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和阿公有三个孩子——吉米（Jimmy）、贝弗（Bev，我母亲）和洛莉（Lori）。吉米舅舅出生于1951年，那时的阿嬷和阿公还在融入他们的新生活，想要更多的孩子。所以在糟糕的运气和好几次流产面前，他们试了一次又一次。阿嬷一生都带着失去九个孩子的心灵伤痕。上大学的时候我了解到，过度的压力可导致流产，尤其是在怀孕的早期阶段。我忍不住设想，如果阿嬷和阿公在生活转变的早期不是那么困难，我还得有多少个姨妈和舅舅。

阿公多年的酗酒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他们仍然挺过了多次怀孕失败的那个十年，终于等到了成功：母亲出生于1961年的1月20日——约翰·F.肯尼迪就职典礼的那一天——不到两年后，洛莉姨妈也出生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阿嬷和阿公后面就再也没生了。

有次，吉米舅舅和我谈起他妹妹出生前的那段日子：“我们是一个快乐而又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记得那时候在电视上看《天才小麻烦》（Leave It to Beaver）[年至1963年期间所播电视系列剧，展现了一个和睦、沟通顺畅的理想化家庭。]，觉得那里面的生活就像我们一样。”

当他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些时，我聚精会神地点了点头，并没有往深处想。现在回想，我意识到，大多数外人肯定会以为说出那种话的人精神有问题。普通的中产阶级父母才不会因为店员对自己家孩子稍微粗鲁了一点就会在人家店里大闹一番。但这种评价标准可能并不准确。对阿嬷和阿公来说，毁坏店里的商品并威胁一位店员再普通不过了。当有人欺负你家孩子时，苏格兰-爱尔兰裔的阿巴拉契亚人都会这么干。“我的意思是，他们两个之间相处和睦，”吉米舅舅后来在我追问时承认。“然而，就像咱家其他任何人一样，他们能在一瞬间从心平气和切换到要杀人的模式。”

不管阿嬷和阿公在婚姻的早期有多么和睦，这种和睦在1962年洛莉——我叫她莉姨（Aunt Wee）——出生后开始消失。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阿公的酗酒已经成为常态，阿嬷则开始把自己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邻居们的小孩会告诉邮递员离麦金利街上的“邪恶巫婆”远一点。有次邮递员无视了孩子们的建议，结果迎接他的是一位嘴里叼着超长薄荷烟的大个子女人，还恶狠狠地告诫他离自己家地界儿远点。那时候，“囤积者”这一说法还不常见，但阿嬷完全符合。而随着她离外面的世界越来越远，她的这一倾向也越来越糟糕。房子里面堆满了垃圾，整整一间卧室里面满满的都是啥也不值的小玩意儿和杂物。

看到这里时，读者应该能感觉到，当时的阿嬷和阿公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面向外界的公共生活，其中包括白天的工作和为孩子做好上学的准备。这是一种其他人都看得到的生活，而且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相当成功的：我外公挣着对老家朋友们来说不可思议的工资；他不仅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干得还很好；他们的孩子上的是获得大量资助的现代化学校；外祖母住的房子在杰克逊人看来就是一座豪宅——2000平方英尺，四间卧室，还有现代化的排水系统。

但家庭生活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刚开始我并没注意到，”吉米舅舅回忆道，“在那个年纪，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破事儿，根本注意不到那种变化。但变化确确实实发生了。父亲待在外面的时间越来越多；母亲则不再收拾家务——到处都是脏盘子和垃圾。他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总之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当时（现在或许也是），乡下人的文化中掺杂着强烈的荣誉感、对家庭的忠诚以及怪诞的性别主义，它们的混合物有时会像易爆物一样。阿嬷结婚前，她的哥哥们敢于谋杀对自己妹妹不敬的男孩。而一旦她出嫁，他们会把娶她的人看作是兄弟，而不是外人。阿公那些行为，如果是在杰克逊的时候，他们会把他杀掉，但这时他们就能接受。“母亲的兄弟们喜欢来找父亲出去胡吃海喝，”吉米舅舅解释道，“他们一起去喝酒追女人，大多时候以佩特舅舅为首。我并不想知道这种事，但总能知道。当时的那种文化下，男人就是可以出去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阿嬷强烈地感觉到了阿公的不忠。她厌恶对家庭的任何一丝不忠诚。在她自己家里，她会说“抱歉我他妈这么小气”或“你知道我爱你，但我就是一个疯婆子”这样的话。但如果她知道有人向外人抱怨哪怕是她的袜子时，她也会大发雷霆。“我不认识这些人。决不能把自己家的事情跟陌生人讲。决不能。”我姐姐琳赛（Lindsay）和我在她家像猫狗大战一样打架也没关系，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她会让我们自己解决。但如果我跟哪个朋友说我姐姐可恨，而她不经意听到的话，她会记下，然后在下次和我独处时告诉我，我犯下了不忠诚的大忌。“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什么小混球儿面前说自己姐姐的坏话？不到五年，这个小混球儿的名字你他妈的都会记不起来了。但你姐姐可是你所能拥有的唯一一个真正的朋友。”但在她自己的生活中，当家里还有三个小孩的时候，那些最应该对她忠诚的男人们——她的兄弟们和她的丈夫——却联起手来糊弄她。

