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两个故事要讲。一个关于她自己，另一个关于美国。

伊丽莎白·赫林是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好姑娘。她的父母来自风沙侵蚀地带，从未去过海边，是保守的卫理公会教徒，坚持人要活得体面。他们有三个年纪大得多的儿子。到1949年伊丽莎白出生时，她父亲为开汽车经销店而存的钱已经被一个生意伙伴卷跑了。赫林先生不得不在俄克拉何马市的一栋公寓里当清洁工，以偿还债务、养家糊口。

这对父母语言习惯良好，教孩子们不要说“ain't”[英文中否定表达的不规范用法。]，丽兹[丽兹为伊丽莎白的简称。]也用自己的成绩让他们骄傲。尽管父亲的工作是清洁工，她仍然坚信自己家是稳定的中产阶级，以至于当她得知母亲结婚没穿漂亮婚纱时深感震惊。

丽兹十二岁时，父亲心脏病发作。他被降职，加上医疗费的负担，赫林一家无法再负担那辆带空调的青铜奥兹莫比尔，结果失去了它。为了保住他们在俄克拉何马城最好的学区购买的那栋房子，赫林夫人不得不在西尔斯商场的邮购部门找了一份接电话的工作。母亲上班的第一天，丽兹看到她哭泣着把自己挤进旧的束身腰带和黑色连衣裙。

“这条裙子是不是太紧了？”她母亲问。

丽兹说看起来棒极了，她撒了谎。

母亲因不得不重返职场而深感挫败，她斥责丈夫让全家人失望。

父亲陷入深深的羞愧中。丽兹置身事外——她一生都习惯于不在脸上流露出任何情绪——并在外表上一如既往。她替人看孩子，做餐厅服务生，给自己缝衣服，让父亲送她到西北克拉森高中一个街区以外，好让同学不会注意到她家那辆灰白色旧斯图贝克的状况。她加入了“锐气俱乐部”啦啦队，还获得了贝蒂·克罗克食品公司颁发的明日主妇奖。

那时正是60年代中期，但社会骚动并未影响到赫林一家。俄克拉何马城仍然实行种族隔离。丽兹的兄弟唐在越南战斗，他们理所当然地支持他，也支持战争。丽兹每天课前都会背诵祷词。她知道女孩只有两个选择——护理或是教书——她会选择第二个。

她组建了辩论队，发现自己对此非常擅长。她订阅《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核裁军和医疗保险，并赢得了全州辩论比赛。电视明星詹姆斯·加纳在她八岁的时候曾作为校友到访她的小学，除此之外，辩论是丽兹获得的第一个预示，让她知道自己可能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打造生活。十六岁时，她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到那时，赫林一家已经在中下层阶级重新站稳脚跟。

不到几年时间，70年代初，她已经是伊丽莎白·沃伦，她嫁给了高中男友，一位美国宇航局工程师；她拥有休斯敦大学的言语病理学学位，还有一个小女儿。此后几年，丈夫换了几次工作，她也跟随他搬家；同时，她在罗格斯大学获得法律学位，还生了一个儿子。丈夫想让她待在家里养育孩子，但她并不安分。1978年，她离了婚，开始在休斯敦大学教授法律。她是一名注册共和党人，因为共和党支持自由市场，而她认为市场当时已经受到政府的太大压力。

同年，国会否决了建立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的法案，同时又通过了另一部法律，使宣布破产更为容易。伊丽莎白·沃伦决定对这个晦涩的主题进行学术研究。她想探究美国人为什么会走进破产法庭。她采取了她那无情的母亲的态度。“一开始，我是想证明他们都是骗子，”她后来说，“我本想揭露那些占我们其他人便宜的人。”

沃伦与两位同事一起在80年代进行了这项研究。也正是在那时，她的第一个故事，她自己的故事，与第二个故事交汇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从乔治·华盛顿的1792年开始，每隔十到十五年就会发生一次金融危机。恐慌、银行挤兑、信贷冻结、崩溃、萧条。人们失去农场，家破人亡。这种情况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大萧条时期，俄克拉何马州陷入沙尘。“我们可以比这做得更好，”美国人说，“我们不必重复那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大萧条催生了三个规管机构和条例：

