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迪亚·尼韦尔曼曾经是个美丽的姑娘。她是所有男生都想娶回家的那个高中女同学。田径冠军，成绩优异，学校剧团演员。她在学业上的非凡表现在念大学哲学系的头几年里再次得到印证。二十四岁的时候，娜迪亚就是一个独立成熟的女人了。大学毕业后，她念了新闻学硕士，在一家电视台的新闻编辑室兼职。她本该前程似锦，然而有一天，她在人生路上遇见了错的男人。

和她相比，约翰·尼韦尔曼一无是处。高中辍学，服兵役中途退出，还有一段失败的婚姻。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小运输公司，但自从他接手后，业务就一落千丈。

一个破坏分子。米拉心想。

娜迪亚在一个派对上认识了约翰。他又高又帅，带着所有人都喜欢的那种可爱的痞子的神情。娜迪亚坠入了爱河。他们交往的时间非常短，两个月后就结婚了。

米拉可以猜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娜迪亚从一开始就知道约翰喜欢喝酒，但她以为他能够控制自己，觉得能够逐渐改变他。

这是她犯的最大的错误。

根据她对社工所描述的，婚后没几个月，问题就出现了。他们为了那些交往时就有的琐事争吵，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争论中出现了一些娜迪亚无法明确定义的东西。她一时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主要是约翰的某些态度给她的一种感觉。比方说，他会对她破口大骂，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靠得更近，一次接近一厘米。但是他会在最后一刻退后。

然后有一天，他打了她。

他说是无意的，她相信了。可是她注意到他眼中有一种从未见过的目光。

一种邪恶的目光。

埃瑞克·文森迪在阅读娜迪亚这些年来在警局的报案记录时获得了大量的私密信息。所有报案都在数天后准时撤销。或许是怕亲友们知道了尴尬，或许是羞于面对审讯，又或许是因为约翰清醒后请求她原谅时是那么令人心悦诚服，以至于娜迪亚愿意给他第二次机会。几年来，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和她身上的乌青一样可以被细数过来。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淤青，用一件高领毛衣或者多涂点粉底就能轻易掩盖。娜迪亚觉得只要没见血，就没什么好担心的。米拉知道有些女人就是靠这种心态过日子：只要不断提高自己能够容忍的底线，她就能继续生活下去。如果她受伤了，她会庆幸还好没有骨折。而当她骨折的时候，她又会说服自己事情本可以更糟糕。

然而，还有比挨打更伤人的。无助和恐惧感一直纠缠着娜迪亚·尼韦尔曼。她知道暴力一直蠢蠢欲动，随时会因为微不足道的事情爆发。只要她说错话或者做错事，约翰就会惩罚她。比如多问了一个问题，即使是像几点回来吃晚饭这样再正常不过的问题。或者仅仅是因为丈夫发现她对他的态度或语气不太好。任何一件琐事都有可能变成他的借口。

米拉觉得，任何一个没有类似经历的人看了那份报告后，都会感到讶异，为什么娜迪亚没有立刻逃走？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她能够接受这种事，那么事情或许并没有那么糟。但是米拉清楚家暴的过程，他们各自扮演着明确的、不可改变的角色。正是恐惧把受害人紧紧地拴在施暴者身边，这是因为它会产生一种矛盾的影响。

在娜迪亚受创的心灵中，唯一能够保护她不受约翰伤害的就是约翰本人。

只有一件事情是娜迪亚坚守住立场没听丈夫的。他想要孩子，但她却偷偷服用避孕药。

尽管她确信约翰时不时地在醉得毫无意识时迫使她与他发生的性行为不构成危险，但她还是非常谨慎地吃药。她绝不可能把她愿意忍受的一切强加给一个新生命。

然而，三月的一个早晨，她从超市回到家后觉得肚子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的妇产科医生告诉过她，就算服用避孕药，仍然会有非常小的几率怀孕。娜迪亚的直觉马上告诉她自己怀孕了。

测试结果证实了她的想法。

她本想把孩子流掉的，但始终无法说服自己这么做是对的。

不知怎么了，她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约翰，没多久她就惊讶地发现，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突然变得沉稳多了。她怕他的愤怒会积攒在一起爆发。虽然酒后争吵继续发生，但是他不管多愤怒都不会出手打人。她的大肚子变成了防身的盔甲。她不敢置信，渐渐地，她又变得幸福快乐了。

