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了，黄册脱胎于户帖。两者内容接近，但在很多细节上颇有不同。这些不同，不光体现在两者的格式细节中，也体现在两者的攒造流程上。

那么一册黄册，是怎么出炉的呢？

首先，造册之年，户部会提前半年备好标准黄册的格式，得到皇上批准后，分别下发地方。

其次，地方官府会按照黄册样式进行翻刻。不过他们需要刻造的不是黄册，而是“清册供单”。

“清册供单”和黄册不太一样，它是一种针对单户的调查表格，用来搜集一户人丁、事产等信息，和户帖差不多。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黄册的预填草稿。

接下来，官府会把印好的“清册供单”下发到里、坊、厢这一级，让现年里长亲自送到甲首手里，甲首再分别送到本甲的十户人家，一一填写清楚，一户一单，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保，以确保真实性。

工作完成之后，里长会把本里的一百一十张“清册供单”合成一册，递交给当地衙门。

当地衙门收到辖区内所有里、坊、厢的“清册供单”之后，并不忙着合册攒造，先让户房官吏并算手、书手进行磨算复核，尤其还要调阅上一期数据来比较，看是否存在问题。

【注释】

算手、书手：在明代县衙中，除知县、佐贰、首领官等数量很少的朝廷命官之外，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各房、科中的吏书来完成的。吏书为吏员与书算的合称。吏员是由国家任用、在吏部注册、地位低于官的公职人员。书算，包括书手和算手，从百姓中佥雇，辅助吏员的工作。书手专司抄写事宜，关注文书之往来，如依稿誊写刑名文书、赋役黄册等；算手则专司会计事务，如计算名目繁多的赋役折银等。

如果审验无误，衙门会重新排定下一期的里长、甲首和徭役排序，填成“编次格眼”，与确认的“清册供单”一起送回到相关的里。里长要把这些资料誊写成正式文稿，造出两本里册，一册黄封上缴，一册青封留底。

你没想错，每一里的黄册，由本里一百一十户自己掏钱攒造，朝廷没这笔费用。一直到州一级，才有专门的政府预算来造册。

朝廷虽然不掏钱，要求还挺多。

黄册的尺寸和户帖一样，宽一尺二寸，长一尺三寸。对于册内文字，书手必须以范本格式来抄录，字体尺寸都不许出错。字要抄在原册纸上，不许涂抹或额外浮贴，以避免篡改情形。弘治三年，为了增加作弊的难度，还把原来的小字楷书改成了大字楷书。

黄册的制造材质，得统一用厚实的绵纸，不得经过粉饰或漂白，因为那样容易让纸张变脆发黄。甚至连订册，都必须用绵索来穿起，不许使用糨糊。就算万不得已要用到一点，糨糊里也得掺入花椒、明矾等原料，以避免虫蛀。

不过黄册制造毕竟是个专业活，普通人干不了。在大部分情况下，里长们都是到官府指定的纸铺去攒造装订。

顺便提一句，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黄册实物，属于真正意义的黄册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清册供单”草稿。这些供单在用完之后，会送回个人家里，这才让极少部分文件逃过战火，幸运地残存到今日。

所有的里册，都要汇总到州、县衙门。衙门要把这些数据汇总，单独造一个总册，里面没有每户细节，只记录各里的总数——户部特别指出要“本管正官、首领官吏，躬亲磨算”，同样一册黄封上缴，一册青封留底。

接下来，州、县衙门要把所有的里册以及总册送到府一级衙门。府衙也要单造一个分册，记录各州县总数，一并送到布政司。布政司亦要单造分册，记录各府的汇总数据，再与府册、州册、县册以及记录到每一户的原始里册一起呈递给户部。

一级一级汇总上去，户部最终拿到手里的，是几万本里册、几千本州县册、几百本府册和十几本司册。中枢决策者既可以看到任意一个地区的宏观数据，亦可以深入查到任意一户的状况。宏微两便，天下透明。与此同时，各级官府也都会层层留底，用青册来办理日常民政之需。

不过黄册呈递到户部之后，并不是直接运进后湖黄册库，它还有一道关要过。

朱元璋在推行户帖制的时候，曾经放出过狠话：“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他把军队作为独立会计师，对地方数据进行驳查，以避免各级官员在普查过程中舞弊。

他来自民间，深知弊情，必须核查这些黄册真伪。国初诸事未备，只好动员军队进行驳查。现在一切都走上正轨了，再找军队当审计就有点不合适了。

可不找军队，找谁好呢？

驳查是个专业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检查人员必须识文断字、精通算学，且具备一定的政务经验。更关键的是，黄册的数量太大了，这些检查员还得有足够的时间来干活。

大明哪个部委也没有余裕抽调一批精干官吏扑在这上面，正事还干不干了？

想了一圈，最适合干这个的，就是国子监。那些大学生都是被当成官僚预备队培养的，文化水平高，又闲得紧，正好拽过来当免费劳动力。

他们要做的“驳查”，从户部总册的数字往下查，层层验算，从司册至府册、州册、县册乃至里册，验算其旧管、开除、新收、实在的四柱增减。如果民间有飞走、洒派、埋没、诡寄、影射、团局造册等弊情，就靠这些名侦探来查出真相。

【注释】

一旦查出错讹之处——这简直是一定的，监生会把问题汇总成册，做成“驳语黄册”，里面开列某府某县某里的某项数据有问题，封面改一个“驳”字，并提交户部。户部会以尚书名义，把这个册子下发给相关衙门，责成半年内查实重修。这个重新改正的黄册，叫作“奏缴册”，经二次查验无误，才会进入黄册库内。

大明平均每期攒造黄册的数量是六万，一千两百名监生人均负责驳查五十本，也就是五千五百户的量。一天算一本，两个月即可完成，再加上查实、撰写驳语的过程，三个月可以大体完成，工作量不算大。

再说了，后湖一圈严密封锁，无人能近，办公环境非常幽静。监生们干累了，还能出去欣赏一下湖景风光，多美好啊。只见眼前烟波浩渺，水色潋滟，湖面似镜澄澈，半条船也看不到，想跑都跑不了……

等等，干吗要跑呢？

因为实在太苦了。

后湖驳查黄册，绝非想象中那样度假式办公。对可怜的监生来说，不啻噩梦。

弘治十七年（1504年），国子监祭酒章懋这样描述监生们的工作状态：“缘彼处冬月苦寒，夜不灯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湿，水泉污浊。监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

