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星期二——谈论家庭

相约星期二  作者:米奇·阿尔博姆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返校开学周。连续三十五个暑期后的今天,布兰代斯大学第一次没有等我的老教授去上课。波士顿的街上到处是学生,小街上出现了双行停(注 1)的现象,到处在搬行李。而莫里这会却在他的书房里。这显得有悖情理,就像那些橄榄球队员离开后第一个星期天不得不呆在家里望着电视,心里想,我还能上场。我常跟他们打交道,已经学会了该怎么做。当赛季到来时,你最好别去招惹他们,什么也不用说。对莫里,我更不用去提醒他时间的弥足珍贵了。

我们录音谈话的工具已经由手提话筒——现在要莫里长时间地握一件东西是很困难的——换成了在电视记者中很流行的颈挂式话筒。你可以把这种话筒别在衣领或西服的翻领上。当然,由于莫里只穿柔软的全棉衬衫,而且衣服总是无棱无角地垂挂在他日趋萎谢的身体上,所以话筒会不时地滑落下来,我只得探过身去重新把它别住。莫里似乎很希望我这么做,因为我可以凑近他,和他保持在能互相拥抱的距离内。他现在对身体接触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当我凑近他时,我能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不易察觉的咳嗽声,他吞咽口水前先要轻轻地咂一下嘴。

“好吧,我的朋友,”他说,“今天我们谈什么?”

谈家庭怎么样?

“家庭,”他思考了一会儿。“嗯,你已经看见了我的家庭,都在我的周围。”

他点头示意我看书架上的那些照片,有莫里小时候同他祖母的合影,有莫里年轻时同他弟弟大卫的合影,还有他和妻子夏洛特以及两个儿子的合影。大儿子罗布在东京当记者,小儿子乔恩是波士顿的电脑专家。

“我觉得,鉴于我们在这几个星期里所谈的内容,家庭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了,”他说。

“事实上,如果没有家庭,人们便失去了可以支撑的根基。我得病后对这一点更有体会。如果你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爱抚、照顾和关心,你拥有的东西便少得可怜,爱是至高无上的,正如我们的大诗人奥登说的那样,‘相爱或者死亡。’”

“相爱或者死亡,”我把它写了下来。奥登说过这话?

“相爱或者死亡,”莫里说,“说得真好,说得太对了。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假设我离了婚,或一个人生活,或没有孩子。这疾病——我所经受的这种疾病——就会更加难以忍受。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应付得了它。当然,会有人来探望的,朋友,同事。但他们和不会离去的家人是不一样的。这跟有一个始终关心着你、和你形影不离的人不是一回事。

“这就是家庭的部分涵义,不仅仅是爱,而且还告诉别人有人守护着你。这是我母亲去世时我最想得到的——我称它为‘心理安全’——知道有一个家在守护着你,只有,家庭能给予你这种感觉。金钱办不到,名望办不到。”

他看了我一眼。

“工作也办不到,”他又加了一句。

生育后代是列在我目录上的问题之一——一个在生活中必须尽早予以考虑的问题。我对莫里谈了我们这一代人在生育孩子上的矛盾心理,我们视孩子为自己事业上的绊脚石,觉得他们在迫使我们干那些本不愿干的“家长”活儿,我承认我也有这样的情绪。

然而,当我望着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如果我处于他的境遇,将不久于人世,但我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我能承受得了那种空虚感吗?莫里培养了两个富有爱心的儿子。他们像父亲一样勇于表露感情。要是莫里有这个愿望的话,他们会放下工作,分分秒秒地陪在父亲的身边,伴他走完最后几个月的旅程。但这不是莫里的意愿。

“别停止你们的生活,”他对他们说。“不然的话,被病魔毁掉的不是我一个,而是三个。”

因此,尽管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对孩子们的世界仍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自豪。当他们父子三个坐在一起时,常常会有瀑布般的感情宣泄,亲吻,打趣,相拥在床边,几只手握在一块。

“每当有人问我要不要生孩子时,我从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莫里望着大儿子的照片说。“我只说,‘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就是这么回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它。你和朋友无法做这事,你和情人也无法做这事。如果你想体验怎样对另一个人承担责任,想学会如何全身心地去爱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有孩子。”

那么你想不想再有孩子?我问。

我扫了一眼那张照片。罗布亲吻着莫里的前额,莫里闭着眼睛在笑。

“想不想再有孩子?”他显得有些惊讶他说。“米奇,我是决不会错过这份经历的,即使……”

他喉咙哽咽了一下,他把照片放在大腿上。

“即使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他说。

因为你将要离开他们。

“因为我不久就要离他们而去了。”

他合上嘴,闭上了眼睛,我看见他的第一颗泪珠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现在,”他低声说,“听你说了。”

我?

