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上次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是在2009年1月。对全球精英来说，达沃斯是一个可见度很高的地位标志，但在那一年卷入达沃斯，似乎意味着你就是那群搞乱世界的人里面的一员。蒂尔离开时下定决心，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都将做空地位，做多实质。如果美国正在发生某种解体，那么地位标志会变得诡异而不对劲——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它们不可能是正确的、真实的东西。几乎所有地位高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值得投资的好东西。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蒂尔提出了关于过去和未来的理论。

它可以追溯到1973年——“50年代的末期”。那是石油危机的一年，美国的中位数工资开始停滞不前。70年代是问题开始出现的十年。许多机构停止工作。科学和技术停止进步，增长模式崩溃，政府不再像过去运转得那么顺畅，中产阶级的生活开始陷入困境。然后是80年代——蒂尔1985年从高中毕业时，事情看起来非常乐观，一切皆有可能。接着是90年代——互联网取代天堂，财富滚滚而来，使用鼠标垫的日常生活看上去简直像是某种奇迹。等到千禧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是低迷的十年——布什作为第43任总统上台，暴力和战争频发，经济萎靡不振，只有华尔街除外，这导致了2008年的大震荡和新的经济萧条。四个十年——下，上，上，下。四十年后，重归平地。

这一切在中间几年里很难看清，那时候，事情似乎在好转。在硅谷更难看清，毕竟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的几年，硅谷仍然过得相当不错：谷歌上市，Facebook，还有其他社交媒体。然而，在硅谷以东三十英里，人们的生活并不好，尤其是当他们唯一的资产——房屋——跌去一半价值之后。事实上，中间的二十年就像是70年代之后经历的小阳春，它持续了很长时间。如果从1982年里根衰退的末期开始算，一直到2007年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为止，那么大约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在一切开始重置之前，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回到原点。整个小阳春时期，相同的重要机构继续受到侵蚀，随之而来的是持续更久的经济萧条和金融恐慌。看待小阳春的一种角度，是一系列泡沫：债券泡沫、科技泡沫、股票泡沫、新兴市场泡沫、房地产泡沫……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破灭，而这种破灭表明，它们只是长期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也许是对这些问题的回避，是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有如此之多的泡沫，还有如此之多的人同时追逐这种转瞬即逝的泡沫，很明显，这在根本上是行不通的。

2011年春天，米特·罗姆尼来到硅谷寻找支持者，他造访蒂尔在旧金山的家，与他共进早餐。罗姆尼说，他的竞选活动将会把重点放在经济而不是社会问题上，他会让数字来支持他的论点。蒂尔认为他很有才华，令人印象深刻，他给了罗姆尼一个预测：“我认为，最悲观的候选人将获胜，因为如果你过于乐观，那表明你不够接地气。”换句话说，倘若罗姆尼仅仅是声称奥巴马无能，认为换另一位总统情况自然会好得多，那将是错误的策略。1980年，里根可能会针对卡特提出这样的论点，但在1980年，只有一半人认为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过得更糟；2011年，这一比例接近八成。如果罗姆尼说，情况可能会好起来，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将会十分困难，比更换总统更困难，那就聪明多了。然而罗姆尼无法理解这一点。他认为更乐观的候选人永远能获胜。他认为一切仍在根本上如常运转。

比如，信息时代怎么样？它的运转难道不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吗？曾经因信息时代而赚得盆满钵满的蒂尔，如今却不再这么想了。

在帕洛阿尔托市区的维尼西亚咖啡馆——2001年，蒂尔和埃隆·马斯克正是在这里喝着咖啡决定让贝宝上市，这里距贝宝最初在大学街的办公室只有五个街区，而那个办公室就在Facebook最初的办公室和帕兰提尔现在的办公室对面，距离山景城的谷歌园区只有六英里，距离新经济的世俗神殿苹果商店在一个方向上只有一英里，另一个方向上则只有半个街区；这里是硅谷心脏的心脏，周边的桌子坐满了干净、健康、衣着不起眼的人，他们都用着苹果设备，谈论着创造想法和天使投资——蒂尔从牛仔裤口袋掏出一个iPhone，说：“我不认为这是技术上的突破。”

与阿波罗太空计划或超音速喷气飞机相比，智能手机看起来很小。在1973年之前的四十年里，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工资增长了六倍。从那时起，美国人被纯粹的小工具迷住了，却忘记了进步究竟可以有多么广泛。

