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餐馆十分钟后，南乡开车越过铁路，进入了靠近内陆的山区。这是一条很窄的柏油马路，锈迹斑斑的护栏外边草木丛生，挡住了本来可以看到的中凑郡的全景。

拐过好几个急弯道之后，他们看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白色小轿车。

“那就是雇主。”南乡说着，把自己的车停在了白色小轿车后面。

二人下车以后，从白色小轿车上也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年龄大约五十岁，垂在胸前的旧领带随风飘荡，眉毛很浓，由于经常为了讨好别人装出笑容，脸上刻满了皱纹。

“让您久等了。”南乡说。

那个男人脸上马上浮现出讨好的笑容，皱纹更深了：“哪里哪里，我刚到。”

“这个年轻人叫三上纯一。”南乡介绍说，“这位是律师事务所的杉浦老师。”

纯一鞠了个躬：“请多关照。”

“彼此彼此。”杉浦律师应该知道纯一是个有前科的人，不过并没有从他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他跟南乡闲聊了几句之后，转过头来问纯一：“三上先生还不太了解事件的详情吧？”

“是的。”

“那太好了。在脑子还是一张白纸的状态下了解情况最好。审判资料我已经交给南乡了，回头你再参考一下。”杉浦律师说着把视线移到了柏油马路上，“现在我就将事件的经过按顺序讲一下。事件发生在十年前夏天的一个夜晚，就在你们现在站的地方躺着一个受伤的男人。”

纯一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目不转睛地看着路面。

“是摩托车事故。在男人身后，倒着一辆撞上护栏后完全损坏的摩托车。”

1991年8月29日晚上8点30分左右。

住在中凑郡矶边町的教员宇津木启介，带着妻子芳枝回父母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他们驾驶着一辆轻型汽车顺着这条山路往上爬。虽然那天不巧赶上下雨，但因为是很熟悉的路，也没有特别在意。

在离父母家只有三百米处，差点轧上一个倒在路上的男人。宇津木夫妇吓了一跳，急忙从车里跳下来，跑到男人身边。

听到男人痛苦的呻吟声，他们马上意识到人还活着。

男人应该是从倒在他身后的越野摩托车上摔下来的。宇津木启介的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一起摩托车超速行驶造成的交通事故。

后来的现场勘查把发生事故的状况搞清楚了。时速高达70公里的摩托车拐弯没减速，结果撞到了护栏上，男人被从摩托车上甩下来，摔在了地上。

关于当时的状况，宇津木启介的证词证实了后来在审判中成为争议焦点的重要事实：“躺在地上的男人没有戴头盔，一眼就能看到头部在流血。”

宇津木夫妇为了尽快赶到父母家拨打119，赶紧上车继续前行。当时手机还未普及，只能回家打电话。

匆匆赶到父母家的宇津木夫妇，看到的却是遭到斧头之类大型木工工具袭击后惨死的父母的尸体。

“咱们换个地方接着说吧。”

杉浦律师说到这里，转身上车，引导着南乡他们在山路上行驶。

行驶了三百米左右，来到一所木造平房前面。

这就是案发现场——宇津木耕平宅邸。由于事件发生后一直闲置，庭院里杂草丛生，窗户上满是尘土。造型精巧的平房已经荒废，即便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也显得苍凉凄怆。

“进去看一眼吧。”杉浦律师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着，一只脚从道路和院子之间拉着的铁链上跨了过去。

“请等一下。”纯一不由自主地制止道。

“怎么了？”

“有进入许可证吗？”

“没关系，不会有人来的。”

“不，不是有没有人来的问题……”

“哦，是这样的。”南乡插嘴了。为了照顾纯一的情绪，他只简短地说了一句“他还在假释中”。

杉浦律师一副不理解的样子：“那又怎么样？”

“万一被人认为是侵入了别人的住所，就会被重新关进监狱。”

