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娅说得对：聆讯开始前，又爆出一串新闻——有的是报纸登的，有的是电视播出的——都是关于贝比·周的，抨击她不适合做母亲。其中几篇说她是来美国寻找机会的移民，结果遇到了各种困难（但她的支持者指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证，遑论抚养孩子。还有几篇更刻薄，认为贝比的人品不可靠，完全不适合做母亲。三月的最后一周，聆讯开始了，法院门前的台阶上每天都挤着记者模样的人，急切地试图打探法庭上流传出来的可能具有新闻意义的只言片语。

由于涉及家庭隐私，聆讯不对外界公开，因此各种新闻报道要么十分简洁，要么掺杂了许多想象的成分，只有那些身处聆讯室的人——麦卡洛夫妇、律师、理查德森先生、艾德·林、贝比和法官本人——才知道案情的确切进展。

实际的情况是，双方的辩护律师——理查德森先生和艾德·林之间你来我往的陈述陷入了胶着状态，推进十分缓慢，另外，他们各自公布了许多触目惊心的证据，导致案情变得十分复杂。

正方：消防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小米拉贝尔时，她处于极度营养不良的状态，囟门凹陷、严重脱水、瘦得皮包骨——皮肤之下的肋骨和细弱的脊柱清晰可见，脊椎上的细小骨节好像一串珠子。两个月大的她，体重只有八磅。

反方：这是因为孩子不吸奶，贝比试过很多次都没办法，却导致乳头干裂流血，无法喂养孩子，她只能抱着孩子无助地痛哭。两周之后，乳汁彻底停止分泌，她拿出仅剩的七美元，买了配方奶粉，最后钱包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张她上班时有人送给她的“一百万美元”假钞，说是这张“钞票”可以为她带来好运气。

正方：婴儿患有严重的尿布疹，说明母亲连续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都不给她换尿布。

反方：贝比没钱买尿布，还记得吗，她用仅剩的七美元买了配方奶粉，她已经尽了全力。她把用过的尿布拿下来清理干净，再给孩子换上。她给孩子臀部发红的地方涂了凡士林——穷困的她只有凡士林。

正方：邻居们听见孩子一哭就是几个小时。“没日没夜地哭，”门牌号码是3B的一位邻居说，“我早晨去上班，听见她在哭，晚上下班听见她还在哭。”他本打算报警，后来又放弃了，不想干涉别人家的事，“毕竟不关我的事”。

反方：贝比也终日以泪洗面，抱着孩子不知所措，内心充满自责，甚至出现了捶胸顿足、撕扯自己头发的自我伤害举动。

正方：在试图履行母亲责任却以失败告终的这一个半月时间里，贝比始终没有寻求心理医师或者医生的帮助。

反方：没错，她应该找人帮忙，但她求告无门。她的英文并不流利，阅读理解能力几乎为零，她不知道去哪里找能帮上忙的社工，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她不知道如何申请贫困补助，不知道这是一个可行选项。她低下头，看不到安全网，只有一片冷酷无情的摩天大楼，随时都能将她刺穿，你能责怪这样一个自身难保的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吗？

正方：1997年1月5日凌晨，贝比把孩子遗弃在金斯曼消防局门口，那天晚上的气温降到零下，寒风刺骨，外面的实测温度只有零下八摄氏度。凌晨两点半，消防员打开门，发现孩子躺在一只纸箱里，天刚刚开始下雪，孩子身上也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

反方：贝比把孩子放在消防局门口的时候，天气的确很冷，但孩子穿了三件衬衣和两条裤子，外面包着四条毯子——这些是贝比仅有的婴儿用品，为了给孩子保暖，母亲把她的小手也包好了，还叠起一条毯子，盖在她的头上挡风。根据推测，孩子在消防局外面待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有人过来开门了，毯子上只落了一点点雪。

正方：生下孩子时，贝比来美国才两年，来克利夫兰不到一年，她在这里先后租过三个公寓，租住第一个时违反了租约，租到第二个后经常拖欠租金，她的工作所得始终低于最低收入标准。

反方：她每个月都过得很拮据。如果全额支付租金，就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和支付电费，必须挨饿或在黑暗中度日。尽管如此，她还是会尽可能地支付房租，如果收到比较多的小费，她会拿出二十美元，用纸包好，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塞到房东的门缝底下。她的厨房柜台上有个用来记账的信封，开支详情是这样的：

九月：拖欠100美元

   9月8日支付20美元

   9月13日支付20美元

   9月18日支付20美元

十月：拖欠80美元，共拖欠120美元

   10月3日支付20美元

   10月14日支付20美元

   10月26日支付20美元

十一月：拖欠70美元，共拖欠130美元

……

她的欠款始终难以还清，总是入不敷出，又找不到其他工作，英文也不好，连普通教育水平都达不到。

正方：贝比怀孕期间和抛弃孩子之前，曾在一家餐馆工作，该餐馆的一位厨师因涉及海洛因交易遭到逮捕。此前，其他几名工作人员就怀疑贝比和这位厨师存在暧昧关系，两人经常调情，该厨师不止一次深夜开车送贝比回家。据此，贝比本人也可能有卷入毒品交易的嫌疑。