蒂尔最喜欢的书之一，是法国作家J. J. 塞尔万－施雷伯的《美国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该书出版于1967年，即蒂尔出生的那一年。塞尔万－施雷伯认为，美国的技术和教育动力正在将世界其他地区甩在身后，他预言到2000年，美国将成为一个后工业化的乌托邦。时间和空间将不再是交流的障碍，收入不平等将缩小，计算机将解放人类：“每周只有四个工作日，每天七个小时。一年将只有三十九个工作周，还有十三周的假期……所有这些都将在一代人之内实现。”信息时代如期抵达，但乌托邦并未到来。汽车、火车和飞机都没比1973年时进步多少。石油和食品不断上涨的价格表明在能源和农业技术发展上的失败。计算机没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维系中产阶级的生活，没能在制造业和生产力上取得革命性的进步，也没能提高各阶层的生活水平。蒂尔开始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净优势，但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苹果“主要是设计上的创新者”。推特将在未来十年为五百人提供工作保障，“但是，它为整个经济创造了多少价值？”使蒂尔成为亿万富翁的Facebook“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因为它足够激进。可是对于广受赞美的社交媒体时代，这就是他能说的一切了。他投资的所有公司大概雇用了不到一万五千人。“在进步停滞的地方，一切却在发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信息本身就是问题的征兆。虚拟世界的创建已经取代物理世界的进步。“你可以说，整个互联网都有一种逃避主义者的意味，”蒂尔说，“在过去十年里，我们有了所有这些互联网公司，而经营它们的人似乎都有点自闭症。这些温和的阿斯伯格案例似乎正在蔓延，他们不需要销售，这些公司在本质上有着古怪的反社交性。谷歌就符合这种原型。然而，在一个状况不佳、许多东西功能失调的社会中，那可能就是你能增加最大价值的地方。我们身处这个混乱的现实世界中，事情变得异常艰难和破败，政治陷入疯狂，好人很难当选，系统似乎无法正常运转。至于这个替代的虚拟世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在计算机上都是0和1，你可以对它重新编程，让计算机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许，在这个国家，这是你实际上可以帮得上忙的最好途径。”

问题归结到了这里：发明了现代装配流水线、摩天大楼、飞机和集成电路的美国人不再相信未来。自1973年以来，未来一直在衰落。蒂尔称其为“技术放缓”。

举个例子：他长大后阅读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说，曾描述乌托邦式的太空旅行和海底城市，如今看起来就像是远古时代的文物。现在的科幻小说讲述的是技术失效或故障的故事。“1970年，排名前二十五的科幻小说选集里，会包括‘我和我的机器人朋友在月球上散了个步’这种故事，”蒂尔说，“到了2008年，却变成了‘银河系由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联邦统治，有人正在捕猎行星，杀死它们取乐’。”蒂尔与肖恩·帕克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创立了一家名为“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的早期风险投资公司。它发布了关于未来的在线宣言，开头就是一句抱怨：“我们想要飞行汽车，结果得到了一百四十个字符。”

技术放缓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也许再也没有简单的技术问题了，那些问题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解决，剩下的大问题确实非常棘手，例如如何让人工智能运转。也许科学与工程学在联邦资助削减的同时也失去了声望。蒂尔内心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指出，问题之一是对能源、食品和毒品等商品的监管过度——计算机是增长最快的行业，恰恰也是监管最少的行业之一，这并非偶然；问题之二则是狭隘的环境保护主义，它希望所有解决方案看起来都像是自然的，因此几百个新的核反应堆不在讨论之列。也许，当苏联这个敌人不复存在，随之而去的是军事创新的动力和更大层面的牺牲意愿（这个想法令蒂尔格外困扰，因为他对暴力深恶痛绝）。也许，持久的和平让人们不再有理由努力工作，未来的衰落实际上始于1975年的阿波罗－联盟号联合飞行，正是它终结了太空竞赛。也许，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蒂尔的一个年轻朋友描述了他在耶鲁大学的新生介绍会，那里的教务长告诉新生：“恭喜——你们的一辈子都稳妥啦。”人永远不该认为自己的一辈子都稳妥了。