再看十几年后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易瓒在一份奏疏里说得更详细：

“白昼，严锁各号，不容出入；黄昏，黑聚一室，不见灯火。酷热苦寒，并无休息。加以湖瘴袭人，湿气侵体，致疾者十常八九，幸免者百无一二。近日，监生邬凤病故湖上，虽暴染之于平日，实出感发于一时。暴露数日，直待开湖，方得装回，罔不伤心。诸生过湖，如蹈汤火。劳苦万状，不能尽述。”

瞧瞧，白天只能蹲在一个小号里干活，晚上为了防火，还不能点蜡烛。夏天热冬天冷，蚊虫叮咬、湿瘴之气密布。而且湖禁森严，你别说病了，就是病死了，也只能暴尸岛上，等每旬开湖之日才能把尸体运走。

这不是正德年才有的规矩。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监察御史张翼就上书皇帝，说岛上负责驳查的监生多有生病，能不能破例离岛送医？永乐的批复是：“但有病的，不要他过来，着太医院带药，就那里医治。”

可见湖禁犹如天条，谁都不得违反，病人都不能通融。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监生们还得认真干活。一旦出现驳查欠详、扣算欠精的失误，轻则责罚，重则拿问。

能请假喘口气吗？

也行。《南雍志》里记了两件事。一件是在洪武年间，临到驳查日子了，监生张振上书皇上，说今年轮到他们家当里长了，可家里除了他没有壮年丁口，请求归乡应役，朱元璋批准了；然后到了永乐年间，监生饶观也碰到和张振一样的情况，上书向皇太子请假，归乡应役，很快也得到了批准。

国子监的学生非要请假，没问题，您得自个儿去跟皇上或者太子说去——皇上日理万机，脾气还不好，你的请假理由是否充足，自己掂量吧。

环境差，工作多，假难请，按道理薪酬应该少不了吧？

对不起，没有，纯属义务劳动。你们这些大学生在国子监里求学，已经享受国家补贴了，每个月有廪米养活，凭什么还要钱？

那没有酬劳，总有功劳吧？

对不起，功劳也没有。

当年朱元璋为了锻炼监生，定下规矩，要求他们在各衙门实习历事，“实历”至少要做满一年。监生历事考核里明确规定，一年期满，考官要根据监生的实习表现，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可以委以重任，补授实缺；中等可以随材任用；下等要回校重学。

对监生来说，这一年的实习履历非常重要，决定了他未来在官场的位置。

这个“实历一年”的时间，绝不是你随便混混日子就能攒满的。首先，你得在朝廷指定的部门干活，比如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甚至锦衣卫；其次你得负责具体实务，比如抄录文书、查核仓储、清丈土地、监修工程、随御史出巡观风等等。你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工作时间才能折算进“实历”。可惜的是，驳查黄册这项任务，却不能折算“实历”。

这事可以理解。你想，驳查黄册十年才一次，一次才三个月，而且每次活动要动员一千两百个监生。如果这也能折算实历的话，一次驳查，差不多整个国子监的学生都涨了三个月“实历”，考核制度还有什么意义？

但对监生个人来说，可就惨了。你忙活的这三个月，是没法写入实历履历的，还得去别的地方干满一年，才能授官。

因此后湖驳查这件差事，对监生们来说，只有苦劳——事实上，官府正是把驳查归为一种特殊的徭役。徭役，不就是白干嘛。

好在从洪武到永乐这段时间，皇帝对国子监很重视，很多官员从这里直接选拔。监生们有上升渠道，朝气蓬勃、前程远大，驳查这点辛苦活，忍忍也就过去了。

可随着时间推移，形势越发不妙起来，因为大明迁都了。

永乐帝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以后，国子监本部也随之北上，称北雍，南京国子监沦落为陪都分校，称南雍，影响力大幅降低。而后湖的驳查工作，总不能让北京学生千里迢迢南下吧？还得南京国子监出人，这就有点入不敷出了。

更麻烦的是，在永乐之后，明代科举制度日渐成熟，成为官员来源的主要渠道，从国子监选走的官员越来越少，监生地位一落千丈。监生们别说得不到好的官职，甚至连“历事”都很难获得机会，只能年复一年地滞留在国子监里，看不到未来。

宣德年间，国子监淹滞人数将近五千人，年纪最大的甚至超过五十岁——距离永乐北迁这才多少年？

驳查条件恶劣一如既往，大环境和政治待遇却每况愈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监生参与的积极性大幅下降。

洪武、永乐以及后面的洪、宣两代，驳查监生基本能保持一千两百名。在此之后，监生数量一路骤减。正统七年（1442年），降到八百名。景泰二年（1451年），降至六百零八名。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南京户部上书抱怨，说他们征招八百名监生查理黄册，过湖的居然只有两百余名，其他的全跑光了。

这可奇怪了。国子监的管束那么严格，上课迟到都得挨板子，监生们怎么逃呢？

千万不要低估人类逃避劳动的主观能动性。

南京国子监为了节约成本，少发点廪米，曾经想出一个奇葩政策，叫“依亲读书”，让学生们回自己家去读书，学业时间照算——可以理解为函授课程。

监生们脑子转得快，算算快到驳查之年了，纷纷提出申请，主动回乡依亲读书。等到国子监要调人过湖驳查的时候，傻眼了，兔崽子们全回去“依亲”了，还得一个一个往回拽。

放出去容易，拽回来就难了。监生们赖在家里，什么理由皆有，什么生病啊，奉亲啊，迁葬啊，送幼子啊，这里面最好的借口，就是至亲病故。大明以孝治天下，赶上父母亡故，以首辅之尊都得丁忧归乡，守制三年，我们这些穷学生更得遵从礼法对不对？

就算父母健在，祖父母万一有亡故的，我也得一体孝顺不是？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没了，考虑小时候人家还给过我糖吃，我伤心过甚，自愿守制，弘扬大明孝治精神文明，国子监你好意思学圣上夺情吗？

就算是在国子监上学的学生，也可以装病，装病不行的就花钱请人冒名顶替，没钱的就干脆逃跑。最终留下来等着应役的，都是必须靠每月发放廪米过活的赤贫书生。

国子监能说什么？只能含泪去想别的办法。

可也没别的什么办法。

弘治七年（1494年），南京国子监请求北京国子监支援，调一些南方籍贯的学生到南京。北京国子监的反应很冷淡，你倒霉关我屁事啊？最后好说歹说，北雍挑了几个歪瓜裂枣送了过去，虚应一下而已。

南雍一看北雍靠不住，又想了一个辙，动员举监生。

明代国子监的学生分成官、民两种。官生是官员子弟，叫荫生；民生则分成贡监生、例监生、举监生几种。贡生是各地选送来的优秀学生，例生是自费入校的学生，举监生则指那些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身份，却在会试失败的人。有些落第举人会选择暂时在国子监内读书，在里面自成一派。