“啊？是吗？是这么回事啊？跟我这个当律师的一起进去还不行吗？”杉浦律师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笑容。这让纯一对杉浦律师有了敌意。

“那么，我们就站在这儿说吧。”杉浦律师收回已经跨进院内的一只脚，继续说道，“这所房子的布局是这样的，进门以后右侧是厨房和浴室，左侧是客厅和寝室，这对老年夫妇是在进门以后左侧的客厅里被杀害的……”

宇津木启介和芳枝来到父母家时，家里的灯都亮着，大门也开着。启介一进门厅就拿起了放在鞋柜上的电话。

芳枝在丈夫叫救护车的时候，准备进客厅向公公婆婆说明情况。她拉开客厅的推拉门一看，看到的是倒在客厅两端的两位老人惨死后的尸体。

芳枝尖叫起来，与此同时，启介也看到了那凄惨的场面。他扔掉正在通话中的电话，跑进客厅，一看就知道老父老母已经死亡。

启介一时变得精神恍惚，清醒过来以后，又返回电话机旁，为父母叫了救护车。挂断电话后，他又想起了在路上看到的摩托车事故，不过在慌乱之中忘了已经叫过救护车了，于是又叫了一辆。

二十分钟后，三台救护车和临时派出所的警察赶来了。又过了十五分钟，胜浦市警察署派出的第一批搜查员也赶到了。震惊南房总地区的抢劫杀人案的侦破行动拉开了大幕。

现场鉴定和尸体观察的初步结果，判明了以下事实。

由于房子的门窗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可以认为凶手是从大门进入家中，然后在客厅行凶杀人的。

被害人之一名叫宇津木耕平，六十七岁，已退休。另一个被害人是耕平的妻子，名叫宇津木康子。耕平退休前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七年前退休后一直作为志愿者担任刑满释放者的监护人。两名被害人的推定死亡时间为晚上7点左右。

从两名被害人身上留下的创伤推定，凶器是斧头之类的大型利器。致命伤都是头部那致命一击，两名被害人的头盖骨被击碎，大脑完全损伤。另外，耕平好像与凶手展开过短暂的搏斗，他双臂上的伤痕被认为是防御凶手攻击留下的。手臂的伤情说明大型利器的破坏力极大。被砍断的四根手指落在现场各处，只有肌肉连着的左前臂向下耷拉着。

现场勘查时在场的宇津木启介证实，装着被害人的存折、印鉴和银行卡的钱包被盗走，其他房间也有被翻找过的痕迹，但经宇津木启介夫妇确认，没盗走其他东西。

在距现场三百米处发生交通事故的摩托车驾驶员树原亮引起了搜查员们的注意。树原亮当时二十二岁，由于少年时代就有过不良行为，二十岁以后又有过小偷小摸行为，受到监护观察处分。他的监护人就是被害人宇津木耕平。

搞清了这层关系，搜查员直奔正在抢救树原亮的医院，结果在树原亮所持物品中发现了装着宇津木耕平银行卡的钱包。随后通过鉴定，从树原亮的衣服上检出了三个人的血，分别是树原亮本人和两名被害人的。

一切都清楚了，树原亮去他的监护人家里，杀害了宇津木夫妇，盗走了金钱，然后骑摩托车逃走。逃走途中由于车速太快，在拐弯处滑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居然是由被害人的儿子发现的。

结果，树原亮在住院的时候就以抢劫杀人嫌疑罪被逮捕，伤好以后就被起诉了。

“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杉浦律师说到这里停下来，叼上了一支香烟。

“难道对他的怀疑是错误的吗？”纯一问，“有能证明他的案子是冤案的证据吗？”

“首先，”杉浦律师点燃香烟后开始往下说，“我看了一审的审判记录，谈得上争议焦点的东西几乎没有。树原亮运气不好，公设辩护人根本无心为他辩护。”

纯一不由得看了杉浦律师一眼：“无心为他辩护？”