蒂尔是精英阶层中的精英，但他的知识分子火力瞄准了自己的阶级，或是在他两三个梯级之下的人——年薪二三十万美元的专业人士。精英已经太过自满、不思进取。如果说他们没能看清技术发展放缓的现实，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成功令他们偏向乐观，而财富不平等令他们无法看到俄亥俄州这样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如果你出生于1950年，收入属于顶端的百分之十，那么这二十年来，一切都在自动变得更好。然后到了60年代末之后，你进了一所好学校读研；70年代末，你在华尔街找到一份好工作，接着碰上了经济繁荣。你的故事反映六十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曾松懈的进步。而对大部分六十岁的美国人来说，那根本不是他们的故事。”体制已经凭惯性滑行了很久，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它的失败指向新的方向，也许是马克思主义，也许是自由意志主义，那将是它无法继续控制的动荡轨道。

蒂尔的论点在整个政治光谱上遭到全面抵制。在右翼里，市场原教旨主义取代了对创新的认真思考（这就是为什么罗姆尼在那次早餐会上无法理解蒂尔的观点）。左翼则是表面上对创新自鸣得意——花更多钱就行了——实际上却有着深深潜藏、不言而喻的悲观。奥巴马总统可能认为，除了控制经济衰退之外，没什么能做的，但是他不能发表又一次“痼疾演讲”（看到吉米·卡特发生了什么之后，再也没人会这么做），所以他对未来的描绘仍然有着古怪的空洞。奥巴马和罗姆尼都选择了错误的立场：前者认为美国例外主义已不再正确、应该放弃，后者则认为它仍然正确。双方都不愿意告诉美国人，他们不再是个例外，但他们应该再次尝试成为例外。

蒂尔不再是对冲基金巨头，但随着他开始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靠发表文章，或是在全国激增的精英讨论及社交会议上发言——他已经成为自己在斯坦福大学时曾梦想成为的那种知识分子煽动者。2012年夏天，他受邀参加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财富头脑风暴科技会议，在那里，他与谷歌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就技术的未来展开辩论。施密特是那种能激发蒂尔内心恶意的乐观自由主义者，他告诉观众，晶体管、光纤和数据分析正在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好；根据摩尔定律，计算能力每隔两年会翻一番，而且这种发展至少还要持续十年。

“埃里克，我认为您作为谷歌宣传部长的工作非常出色。”蒂尔开始说道。

主持人打断了他：“你说过你会表现得友好。”

“我是说他的工作非常出色。”蒂尔的蓝色西装外套扣着中间的扣子，白色衬衫靠上的扣子则解开几颗；他阐明了他对科技发展放缓的观点。作为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他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监管。“我们基本上已将一切与物质世界有关的事情都禁止了，”他说，“你唯一获准去做的事情只能在数字世界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计算机和金融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在过去四十年里，只有这两个领域产生大规模的创新。金融似乎正处于被禁止的过程中，因此现在，硕果仅存的就是计算机。如果你是一台计算机，那倒是不错。谷歌就是这么想的。”

施密特微笑着抑制怒气。主持人指着谷歌董事长对蒂尔说：“你不是在指责他是一台计算机吧？”

“你懂的，很多情况下，他们喜欢计算机超过人类，”蒂尔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错过了社交网络革命。没错，从未来四十年的角度来看，假如你是一台计算机，那么摩尔定律对你来说再好不过。但问题是，这对人类有什么好处？这如何能转化为人类的经济进步？”

蒂尔喜欢丑化可敬的见解。他的一篇文章《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教育》于2009年在网络上风靡一时，让思维健全的人愤怒不已。他写道：“上世纪20年代是人们能对政治真心感到乐观的最后十年。1920年以来，福利受益人大量增加，女性获得了公民权——对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从这两个群体获得选票是臭名昭著地困难——这已经让‘资本主义民主’这个概念变成了自相矛盾的说法。”蒂尔试图解释说，他并不想剥夺女性的投票权，相反，他想找到一种能绕开民主的道路，因为民主与自由格格不入。他长期致力于给政治议题捐款。2009年，他资助了詹姆斯·奥基夫，后者的卧底录像后来让ACORN关门大吉。2011年和2012年，他向罗恩·保罗[罗恩·保罗，共和党元老，曾任参议员和众议员，并三度参选总统。他对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大规模监视政策持批评态度，提倡限制政府和自由市场，被视为茶党的领袖之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两百六十万美元，向支持自由市场的增长俱乐部捐赠一百万美元，同时还为同性恋保守组织GOPround组织筹款活动，邀请安·库尔特[安·库尔特，美国保守主义媒体评论人。]作为主讲人。然而他越来越想摆脱政治，因为对实现变革来说，政治的效率太低了。他仍然致力于青少年时代的信仰，但美国人不会投票支持自由意志主义者。