过湖的监生，一般都是从贡生里选。人家例生、荫生要么出了钱，要么家里有官身，用不着干驳查这种辛苦活。举监生好歹是举人出身，也不用干活。到了成化年间，贡生人数实在凑不够，国子监决定把举监生也算进驳查队伍。举人们闻言大怒，我们是何等身份，岂能跟那群贡生为伍，太辱斯文了，便开始大闹。

官司一直打到了户部，最后户部判说：“举人与岁贡所入之途虽异，及其到监，均为监生……况查无举人监生优免事例。”于是举监生们也只能老大不情愿地去了后湖，但是……人还是凑不够。

人不够，黄册却不会少，结果必然是工作时间无限拖长。

从宣德年开始，驳查黄册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三个月拖至半年，半年拖至一年，乃至两年三年。到了正德五年（1510年），驳查工作已经拖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一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向皇上这样诉苦道：“正德七年攒造在迩，今改驳之册未完，攒造之册复至。新旧相仍，事务冗促。册本浩繁，遽难查对。”

这封奏疏的意思是，上一期的黄册还没驳查完毕，眼看下一期新册就要来了，咋办？

上一期黄册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审；下一期是正德六年（1511年）攒造，七年送审。也就是说，从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后足足驳查了八年时间……

但也不能怪国子监。这一期参与驳查的监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残，能干活的不过半数，还时不时会跑散一大片。这种士气，叫人家怎么提高效率？

到了正德十二年，终于有一个叫唐鹏的监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朝廷说了实话，明确指出黄册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监生待遇太惨，请求改善。

他的诉求是，恳求朝廷把驳查的工作时间算入“实历”。

在正德年间，就连国子监授官都已名存实亡，这些监生孜孜以求的，居然还只是“折算实历”这么点待遇，实在是太可怜了。

唐鹏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南京户部的支持，相关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再不改善，这活真干不下去了。这次朝廷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会议了几日，最终拿出了一个办法：

“过湖查理黄册监生三个月满日，准作实历事三个月……比例准历，以均劳逸。”

看着从善如流，可仔细一琢磨，实在太过分了。

按照这个规定，监生在后湖的工作时长，确实可以折算成等长实历，但三个月封顶。如今一次驳查动辄数年，监生干得再多，也只算三个月工分，其他时间还是白干。

可想而知，一线驳查人员的士气，会变成什么鬼样子。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大明朝廷的衮衮诸公，难道都是白痴吗？

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

比如“过湖监生”的待遇问题，是从宣德之后开始凸显。这一段时间，正是大明士绅集团开始发展壮大的阶段。根据《大明律》，这些士绅可以减免税赋徭役，比起自耕农经济上天然具有优势。他们又可以通过科举等渠道，在政权里取得话语权。

最终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中枢则为高官，在乡里则为缙绅，以士林为纲网，以族亲为身基，形成一个能与皇帝抗衡的集团。

这个共同体的天性，是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正如海瑞说的那样：“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

驳查黄册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亩，与这个集团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驰。他们即使没有刻意去阻挠，也肯定不会主动去改善。

更妙的是，让国子监驳查黄册，是洪武爷定下的规矩。虽然国子监的地位今不如昔，但他们大可以用“祖制难违”的借口，拒绝改革，任谁也说不出个“不”字。

当然，这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两个幕后黑手，在斗室里算计着如何破坏黄册制度的阴谋。具体到个人，不乏明智的官员上书要求变革，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谁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

驳查监生的遭遇，不过是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点点微澜罢了。

黄册驳查就像是一个战场。一群苦不堪言的士兵身处低矮简陋的战壕，长官漠不关心，后方补给时断时续——偏偏他们的责任又特别重大。

因为驳查工作要面对的，是一大群无比顽强而又无比狡黠的劲敌。

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况；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

尤其是一涉及钱粮徭役之事，人类的想象力和智慧是无穷的。上头有多少条政策，下面就有多少条对策。汉代搞“案户比民”，民间就敢“舍匿虚田”；隋唐有“大索貌阅”，民间士子就敢“冒籍取解”；宋代搞“衙前差役”，老百姓就会“析居避役、鬻田减户”。

【注释】

不说别人，那位“凿壁偷光”的鸡汤代表人物匡衡，他在朝堂上直言进谏、刚正不阿，一退休回家，就利用地方土地档案的疏漏，偷偷侵吞了四百多顷地。可见人类的天性是很诚实的。

明代的情况也并没什么不同。当年周铸前往浙西清丈田地，地方上的富户就纷纷把自家土地转到仆人、佃户以及亲戚家名下，以此减少赋役——还有个名目，叫作“铁脚诡寄”。地方上对抗中央的花招，可多着呢。

朱元璋搞出的这个黄册、里甲与鱼鳞三位一体之法，别看纸面上的设计颇为完美，落实到执行层面，仍有无数漏洞可钻。驳查驳查，驳的是舞弊隐匿之情，查的是版籍疏漏之处，正是为了减少民间干扰，尽量让中央掌握最翔实的数据。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编造黄册的命令同时，特意警告说：“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团局造册、利敛害民，或将各写到如式无差文册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许老人指实，连册绑缚。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处斩。”

反着一读，就知道民间舞弊的情况从国初就非常严重，非得皇帝亲自提醒不可。

那么，下面的人是怎么作弊的呢？

咱们还是拿之前出现那个休宁县人王叙，虚构几个例子来讲讲。

先从最简单、最常见的情况说起。

比如在洪武十四年，王叙家的黄册记录是一家四口，父亲、儿子两个丁口，外加一个老婆、一个女儿。当年年底，他老婆一口气生了仨儿子，人口增至七人。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又要造黄册，王叙可犯愁了。丁口多了，负累也多，得想办法藏匿人口。

他提着四斤猪肉，买通了甲首。在造册时，甲首帮他报了一个假数字，只说是新增男丁两口，全家六口人，瞒报了一口。

这样在洪武二十四年黄册上，他家人口的四柱是：旧管四，开除零，新收二，实在六。这个数据被汇总到休宁县，一路上报国家。

又过了十年，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靖难之役虽然惨烈，但各地黄册该造还得造。这次王叙没钱贿赂甲首，家里孩子也已长大成丁，没法瞒过别人耳目，只好老老实实把所有人口都报上去了。

数字送到后湖进行驳查，某位监生负责徽州档案，他磨算了一下，觉得休宁县的人口数字不对，个位数有偏差，前后差了一个人。他一路再往下细查，发现其他乡的数字都对得上，只有里仁乡差一人，这么顺藤摸瓜，直到翻开了二十七都第五图的黄册。