“是的，这是常有的事，”杉浦律师满不在乎地说，“审判这东西全看走运不走运。被告人的律师、检察官、法官等凑在一起，完全可以左右一场审判。有这样的说法：如果被告人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男法官就会作出较轻的判决，反之，女法官就会主张严惩。这也是自由心证主义[自由心证主义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是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认定事实。]。哈哈……”

纯一根本没在意杉浦律师的哈哈大笑，而是低头思考着自己的事。自己因伤害致死罪被审判的时候，法庭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咱们言归正传，”杉浦律师继续说道，“对一审的死刑判决开始产生怀疑，是从二审开始的。新聘请的辩护律师非常执著地追究两个疑点。一个是始终没有发现被盗走的印鉴、存折和凶器。案发后警察进行了全面搜索，结果……”

杉浦律师离开通向宇津木宅邸的道路，指着通向山中未铺柏油的林荫路说：“在离这里三百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把铁锹。那把铁锹是被害人家里的东西。也就是说，凶手逃走之前曾一度进入山中，掩埋证据。”

纯一问：“凶手不但掩埋凶器，连印鉴和存折也掩埋，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辩护人也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检察院方面反驳说，被害人肯定是认为只要有银行卡，就能取出现金。”

南乡说话了：“这么解释有点勉强。”

“是的。但是，留在铁锹周围的轮胎印，确实是树原亮的摩托车留下的。”

“也就是说，去与逃走路线相反的方向掩埋证据是为了搅乱搜查？”

“审判方是这样认为的。”

纯一问道：“最后也没发现存折、印鉴和凶器吗？”

“是的。警察还分析了附着在铁锹上的泥土，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进行了搜查，结果什么都没找到。但是，附着在铁锹上的泥土，与附着在摩托车轮胎上的泥土的土质是一致的。毫无疑问，树原亮的摩托车去过扔铁锹的地方。”

杉浦律师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为的是给纯一和南乡一点整理思路的时间。然后他继续说道：“第二个疑点是树原亮这个年轻人在事故现场被发现时没戴头盔。根据他周围的人的证词，树原亮在驾驶摩托车时总是戴全脸头盔。作案的时候，这是掩盖面部最合适的东西，可为什么在抢劫杀人这一天，却没戴头盔呢？”

南乡想了一下问道：“也就是说，有第三者的存在？”

“是的，辩护人就是这样主张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摩托车上应该有两个人，坐在后面的那个人，把树原亮戴着的头盔抢过去戴上了，所以事故发生时没受重伤。”

“您的意思是说，他一个人逃走了？”

“是的，事故现场周围虽然都是很陡的斜坡，但树木很多，抓着树枝树干下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纯一问：“警察没有查一查斜坡上是否有脚印吗？”

“查了，没发现脚印。但是那天下雨了，即使有人顺着斜坡下去过，也找不到脚印了。这却成了检方反驳第三者说的强有力的证据。”杉浦律师谨慎地说，“抢劫杀人后却没用被害人的存折取出现金，也就是说，如果是第三者拿走了印鉴和存折的话，为什么他不使用印鉴和存折呢？为了抢劫这些东西，他可是杀了两个人啊。”

纯一沉默了，南乡也陷入了沉默。辩护方与检方在二审时激辩的场面浮现在他们眼前。但是，结果呢？……

“二审驳回了上诉，最高法院也驳回了上诉，后来的判决订正申诉还是被驳回，最终确定了死刑判决。”

“请等一下，”纯一发现自己听漏了重要的事情，“关于刚才的第三者说，被抓起来的树原亮是怎么说的呢？摩托车后座上坐没坐人？坐的是谁？没有他的证词吗？”

“这个案子特殊就特殊在这里，”杉浦律师停顿了一下又说，“被告人因在摩托车事故中头部受到强烈撞击，完全丧失了犯罪时和犯罪前后那几个小时的记忆。”