另一方面，技术可以不经任何人的许可就改变世界。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蒂尔开始成为那个人。

硅谷一个下雨的春日早晨，蒂尔穿着风衣和牛仔裤，开着他那辆深蓝色的奔驰SL500，在101号高速公路和海湾之间的工业园区里寻找一个地址。那是一家名为翠鸟分子（Halcyon Molecular）的公司，它想要治愈衰老。蒂尔是公司最大的投资者，也是公司董事会成员。他开车时没系好安全带。他在安全带问题上摇摆不定——赞成安全带的论点认为安全带让你更安全，反对者则认为，如果你知道自己不那么安全，那么你开车就会更小心。实际上来说，如果你在系好安全带的同时小心驾驶，那是最安全的。他向左转弯，系好了安全带。

尽管在安全带问题上摇摆不定，蒂尔始终怀有三岁时听到死亡消息时的那种原始沮丧感。他拒绝服从他所谓的“每个人都无法避免死亡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越早越好。在医学研究的现状下，他预计自己能活到一百二十岁——考虑到生命延伸的无限可能，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妥协。但是一百五十岁已经不是痴人说梦，永生也并非绝无可能。史蒂夫·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曾发表演讲，讲述死亡的前景如何成为他的动力，但蒂尔不这么认为。死亡，令人丧失动力。它最终会令人沮丧，让一切沾染绝望的语调，并给人们尝试实现的目标加上限制。如果能将每一天都活得像是生命将永远持续一样，那才更健康。永生会让人们更加善待彼此，因为他们将认为，自己会不断与对方重逢，直至永远。老歌《美国派》里有一句歌词：“没有时间重新开始。”想到自己的衰老，就像想到美国的衰退一样——你会想生活在一个重新开始也永远不会太晚的地方。

2010年，蒂尔的朋友和创始人基金的合伙人卢克·诺塞克向他介绍了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这家公司正在开发一种方法，能通过电子显微镜读取人类基因组的完整DNA序列，这将可能让医生迅速了解病人的基因组成，只需花费一千美元。翠鸟分子的工作有望在检测和逆转遗传疾病方面带来根本性的改善，蒂尔决定让创始人基金成为第一个外部投资人。他对电子显微镜DNA测序一无所知，但当时，翠鸟分子的年轻科学家也都没有掌握这种技术——没人掌握，这就是让蒂尔兴奋的原因。他注意到了他们的才华和热情，当他们要价五万美元时，他给了他们第一轮五十万美元的投资。

蒂尔终于找到了翠鸟的办公室，他停好车，快步走进去。走廊上，一排海报在诘问：“我们是否还有更多时间？”一张未来主义图书馆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巨型金属书架笼子，标题是“世上已知有129 864 880本书。你读了几本？”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一场全体会议：大约四十人，几乎全都是二十到三十多岁。他们轮流对团队的工作进展进行幻灯片演示，而翠鸟分子的创始人威廉姆·安德雷格时不时问一个问题。安德雷格二十八岁，身材瘦削，穿着工装裤和一件皱巴巴的粉色衬衫，扣子全部扣好，没有塞进裤子。有一天，当他还是亚利桑那大学生物化学系的本科生，他列出了一生中想做的所有事情，其中包括到访其他星系。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活那么久，他甚至连其中的一小部分都做不完。他萎靡不振了好几周，最后决定将“治愈衰老”放在清单首位。最初，他对使用这一词组十分谨慎，但蒂尔敦促他将它打造成公司传达的主要讯息：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个念头很疯狂，但也有人会被它吸引。

会议上，蒂尔皱着眉头，抿着嘴唇，聚精会神地在黄色便签本上做笔记。“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危险，但是，你预计最多或最少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原型A？”

“夏初时能完成百分之五十。”站在显示屏前的科学家说。他手里拿着激光笔，头发和胡子看起来像是让一只猕猴剪出来的。“到夏末能完成百分之八十。”

