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超过三十六个小时没有发现新的谋杀案了。

所有人都认定这是恐怖组织所为，正在等待他们下一步行动。不过，米拉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调查方向才是对的，而目前她并不打算向上级汇报她的发现。

这很冒险，但这是她天性中的一部分。

在中餐馆和贝里什聊过后，她有了许多新发现。她确信，贝里什没有告诉她所有实情。斯蒂夫队长当初警告她要小心那个男人，但他没有告诉她贝里什刚从警校毕业的时候，曾经听他的指挥，而他是证人保护计划的负责人。

不管怎样，米拉有自己的看法。无论贝里什的职业生涯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沦落为一个叛徒，他并没有投降。他没有像许多灰心丧志的警察那样靠着买醉来消解自己的挫败感和怨恨。他采取了另一个策略。

脱胎换骨。

离开中餐馆后，米拉回到警局。自从她在那次会议上出丑后，鲍里斯和古列维奇再也没有找过她，他们八成正在全力以赴追捕一名大规模谋杀犯和一名行凶杀人的警察。

他们不知道连环凶杀案不会以埃瑞克·文森迪的杀人案终止，也没想到事件的起始点必须往前推，在9月19日也就是罗杰·瓦林进行大屠杀的前一天，一名毒贩被淹死了。这一系列谋杀案的犯案手法已经非常清楚，只有回到过去，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她必须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拿它们和现在发生的那些事进行比对。

现在和过去之间必定存在强烈的关联。

回到过去的时光机就在“灵薄狱”地下室的档案室。

米拉走下楼梯，进入一个没有门窗的地下室。走到尽头时，她在黑暗中伸出手臂，打开开关。像是一眨一眨的眼睛般，低矮的天花板下的氖灯一个接着一个亮了，展现在眼前的是迷宫般的走廊，上面竖着一堵堵由柜子组成的墙。

地下室的味道和一股冰凉的潮气朝她扑面而来。这是个远离人间的地方，日光照不进来，手机也收不到信号，它们仿佛心生胆怯，到门口就止步不前了。

米拉迈着坚定的步子朝左边走去。

她经过的那些柜子都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被贴上标签，柜门是透明玻璃的，可以透过它们看见里面的东西，编了号的塑胶袋里放着各式各样的物件。其中有折叠整齐堆放好的一叠叠衣服、不同材质的牙刷、落单的鞋子——这是因为留着一双也没用。还有眼镜、帽子、梳子，甚至还有香烟屁股。除了废弃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私人物品之外，还有电视遥控器、沾着污渍的枕套和床单、脏餐具以及电话。

所有可能带有消失者生物信息的物品都被保存在本人的档案后面。

“灵薄狱”的探员总会想方设法找到这些失踪人口日常使用的某件东西，这样就能提取DNA，或者干脆采集到指纹。要是他们能够掌握足够的线索，怀疑他们不是自愿消失时，就会把他们归入P.V.O.，也就是谋杀案的潜在受害人。

对于儿童失踪案而言，这是标准程序，当失踪案中有暴力犯罪迹象时，也会采用这套流程。

每一位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如果想的话，都有人间蒸发的自由。“我们‘灵薄狱’的人不会强迫任何人走回头路。”斯蒂夫总是这么说，“我们只是想确定他们平安无事。”

每次踏足档案室，米拉都会想起队长的话。

靠着先前数次造访的记忆，米拉在走了一小段路后来到一个算是某个房间的地方，其实，这是一块由柜子围成的方形空地，位于迷宫的中心区域。

空地中央有一张胶木桌、一把椅子和一台旧电脑。

在开始工作前，米拉把夹克放在椅背上，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这样衣服搁在上面就不会太沉了。除了家门钥匙、现代车钥匙和手机之外，还有贝里什在中餐馆借给她的手帕。她不假思索地拿起来闻了闻。

上面有古龙水的气味。

她喜欢那个味道，但为了打消这个想法，却对自己说：这有点太浓了。她把手帕重新放回那些物品中，决定忘了这件事，随即开始寻找二十年前的七人失踪案的档案。档案室的数字化工作是一年后才进行的，所以她只能看纸质版材料。

她找到档案，然后带着它回到胶木桌前。

打开之后，她立刻发现里面只有个别失踪者的资料——所有都被归为P.V.O.——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没有关于魔术师、灵魂诱惑者或是安眠主宰者的只言片语，更别说凯鲁斯了。只有寥寥几句提到这些失踪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米拉觉得文档被人“清理”过了，也就是说真正的调查结果在别的地方，“灵薄狱”档案室里的那份只是他们称之为“镜像档案”的文件，那是出于某种便利或安全考虑，刻意隐藏机密资料的档案。

不过，她有安德雷·加西亚。

那个没交罚款的男人就像是一种流行病的首例病患。一切源于他。

在二十年前的七件失踪案里，那个退伍军人是第一个销声匿迹的。而在这几天出现的四名杀人犯中，他也是第一个回来的。

第一个回来下手行凶的。米拉提醒自己。

所以，她应该能从安德雷·加西亚身上挖出很多线索，就像一个流行病学家要找到最初的感染源，好弄明白这个疾病是如何演化的。

她灵机一动，想到一个能够找出加西亚、瓦林、尼韦尔曼和文森迪的共同点的方法。

当一个人决定从世上消失时，通常不会带任何行李，部分原因是因为私人物品可能会让他或她记起那个拼命想要逃离的生活。不过，如果失踪者带走了某件东西，那么这件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代表的那种情感联系可能会变成一条安全绳索，让他们随时都能掉过头回到自己的家。然而，大多数失踪案都不是预先策划好的，它们也更难被侦破。