他调出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的第五图黄册，与永乐元年的黄册四柱做对照，立刻发现了症结所在。

洪武十四年王叙家户口“实在”四人，洪武二十四年“实在”六人，永乐元年变成了“实在”七人。从这个记录看出，王家添丁的节奏应该是：洪武二十四年“新收”了两人，永乐元年“新收”了一人。

可实际黄册里的“新收”这一项，只有洪武二十四年记录了“新收”两人，永乐元年“新收”为零。

数字对不上。

不用问，肯定当地有瞒报情节。于是这位监生提笔，把这一条写在另外的驳语册子上，注明理由和数据来源。户部拿到驳语，一路下发到休宁县，要求查实第五图王叙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勾当。结果，王叙和洪武二十四年那个现年甲首，都因此而面临惩罚。

四柱之法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了。你作弊作得了一时，却很难每次都作弊。四柱之间，数字增减彼此关联，前一期黄册与后一期黄册，数字增减亦有关联，只要有一次数字对不齐，就会被驳查发现。就算你手眼通天，能把县里的青册都涂改了也没用，因为上面还有州里和府里的青册备份。你就算真能把这一串青册都改了，后湖还存有最权威的黄册。

你要是能把后湖黄册也改了……这么神通广大，你干脆直接造反好不好？

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容易被查出的案例。比这隐蔽巧妙的舞弊手段，还多得很呢。

正德年间有一位江西巡按御史唐龙，曾详细描述过地方上的作弊手法：“江西有等巨室，平时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行里书，有飞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限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全过割者，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撒，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进士、举人脚（角）色，捏作寄庄者。”

为了便于理解，咱们接着拿王叙家举个例子吧。

假设他们家在正德年突然发财了，一口气买了两百亩地，成了大地主。王叙不是官身，又没考中举人，没法减免税赋。等到要攒造黄册了，王家赶紧找到甲首、里长，请他们设法遮掩。

等到县衙把清册供单送下来，里长开始一一填写诸家情况。他故意把王家的两百亩地，分出去五十亩，分别写在五十户贫困人家名下。

这五十户穷人不识字，平日里都是甲首、里长代填，就算拿清册供单给他们检查，也是睁眼瞎。只有到了交税时，这些穷人会奇怪，怎么交得比往年多一点？里长瞪着眼睛说上头官差要求的，我有什么办法？反正平均每户只多交一亩，不算太要命，没人敢深究。于是，这五十户人家就稀里糊涂地替王家扛了五十亩的税赋。

这种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诸人名下的行为，叫活洒，又叫飞洒、洒派等等。

可王家觉得还是不满足，希望能进一步减免。里长说了，也没问题。

本管里一年前发生过一次疫病，结果张三、李四、赵五三家死光光了。按照规矩，里长要把这三户人家列入“开除”，意思是这三户已经绝了，其名下田地荒废，自然也没法交税。里长把王家的三十亩地，偷偷挪到这三户人家名下，自然也省下赋税之苦——此谓“死寄”。

那三家旁边是朱六一家，也感染了疫病，家里死得只剩下一个老头。甲首充满同情地把这一户划为畸零带管，从此不在一百一十户正管之列。里长看准时机，把王家的一个小儿子，列在这老头的户下，打着分家的旗号带过去十亩地——此谓“花分子户”。

可王叙仍旧觉得不满足，他说能不能再减免？里长说这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得往上找人。然后里长带着他，找到县衙户房负责黄册和鱼鳞图册的主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主事收了贿赂，一拍脑袋，有主意了。

明代土地交易，如果是两人私下买卖，签的地契叫白契。这个交易上报给衙门，由官府验证后盖印，才算具备法律效力，叫红契。

主事告诉王叙，你不是从杨七那儿买了五亩地吗？你们俩先签个白契，别着急上衙门办手续，先留在他名下。这样衙门里没记录，黄册和鱼鳞图册自然也不必改了——此谓“全不过割”。

王叙还从郑八那儿买了十亩地，刚给其中的一半地办了红契。主事说另外一半先别办了，你跟郑八说一声，让他还接着耕种，定期给你交租子就成——此谓“包纳”。

王叙说：“我还有几十亩地，没买卖过，这咋办？”主事说这也好办，你假装把一部分田地卖给刘九，或者从高十那儿买田的时候收田不收粮，补个假手续，把零头一抹，叫“有总无撒”——这个“撒”，是撒数，在明代财政术语里是小数的意思——这种手段，叫“悬挂掏回”，也叫“虚悬”。

户房一般会有专门的书手和算手。书手负责誊写档案记录，算手负责计算，把账簿调整做平。这些人都是当地人，家里世袭做这桩勾当，彼此之间关系密切。由这些亲自接触账目与档案的人配合，天衣无缝。

后湖驳查的时候，监生不可能去询问每一户的具体情况，他只看里册数字有无出入，只要比对无误，就直接核验过。王叙这么操作，可以安全过关。

有人可能要问了，这明显对卖家来说不合算，怎么会答应？再说如果卖家反悔怎么办，王家和他们之间都是白契，并不受法律保护啊？

很简单啊，打到他们服软为止。

王叙家有两百亩地，钱一定不少，他们随便找十来个护院闲汉，往杨七、郑八、刘九、高十家边上一站。四户人纵然不愿意，也只能忍气吞声，否则在本乡无法立足。白契这种东西，虽然法律上没效力，可被拳头大的人拿在手里，一样管用。

这就是血淋淋的地方生态。

尽管利用了种种手段，王叙家的田地还是不能全部避税。他继续贿赂主事，把自家二十亩上好的水田，在档案里全改成盐碱地，直接篡改了土地等级，原本是重则，这下子变轻则了——此谓“埋没”。

王叙觉得不放心，又托人在京城找了一个本乡籍贯的进士。那位虽未释褐授官，但已有资格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他把自家五亩田地托献到人家名下，就不必交税了——此谓“诡寄”。

王叙想了想，光是避税赋还不成，徭役也挺讨厌的，得想办法避免。

按照大明规矩，每一户人家，都要按照丁口数量分等，多者上户、中户，寡者下户。上户派出的应役丁口，要比中户多，中户又比下户多。

在各方有力人士的帮助下，王叙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出去，分列在不同甲里。一个大家分裂成三个小家，户口等级立刻就从上户变成中户了——此谓“挪移”。

