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Ein Bericht für eine Akademie

乡村医生  作者:弗朗茨·卡夫卡

尊敬的科学院的先生们:

你们要求我呈送一份关于我先前的猿猴生活的报告,我实感荣幸之至。

在这方面,很遗憾我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我脱离猿猴期已近五年,从日历上看,这段时光也许很短暂,但诚如我所经历过的,驰骋着度过一天又一天,就会觉得它无比漫长。路途上偶有出色的人类相伴,偶有建议、喝彩与交响奏乐,但本质上仍是孤单的,因为形象地说,所有的陪伴都远远地停留在栅栏外。若我执意要抓住自己的本源与年少的回忆,绝不可能有如今的成就。“放下执着”正是我给自己定的最高信条。我,一只自由的猿猴,给自己上了一道枷锁。这样一来,对过去的记忆竟是日复一日地渺茫了。如果人类愿意,我本可以返回到过去,听凭命运穿过那道开天辟地之门,同时这道门,也因着我不断被鞭策向前而日益低矮、窄小,我感到自己在人类世界更安稳。从我的过往吹来的狂风已经减弱,变得温柔,今天,它成为拂过我足踵的一阵凉风,而那远方的洞口,既是风的来处,也是我的来处,如今它变得如此微小,以至于我即便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奔回洞口,也得磨掉层皮才能穿过去。坦白地说,我很喜欢用形象的语言向你们描绘这些事情,我尊敬的先生们,只要你们经历过这样的猿猴期,你们和它的关联并不会比我的来得浅。这段经历抓挠着地球上每一个走兽的足踵——无论是小小的黑猩猩,还是巨大的阿喀琉斯(5)。

不过,在最狭隘的意义上,我也许能回答你们的问题,甚至非常乐意这么做。我首先学到的是跟人握手,握手表达坦诚。但愿今天,在我生命的巅峰期,除了谈第一次握手时的情形,还能再开诚布公地谈谈别的。这在本质上无法为科学院带来新奇之事,也远远达不到人们对我的要求,我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说说那过程,说说一只猿猴是如何闯入人类世界,并在那里安居的。然而,若我对自己的地位尚不确定,若我在这文明世界的游艺舞台上没有不可撼动的稳固地位,那么我势必人微言轻,连下面的这些极微之事也不能说:

我来自黄金海岸。关于被捕获的经过,我是从他人的报道中得知的。哈根贝克公司的一支狩猎远征队——顺道一提,被捕之后,我与他们的领队曾经一起喝光了几瓶红酒——埋伏在河堤树丛旁的狩猎处,那晚,我与猿群一起奔至河滨饮水。有人开枪,我是唯一被击中的,挨了两枪。

一枪打在脸颊上,伤势不重,却留下一大块红色的疤,再也长不出毛了。这块疤让我冠上了一个令人厌恶、极不恰当,简直只有猿猴才想得出来的称号:红彼得。好似我与不久前刚刚毙命、远近驰名、早被驯服的猿猴彼得的唯一差别,仅在于脸颊上的红疤。这是题外话。

第二枪打在臀部下方,伤得不轻,以至于我现在还有点瘸。前不久,我读到一篇文章——成千上万个捕风捉影的家伙在报上对我议论纷纷,这是其中一篇。文章说:我的猿猴天性并没有被完全抑制住。证据是,访客来的时候,我喜欢脱下裤子,向世人展示中枪的地方。那家伙写字的手指应该一根根被子弹打断。只要我喜欢,我想在谁面前脱裤子,就在谁面前脱。人们能眼见的,除了保持洁净的皮毛与那伤疤之外,别无其他——且让我们为某种特定的目的,选用某个特定的词语,以免遭到误解——罪恶的子弹留下的伤疤。一切显而易见,一切无须隐瞒。事关真相时,每个远虑的智者都会摒弃斯文。但要是那位作者在有访客时脱下了裤子,那将会是另一番有失声望的光景。我想说,他没有这么做,是理智的表现。既然这样,他就不必以圆滑的语言来对我评头论足!