树原亮骑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负的伤，除了四肢摔伤以外，右脸严重擦伤，皮肤几乎剥落，头盖骨也骨折了，造成脑挫伤。不过，颅内的血肿通过手术被清除，头部及面部骨折也复位了，术后恢复得很好。

但是，树原亮留下了让搜查员们感到困惑的后遗症。案发当天下午5点以后的事，树原亮完全丧失了记忆。

对于自称只丧失了案发前后四个小时的记忆的树原亮，搜查员们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有可能是假装失忆。刑警们执著地审问，想让他招供，但树原亮坚称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被告人失去的那段记忆，在后来的审判中也成了争议的焦点。如果是装病拒绝招供的话，那么他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是，法官根据医务人员的证词推定，被告人记忆丧失是真实的。因为人在头部受到撞击的情况下，不仅发生事故那个瞬间的记忆可能会丧失，甚至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忆也可能会丧失，这种现象被称为“逆行性遗忘”，而且“逆行性遗忘”并不是稀有的病症，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人中频繁出现。法庭把医务人员的证言作为证据采用了。

但是，推定毕竟是推定。发生逆行性遗忘的病理机制还没有弄清，客观地观察到大脑的器质性病变的情况也很少。所以，说树原亮肯定是丧失了记忆，并没有物理性证据。

“问题就在这里，”南乡接着杉浦律师的话继续说道，“没有记忆就不能反驳检方主张的公诉事实。进一步说，正因为他丧失了记忆，才会被认为他接受了死刑判决。”

“这是什么意思？”

“量刑基准。量刑基准是这样的：关于抢劫杀人，如果被害人是一名，就不会被判死刑，而是被判无期徒刑。但是，如果被害人是三名以上，一般情况下都会被判处死刑。”

“这个案子的微妙之处在于被害人是两名，”杉浦律师说，“在这种情况下，审判结果转向哪边都不奇怪。但对于被告人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逃过死刑，被判无期徒刑，按照法律规定，服刑满十年就有可能回归社会。”

纯一看看杉浦律师，又看看南乡，然后说道：“那么，量刑基准跟树原亮有没有关于这个案件的记忆有什么关系呢？”

“这跟悔改之心有很大的关系，”南乡说，“法官判不判死刑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看被告人是否有悔改之心。”

纯一对于悔改之心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他自己被判刑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不过那时候也就是延长了几个月的刑期，并不是死刑与无期徒刑这么大的差别。

纯一再也忍不住了，干脆将一直存在于他心中的疑问说了出来：“悔改之心什么的，别人能做出判断吗？犯了罪的人是否真正从内心反省，从外表怎么能看出来呢？”

“从过去的判例来看，判断的标准各种各样。”杉浦律师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浅笑，“比如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啦，愿意支付给遗属高额赔偿金啦，在拘留所做个被害人的灵位每天叩拜啦，等等。”

“被害人已经被杀死了，每天叩拜也活不过来吧？如果用这些作为判断的标准，不是对有钱人和爱哭的人很有利吗？”纯一真的生气了，毫不客气地反驳道。

南乡见纯一这么冲动，感到不可思议。“你这么说话就有点过分了。”南乡温和地批评了纯一，又加了一句，“当然我也不能否定你的话是有道理的。”

“我们还是回到树原亮丧失记忆这个话题上来吧。”杉浦律师说，“因为他本人丧失了记忆，当然也就不可能表现出所谓的悔改之心，因为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他本人非常自信地作出证词，除了失去记忆的几个小时以外，从未想过要杀害宇津木夫妇。”

南乡说：“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如果发生一个跟树原亮相同的案子，凶手即便被起诉，但只要主动坦白，并表现出悔改之心，也许就不会被判死刑了。”

纯一又想起自己不满两年的刑期。自己也夺走了别人的性命，结果纯一自己的生命却没有受到威胁。抢劫致死与伤害致死，同样都是夺去他人生命的犯罪，量刑却有如此大的差别。

“由于他的逆行性遗忘，判决确定后对他也很不利。”杉浦律师说，“法律赋予的可以挽救死刑犯的方法，有请求重审和请求恩赦两种，但请求恩赦必须是在承认自己罪行的前提下，所以他没有资格请求恩赦。”