可王叙仍旧不死心，又缠着里长，在黄册上硬把自家的“中户”改成“下户”，让服徭役人数字进一步变少。里长说改好办，但每一里每年应役人数是固定的，你改成下户逃过去了，我怎么办，总不能拿自己家人填吧？

两人琢磨了一下，里长大笔一挥，把本来丁口极少的高十家，从下户改为上户了。

高十一听不干了，我家里一共就俩壮丁，本来一个应役一个耕种，勉强度日。现在您给我改上户了，两个都得去应役，那家里不就完蛋了吗？

要知道，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轮的正役，每年各种杂泛之役和临时之役十分繁重，基本上应满一年得脱一层皮。

里长压根不搭理他。高十要去县里上告，可县里直接驳回了——想告状，先跟你们里的乡老商量去。可乡老和里长是穿一条裤子的，高十站在原地，陷入了无边的绝望。

这时王叙笑嘻嘻地过来，说你家田地反正也没人种了，不如卖给我。高十哪里肯卖，可不卖家里就要饿死了，只能忍痛交割，自己别无选择，只得沦为佃户。

王叙不光逃了徭役，还得了良田，贪心更炽，连下户的徭役都干脆不想服了。他又一次找到户房主事，把本里黄册涂抹一番，把应役次序给改了。

咱们前面说了，里甲应役是十年一轮，每一年都有一甲轮到徭役。王叙家本该是乙年服役，被主事一改，和丁年服役的刘九对换了一下。刘九想也没差别，就同意了，乙年去应役。结果到了丁年，主事又改了一次黄册次序，把王叙家改回乙年，刘九赫然还得服一次役。

刘九大惊，想要抗辩，可想到高十的遭遇，只能忍了。王叙家就这么舒舒服服地埋没土地、避开了税赋徭役，把负担飞洒给了其他贫困人户。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可在大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万历二十五年，宜兴知县秦尚明愤怒地说：“十五之中，上户诡为中户，中户诡为下户，甚者上户竟等下户，而下户更过之。以贫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

“奈何能均”四字，当真是触目惊心。张萱在《西园闻见录》里感叹道：“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正是这么一番景象。

王叙的故事还没完。

他家坐拥大批良田，又不必有负担，财富迅速积累起来。他主动修桥梁、铺民道、立祠堂、开私塾，偶尔周济一下穷人、资助一下读书人，很快就在乡里树起权威。他把家里多余的银钱，放给别人做高利贷，破产的郑八、刘九、高十都不得不来找他，收益比田租还高。

靠着殷实家底，王叙的儿子再不必操心农稼，专心读书，很快考中了状元，在朝为官。王叙家的社会地位再拔高一层，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赋税徭役了。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户、奴仆，都算作王家私产，不入黄册。郑八、刘九、高十的孩子们，不得不过来依附。

等到王叙的儿子告老还乡，已成显赫乡宦，且与其他官场中人联络紧密。一代一代下来，遂成势力。

在王叙的发家历程中，我们看到：从甲首、里长、乡老这些自治体成员到衙门胥吏，沆瀣一气，和地方富户勾结在一起，把黄册、鱼鳞图册当成私有之物包办，不断把负担转移到贫户身上，形成一整个链条上的腐败，分摊风险和利益。

这在大明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团局造册”，现在也有个类似的词，叫“窝案”。在大明历代朝廷文书里，几乎都反复提及这个词，饬令各地严查，可见“团局造册”之猖獗。

严格来说，“团局造册”不算一种作弊手段，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大部分手法，都得靠“团局造册”才能实现。

朝廷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基层不是直管，他们所拿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

比如，你是个现代人，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户籍情况，一家几口，是否结婚，不用找任何人求证，电脑里随时调得出来；但如果回到古代，你有几个娃、几亩地，县里老爷不可能亲自下乡一户户去数，只能靠里长、甲首、乡老、粮长这些地方自治团体代理人来收集、具保和上报。

换句话说，只要你搞定这些代理人，上头很难查证真伪虚实。

不过这种“搞定”本身很昂贵，底层百姓无法负担贿赂成本，只有王叙这样的乡绅、豪强以及富户有能力做。有钱人越哭越富，穷人却根本没有哭诉的渠道。于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诚如顾炎武所言：“富户操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有贫之实，无贫之名。州、县皆然。”

除了之前讲的那些，这些人还有很多手段，比如虚报死亡、隐漏资产、改换户籍、虚报灾荒、捏甲做乙、浮收税粮。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每一个手段背后，都是大量利益输送。

甚至连黄册本身，都有大利可图。

黄册的攒造，朝廷是不出钱的，由各地官府筹措资金，这笔钱自然也会摊派到基层百姓头上。很多明代县志里都有记载，一县黄册攒造的总费用，正常来讲多则百两，少则五十两——注意这“正常”二字。

百姓并没有议价权，官府说收多少，就只能交多少。官府大可以找他们收取两百两，一百两造册，一百两落入自己囊中，又成了一条生财之路。

我说的这个假设，价格其实还保守了。

万历二十年有一位黄册库官员途经河南，出于职业习惯，打听了一下当地的黄册业务，吓了一跳：“闻民间有言，军、黄二册加派纸价，至千两之外……大县不过二三百里，小县仅数十里。一里造册一本，每本不过一二百页（叶），纸价几何，而动派千金耶？此非积猾之冒破，则为有司之垂涎耳！”

一千两造价的黄册！

贫穷和善良，生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有如此花样繁多的作弊手段，接下来的发展，不难想象。豪强乡绅勾结里甲胥吏，肆意涂抹黄册，欺瞒中枢，在中间环节榨取利益，并大肆侵占自耕农土地。

如果社会有足够的流动性，情况还不算糟糕。比如宋代不抑兼并，但商品经济发达，户籍宽松，老百姓尚且有别的出路。可大明的治政原则，是把民众在原地死死钉住。这时候你再搞土地兼并，那真是要人命了。

其结果就是，下层百姓负担越来越重，限于户籍逃无可逃，而朝廷所获得的税赋却越来越少。反而是盘踞中间的这个利益集团，吸血吸得大大肿胀，形成血管里的一个梗阻。

当这些梗阻遍布全身时，大明也就差不多了。

海瑞海刚峰做过知县，对底下这些弊情一清二楚。他有篇文章，专论里长之弊：“（里长）凭势作威，当大役而有壮丁之重派，应卯酉而有连累之诛求。或混扶甲首，以显售其奸诡之谋；或妄开甲干，以阴行其贿赂之术。有钱者遍为回护，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则同甲首作弊以欺府县；事止利己，则假府县名色而剥甲首。百计取钱，无心抚恤……”