“好极了。”

作为每周会议的一部分，几名工作人员作了自我介绍。威廉姆的弟弟、翠鸟的首席技术官迈克尔·安德雷格展示了一张幻灯片，列出了他的爱好和兴趣：

在离开公司的路上，蒂尔提出了一些商业建议：到下周一，公司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列出他们所认识的三个最聪明的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通过现有的网络来建设。”他告诉众人。这就是他在贝宝曾做的。“我们建设这家公司时，必须假设它即将成为一家超级成功的公司。一旦抵达拐点，你就会面临超乎想象的招聘压力，到那时，招多少人都太晚了。”

生物学与计算相结合来延长寿命：这就是蒂尔投入精力和金钱去追求的那种激进未来。在政治与技术之间的致命竞赛中，他正在对机器人技术进行投资（机器人驾驶的汽车将消除交通拥堵，美国再也不必修建新的道路）。出售贝宝之后，蒂尔的老同事埃隆·马斯克成立了一家名为太空探索的公司，致力于开发平价的商业太空探索项目，而创始人基金成为第一个外部投资者，投资金额为两千万美元。蒂尔通过他的基金会资助了纳米技术的研究。他向玛土撒拉基金会捐赠三百五十万美元，该基金会的目标是扭转人类的衰老；他还支持一家名为“人性之上”的非营利组织，它致力于超人类主义——通过技术改造人类身体。当一位朋友告诉蒂尔，有一个电视真人秀正在展示如何通过整形手术、吸脂和牙齿增白等极端美容手段来改变丑女的生活，他顿时十分兴奋，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技术可以改变人体。

他是海上家园研究所最大的赞助人和董事会成员，这是一家自由意志主义的非营利组织，由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孙子、一名谷歌前工程师[指帕特里·弗里德曼。他的祖父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创立。海上家园是指在国际水域中的浮动平台上建立新的城市国家——那将是法律法规无法触及的社区。它的目标是创建更极简主义的政府形式，迫使现有制度在竞争压力下进行创新。（蒂尔已经相信，美国宪法是行不通的，必须予以废除。）

如果说存在一项突破性技术，那很可能就是人工智能。随着计算机获得自我完善的能力，它们最终将超越人类，并伴随不可预测的结果——这种情形被称为奇点。无论是好是坏，这都将极其重要。创始人基金向一家英国人工智能公司沉思科技（DeepMind Technologies）投资，蒂尔基金会每年还会向硅谷的一家智库奇点研究所（Singularity Institute）捐款二十五万美元。人工智能可以解决人类想都不敢想去解决的问题。奇点的概念如此怪异且难以具象，以至于很少被人注意，完全不受监管，这正是蒂尔喜欢聚焦的领域。

另一方面，他回避了那些能给在困境中挣扎的美国人提供最直接帮助的领域——食品和能源。这些领域的监管太多，过于政治化。如果说他的投资有某种不平等的意味，那么所有技术进步都有不平等的成分——你在做一件崭新的事情，而崭新的事物很少能同时传播给所有人。最明显的例子是延长寿命：最极端的不平等形式存在于生者和逝者之间。很难能比这更不平等了。第一个活到一百五十岁的人大概率会很富有——但是蒂尔相信，每一项技术突破最终都会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如果将它交给全民投票，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翠鸟分子公司的科学家是来自研究型大学的难民，他们已经看破学术研究，坚信改变世界的最佳方法是创办一家公司——对蒂尔来说，这再理想不过了，他认为美国经济中最新的一轮泡沫就是教育。他将大学行政管理人员与次级抵押经纪人相提并论，并称深陷债务的毕业生是发达国家仅存的签了卖身契的工人，哪怕破产也无法重获自由。体制的自我满足和不思进取伴随着对进步的盲目信念，这在它对精英学位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只要我的孩子进了正确的学校，就能继续向上流动。大学教育已经成了一份极其昂贵的保险，就像拥有枪支一样。“未来不过如此，但如果你有一栋房子、一把枪、一圈通电的栅栏和一个大学学位，那你就能游刃有余。如果你没有这些，那你就完蛋了。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所有争论都围绕着我们如何才能让所有人都拥有枪支，那我们可能忽略了犯罪问题。”在经济停滞之中，教育已成为一种地位博弈，它“纯粹关乎地位”，“彻底脱离了”对个人和社会究竟有什么好处的问题。