我中枪醒来之后——从这里,我的记忆逐渐浮现——发现自己身处哈根贝克公司轮船客舱的一个笼子里。那笼子并非四面都有围栏,而只是三面有,空的那面固定在一个箱子上,箱子就形成了第四面墙。笼子整体低矮窄小,既难以站立,也无法坐下。因此我只能屈膝蹲着,膝盖颤抖个不停。也许是我一时不愿见人,只想一直待在黑暗里,因此转向了箱子那面,而我身后的围栏就这样勒进了我的肉里。人们认为,最初用这种方式看管野生动物是很有益处的,今天,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无法否认,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也确实如此。

当时我却不这么想。我生命中第一次没有了出路,至少前进是行不通的,我的前方是箱子,木条与木条紧紧相连。虽然木条之间有条缝隙,起初我发现它时欢天喜地,狂嗥了一阵,但这缝隙窄得连尾巴都穿不过去,用尽猿猴之力也无法将它撑大。

我则是像人们后来告诉我的那样,非比寻常地安静,没有发出声响,因而人们断定,我要么即将毙命,要么在安然渡过这第一个难关后,极为有望被驯服。我渡过了难关。低声啜泣,痛苦地寻找虱子,疲惫无力地舔着椰子,用脑袋敲着箱子,若有人接近,我便亮出舌头——新生活刚开始时,我就在做这些事。随之而来的却只有一种感受:没有出路。当然,我今天只能用人类的话语来描绘当时身为猿猴的感受,难免有所曲解,纵然我也无法抵达古老猿猴期的真相,但至少我所描绘的方向没有与之背道而驰,这毋庸置疑。

过去我曾拥有许多出路,而今一条都没有。我被困住了。即使有人将我钉住,我的迁徙自由也不会变小。为什么呢?把你脚趾间的肉抓破,也不会找到答案;将你压在围栏上,直到你快变成两半,你也找不到答案。我没有出路,我得设法找到出路,因为没有它我便活不下去。一直倚在这箱子上——我将必死无疑。但是,在哈根贝克公司这里,猿猴都是面朝箱子的——那么现在,我不要再当一只猿猴了。这条思路清晰美好,是我用肚子想出来的,因为猿猴用肚子思考。

我害怕人们无法清楚理解我所谓的“出路”。我用的是这个词最寻常且最完整的意思。我刻意不说“自由”这个词,我指的并非那种各方面都自由的美妙感受。作为猿猴,我也许懂得那种感受,我也认识了渴望它的人类。然而,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我从不要求自由。顺道一提,假借自由之名而自欺欺人的人实在不胜枚举。正如自由是最为崇高的感受之一,那么与之相应的蒙蔽与假象也属于最崇高的感受。我时常在马戏表演登台前,看见一对艺术家在天花板下方的高空秋千上摆荡。他们摇摆,他们晃荡,他们跳跃,他们飘入彼此的臂膀,用嘴衔住彼此的头发。原来这样目空一切的运动,我想,也算是人类的自由啊。“你这是对神圣自然的嘲弄!”猿猴见到此情此景,定会哄堂大笑,再好的剧院也能被它们笑塌了。

不,我不想要自由。我只要一条出路,往右,往左,往哪里都行。我没有其他要求,就算这条出路也只是一种假象。我的要求不高,那假象应该不至于太假。往前走,往前走!就是不要紧贴着箱子、高举双手在那里动也不动。

今天我明白了:没有内心极度的安宁,我永远不可能逃脱。事实上,我能够成为今天的样子,或许应该归功于我在上船之初的那些日子里感受到的平静安宁。但回过头来说,这份平静安宁多亏了船上的人。

再怎么说,他们都是好人。时至今日,我还是很乐意回想起当时他们那沉重的脚步声,在我半睡半醒之际回荡在耳边。他们习惯做事情慢吞吞的。想揉眼睛时,他们会像举起沉重的秤砣那样缓缓抬手。他们的玩笑很粗鲁,但却真诚。他们的笑声总是伴随听起来危险却无关紧要的咳嗽声。他们的嘴里总有些要吐出来的东西,至于吐向何处,他们根本无所谓。他们总是抱怨我的虱子跳到了他们身上,却不曾因此真的生我的气;他们明知我的毛皮中易生虱子,也知道虱子会跳跃,却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到了下班后的余暇,有时会有几个人来到我面前,围成半圆坐下来。他们几乎不说话,只是像鸽子般互相咕噜几声,然后一面在箱子上伸展开四肢,一面抽烟斗。我只要稍微一动,他们便会拍打自己的膝盖。时不时会有个人拿着根棍子过来,在我感到舒服的部位搔痒。若今天有人邀我在这船上共乘一段,我肯定会拒绝,但同样肯定的是,在那船舱甲板上可缅怀的,并不尽然只有令人厌恶的回忆。

