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陷入了极大的窘境——眼下有场急迫的出行，一个重病的人在十几千米外的一个村庄里等我。大雪纷飞，阻隔了我和他之间遥远的路途。我有一辆马车，轮大，轻便，适合行驶在乡间路上。我穿上毛皮大衣，提着诊具包，站在院子里整装待发，却没有马，少了马。我自己的马因为在冬日的严寒里过度疲劳，在昨夜毙命了。现在我的女佣正在村子里四处奔波，想借得一匹马，我知道这是毫无指望的，我茫然地站在那里，雪越厚，路就越难走。

女佣出现在门口，她独自一人，摇晃着手里的灯。当然，谁会在此刻借出自己的马给别人跑这样一程呢？我在积雪的院子里来回踱步，想不出别的办法；我感到痛苦不堪，心不在焉地在多年不用的猪圈的破门上踢了一脚。门开了，门扇在铰链上来回摆动，发出声响。一股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是马的味道。里面的一根绳子上摇晃着一盏昏暗的厩灯。一个男人蜷缩在这低矮的棚屋内，露出睁着一双蓝眼睛的脸。

“需要我套马吗？”他一边问，一边四肢着地地爬了出来。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弯下腰，看看猪圈里还有哪些东西。

女佣站在我身旁，说道：“你连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啊。”

她说完，我们两人都笑了。

“嘿，兄弟！嘿，妹妹！”马夫喊着，两匹马相继出现，它们膘肥体壮，腿紧贴着身体，英挺的头像骆驼般低垂着，完全依靠身体扭动的力量，才先后从被它们的身体塞得满满的门洞里挤了出来。它们又很快站直，挺着长腿与热气蒸腾的身体。

“去帮忙。”我说。顺从的女佣连忙将套马的挽具递给马夫。

然而，女佣刚靠近马夫，他就一把抱住了她，把脸贴在她的脸上。女佣惊叫着，逃向我这里，脸颊上出现了两排红红的齿印。

“你这个畜生，”我愤怒地喊道，“你想挨鞭子吗？”同时却意识到，他是陌生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而且他在大家坐视不管的时候，自愿帮我解围。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对我的威胁并未感到不快，只是一直忙着套马，仅回头看了我一次。

“上车吧。”他接着说，确实一切都已就绪。我发现这是一对漂亮的马，而我还没乘坐过由这样的骏马拉的马车，于是欢欣地上了车。

“不过，马车由我来驾，因为你不认识路。”我说。

“当然了，”他回答，“我才不跟着去，我要留在罗莎这里。”

“不！”罗莎叫着，深深预感到了自己难以逃脱的命运，随即跑进屋里。我听见她挂上门链的叮当声，我听见她扣上门锁，我还看见她飞奔过走廊，穿过所有的房间，轮番熄灭所有的灯，好让自己隐蔽难寻。

“你跟我一起走，”我对马夫说，“不然我也不上路了，无论事情多么急迫。我不能为了这一趟出行牺牲掉我的女佣。”

“驾！”他喊了一声，拍拍手，马车旋即向前飞奔，像激流中的木头；我还听见，我的家门在车夫的攻势下迸裂开来。我的眼睛、耳朵等所有的感官，都被他的风驰电掣所填满。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因为我已经到了，仿佛出了我家大门就到了病人家的院子。马儿安静地站着，雪也停了，月光洒满了院子。病人的父母匆忙从屋里出来，病人的姐姐跟在后面。我几乎是被抬出了马车，那些纷乱的话语我一点儿也听不懂。病人房间里的空气简直令人无法呼吸，无人照看的火炉正冒着烟，我想打开窗户，但在这之前得先看看病人。他很瘦，没有发烧，身体不冷不热，眼神空洞。这个年轻人没有穿衬衣，盖着羽绒被，他坐起身，抓住我的脖子，在我耳边细语：“大夫，让我死了吧。”我看看四周，没人听见他的话。他的父母沉默地站着，身体微微前倾，等待我的判决；他姐姐送来一把椅子，让我放诊具包。我打开提包，在里面寻找诊具。床上的年轻人不断地将手伸向我，要我记住他的请求，我拿起一把镊子，借着烛光检查了一下，然后再放回去。是的，我有如亵渎神明那般地想，在这样的状况下，众神帮了忙，送来需要的马，由于情况紧急，又加了一匹，还送了一名马车夫——