除了民户的种种作弊之外，其他户籍同样问题多多。

前面说了，大明户籍除了民籍，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等职业户口，他们的黄册是单独册立，并由各自主管部门管理。比如军户就有专门的军黄册，归兵部负责。

理论上军户可以免掉一部分徭役，可还有大量临时性的杂泛差役，无法免除。更惨的是，他们是军户，还必须去应军差，这负担就更重了。

比如说吧，每一户军户，都要出两个壮丁去卫所服役，一个作为正军战兵，一个作为辅兵余丁，后者在军营里劳动来养活前者。除此之外，家里还得留一个继丁，平时从事生产养家。一旦军中的壮丁跑了或者死了，这个继丁就得进入军营勾补。

勾补的规矩特别狠，如果你家里没有成年壮丁，就得把孩子登记入册，还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幼丁”。

更有甚者，大明要求军人不得本地服役，入卫补伍都得去外地。这一路上的盘缠给养，也得军户来承担，更不用说还要受清军官和各级长官的盘剥勒索之类了。

负担如此之重，军户所享受的福利却十分微薄。按照洪武年的规定，民户有两丁人口，就能担任小吏，而军户要五丁，而且最多只能让一人为生员，上升通道颇为狭窄。

其实军户也算良籍，可以参加科举。历代军户出身的内阁大佬不少，比如张居正、李东阳、高拱、赵志皋、王家屏等等。而且在整个明代科举中，军户在庶吉士的比例也颇高。不过这些都是军户中的官员阶层或富户，一来家族扩大，有足够人手；二来有钱，供养得起读书人。

对绝大部分底层小家小户来说，光是应付勾军就已经竭尽全力，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上头大概也明白军户的状况，所以严令禁止离籍转户，军户子弟不得过继、不得入赘。没办法，真放开了，估计人早跑光了。洪武年间，就有数万军户逃亡；正统三年（1438年）有一个统计，当下在逃军士的总数已高达一百二十万人——天下卫所才多少人？可见军户生活之苦。

这些军户最大的心愿，就是转成民户，洗脱这些限制。虽然《大明律》严禁如此行事，但法律归法律，架不住地方上的花样百出。

咱们再虚构一户人家举例，姑且叫张大吧。

张大家是军籍，籍在休宁县附近的新安卫，家里五口人。他实在受不了军户之苦，就偷偷联络了当地第五图的里长，央求入民籍。

里长带着他找到休宁县户房的书手，送了二两银子。户房这位书手大笔一挥，给第五图的里册里多加了一个户口，将张大家的四口人都移到这个户口之下。

然后张家到卫所那边，报了个全家死光，只剩一个张大的老母亲。于是在军黄册里，这家人只能挂去畸零户，没法应役了。等到张大的老母亲一病故，这家人在军黄册里彻底绝了，直接列入开除。张大一家，则洗脱成了民户，幸福地在当地生活着。

罗二也是军户，很羡慕张大的境遇。可他家里没钱，找不到落地的民里。他一咬牙，带着全家连夜跑了，一路从徽州跑到江西南昌府，谎称是流民，置买田地，就地落成民籍。因为古代通讯不发达，没有全国数据库，原来的卫所纵然知道他跑了，也无可奈何。

军户毕三也动了心思，可他不想离开原籍，只好另外想办法。他眼看要去远卫所充役了，就把自己大儿子入赘给近卫所的朋友，这样至少有一人不用被勾补入卫。他临走之前，恰好老婆又生了个小儿子，赶紧过继给附近的民户家——这些都是违法的，可黄册总是人写的嘛，使钱下去，总能解决。

等把这两个孩子都安顿好了，毕三就在充役的半路上失踪了，据说是被盗匪杀死，死无全尸。军中一查，他家里没有任何壮丁勾补，也只好作罢。毕三偷偷跑去一处寺庙出家，法号“三无”，混了个度牒返回家乡，堂而皇之地还俗，以佃户身份附籍在先前过继了小儿子的民户家里。

经过这么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他们全家终于洗成民籍，再不必受勾军之苦了。

还有一种绝妙的办法，叫“挪移”，对，乾坤大挪移的挪移。

比如说吧，张二一家，本来属于饶州千户所的军户，生活很痛苦。张二纠集了同甲的几户人家，贿赂也罢，胁迫也罢，硬是把这一甲的所属，改到了建阳卫。

饶州离建阳不远，但是两者分属江西都司和福建都司。这么一改，饶州千户所便不能从张二家抓人充役，人家是建阳卫的。而建阳卫呢？可能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就算知道，也不可能派人跑到江西地面上来执法。

两边都管不着，张二这一甲十户，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在夹缝中生活下去了。

类似的逃亡方法还有很多，充分展示了军户的无边智慧和怨念。

朝廷深知其弊，可也没好办法，只能反复要求“都司、卫所、将应勾军人逃亡年月逐一造册呈报兵部，转发其各司、府、县清军官。凡遇册到，将所清军黄册籍磨对相同，行拘原逃正身，或应继人丁”。

更可笑的是，为了怕军户做手脚，还特别要求，军户子弟不得参与军黄册的编造。就连驳查，都不得用军户出身的国子监生。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军民，想要在户籍上做手脚，无论手段如何，最终都指向同一条路——篡改黄册；而无论改什么内容，最后都会落实到一个最现实、最技术的问题——如何篡改黄册而不被人发现。

一般的手法，在黄册上直接填入假数据即可，手段无外乎挖改洗补。

反正黄册都是手填出来的，在上头直接走墨改字即可。实在改不过来，索性挖下一块，重新把别纸补缀上去。还改不过来，拆下绵索，抽走旧页，补入改页。只要大家提前说好，上头无从追究。

用墨改字的情况，在民间极为猖獗。以至于弘治三年的时候，有官员专门上书，建议以后编造黄册，不光要给地方一个标准字体，还得规定字号。把字写得大一点，容易检阅，就没办法洗改了。

修改原册的麻烦在于，得经得起层层检查。上级有可能没查出来，也可能查出来，你为策完全，不得不一级一级往上贿赂。

顾炎武专门谈过这个作弊技术：“填于红图不可改矣，则改于黄册；印于黄册不可易矣，则公为洗补。不得于小里，则货都总妄坐于小里；不得于都总，则货县总妄坐于都总。”

因此，有聪明的不去贿赂主官，直接去找具体经办小吏下手。甚至有人胆大包天，连小吏都不用找，去找运输队。

黄册攒造完成之后，会一步一步转送至县、州、府、司以及中央后湖，中间要经历数次转运。你只要事先买通解送人员，在半路开箱子直接改册，连给官员的贿赂都省了。真是胆大包天。