我从这些围成半圆的人身上获得了一种安宁,他们首先打消了我试图逃跑的念头。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就已预感到,要想活下去,就得找到一条出路,而逃跑是寻不来出路的。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否有可能逃跑,但我相信有这样的可能,逃跑对于一只猿猴来说,总是有可能的。我今天用牙咬一颗普通的胡桃就得小心翼翼,然而在过去那些日子,我连门锁都能成功咬断。当时我并没有这么做。这样做又能赢得什么呢?不用等我的头完全探出来,他们就会把我抓回去,将我禁闭在一个更糟的笼子里。又或者,我会悄悄地逃到其他动物那里去,比如我对面的大蟒蛇那里,然后在它们的怀抱里断气。又或者,我会偷偷地成功潜到舱面,跃过船舷,然后在汪洋大海中沉浮片刻,最终溺水而死。都是绝望之举啊。我无法像人类那般谋算,但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我的举动也跟他们一样,好似经过了谋算一般。

我不谋算,但我会从容镇静地观察。我看着这些人类来来去去,总是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动作,我时常感到他们其实只是一个人。这个人或者这些人,他们的行走是不受阻碍的。我心中逐渐出现了一个高远的目标。没有人向我允诺过,若我变得像他们那样,他们就会撤掉那些围栏。这样一种显然不可能兑现的允诺,是不会存在的。但若人们要兑现,那允诺当然会出现在从前苦寻不得的地方。如今,这些人类身上再没有吸引我的地方。若我是前面所说的那种自由的追随者,我一定会投身于汪洋,而非那条人类用阴郁目光为我指引的出路。但无论如何,我在想到这些事情之前,就观察他们很久了,正是这些日积月累的观察,才促使我努力奔往这个明确的方向。

模仿这些人真是容易,头几天我就会吐唾沫了。我们朝彼此的脸上吐口水。差别仅在于,我之后会把自己的脸舔干净,而他们不会。我很快就学会了抽烟斗,抽得像个老烟鬼,我还用拇指按压住烟袋锅,让甲板客舱爆出一片欢笑,只有空烟斗与满烟斗的区别,我久久无法理解。

最麻烦的是烈酒瓶。我受不了那气味儿,我费尽千辛万苦,花了几周的时间才克服。奇怪的是,人们严肃地看待我的这种内在斗志,远胜过我的其他特质。我却无法凭借记忆去区别这些人,但有个人总是来,有时一个人来,有时和同伴一起,不分昼夜和时段,他带着一个酒瓶站在我面前,给我上课。他弄不懂我,他想解开我的存在之谜。他慢慢拔出瓶塞,然后看着我,好似在测试我是否明白。我承认,我总是以热切的眼神专注地看着他,人类世界的老师恐怕找遍整个地球,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好学生了。瓶塞被拔出来后,他把酒瓶举到嘴边,我则抬眼望着他的喉咙。他点头表示满意,将酒瓶放在唇边,我对自己能够逐渐领会感到欣喜若狂,尖声大叫,四处搔弄自己的身体。他也很高兴,举起瓶子喝了一口,我则迫不及待地想要仿效他,结果在笼子里把自己弄得脏兮兮。这反而使他大为满意,将酒瓶远远地伸出去,又猛地高举起来,以夸张的示范姿态向后一仰,一饮而尽。我被过度的要求与热望弄得身心俱疲,再也跟不上他了,只有虚弱地倚着栏杆,这时他摸着肚皮狞笑着,就此结束了这门理论课。