在硅谷，不必走远就可以找到证据。曾经作为加州骄傲的公立学校，如今在全国州立学校系统中排名48位，长期缺乏资金，深陷危机之中。私立学校已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但同时也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的新鲜事物：私有化的公共教育。位于繁荣的硅谷城镇的学校开始依靠大规模的筹款来保持领先。伍德赛德的一所小学有四百七十个孩子，1983年，第13号提案提出五年后，为了保证一个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位不会因预算削减而被砍掉，一家基金会开始为它提供资金，现在每年会捐助两百万美元。这所学校在每年的夜间大拍卖活动中能进账至少五十万美元。2011年的主题是“摇滚明星”。父母身穿豹纹衬衫和紧身迷你裙，戴着刺脊乐队或蒂娜·透娜的假发，吃着“跳跃杰克闪电”烤腹肉牛排，伴随着80年代曲风乐队“臭名昭著”的歌跳舞[刺脊乐队，美国电影《摇滚万万岁》（This is Spinal Tap）中虚拟的英国重金属乐队。蒂娜·透娜，美国歌手，获得无数业内奖项，被称为摇滚女王。《跳跃杰克闪电》（“Jumpin' Jack Flash”）是滚石乐队1968年发布的单曲。臭名昭著乐队是加州本土表演乐队。]，然后被拍卖师连哄带骗地为“棒极烤肉店！”和“撼动女神度假村”的门票竞标。参观拉里·埃里森家著名的日式花园——埃里森是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第三有钱的人，也是十年来薪酬最高的公司高管——被拍卖到了两万美元。一个在私人住宅中举办的美剧《广告狂人》主题十六人晚宴（“在香烟和美酒中，你尽情放纵，干一些会后悔的美事”），被一位房地产投资商及其妻子以四万三千美元拍到了手。

而在几英里外的东帕洛阿尔托，小学没有基金会资助，长期缺乏教科书和教室用品。加州的公立学校仍将持续沉沦。

大学也是如此。世界一流的加州大学系统在四年内被削减了近十亿美元的预算，削减比例超过百分之二十五；2012年，它又面临数十亿美元的预算削减，已经濒临崩溃。同一年，斯坦福大学宣布，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它在一场五年计划资金筹措活动中募集了六十二亿美元，这是高等教育历史上的最高筹款数额。在硅谷蓬勃发展的同时，斯坦福大学建了新的医学院、商学院、工程中心、设计学院、跨学科法学大楼、环境和能源大楼、纳米研究和技术中心、认知和神经生物学成像大楼、生物工程学中心、汽车创新设施和音乐厅。这所大学催生了五千多家公司，注册了八千项发明，带来十三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那些在70年代还是空地的校园区域，现在看起来像是闪闪发光的奥兹国奇景。

在蒂尔看来，在一个阶级分层的社会中，这种对教育的疯狂追求是机制失效的另一个迹象。他对斯坦福大学评价颇高，曾在那里学习七年，现在偶尔教授课程。但是，大学似乎与硅谷奇怪地分隔开了——新公司是由学生而非教授创立的，而教授越来越专注于艰深难懂的领域。他不喜欢利用大学来寻找学术焦点的想法。选择人文学科作为专业在他看来格外不明智，因为这通常会指向预设的选择，那就是法学院。学术研究也令人疑虑——谨慎而狭窄，推动它的是争夺基本势力的争斗，而不是对突破的追求。最重要的是，大学教育并不会教创业。

蒂尔考虑过创办自己的大学，但他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让家长不在乎斯坦福大学和常青藤的名声，那实在太困难。后来，在一次从纽约回旧金山的航班上，他和卢克·诺塞克想出了一个主意：向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资助，好让他们离开大学，创办自己的科技公司。蒂尔喜欢快速行动、引人注目（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这么做一回）。第二天，在旧金山的年度会议Tech Crunch上，他宣布了“蒂尔奖学金”项目：挑选二十名怀有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创业理念的年轻人，为每人提供十万美元、持续两年的资助。批评家指责他腐化年轻人，令他们追逐财富，却在教育上抄近道。蒂尔则指出，奖学金获得者可以在奖学金期满后重返学校。但很大程度上，他的计划确实是捅了顶尖大学一刀，试图偷走它们最好的学生。