一天清晨，娜迪亚准备去妇产科医生那儿做超声检查，因为开始下雪了，约翰提出陪她一块儿去。他带着刚醒的酒鬼特有的那种心不在焉和些许忧伤的神情，行为举止中没有一丝愤怒的迹象。娜迪亚穿上大衣，拿好包，站在楼梯的顶端正要戴手套。那是一瞬间的事情。背后突然有一双手猛地推过来，世界顷刻消失在她脚下，她再也分不清哪儿是上哪儿是下。她先是撞上了一个木阶，两手本能地护住了肚子。接着是一个比前一次更猛烈的翻滚。她的脸撞到墙上，颧骨磕在扶手角上，双手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再也无法护住腹部。然后是重力支配下的第三次撞击，这一次是在肚子上。终于，跌落停止了。没有痛苦，也没有喧闹的声响，但最可怕的是，约翰没有任何反应。屋子里的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平静，太平静了。娜迪亚还记得站在最高一级楼梯上的约翰的脸，那是一张无动于衷的脸，然后他扔下她转身离开了。

米拉没有共情能力，所以无法理解娜迪亚的感受。唯一能够触动她的是愤怒。她当然为那个女人感到难过，但她怕自己其实更像约翰那样的人。

娜迪亚从楼梯摔下去之后，不管她报不报案，警方都不能无视这又一次的攻击行为。发生的事情太像谋杀未遂了。探员明白地告诉娜迪亚，如果她为了让约翰得以脱罪而撒谎，比如宣称自己是绊倒的，那么他肯定会再犯，而到时候死的就不是孩子而是她了。

于是，她鼓足勇气。报案之后她做了该做的事情，在受虐待妇女收容所住下，以免被他找到。约翰被逮捕了，他因为拒捕而无法获得申辩的自由。娜迪亚最大的胜利并不是多年忍受那个禽兽，而是立刻获判离婚。

然后，兰迪·菲利普斯出现了。

这位律师只要在法庭上展示几双高跟鞋就足够了。不需要证人或是其他证据证明她是怎样的母亲。她是一个在孕期不愿放弃穿高跟鞋的女人，即使这么做在一个下雪的冬日会带来走不稳路的危险。一个不知道为肚子里的小生命考虑的女人。

约翰在那天被无罪释放，而娜迪亚也在那天失踪了。

她没有带走任何一件过去生活中的衣服或物品，或许是为了让所有人相信她被前夫弄死了。事实证明，约翰有好一段时间一直垂头丧气的。但兰迪·菲利普斯认为没有证据能定他的罪。就这样，娜迪亚第无数次输掉了比赛。

看完档案后，米拉开始思考案情。她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对此案的愤怒之情抛到一边。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娜迪亚不该被当作一个普通的罪犯遭到追捕。或许瓦林应该被这样对待。即使他母亲的死给他带来的愤怒是真实的、情有可原的，他本该克服一切继续生活。罗杰有十七年的时间做到这些，天哪。

事实上，鲍里斯所定义的“杀手夫妇”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组成的。在亡命天涯的某个时刻——米拉是这么看一个从施暴的丈夫身边逃走的妻子的——娜迪亚遇到了罗杰，他们告诉对方彼此的经历，然后发现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秘密，也许，他们对这个世界也怀有相同的仇恨。他们分享了自己的怨恨，一起行凶。

“我不明白为什么娜迪亚杀的是那个律师，而不是她丈夫。”鲍里斯不久前在电话里说，“或许最后通牒是针对他的。”他立刻更正道。

对此米拉持保留态度。如果娜迪亚真的想杀他，他应该是先被杀的那个。用如此引人注目的方式杀死兰迪，她的前夫肯定会被警方保护起来，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反过来，那么没有人会怀疑菲利普斯也会被杀害。

最后通牒不是针对约翰·尼韦尔曼的，米拉对此十分确信。鲍里斯曾说，那个男人被吓得魂飞魄散。娜迪亚报复菲利普斯的方式是给他的手指戴上婚戒，让他在一座专门给新人举行婚礼的教堂里痛苦地死去。而她对前夫的报复是让他处于恐惧之中。她不想给约翰一个干脆痛快的了断。他必须经历她经历过的一切，让他有一种持续的危机感，让他意识到随时会轮到他，尝尝等待一个必然的命运是多么难熬。

埃瑞克·文森迪写字桌上的电话响了。米拉吓了一跳，愣了一会儿才接起电话。

“你还在那儿干什么？”打来的是斯蒂夫。“晚上十一点已经过了，最后通牒到期已经有一会儿了。”

米拉看看墙上的时钟，她之前并没有意识到。“现在怎么样了？”她焦急地问。

“什么都没发生。只有两个家伙在一场酒吧斗殴中被刺伤，还有一个家伙偏偏在今晚想干掉他的生意伙伴。”

“你见到‘法官’了吗？”

“她十五分钟前离开了，我知道你还在那儿，所以打电话给你。回家吧，瓦斯克兹。好吗？”

“好的，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