不过别忘了，黄册里有四柱之法，可以查到过往一切数据。你光是伪造了一期之数，前后对不上，终究是个隐患。哪天碰到个认真的驳查人员，可能就会东窗事发。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修改旧档。把历史改掉，大家便不会知道你现在的猫腻了。

虽然黄册库戒备森严，难以混入，可不是有句话嘛：“只要思想一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利当前，胥吏们也是绞尽脑汁，奇技百出。

咱们试举几个比较奇葩的例子。

按照后湖驳查的流程，监生会把发现的问题做成驳语黄册——后来改成浮贴在原黄册内，户部会将其打回原籍，勒令修改。修改完成之后，再呈递上来，监生根据驳语检查，发现切实修改无误，再入黄册库。

很快有聪明人发现了其中的漏洞：监生在二次驳查的时候，只会复查驳语相关的条目，其他内容不会再看。

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招极巧妙的“声东击西”。

还是举例说明。

王叙家新得了两亩田地和一头黄牛，这两项事产需要列入新一期的黄册。王叙想把它们瞒下来，可急切间只贿赂了里长，没买通县里的算手和书手。

里长宽慰他说，别着急，有办法。

等到开始攒造里册，里长老老实实地把这两项写进去，丝毫没有作弊。不过他把另外一项数据，王家的丁口，故意少写了一人。

里册递了上去，层层呈递到后湖，很快这个疏漏被驳查监生发现。监生在原册上贴了一条驳语：“查某里某甲王叙人户本期丁口虚减一人，查理与旧册实在不符，驳回本管实核重造，不得迁延云云。”

这本里册被层层掷回到第五图。里长拿着旧册，重新造了一本新的，诚实地把丁口数补回一人，然后偷偷抹去了王叙家的两亩地和一头牛。

册子被再次送到后湖，监生拿着驳语记录一看，嗯，不错，丁口数确实改正了，至于其他内容，上次已经审核过一次，不必复查了。

就这样利用流程上的漏洞，王叙家篡改的记录得以顺利进入库房。以后一旦田地起了什么纷争，去查旧档，则再也看不出什么痕迹了。

此非笔者妄编，且看两个真实案例：

成化十八年，在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的五贤乡，出了这么一个案子。当地二十九都的里册交上去，驳查人员发现，该都的第一里第一甲有一户，叫谢得安，户籍似有涂抹痕迹。比照之前的黄册发现，这家伙本是军籍，却改成了民籍。

驳查大笔一挥，责成原籍重造。等到二十九都把重新改好的黄册再提交上来，驳查监生一看，谢得安已经删掉了，便准备批准入库。可这人恰好很细心，觉得这本黄册页数似乎变多了，随手翻了一下，不由得大惊：这本新黄册里，居然多了谢亚兴等十一户人家。

再一看，这十一户人家，也是和谢得安一样的军户籍。

很明显，这是一起大规模“军户逃户入籍”事件。他们先推出一个军户谢得安吸引敌人火力，然后在新册里偷偷把其他逃户做进去。若不是这些人太过贪心，一次篡改了太多户籍，说不定驳查根本无从发现。

同期还有个案子，这次的发生地是山东济南府章丘县明秀乡。

明秀乡位于官道之上，乡里设有一连串驿站。根据交通工具的分类，这些驿站可以细分为船站、马站、牛站、驴站等等。每一处驿站，都有专门的站户，他们世世代代都要在驿站服务，也属于职业户的一种。站户的生活状况很惨，负担奇重。他们也无时不思念着改换户籍。

在这一次的驳查中，监生发现明秀乡的第九里第五甲有疑点，有王九住等三户人家，本来是驴站户，却赫然改成了民户。

这本册子，立刻被监生驳回重造。等到新造黄册再次送回后湖，监生发现王九住等三人被抹去，可又加了阚长等十二户驴站户偷偷摸摸进了民籍。

这个声东击西的手法，和宜兴县的办法几乎一样。

当然，大明朝廷也不傻。这两件案子让他们意识到规则上的漏洞，及时加以补救。

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有疑点的黄册不再驳回重造，只把问题项单独开列成总册下发。地方只需将问题项进行改正，单造一页送至后湖。驳查人员审核无误以后，将改正后的单页补进原先的黄册中，并附页说明改正缘由，用印标记。

如此这般，才算是堵住了这条路。

于是劳动人民又发明了一个更叹为观止的办法。

不是说旧档难改吗？那么只要设法让旧档彻底消失，就没问题了。虽然后湖戒备森严，人很难进去，但不代表别的东西进不去。

这个手段，得从黄册的制作工艺讲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黄册的封皮册壳硬纸，必须使用黄色或青色。这个黄纸，是用黄檗汁浸染而成。

黄檗树是一种芸香科的落叶乔木，可以入药，也可以用于染色。将黄檗第二层树皮进行熬煮，只要把纸浸入液体之中，便能染成黄色。更绝妙的是，黄檗树皮里富含小檗碱，对于杀虫防蠹有奇效，印出的书可以经久不坏。

早在晋代，著名道士葛洪便已用黄檗制造黄麻纸来印制道经。他也因此被尊为染坊业的祖师。

不过这种染色方式成本很高，古人往往不会把每一页书都染黄，而是将黄麻纸制成护书，夹在书本里，也有驱虫效果。

朝廷要求黄册封面染黄使用黄檗汁，是出于保护纸张的考虑。可是这些册子的制造费用不归朝廷管，每一个里得自己掏钱去造。

很多人舍不得用黄檗这么昂贵的染料，偷偷改用石黄。

石黄属于矿物染料，价格低廉。先将石料打碎，再研磨成细小颗粒，最后碾成粉末状。在制作黄册的时候，把这些粉末和水调好，直接抹在纸面上，就像是涂上一层胭脂似的。不光是黄色，其他矿物颜色也可以如此上纸。这种上色方式被称为粉饰。

乍一看，石黄粉饰和黄檗染黄并无区别，但驱虫效果天差地远。

除了染料质地，朝廷对于黄册的装订方式也规定得特别细致。

最初黄册是用糨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糨糊多用鱼鳔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糨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