阿公看起来是在抗拒社会对一个中产阶级父亲的期望，有时的结果却很滑稽。有时他会说自己要去商店，还问孩子们有什么需要带的，结果回来的时候却开着一辆新车。这个月刚开回来一辆崭新的雪佛兰敞篷车，下个月就是一辆奥斯莫比尔豪车。孩子们问他：“你从哪儿弄来的？”他会若无其事地答道：“这是我的，换来的。”

但有时他的言行不一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我姨妈和我母亲经常在她们父亲下班回家时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如果他回来时小心地把车停好，那么这个小游戏就算进展顺利——她们的父亲会走进家门，大家会吃顿像正常家庭那样的晚饭，时不时还会有笑声传出。然而，很多时候，他停车的时候就显得不正常——要么倒车太快，要么把车大摇大摆地停在路上，甚至会在开车时把路边的电话线杆蹭歪。如果发生上面那样的情况，这个小游戏算是败局已定。我母亲和姨妈就会跑回家，跟阿嬷说阿公喝醉酒回来了。有时她们会从后门溜出去，到阿嬷的朋友家过夜。而有时阿嬷坚持让她们留下来，这样母亲和姨妈就不得不准备迎接一个漫长的夜晚。

有次在圣诞前夜，阿公醉醺醺地回到家，然后要饭吃。阿嬷拒绝后，他拔掉了圣诞树，然后又把树扔到后门外。之后的第二年，他醉酒归来时赶上他女儿的生日派对，他非常迅速地往脚下咳出一大口浓痰，然后就笑着走开，又给自己拿啤酒去了。

我不敢相信我小时候崇拜的那个温和的阿公曾如此严重地酗酒。他的行为或多或少是由阿嬷的处置方式引起的。阿嬷对酗酒有着强烈的反感，而且她对挫折的处理方式是所能想出来的花样百出的方法：暗战。有时阿公躺在沙发上不省人事，阿嬷就拿剪刀对他的裤子做手脚，等他下次坐下的时候裤裆就会崩线。有时阿嬷会把阿公的钱包偷走，然后藏在烤箱里，仅仅是为了惹他生气。有时阿公下班回来要饭吃时，阿婆就精心准备一盘垃圾。如果阿公想打架，阿婆就奉陪。总之，阿婆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把阿公醉酒后的日子变成活生生的地狱。

虽然吉米舅舅因为青春期而没有注意到他们婚姻恶化的一些迹象，但是问题很快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吉米舅舅回想起阿嬷和阿公的一次争吵：“我能听到撞击家具的声音，一声又一声，他们真的动了真格，互相咆哮着。我跑到楼下，求他们停下来。”

但他们并没停下来。阿嬷抓起一个花瓶扔了出去（她的胳膊一直孔武有力），正好砸到阿公两眼的正中间。“父亲的脑门撕开了个大口子，他血流如注地跑到自己车上然后开走了。第二天我上学时一直在反复地回想这一幕。”

有天因阿公喝酒而大闹的夜里，阿嬷告诉阿公，如果他再敢醉醺醺地回家，她就杀了他。一周后，阿公醉醺醺地回来，在沙发上倒头就睡。作为一个从不食言的人，阿嬷异常冷静地拿来一桶汽油，并把她丈夫从头到尾浇了个遍，然后把划着的火柴扔到了他胸膛上。阿公一下子就烧着了，这时他们11岁的女儿立即采取行动把火扑灭，救了他一命。阿公奇迹般地只受了轻度烧伤。

因为阿婆和阿公是乡下人，他们把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分得很开。决不能让外人知道发生在家里面的冲突，而“外人”的定义则很宽泛。吉米舅舅到了18岁后，在阿姆科找了份工作，旋即就搬走了。他搬走后不久，莉姨遭遇了一次阿嬷和阿公间非常激烈的打架，而阿公有一拳打到了她脸上。虽然这一拳并不是故意的，但还是留下了非常明显的黑眼圈。有次吉米舅舅——这可是莉姨的亲哥哥——回家时，莉姨不得不躲在地下室里，因为吉米舅舅当时已经不住在这个家里了，因此就不能让他知道这个家里内部发生的事情。“这是大家，尤其是阿嬷，处理问题的方式。”莉姨说道，“总是觉得太难为情了。”