这时我才又想起罗莎，这里距离她十几千米，马车前有一对难以驾驭的骏马，我该怎么做，该怎么救她，该怎么将她从车夫的身下拉出来？现在，这两匹马不知怎的松开了缰绳，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从外面撞开窗户的，各自找到一扇窗，把头伸进来探看病人，无视这家人的惊呼。

我马上回去。我想着，仿佛这两匹马在催促我动身，我却默许病人的姐姐将我的毛皮大衣脱下，她以为我热得发昏了。病人的父亲给我倒了杯朗姆酒，拍拍我的肩，以奉献出珍宝的举动表明对我的信任。我摇摇头，这位老人的狭隘思想使我感到不适，正因为这样，我才拒绝喝这杯酒。病人的母亲站在病榻前向我招呼，我顺着走过去，正当一匹马对着房间天花板嘶鸣时，我把头抵在年轻人胸前，他在我潮湿的胡子下打了个寒战。这证实了我所知道的情况：这个年轻人是健康的，只是在母亲过度的照料下喝了太多咖啡，有些气血不足罢了，但还是健康的，最好一把将他赶下床。我不是自以为能改变世界的人，所以只有让他一直躺着。我是这一区聘用的医生，我兢兢业业，甚至到了有些过分的地步。我收入微薄，却待人慷慨，随时准备帮助穷人。我还得照顾罗莎，如此一来，这个年轻人想死可能是对的，因为我也想死呢。在这漫长的冬日，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我的马已毙命，村里也没有人愿意借马给我。我得自己从猪圈里拉出牲口，要不是刚好有马，我就得用猪拉车了。事情就是这样。我向这家人点点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就算他们知道了，也不会相信的。开药方很容易，但要与人沟通却很困难。现在，这次夜诊即将结束，人们又让我白跑了一趟，对此我早已习惯了，整区的居民借着夜间急救铃来折磨我，这次我还得牺牲掉罗莎，这个漂亮的女孩住在我家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怎么注意过她——这样的牺牲太大了，我一定要好好斟酌，想着怎么让自己不要去责骂这家人，他们再怎么做也没法将罗莎还给我了。

当我合上诊具包，用手示意要取毛皮大衣时，这家人站在一起，病人的父亲嗅了嗅他手中的那杯朗姆酒，病人的母亲也许对我感到失望——是啊，他们究竟在期待什么呢？——她噙着泪水，咬住嘴唇。病人的姐姐则挥舞着一条沾满血迹的毛巾。我不知怎的竟准备承认，这个年轻人也许是真的病了。我走向他，他对我微笑，仿佛我给他端来了最强效的汤剂——啊，现在两匹马嘶鸣着，这嘶鸣声定是上天的安排，要让我轻松地做检查——如今我发现，对，这个年轻人病了。他的身体右侧，接近臀部的地方，有一个手掌般大小的伤口，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玫瑰色，深处显得暗沉，边缘则稍浅，颗粒细软。凝结的血块不均匀地分布着，犹如裸露的煤矿。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的话，就会看见恶化的样子。看见这样的伤口，谁能不发出轻轻的唏嘘声呢？蠕虫黏附在伤口内部，它们的长短、粗细与我的小指相当，身体呈粉红色，并沾染了血污，白色的小头与许多小腿蠕动着，往伤口的浅色处爬去。可怜的年轻人，没人帮得了你了。我找出了你的大伤口，你身上的这朵花将会带你走向毁灭。全家人都很高兴，他们看着我工作，姐姐将这情形告诉母亲，母亲告诉父亲，父亲再告诉一些客人，他们正踮着脚，踩着月光走进敞开的门，还伸开双臂来保持身体平衡。