“那么剩下的方法只有请求重审了？”

“是的。他三次重审请求都被驳回了，第四次也被驳回，但现在正在进行上诉。估计这次上诉也会被驳回。我要拜托南乡先生和你的，是为第五次请求重审收集证据。”

纯一决定积极参与这件事。他开始诚心诚意地考虑如何救这位叫树原亮的死刑犯一命。如果他自己身上没有背负着犯罪前科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同情一个死刑犯。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从第一次判决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七年了，所以树原亮哪天被执行死刑都不奇怪。最危险的时刻就是这次重审请求被驳回的那个瞬间。”

“那么，即使我们找到了他无罪的证据，他也有可能在第五次请求重审之前被执行死刑，是这样吗？”

“是的，这次到我们事务所来的委托人也考虑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只给了我们三个月的期限。”

“委托人？”南乡感到意外，“这个工作，不是杉浦老师交给我们的吗？”

“不是我交给你们的。我还没有告诉您吗？”杉浦律师脸上浮现出讨好的笑容，“我只是转达委托人的愿望。他想为死刑犯昭雪冤案，所以让我找人收集证据。”

“于是您就选择了我们作为行动部队？”

“是这样的。”

“我也想过，如果是杉浦老师交给我们的工作，报酬也太高了。”南乡半开玩笑地笑了，但他眼神的一隅残留着对杉浦律师的些许怀疑，“委托人是什么地方的人？叫什么名字？”

“这是秘密，我只能告诉您，委托人是一位匿名的热心慈善事业的人。他反对死刑制度，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杉浦律师又圆滑地对依然持怀疑态度的南乡说：“关于报酬，您还满意吧？”

“啊，”南乡沉着脸点点头，“还有什么事没说给我们听吗？”

“还有一个。现在有不少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在援助树原亮，都是反对死刑制度的人士，你们绝对不要与这些组织接触。”

“为什么？”

“虽然这些援助树原亮的人士都是善意的志愿者，但其中也有思想极端的人士。如果你们收集证据的时候与这些人扯上关系，对重审请求的审查就会更加严格。”

这个解释没能说服纯一：“谁干不一样？证据就是证据。”

“那可不一样。这就是日本社会的复杂之处。”杉浦律师用一种抽象的说法回避了纯一的问题，“总之，你们两个人的活动，千万要保密。”

“可是我必须向监护人和监护观察官汇报……”

“那倒不要紧。他们有义务为三上你保守秘密，不会从他们那里泄露出去的。”

南乡问：“杉浦老师以前援助过树原亮吗？”

“没有。这次是第一次。”

见南乡皱起了眉头，杉浦律师慌忙说：“是这样的，树原亮还有别的律师，各种援助活动是以那位律师为中心开展的。可是有一个援助树原亮的人，这次特意跑到我的事务所来了。也许是在援助树原亮的组织内部与大家有了意见分歧，决定单独行动吧。”

“原来如此。”南乡说着用鼻子叹了口气。为了换换心情，他故作开朗地对纯一说道：“那好，我们就开始干吧!可是从哪里下手呢？”

纯一听南乡这样问自己，心里很高兴，可是纯一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反问南乡：“是啊，从哪里下手呢？”

“最后还有一点。”杉浦律师插话了。

纯一和南乡一起转过头去，不高兴地看着杉浦律师。

杉浦律师犹犹豫豫地说道：“这次促使委托人采取行动的理由，是因为树原亮想起来了一部分丧失的记忆。”

“一部分记忆？”

“是的。树原亮说，在丧失的那不到四个小时的记忆里，他正在某个地方上台阶。”

“台阶？”纯一立刻问道。

“是的。他说当时他处于一种死亡的恐惧之中，他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上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