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线”节目对莫里又作了一次跟踪报道——部分的原因是第一次节目的收视率非常的高。这次，当摄影师和制片人走进莫里的家时，他们早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科佩尔更是显得热情友好。不再需要有试探的过程，不再需要有采访前的“采访”。为了创造一点气氛，科佩尔和莫里聊了一会儿各自的童年生活。科佩尔谈到了他在英国的成长经历。莫里则叙述了他在布朗克斯区（注 1）的童年生活。莫里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袖衬衫——他几乎一直感到冷，即使外面的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度——科佩尔也脱去了外衣，穿着衬衫和领带进行采访。看来莫里正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科佩尔。

“你气色不错，”带子开始转动时科佩尔说。

“每个人都这么对我说，”莫里回答道。

“你说话的声音也不错。”

“每个人也都这么对我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在走下坡路呢？”

莫里叹了口气。“别人是不会知道的，特德，可我知道。”

随着采访的继续，种种迹象便开始显露出来。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毫无困难地用手势来阐明一个观点；某些词语的发音也成了问题—— L音似乎老卡在喉咙里。再过几个月，他也许再也不能说话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情绪变化，”莫里对科佩尔说。“当有朋友和客人在身边时，我的情绪就很高。爱的感情维持着我的生命。

“但我也有感到沮丧的时刻。我不想欺骗你们。我看见某些东西正在离我而去，便有一种恐惧感。我失去双手后将怎么办，我不能说话后又将怎么办，还有吞咽食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在乎——他们可以用管子喂我。可我的声音？我的手？它们是我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用声音说话，用手打手势。这是我与别人沟通的途径。”

“当你无法再说话时，你将怎样与人沟通？”科佩尔问。

莫里耸了耸肩。“也许我只好让他们提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了？”

回答得如此简单，科佩尔不禁笑了。他向莫里提出了有关无声的问题。他提到了莫里的好友毛里•斯但因，他是第一个把莫里的格言寄到《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他们从六十年代早期就一直在布兰代斯大学共事。现在斯但因快要失聪了。科佩尔想象有一天让他们俩在一起，一个不能说话，一个没有听觉，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们会握住彼此的手，”莫里说。“我们之间会传递许多爱的感情，特德，我们有三十五年的友谊。你不需要语言或听觉去感受这种关系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莫里给科佩尔念了一封他收到的信。自从“夜线”节目播出后，莫里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教师寄来的，她在教一个只有九个学生的特殊班级，每个学生都经历了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痛苦。

“这是我给她的回信，”莫里的手哆嗦着把眼镜架到鼻梁和耳朵上。“亲爱的芭芭拉……你的来信使我深受感动。我觉得你为那些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孩子所做的工作十分重要。我早年也失去了双亲中的一个……”

突然，就在转动着的摄像机前，莫里在挪动眼镜。他止住了话语，咬着嘴唇，开始哽咽起来。泪水顺着鼻子流淌下来。“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失去了母亲……它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真希望能像现在这样，对着你们倾诉出我的悲痛，我一定会加入到你们中间来，因为……”

他泣不成声了。

“……因为我那时是那样的孤独……”

“莫里。”科佩尔问，“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了，这种痛楚还在继续？”

“是的，”莫里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