蒂尔离开这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开车沿半岛向北，来到克莱瑞姆在旧金山的办公室。他接下来安排了一轮面试；最开始有六百人申请他的奖学金，五十人进入最终轮，这一天他将面试其中几人。第一位坐到深色会议桌旁的候选人是来自西雅图周边的美籍华裔研究生，名叫安德鲁·许。他是个十九岁的神童，仍然戴着牙套。他五岁时就开始解决简单的代数问题。十一岁时，他和哥哥共同创立一个名叫“世界儿童组织”的非营利机构，为亚洲国家的孩子提供教科书和疫苗。十二岁时，他进入华盛顿大学。十九岁时，作为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系的四年级博士候选人，他决定放弃学业，创立一家公司，根据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制作教育视频游戏。“我的核心目标是同时扰乱教育和游戏领域。”他的话听起来跟彼得·蒂尔一模一样。

蒂尔表示担心这家公司会吸引那些有着非营利态度的人，他们会觉得：“问题不是赚钱，我们在做好事，所以我们不必努力工作。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在清洁科技领域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它吸引很多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他们工作不怎么努力吗？”许问。

“你有没有考虑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是想说，仅仅因为公司涉猎教育，这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没错，”蒂尔说，“对于投资这类公司，我们主要的问题是，你最后会吸引到一些不想努力工作的人。这也是我认为它们为什么至今都行不通的深层原因。”

许抓住了蒂尔的游移：“可是，这是一家游戏公司。我不会叫它教育初创公司。我会说这是一个游戏初创公司。我想吸引的是硬核游戏工程师。所以我不认为这些人在工作上会懈怠。”

许将获得蒂尔奖学金。还有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斯坦福大二学生，他自九岁起就一直痴迷于能源和水的匮乏问题，还试图建造世上第一台永动机。“在失败了两年后，我意识到，即使解决了永动机问题，我们也不会使用它，因为它太昂贵了，”他告诉蒂尔，“太阳是永生的能量来源，但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它。因此，我开始沉迷于降低成本。”

他十七岁时学到了光电定日镜，又叫太阳能跟踪器，即“将日光定向到一点的双重存取跟踪镜”。如果他能发明一种足够便宜、利用定日镜产生热量的方法，那么太阳能就可以在经济上与煤炭竞争。在斯坦福大学，他创办一家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学校拒绝将他在该项目上的工作时间折算成学分。因此，他选择休学，并申请蒂尔奖学金。

“我觉得这是我能从斯坦福学到最好的东西，”他说，“我住在这个叫作黑匣子的创业者之家，离校园大约十二分钟。那可真是开心极了，因为它离我们的办公室非常近，还有热水浴缸和游泳池，然后我周末还能去斯坦福见见朋友。你能获得最好的社交，同时还能从根本上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工作。”

紧随其后的是一对斯坦福大学新生，一个是名叫史丹利·唐的创业者，另一个是名叫托马斯·施密特的程序员，他们想做一个名为“四方群众”的手机应用程序，它可以让你在地图上实时定位最亲密的朋友。“它能让你拿出手机就知道朋友此刻在哪儿，无论他们在图书馆还是在健身房。”来自香港的唐说。他已经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电子百万：十四个成功的互联网百万富翁的幕后故事》。“每个周五晚上，我都会去参加派对，不知怎么的，你会在人群里跟朋友走失——人们会分散到不同的派对上去。我总是得发短信给他们：‘你在哪儿呢，你在干什么，你在哪一场派对上？’我必须跟十个朋友发这种短信，这就像一个巨大的痛点，而且确实让人很困扰；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在解决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痛点，也许是大多数大学生都经历过的。”

同样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施密特解释了这个应用程序的名称。“在七八十年代，在Facebook之前，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斯坦福里的四方中心是休闲的地方，人们会在那里放松，跟朋友聊天。现在，除了游客还会去，四方中心已经完全荒废，人们只会骑车穿过。所以我们觉得这很蠢，这毁掉了社交互动。世上有很多很酷的人，而你没有那么多机会去认识那么多人。”