随后才开始实务课程。难道我被理论课折腾得还不够累?是啊,是太累了。那是我的命。尽管疲惫,我竭尽所能地抓住那递过来的酒瓶,用颤抖的双手打开瓶子。这一成功使我生出了新的力量,于是我举起酒瓶,那动作与开始的示范并无二致,我将它放到嘴边,然后厌恶地,厌恶地将它丢掷出去,瓶子虽然空了,但酒味仍在。这使我的老师难过,更使我自己难过不已。丢掉瓶子后,我还不忘优雅地抚摩自己的肚皮,同时冷冷地笑着,可这既无法抚慰我的老师,也无法抚慰我自己。

上课的过程往往是这样。我的老师真是令人尊敬——他从来不对我生气。有时,他将点燃的烟斗放在我的皮毛上,导致有些我自己够不着的地方烧了起来,但每当这时,他就用他体贴的大手将火扑灭。他从不对我生气,他看出了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与猿猴的天性对抗,而我在这方面是任重而道远啊。

后来有件事情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我,都是一场真正的胜利:有一晚,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也许那是一场节庆,留声机播放着音乐,一名军官在人群中踱步——就在这晚,我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将一个不经意被遗留在我笼子前的酒瓶抓了起来,在众人越发关注的目光下,我训练有素地开瓶,将它放到嘴边,毫不迟疑、神态自若,像个酒客般,睁着圆溜溜的双眼,咕咚咕咚喝光了里面的酒,然后,我不再像个绝望者,而是像个艺术家一样将瓶子丢了出去。虽说忘了抚摩肚皮,但我受到某种力量的催逼、某种欲望的吸引,别无选择,因而以人类的声调短促清晰地喊道:“哈啰!”这一喊使我跃进了人类的社会,我感受到了它的回声:“听啊,它说话了!”那回声像轻吻,落在了我汗水淋漓的身体上。

我重申:模仿人类对于我而言没有吸引力,我模仿,是因为我在寻找出路,而非其他原因。此外,这样的成功收效甚微。那声调我很快又喊不出来了,数月后才恢复了,我对酒瓶的反感甚至更强烈了,但是我的方向就这么永远确定了。

当我在汉堡被转交给第一个驯兽师时,我很快意识到在我眼前有两种可能:动物园或者马戏团。我没有犹豫,我告诉自己:用尽全力进入马戏团,这就是出路。动物园只是一个新的铁笼,一旦进去,就在劫难逃。

而我学习着,我的先生们!啊,学习是因为逼不得已,学习是想要出路。我不顾一切地学,鞭策自己学习,稍有抵触便狠狠抽打自己。猿猴的天性如雷霆疾驰,滚滚穿过,自我而出,又离我远去,以至于我的第一个老师也染上猿性,很快只得放弃教学,进了精神疗养所。幸运的是,他很快又出来了。

然而我累坏了许多老师,甚至是同时累坏多名老师。当我对自己的能力更有把握,公众开始关注我的进步,我的前途也开始明朗时,我便自聘老师,让他们分别坐在五间相毗邻的房间,我不停地从这一间跳到那一间,同时向每一位老师学习。

这是怎样的进步啊!知识的光芒从四面八方贯穿我苏醒的大脑!我不否认:那令我幸福。但我也承认:我并没有高估这些,当时不会,今日更不会。经过世上的人们不曾有过的努力之后,我达到了欧洲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这件事本身或许微不足道,但它帮助我离开铁笼,为我谋得了这条特别的出路,这条人类的出路。有个词说得极好:溜之大吉。我做到了,我溜之大吉。在永远无法选择自由的情况下,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综观我的发展及迄今为止所达到的目标,我既无抱怨,也不满足。我的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桌上放着酒瓶,我在摇椅中半坐半躺,望向窗外。若有客人来访,我以礼待之。我的艺术经理人在前厅坐着,我一摇铃,他便过来听我吩咐。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我的成功大致已达顶峰,再难超越。若我深夜自筵席、学术性聚会与朋友聚会返回家中,总有一只半驯化的小母猩猩在等着我,我让自己以猿猴的方式在她身边享受快乐。白天我不愿见她,因为她的目光有种被驯化的动物那般茫然不知所措的癫狂,只有我看得出来,对此我无法忍受。

无论如何,我整体上已达到了我想达到的目标。并不是说,这些不值得我所付出的努力。另外我也不要任何人类的评判。我只要传播知识,我只是报告见闻,也包括对你们,尊敬的科学院的先生们,我只是报告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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