“你的家庭。我认识你的父母。几年前在毕业典礼上我见过他们。你还有个姐妹,是吗?”

是的,我说。

“比你大?”

比我大。

“还有个兄弟,是吗?”

我点点头。

“比你小?”

比我小。

“和我一样,”莫里说,“我也有个弟弟。”

和你一样,我说。

“他也来参加了你的毕业典礼,不是吗?”

我眨了眨眼睛,想象着十六年前我们聚在一起的情形:火辣辣的太阳,蓝色的毕业礼服,互相搂着对着傻瓜机镜头,有人在喊,“一、二、三——”

“怎么啦?”莫里注意到我突然不作声了。“心里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把话题扯开了。

我确实有个弟弟,一个金发褐眼,小我两岁的弟弟。他长得既不像我,也不像我那个一头黑发的姐姐。所以我常常取笑他,说他是陌生人放在我们家门口的。“总有一天,”我们说,“他们会来抱你回去的。”他听了就哭,但我们还是这么取笑他。

他像许多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一样,受到宠爱,受到照顾,但内心却受着折磨。他想成为一个演员,或一个歌手;他在餐桌前表演电视里的人物,扮演各种角色,整天笑声朗朗。我在学校是个好学生,他是调皮捣蛋鬼;我唯命是从,他常常违犯校规;我远离毒品和酒精,他却样样染指,高中毕业后不久他就去了欧洲,他向往那里更加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但他仍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当他一身玩世不恭,怪诞不经的打扮回到家里时,我总觉得自己太土,太保守。

由于有如此大的差异,我相信我们一到成年就会有不同的命运安排。我一切都很顺当,只有一件事是个心病。自从舅舅死后,我相信我也会像他一样死去,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凶疾把我带离这个世界。于是我发疯似地工作,我作好了患癌症的心理准备。我能闻到它的气息。我知道它正悄然而至。我像死囚等待刽子手那样等待着它的到来。

我是对的。它果然来了。

但它没有找我。

它找上了我的弟弟。

和我舅舅相同类型的癌:胰腺癌,很罕见的种类。于是,我们家里这位金发褐眼。最小的男孩不得不接受化疗和放疗。他的头发脱落了,脸瘦削得像具骷髅,原本该是我,我心里想。但我弟弟并不是我,也不是舅舅。他是个斗士。孩提时候的他就从不服输,我们在地下室里扭打时,他会隔着鞋子咬我的脚,直到我痛得哇哇直叫。

于是他反击了。他在西班牙——他生活的地方——同疾病作斗争,那儿有一种还处于试验阶段的药,这种药当时在美国买不到——现在也没有。他为治疗飞遍了整个欧洲。经过五年的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是好的消息。坏的消息是,我弟弟不让我接近他——不光是我,他不要任何家庭成员呆在他的身边。我们想方设法和他通电话,准备去看望他,可他却拒我们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说这种与疾病的抗争只能由他独自去进行。他会好几个月不递信息。我们给录音电话留的言常常是没有回复的。我既为没能帮他而感到内疚,又对他剥夺了我们这一权力而感到怨恨。

于是,我重又沉溺到工作中去。我工作是因为我能支配自己;我工作是因为它是理智的,是有回报的。每次在我给弟弟西班牙的公寓打去电话,听到请留言的录音时——他说的是西班牙语,另一个表明我们相距遥远的显证——我便挂上电话,更长时间地埋头于工作。

也许这是莫里为何能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他能给予我弟弟所不愿给予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莫里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

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冬天,在郊外一个覆盖着积雪的山坡上。我弟弟和我坐着雪橇。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的下巴抵着我的肩膀,他的脚搁在我的腿上。

雪橇在冰块上滑动。下山时我们加快了速度。

“汽车!”有人喊了一声。

我们看见了那辆从左边驶来的车。我们尖叫着想转个方向,但滑板却不听使唤。司机按响了喇叭并踩了刹车。我们作出了孩子才有的举动:从雪橇上跳了下来。穿着连帽滑雪衫的我们像两根圆木一样从冰冷、潮湿的雪地里滚下去,心想我们就要撞上轮胎了。我们尖叫着“啊——”不停地翻滚,只觉得天地都在旋转,脸吓得通红通红。

接着,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停止了滚落,换了口气,从脸上抹去湿漉漉的雪泥。车子已经驶远了,司机对着我们在摇手指。我们平安了。雪橇一头扎进了雪堆。伙伴们跑过来拍打着我们说,“直够玄的,”“你们差点就没命了。”

我对弟弟咧嘴笑了,那份幼稚的自豪感使我们格外地亲热起来,这并不可怕,我们想,我们准备再次接受死亡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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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指两辆车并排停靠在人行道的一边,常属违章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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