大家都不太清楚为什么阿嬷和阿公的婚姻会变得如此糟糕。或许是阿公被酗酒击败了。吉米舅舅怀疑阿公是对阿嬷“出轨”了，或者是阿嬷自己垮掉了——带着三个孩子，死过一个孩子，中间还有那么多次流产，谁又能责备她呢。

虽然阿嬷和阿公的婚姻冲突不断，他们对自己孩子们的未来一直保持着相当的乐观。他们想的是，既然他们两个可以从整所学校只有一间教室的杰克逊出发，最终能住进两层的郊区小楼，还享受着中产阶级的惬意。那么，他们的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上大学和实现美国梦就毫无问题了。对于那些留在肯塔基州的亲戚们来说，他们无疑更有钱一些。虽然他们小时候没有到过比辛辛那提（Cincinnati）（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更远的地方，但他们成年后看到了大西洋和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坚信自己的孩子们能走得更远一些。

不过，他们那种想法有一点太过天真了。他们三个孩子都深受家庭生活不安的影响。阿公想让吉米舅舅上学，而不是在钢厂里一条路走到黑。他曾警告说，如果吉米舅舅连高中都没有毕业就找一份全职工作的话，挣到的钱就像毒品一样——会让你短期内感觉良好，但会阻止你去做应该做的事情。阿公甚至不让吉米舅舅在申请阿姆科的工作时把他作为推荐人。因为，在阿公看来，阿姆科除了能给吉米舅舅提供一份薪水外，还能给他一种离开自己家的能力。虽然这是一个你的母亲朝你父亲额头上扔花瓶的家。

洛莉姨妈在学校也并不顺利，可能大部分是因为她从不去上课。阿嬷经常开玩笑说，她开车把洛莉姨妈送到学校再回来时，洛莉姨妈不知咋回事已经先她一步回来了。在洛莉姨妈上高二的时候，她男朋友不知道从哪儿偷来了点迷幻药，然后俩人到阿嬷家里去偷偷使用。“他跟我说他应该多用点，因为他年纪要大些。那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洛莉姨妈醒来时，阿嬷和阿嬷的朋友凯西正在把她往放满冷水的浴缸里面搬。而那时她男朋友已经没回应了。凯西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否还有呼吸。阿嬷就让她把他拖到街对面的公园里去。“我可不想让他死在我家里。”她说道。不过，她还是打电话叫人把他送到了医院。那个年轻人在重症监护室里面待了整整五天。

第二年，16岁的洛莉姨妈就从高中退学，然后结婚了。随后，她发现自己陷进了一个自己之前就想逃离的那种充满虐待的家庭。她的新丈夫常把她锁起来，不让她见自己的家人。“那差不多就像监狱一样。”莉姨后来跟我说。

幸运的是，吉米舅舅和洛莉姨妈都找到了出路。通过在夜校的学习，吉米舅舅在强生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他是我们家第一个有了“职业”的人。洛莉姨妈30岁前到了医院的放射科工作，还新找了一个丈夫。她的新丈夫是那么的体贴，以至于阿嬷当着全家人的面说：“如果他俩离婚的话，我会跟他走的。”

不幸的是，万斯一家还是没逃过统计学的魔爪，而贝弗（我母亲）就是过得不好的那一个。像她的兄妹一样，她也早早地离开了家。她本来是个前途光明的学生，但是在18岁怀孕的时候，她觉得大学生活只能先靠边站了。高中毕业后，她和自己男朋友结了婚，然后试着安定下来。但安定并不属于她：她在童年时期学到的东西太多了。当以前生活中的争吵与打闹出现在新生活中时，母亲提出了离婚，做起了单身母亲。她那时只有19岁，没有学位也没有丈夫，还带着一个小女孩儿——我的姐姐琳赛。

阿嬷和阿公终于一起回到了正轨。1983年，阿公把酒戒掉了，而且既没依赖医疗干预，也没有过多宣扬。他就是不再喝酒了，也没怎么再提起这事儿。他和阿嬷在分居后又和好了，虽然俩人还是分开住，但每天清醒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一起。此外，他们也试着修复曾经造成的伤害：他们帮助洛莉姨妈从争吵不断的婚姻中脱身出来，借钱给我母亲、帮她看孩子、给她地方住、支持她的康复，还给她交护士学校的学费。最重要的是，他们填补了我和姐姐生命中家长角色的空白。这种角色，母亲没能提供，不管她是因为不愿还是没有能力，而阿嬷和阿公也希望当初能给我母亲提供。在我母亲年轻时，阿嬷和阿公确实让她失望了，但他们的余生全都被用来填补这一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