将抵押贷款转移给亲戚，并在未告知他们的情况下进行再融资。他的员工拿不到薪水。她当面质问他，并告诉他她正在考虑报警。这位亲戚在教会里担任助祭，他说：“基督徒不能对彼此做这种事。”

她在努力做一个好基督徒，做正确的事。不管怎么说，报警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她没有告发他，也没有告诉家人。最后，他给她写了一张支票，偿还了一部分欠款。当她拿着支票去兑现时，它却被退回了。在那之后，他不再接听她的电话，从此杳无音信。她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也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钱——她曾指望能在离开德尔福之后的艰难岁月里靠这笔钱度日，然后退休。她对自己怒火中烧。她本该把钱放到收益率低但安全的定期存款里，也许还可以拿出一部分来尝试炒股。“你可真是太蠢了，”她抱怨自己，“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会相信他？”她对自己比对他更生气；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她还是对他抱有一点点同情，因为他的人生全毁了。

在这场惨败的过程中，塔米的父母去世了。在她的一生中，父亲经常表现得刻薄而暴躁，她从十几岁起就一直瞧不起他。但是在他弥留之际，她看到了父亲内心深处埋藏的软弱，这让她相信，他曾爱过她。2009年9月，他从医院回到家里，在与妻子和儿女一同享受了一顿烧烤、西瓜、葡萄和啤酒之后，因肝癌而在睡梦中溘然长逝。

但是薇姬的情况有所不同。多年以来，在骨裂、丙型肝炎和海洛因的摧毁下，她的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她郁郁寡欢，精神不振，塔米一直试图找到办法把她带回家来照顾。感恩节期间，薇姬在圣伊丽莎白医院住院，塔米探望了她。但塔米有一场手术安排在12月2日，预计之后需要一个月才能康复。根据她在帕卡德的工作经验，她觉得就算有人替班，她也没法请假。她在手术前花了好几天试图弥补即将落下的工作，尽管她跟母亲通了三次电话，却无法去见她。当塔米在医院时，母亲没有告诉她，就要求停止对自己的治疗。塔米于12月4日出院回家。两天后，她的母亲因充血性心力衰竭被送往急诊室。她去世时六十一岁。“她是一个人走的。”塔米说，“我没能及时赶到医院。我向她保证过我会陪着她。我的母亲需要我，我却没法待在她身边。”这个想法一直令塔米痛苦不堪。

她们本来还应该一起生活很久。可是薇姬很早之前已经准备好离开，即使她知道塔米不会让她走。她去世之后，塔米想念爬到她床上、躺在她身旁的日子，想念坐在她身旁什么也不说，想念她的拥抱，想念她的手抚过自己的头发，那是无人能替代的抚慰，因为不管发生过什么，她都是塔米的母亲。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塔米一直在质疑自己，也质疑自己的工作，是工作让她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她也质疑上帝，祂让她的人生充满太多挣扎，还夺走了那么多她珍爱的东西——夺走了一切，除了她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