五十年来，这些规则保护美国避免了再一次金融危机。

再也没有发生过恐慌、崩溃或冻结。它们给美国人带来了安全与繁荣。银行循规蹈矩。这个国家制造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中产阶级。

沃伦的人生始于那几年，尽管她在童年时经历过艰难时光，但她的父母和兄弟都过得还不错，她自己在三十岁时财务状况也很好。

然后是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规定？啊，那太烦人了，太昂贵了，我们不需要。”结果，政府开始拆解规管机构。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储贷危机[储贷危机发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共有一千零四十三家储贷机构因无力维系而遭到关闭和解体。]。

80年代后期，正当沃伦和同事即将准备好发表关于破产的研究报告时，七百家金融机构破产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与沃伦的预期恰恰相反，这也颠覆了她对市场和政府的信念。大多数宣布破产的美国人并不是钻空子欠债不还。他们曾经是中产阶级，或者想成为中产阶级，并且已经尽了一切努力，避免沦落到法庭上。他们努力工作来维持生活，希望能在一个仍拥有好学校的学区买房（就像沃伦的父母一样），希望能让他们的孩子留在中产阶级或成为中产阶级，但失业、离婚、疾病夺走了他们的积蓄。他们对信贷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最终不得不靠破产来寻求保护，以避免余生深陷债务。大多数破产者并不是不负责任——他们太负责任了。

沃伦小时候就知道债务意味着什么。现在，她开始通过父亲而不是母亲的眼光看待财务崩溃——这不是社会性的耻辱，而是个人的悲剧，也很少是性格软弱的后果。倒不如说，这是监管不力的后果。银行越是推动国会摆脱规章制度，就有越多人破产。这个数字正在爆炸式增长。

这项研究改变了沃伦的人生。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她继续进行研究和写作（哈佛大学于1992年聘用了她）。她受邀为一个联邦破产法委员会提供咨询。她目睹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碾过消费者团体，向国会投入数百万美元。2005年，在乔·拜登、克里斯·多德和希拉里·克林顿等民主党人的帮助下，国会通过一项法律，限制了申请破产的权利。对企业游说团体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她见识了华盛顿的行事方法。

第二个故事仍在继续。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闭，几乎把投资银行一并拖垮，这说明日益自治的金融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危险地联结在一起。几年后，安然倒下，揭露了账目有多么肮脏。而白宫和国会一直在拆解监管机构的纤维。

随着工资止步不前，债务使越来越多的家庭陷入困境。随着学校质量下滑，父母为了让孩子保住中产阶级地位，就必须在正确的学区拥有一栋房子。随着这些房屋成本的飙升，父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拼命。（沃伦和她的女儿就这方面的努力写了一本书。）银行意识到，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利润中心。他们开始操纵各方力量去支持抵押贷款、信用卡和消费者借贷，而这些也失去了控制。监管者分布在七个机构中，朝着七个不同的方向行事，而且没有一个机构将消费者作为主要关注对象。对于银行来说，摆脱这些监管者，开始出售日益危险的抵押贷款、信用卡甚至汽车贷款，这些一点也不难。美国家庭向银行承诺还钱，而银行将这些承诺变成了一组组债务，反复打包成债券出售给投资者。