所以朝廷在弘治年间下了一道命令，要求装订方式改成线装，即在纸上钻孔，用细棉线穿扎起来。如果一定要用糨糊，就必须掺入明矾、花椒末等物，以防虫蠹。

这些要求很科学，可惜却不实用。每一期送来的全国黄册有数万册，你让管库的人怎么检查？就算有精力检查，也没有技术手段来分析每一本的染料和糨糊成分。

这个破绽，很快也被地方给利用起来了。比如说哪位胥吏想要作弊篡改，就先攒造一册黄册，数据完全真实，绝无作弊，但在装订时，会在石黄粉末和糨糊里掺入蔗汁、蜜水等物。

这样一来，封面和书脊会变得颇有甜味。而纸张的天敌衣食虫——古称蠹鱼——最喜欢吃糖类及淀粉等碳水化合物，看到这盘大餐端上来，焉有不分而食之的道理？

这种册子的蛀蚀速度远胜别本，不出数年，好端端的一本黄册便会化为一堆粉末，原始记录荡然无存。这时地方上再施展些手段，便不用怕驳查来打脸了。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黄册库官员上书诉苦，说：“先年法例严明，人知畏惧，纸张无粉，俱堪经久收贮。近年……吏胥、里书人等玩法欺公，故将粉饰纸张攒造，面糊壳面装订。尚未及数年之间，虫蠹易生，蛀蚀腐烂，以致无凭查考，希图日后作弊，狡猾百端。”

瞧瞧，洪武年、永乐年的老册子，至今已经一百六十多年，尚算完整；反而是近年来的新造黄册，蛀蚀速度极快。尤其是南昌府的分册，经常一县黄册全数蛀蚀无存：“纸张如粉，灰末成堆，都图丁缠（产），蛀蚀腐烂，难以辨认。但经一揭，纷纷而碎。”

这一招能杀书于千里之外，无声无形，可谓是黄册中的刺客。

朝廷也知道这些弊端，每一次攒造黄册，都反复强调不得粉饰、要用绳编，可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

当然，也有人嫌这个周期太长，急不可待。怎么办？还有个简单粗暴的办法：直接买通管册小吏下手。

正德五年，后湖爆出了一起大案。

在江西南昌府的丰城县，有一个当地人叫陈季三。他爹叫陈质，曾经谋夺了邻居熊思明上好的塘田，为此贿赂户房，偷偷篡改了地方上的青册。到了陈季三当家的时候，熊思明家里闹将起来，嚷嚷着要查个明白，要去开后湖黄册库查验。

陈季三自然不肯吐出到手的肥肉。他一打听，得知从洪武年间开始，每十年就会有一份档案留在南京后湖。他爹陈质能改地方档案，可改不了中枢黄册库。如果苦主要调后湖黄册比对，肯定会露馅。陈季三冥思苦想，被他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

他先买通了押解黄册去南京的负责人，请求队伍多耽搁几天，然后自己先一步跑到南京城。陈季三在南京城溜达了几圈，很快就和一个叫高景清的后湖黄册库匠搭上了线。

高景清的日常工作是晒册，即定期把库房内的黄册拿出去在太阳下晾晒，以防潮防虫。这份工作在洪武年间还算轻松，可到了正德年间，黄册累积数量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即使每天轮番晾晒，一年到头也不得休息。

更惨的是，后湖环境太差。每十年来一次的驳查监生都叫苦连天，更别说这些常年居住岛上的杂役。他们“不谙调摄，致生寒虐等病……抱卧日久不痊”，一旦生了病，只能坚持到过湖之日才能去看医生。

晾晒工作繁重，银钱少，工作环境又特别恶劣，这让高景清很是郁闷。当陈季三提出请他帮忙，还捧出一大把白花花的银两时，他立刻就动心了。

这个忙，其实特别简单。

由于高景清的工作性质，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到贮藏的黄册。陈季三希望他进入洪武二十四年和永乐元年这两期库房里，把南昌府丰城县载着自家先祖情况的里册摘出来，毁掉塘产部分。

高景清收下陈季三的贿赂，将这两期黄册的相关页数扯下烧毁。这样一来，熊思明再想打官司，便查无可据了。这份塘产，从此便舒舒服服地坐实在陈家名下。

这件案件怎么被揭发的，史书上并没有说。从只言片语的线索推断，应该是高景清扯下这几页纸，本欲烧毁，奈何后湖不得动明火，他只能趁休假时带出去。结果在过湖时，巡检例行搜身，在他身上搜出这些黄册纸页。

后湖给事中何亮、主事毛骙得知这件事，不敢隐瞒，急忙上报。朝廷对这件弊案实在是怒惊交加。怒的是，这些升斗小民居然敢对中枢黄册库动心思；惊的是，后湖管理如此松懈，此前到底发生过多少类似事件？

如果一个普通百姓都有胆量、有能力对中枢黄册动手脚，只怕这大明要完。

天子雷霆震怒——不对，正德皇帝对这个应该不关心，雷霆震怒的估计是首辅李东阳。于是陈季三、高景清各自枭首，一个脑袋挂在了江西布政司的黄册库前，一个脑袋挂在了后湖黄册库前，公开示众，以儆效尤。

江西布政司黄册库的主官和属员，因此也被提问惩戒。而后湖黄册库的两个主官，本也该受罚，但这件案子是他们自己举发，侥幸免罪。朝廷还责成江西巡按御史王士昭重审田产案，把塘田断回给熊思明。

朝廷痛定思痛，考虑到后湖杂役确实生活艰苦，决定稍微改善一下。每次开湖特许应天府派遣医师两人，登岛巡诊。用何亮的话说：“庶恩泽普及，而生命赖以全活；晒晾不误，而册籍得以保护。”

类似的翻墙案子，在黄册库的历史上屡见不鲜。陈季三过于倒霉，摊上被抓。没被抓的，不知还有多少呢。

前文所说的种种作弊手段，还只是大略分类，往细了说还有更多手段。总之，无论朝廷想出多少条防弊之术，民间总能迅速想到与之对抗的办法。上头三令五申，寄希望于严办严查，下面却总能利用人性的漏洞。

大明近三百年的时间，黄册对抗始终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正德年有一位经历过数次驳查的官员史鲁，他曾经哀叹说：“承平日久，弊伪渐滋。中间埋没、诡寄、不明违例等项，一次多于一次，一年甚于一年。牛毛茧丝，不足以喻其繁；条分缕析，不足以语其劳。”

“牛毛茧丝”四个字，当真是这场黄册攻防战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缠绕在堑壕之前的铁丝网，密不透风，滋生孽长，一处被摧毁，立刻就有好几重围堵上来。这些铁丝网把大明的阵地逐渐切割成一块块零碎的孤岛，截断流向，使之无法互相支援交通。

而负责驳查的士兵们坐困愁城之中，既无支援，又无补给，面对着层层密布的铁丝网束手无措。他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一个最人性的回答是：要不……咱们投降吧。

于是，后湖黄册库最荒诞的一幕，就这么徐徐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