有时候，他们就这么做了，就此而已。米拉告诉自己。他们想要逃离执念、逃离痛苦或者逃离某个人，而他们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彻底从世上消失。为了找到这些人，“灵薄狱”会使用几个小伎俩，也要靠一些运气。

他们总是期望失踪者会改变心意或者疏忽大意，比如用自动取款机取钱或者用信用卡付款，或者购买他们定期服用的药品。比方说，如果失踪者患有糖尿病，那么他或她就需要胰岛素。因此，“灵薄狱”的探员一定会找失踪者的医生，查出他们是否患病，第一次去失踪者家中调查时，他们也会列出药箱里的药品清单。

恰恰是这最后一个办案技巧让米拉灵机一动。

她先是启动了面前的旧电脑，这样她就不用再回到楼上的办公桌前了。她用这台电脑进入“灵薄狱”的数字档案。

她在电脑键盘上输入罗杰·瓦林、娜迪亚·尼韦尔曼和埃瑞克·文森迪的名字。三人的档案一个一个从字节组成的汪洋中浮现在屏幕上。米拉边看边在鼠标旁的笔记本上做笔记。调查结束后，她重新阅读纸上的笔记。七名二十年前消失的失踪者都在服用安眠药——她想起了安眠主宰者。

确实如此：罗杰·瓦林的家里有配给他生病的母亲的酣乐欣。娜迪亚·尼韦尔曼刚买了一盒劳拉西泮，而埃瑞克·文森迪有一张氟硝安定的处方，尽管警方一直没有在他的公寓里找到药。

加西亚和其他几名二十年前失踪的消失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共通点——失眠。

对于这个发现，米拉不知道该兴奋还是害怕才好。一起陈年连环失踪案的背后可能存在幕后黑手，也许是一个连环杀手？但这一点始终无法得到证实。这些失踪案无缘无故地开始，又无缘无故地终止。

但她刚才的发现可能会推翻最后这个说法。

米拉心想。假设失眠者消失事件停止了一段时间。平静无事地过了三年，这样人们不再关注此案了，然后罗杰·瓦林消失了，事实上，他是在十七年前失踪的。没人会把这名会计的失踪和之前的案子联系在一起，一切又像之前那样重新开始。

“如果这些人重返人间，那就说明他们没有死，所以不能被称为受害者。”米拉对着一片寂静自言自语。

同样，这些失踪案背后可能有一个幕后黑手——魔术师，灵魂诱惑者，安眠主宰者——目前来看，这种假设太过武断。

但是当我提到凯鲁斯这个名字的时候，贝里什的反应很奇怪。米拉关掉电脑准备回到楼上时想起这个来。他重述当年的事情时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缺少一小部分事实真相。关于二十年前所发生的事，贝里什掌握着一条关键信息，但他对她隐瞒了。

凯鲁斯绝对不是什么集体想象的产物。她肯定地对自己说。

米拉从桌上拿起笔记本和贝里什那块喷了香水的手帕，沿着走廊回到楼梯口，上楼朝“灵薄狱”的办公室走去，这时候九点刚过。

这一系列事件后面如果有一个思维缜密的凶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为了继续思考这个问题，米拉几乎没有察觉到，在离出口只有几级台阶的时候，她皮夹克口袋里的手机在不断振动。

她取出手机看了看屏幕，有十来条短信提示有人打了许多次电话给她。

那是警局业务大厅的号码。米拉感到背脊一阵战栗，他们打电话给“灵薄狱”的探员只有一个原因。

她一到前厅便马上拨了那个号码。电话另一头很快就有人接听了。

“瓦斯克兹探员吗？”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

“对，我就是。”她颤抖地说。

“我们一整个下午都在想方设法联系您。我们这里有一个紧急状况。”

米拉知道那句话意味着什么。

青少年失踪案的当事人通常都是自愿离开或者逃跑的，这类案子在短时间内就能被成功侦破。新生代太过依赖科技，如果他们身上带着手机，那么只需耐心等待就能找到他们的踪迹。

他们通常会关掉手机，以免被人找到，这么做也让他们的父母更加焦虑。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坚持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会忍不住查看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有没有发来短信。一旦手机开机，无需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SIM卡就会连上那一地区的信号站，警方立刻就能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

运气不好的时候，失踪案会很长时间没有动静，“灵薄狱”会要求电话公司不要注销用户，因为一部手机或者一张SIM卡可能会在多年以后被激活。警局的业务大厅会监控那台设备等待重启信号。

“我们发现一部手机被激活了。”操作员说，“我们查过了，尽管这个号码没有拨出过电话，但它不是虚假信号。确定是被激活了。”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米拉觉得事情非同小可。“是谁的手机？”她马上问道。

“机主名叫迪安娜·穆勒。”

十四岁，棕发，深色眼睛。二月的一个早晨，她在去学校的路上失踪了。根据通话记录，她的手机是八点十八分关机的。

沉寂了九年后，这部手机又开机了。

“你们找到信号的位置了吗？”

“当然。”操作员说。

“好的，请把地址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