唐被问到四方群众将如何改变世界。“我们正在重新定义大学生活，我们正在让人们连接起来，”他说，“当它延伸到大学生活之外，我们实际上就能重新定义社会生活。我们想如此看待自己：我们正在弥合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之间的鸿沟。”

蒂尔对此表示怀疑。听起来，好像有太多其他创业公司希望在Facebook和Foursquare[Foursquare是一款2009年上线的美国社交网络服务，用户可分享地理位置，对具体地点进行记录和点评。]之间找到狭窄的空地。当然，这不会使美国摆脱科技增速放缓的局面。四方群众的候选人没能获得蒂尔奖学金。

那天晚上，蒂尔在玛里纳的宅邸举办了一次小型晚宴。在这里，只有一个棋盘和一个摆满科幻小说与哲学著作的书柜暗示着主人的身份。优雅的金发助手身穿黑色制服，满上酒杯，招呼客人享用晚餐。餐桌上的每个位置都摆着一份菜单，上面写着三道菜，包括水煮野生鲑鱼配烤芦笋、小葱和黑米，配青柠味的拉维戈特酱，或是煎甜辣椒玉米糊配炒冬菇，炖羽衣甘蓝，焦糖甜洋葱，还有法式尼斯橄榄泥。

在这场点着蜡烛的正式晚宴上，蒂尔的客人就像他们的主人一样看起来格格不入。戴维·萨克斯在这里，他是蒂尔在斯坦福和贝宝的朋友，《多样性神话》的合著者，也是组织内部社交网络平台Yammer的创始人。还有卢克·诺塞克，另一名贝宝帮成员，也是创始人基金的生物技术专家——他还是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Alcor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的成员，那是一家致力于人体冷冻技术的非营利机构；他已经签署协议，在他正式去世后，会将身体充满液氮，如此一来，待将来发明了新技术，就可以将它恢复到完全健康的状态。还有人工智能研究者埃利泽·尤德考斯基，他与人共同创立了奇点研究所；他只上到八年级，自学成才，写过一本长达千页的网络同人小说《哈利·波特与理性之道》。这本小说改写了原著，试图通过科学方法解释哈利的巫术故事。还有海上家园研究所的创始人帕特里·弗里德曼。他是一个矮小的男人，留着黑色短发和细细的胡须，衣着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一样滑稽古怪。他住在山景城的一个“理念社区”[理念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人们基于同一种意识理念而共同生活的社区聚落形式，社区居民通常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自认为是自由性爱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并经常就此发表博客和推文：“多元关系与有竞争的政府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多选择及竞争会带来更多挑战、改变和成长。生存下来的将会更强大。”

晚宴上，诺塞克说，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家是那些抓住一个理念、为之奉献生命的人。创始人基金会支持这些有远见的人，让他们管理自己的公司，保护他们免受其他风险资本家的干预，因为那些风险资本家倾向于用乏味的高管来取代他们。

蒂尔接过话头。他说，在美国，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会去四个地方：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和硅谷。前三个已经疲惫透顶，被榨干了。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失去了吸引力；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华盛顿洋溢的兴奋已经结束；好莱坞多年前就不再是文化圣地。只有硅谷仍然吸引着有梦想的年轻人。

诺塞克回忆说，他在伊利诺伊州上高中时，有一门英语课没及格，因为老师说他不会写东西。如果当时存在像蒂尔奖学金这样的项目，那么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本可以避免许多痛苦。太多有天赋的人上完了大学和研究生院，却没有对未来的计划。蒂尔奖学金将找到这些人才，在他们可能迷失方向或被建制吞噬之前，帮助他们成为企业家。

蒂尔说，教育就像一场“锦标赛”，由一系列困难的竞争阶段组成。“你一直试图成为第一名。大学的问题在于，当你发现自己不再是第一名的时候，它会对你的自信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桌子上有酒，但是客人喝酒很少，讲话很多。整个用餐过程中，两个主题保持不变：企业家的优越性和高等教育的毫无价值。9点45分，蒂尔突然把椅子往后一推。

“大多数晚餐要么就是持续时间太久，要么就是持续得不够久。”他说。

他的客人走出房子，踏入凉爽的旧金山之夜。美术宫灯火通明，圆顶映在池水中。向南三十英里，硅谷的实验室亮着日光灯。向东三十英里，人们正艰难度日。蒂尔回到楼上，独自一人，开始回复电子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