发生了三件事：

然后，一切都跌落回平地，银行家又转身对美国人说：“哇，这可是个大问题，你们最好帮我们摆脱困境，否则我们会同归于尽。”于是，美国人民救助了他们。

沃伦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能在电视节目《每日秀》中用五分钟讲述这个故事。

到那时，这个国家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而这场危机已成为她一生的工作。奥巴马总统2004年跟她见过面，他很熟悉“掠夺性贷款”。他阅读了她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时，止赎危机刚刚开始；她提议建立一个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如果一台烤面包机有五分之一的概率会起火烧毁你的房子，那你是不可能买它的，”沃伦在文章开头说，“但是，当我们用抵押贷款为现有房屋再融资，这笔抵押贷款却有五分之一的机会让整个家庭流落街头——而抵押贷款甚至不会向房主披露这一事实。”沃伦的想法是建立一个独立于国会的新联邦机构，该机构将迫使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以清晰的术语披露其金融产品中的风险和罚款。奥巴马喜欢这个主意。他当选总统后不久，沃伦就被任命为监督救助基金的小组主席。

于是沃伦去了华盛顿。她对那里来说很陌生。首先，她看起来不像一个华盛顿女人。她把头发剪成了简单的短发。她戴着无框眼镜，不太化妆，瘦瘦的身型松松垮垮地挂着毛衣和高领衫，看起来像个老师。

她说话时也不像是首都的人。她是一名破产法教授，但是她的语言和态度一样平实。她并不试图去安抚或迎合什么。她看起来似乎真的厌恶银行。她像以前的许多保守派一样，在观察到维持旧生活方式的机构如何崩溃之后，走向了激进主义。有时她很尖锐或愤怒，扬言要在地板上留下“大量的血和牙齿”。尽管她十分渴望推动自己发明的新消费者机构，但她所做的事情并不利于推动她的政治目标，因为她需要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而她恰恰在迫使同样的一批人面对艰难的问题：如何对纳税人的钱负责。她并不是在玩一场游戏。

她似乎是从历史中直接走进听证会，在讲台上坐下来；那个年代的美国大草原培育了愤怒而雄辩的平民辩论家，例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罗伯特·拉弗莱特，乔治·诺里斯[罗伯特·拉弗莱特，共和党政治家，曾任威斯康星州州长，也曾任参议员和众议员。乔治·诺里斯，共和党政治家，1903到1943年间先后分别连任五次参议员和五次众议员。两人终生坚定地站在平民立场。]和休伯特·汉弗莱。她的存在使圈内人感到不安，因为她使他们意识到，那种舒适的腐败已经成为国会山周边做事的正常方式。而那是不可原谅的。

银行家永远不能原谅她。他们将她视为“恶魔的化身”，并在国会各处撒钱，好让她无法为那个消费者机构工作。他们说她天真，但他们不能原谅她，是因为她对他们的游戏了如指掌。

共和党永远不能原谅她。她没有退缩，也没有表现出通常的礼貌，于是他们虚张声势，当面指控她撒谎，并致力于毁灭那个消费者机构；他们磨刀霍霍，将利刃对准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

一些民主党人也永远不能原谅她。白宫认为她“令人讨厌”。多德暗示，问题是她太自我中心了。蒂莫西·盖特纳在一场监督听证会中无法忍受她，几乎大喊大叫起来。

总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样的女人。沃伦与奥巴马的共同点是哈佛法学院，他们也谈论着同样的议题：压力重重的中产阶级、公平竞争的需要、金融领域的过剩。但她不是作为精英中的一员在谈论这些问题。她并没有像奥巴马一样说：“伙计们，这跟个人无关，让咱们理性一点，达成协议吧。”出于这个理由，奥巴马最热情的支持者中也有一些人开始远离他，走向她。

2011年夏天，总统跟自己辩论了很久；为了避免一场无法赢得的战斗，他从玫瑰园中走出来，宣布他会提名沃伦的代理人理查德·科尔德雷[理查德·科尔德雷，2012至2017年担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首任局长。]担任新的消费者机构的负责人。然后，他在沃伦的脸颊上留下一个充满感情的吻。

但是她已经离开，回到了马萨诸塞州，竞选参议员的席位；在那里，战斗鲍勃和快乐战士[“战斗鲍勃”指前文提到的罗伯特·拉弗莱特，“快乐战士”指前文提到的休伯特·汉弗莱。]的声音曾经鼓舞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