“你要救我吗？”年轻人一边哽咽，一边轻声说，完全被自己伤口里蠕动的虫子弄得目眩眼花。我们这边的人就是这样，总是向医生要求不可能的事。他们丢失了古老的信仰，神父坐在家中将弥撒祭服一件件撕碎，医生却要用他精通外科的妙手承担一切。那么，随他去吧——我并不是自己主动要上门来看病的，若你们需要我担圣职，我也会顺从地接受。我这么一个年迈的乡村医生，连女佣都被人夺去了，接下来还指望有什么好事发生呢！他们来了，这家人连同村里的长者一起，为我脱去衣服；一名教师带领一个学生合唱团站在屋前，用再简单不过的旋律唱着如下歌词：

然后，我被脱去了衣服，手指抚摩胡子，侧着头静静看着众人。尽管我镇定自若，远胜过他人，并始终保持着这种镇定，却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正抓着我的头和脚，把我拖上床去。他们把我放在面朝墙壁、挨着伤口的那一侧。接着，所有人走出房间。门被关上了，歌声停止了，云层遮蔽了月亮，被褥温暖地罩着我，马头在窗洞里如影子般隐现晃动。

“你知道，”我听见有人在我的耳畔说话，“我对你的信任已经微乎其微。你不过是被甩在这里罢了，完全不是靠自己的脚走过来的。你非但没有帮我，还到我这张等死的床榻上挤占位置。真想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没错，”我说，“这是一种耻辱。但我现在是医生，我该怎么做呢？相信我，这对我也很不容易。”

“你以为这样道歉我就会满意了？啊，我是该满足。我永远都应该满足。我带着一个美丽的伤口来到世上，这就是我全部的装备。”

“年轻的朋友，”我说，“你错在你无法统揽全局。我去过远远近近的许多病房，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伤口一点儿也不可怕，只是被斧头的尖角砍了两下而已。许多人在森林里听不见斧头的声音，更不能注意到斧头在接近他们，就傻乎乎地等着被砍。”

“真是这样，还是你趁我发烧的时候来骗我？”

“真是这样，我以身为公职医生的名誉作担保。”

他相信了，然后沉默下来。

但现在是时候考虑怎么解救我自己了。两匹马仍然忠实地站在原地。我快速收起衣服与诊具包，我不想花时间穿衣服，如果马儿能像来时那么快，我就能跳下这张床马上回到自己的床上。一匹马顺从地从窗边退回去，我把东西成捆地丢上马车，毛皮大衣飞得太远，只有一只袖子牢牢挂在钩子上。这样已经很好了。我跃上马，缰绳松松地拖曳着，两匹马并没有被套在一起，马车漫无目的地跟在后面，毛皮大衣则在最后面，在雪地上拖行。

“驾！”我喊道，但是马儿并没有因此开始奔驰。我们像老人一般，缓慢地穿行在皑皑的雪地里，在我们身后，久久回荡着一首孩子们新唱的歌曲，那歌词错误百出：

我这样永远也到不了家。我兴隆的诊所完蛋了，一名接班人在抢我的生意，但这无济于事，因为他无法取代我。在我家，那可憎的马夫正在施暴，罗莎是他的牺牲品。我不愿再想下去了。我这个年迈的老头子，被赤身裸体地丢进最不幸的时代的严寒中，乘着人间的马车与非人间的马，四处飘荡。我的毛皮大衣挂在马车上，我却无法触及它，而那些四肢灵活的流氓病人，却连一根手指都不愿意动。被骗了！被骗了！只要听信一次夜间急救铃的假警报，就永远无法挽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