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的《受戒》

又是120周年校庆，又是博士生会和研究生会的“登攀节”，浙江大学真是喜气洋洋，到处都洋溢着活力。祝贺你们！客套话就不多说了，咱们直接开讲。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汪曾祺的《受戒》。

《受戒》很著名，是汪曾祺先生标志性的作品，简单，明了，平白如话，十分的好读。小说写的是什么呢？自由恋爱。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爱上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就这么一点破事，一个具备了小学学历的读者都可以读明白。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千万不要小瞧了“平白如话”这四个字，这要看这个“平白如话”是谁写的。在汪曾祺这里，“平白如话”通常是一个假象，他的作品有时候反而不好读，尤其不好讲，——作者并没有刻意藏着、掖着，一切都是一览无余的，但是，它有特殊的味道。在我看来，在我们的古代文学史上就有一个很难讲的词人，那就是倒霉的皇上，南唐李后主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大白话。老实说，作为一个教师，一看到这样的词句我就难受，撞墙的心都有。为什么？这样的词句“人人心中有”。既然“人人心中有”，你做教师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此时此刻，如果哪一位浙大的学生盯着我问：毕老师，“一江春水向东流”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能把我逼疯。如果有一天，《钱江晚报》上说毕老师在浙江大学疯了，你们要替我解释一下：毕老师不是因为钱包被偷了发疯的，他是没有能力讲授《受戒》，一急，头发全竖了起来。

《受戒》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明海和小英子，他们相爱了。有趣的事情却来了，这个有趣首先是小说的结构。让我们来数一数吧，《受戒》总共只有十五页，分三个部分。它的结构极其简单，可以说眉清目秀。每一个部分的开头都是独立的一行，像眉毛：

第一个部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顺着“出家”，作者描写了神职人员的庙宇生活，篇幅是十五分之七，小一半；

第二个部分，“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沿着“英子家”的这个方向，作者给我们描绘了农业文明里的乡村风俗，篇幅是十五分之六，差不多也是小一半；

第三个部分，“小英子把明海接上船”，“上船”了，爱情也就开始了，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水面上私订了终身，篇幅却只有十五分之二。这样的结构比例非常有趣。我敢说，换一个作者，选择这样的比例关系不一定敢，这样的结构是畸形的，很特殊。

就篇章的结构比例来说，最畸形的那个作家可不是汪曾祺，而是周作人。关于周作人，我最为叹服的就是他的篇章。从结构上说，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在主体的部分都是“跑题”的，他的文章时常跑偏了。眼见得就要文不对题了，都要坍塌了，他在结尾的部分来了小小的一翘，又拉了回来。这不是静态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很惊险，真是风流倜傥。鲁迅的结构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可周作人呢？却是摇曳的、多姿的，像风中的芦苇。鲁迅是战士，周作人是文人。汪曾祺也不是战士，汪曾祺也是个文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了解汪曾祺在八十年代初期为什么能够风靡文坛。

在新时期文学的起始阶段，中国的作家其实是由两类人构成的，第一，革命者，这里头自然也包括被革命所抛弃的革命者；第二，红色接班人。从文化上来说，经历过五四、救亡、“反右”和“文革”的洗礼，有一种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基本上已经被清洗了，那就是文人。就在这样的大语境底下，1980年，汪曾祺在《北京文学》的第十期上发表了《受戒》，所有的读者都吓了一大跳——小说哪有这么写的？什么东西吓了读者一大跳？是汪曾祺身上的包浆，汪氏语言所特有的包浆。这个包浆就是士大夫气，就是文人气。它悠远，淡定，优雅，暧昧。那是时光的积淀，这太迷人了。汪曾祺是活化石，（1980年）他还在写，他保住了香火——就这一条，汪先生就了不起。是汪曾祺连接了中国的五四文化与新时期文学，他是新时期文学收藏里珍稀的“老货”。请注意，这个“老货”没有半点不敬。可以说，有没有汪曾祺，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个展馆将是不一样的，汪曾祺带来了完整性。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不读他，可他的史学价值谁也不能抹杀。我说了，汪曾祺是文人，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的文人和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他讲究的是腔调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与真理。他有他芦苇一样的多姿性和风流态。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壮怀激烈、大义凛然，也看不到他“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他平和、冲淡、日常，在美学的趣味上，这是有传承的，也就是中国美学里头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雅”。什么是“雅”？“雅”就是“正”。它不偏执，它不玩狂飙突进。“正”必须处在力学上的平衡点上，刚刚好。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不冷不热、不深不浅。“雅”其实就是中庸。“中庸”是哲学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说法，“雅”则是“中庸”这个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