反方：那位名叫文尼的厨师确实贩过毒，但他对贝比只有同情，看到她怀着孕又被男友甩了，他十分不忍心。文尼的姐姐特里萨与贝比有着相似的遭遇，十个月前，特里萨带着孩子投奔与文尼同住的母亲，在母亲的协助下艰难抚养孩子，目睹过这一切的文尼更是对贝比充满怜悯。所谓的“调情”只是他想要逗她开心，送她回家是因为看到她的脚肿了，根本系不上鞋带。

至于贝比——她确实对文尼有好感，但这种好感主要来自他对她的善意，文尼被警察抓走时，贝比为他感到伤心，仿佛他是她的哥哥一样。

正方：贝比现在的服务员工作每小时只能赚到2.35美元的底薪，假设每周工作五十小时，加上小费，每月平均收入只有317.5美元，她看不出以这样的收入无法满足抚养孩子的需要吗？她怎么会不知道申请补助和食物券呢？

反方：贝比很爱她的孩子，母爱可以克服许多困难，虽然她的收入只能满足基本需要：租金、食物和衣服，但这些东西是无法与母爱相比的。

正方：马克和琳达·麦卡洛显然拥有一切养育孩子的资源，麦卡洛先生有一份薪资丰厚的稳定工作，过去的十四个月，麦卡洛太太一直在家带孩子，她打算今后做个全职母亲，他们的家位于一个安全、富裕的社区。在他们的照顾下，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定期进行体检，社交需要可以充分获得满足，生活丰富多彩：在图书室听故事，去婴儿泳池活动，参加亲子音乐课程。麦卡洛家还通过了严格的无铅居住环境认证。

而且，事实证明，麦卡洛夫妇在抚养孩子方面始终不遗余力，记录显示，他们十年来始终想要孩子，四年前开始申请领养。此前，他们征求了大克利夫兰地区的所有医学专家的意见——包括克利夫兰市立医院最好的妇科医生，专家建议他们领养，于是他们在本州最具声望的领养机构登了记。从这些事情上难道不能看出，他们一定会给予宝宝最贴心的照顾和最好的成长环境吗？

反方：可是孩子已经拥有一位母亲，而且是她的亲生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做母亲的不知经历过多少辛劳与痛苦。把最好的献给孩子是母亲的本能，孩子也天生与母亲最为亲近。

正方：毋庸置疑，贝比拥有孩子的监护权，即便作为单亲母亲，她也有权抚养孩子，可是，她去上班的时候，谁来照顾孩子？把孩子交给一个父母双全的家庭抚养岂不是更好？至少在一方工作时，孩子可以得到另一方的照顾，而不是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况且，研究证明，父亲的角色在孩子的性格形成过程中十分重要。

最后，双方的辩论总是会归结到一个问题：母亲的定义是什么？是血缘关系还是爱决定了母亲的身份？

最后一天聆讯时，法官传唤麦卡洛太太上庭发言，法庭上的理查德森先生十分庆幸没有人前来旁听。家务法庭上没有证人席，只为她准备了一把椅子，摆在法官身侧。麦卡洛太太走过去坐下时，理查德森先生看出她很紧张，手脚不知道该怎么放，他宁愿麦卡洛太太坐在木板包围的证人席上，至少可以把颤抖的双腿遮挡起来，不会让人意识到她的紧张不安。

艾德·林一上来就问了她许多问题。对于亚裔而言，他的身材高得出奇，足有六英尺，肢体瘦长，好像篮球运动员——没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曾在西克尔高中篮球队打前锋，他只比麦卡洛太太晚毕业三年，也是土生土长的西克尔人，艾德为本案辩护前，麦卡洛太太印象中的他是个腼腆的低年级学弟，稍微有点儿胖。他所在的班级当年只有两名亚裔学生，另一位是苏西·张。孩子们经常拿他俩开玩笑，说他们长大后就会结婚，后来当然并非如此。苏西毕业后去了俄勒冈州，艾德倒是娶了个很不错的华裔女孩，她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同是第一代亚裔移民的子女。但这些事麦卡洛太太都不记得了，尽管苏西·张曾经与她一样，做过一年的拉拉队队长。

“麦卡洛太太，”艾德·林说，把钢笔放到桌子上，“你一辈子都生活在西克尔，对吗？”

麦卡洛太太表示肯定。

“1971年你从西克尔高中毕业，其他阶段的教育也是在西克尔本地接受的吗？”

“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都是在西克尔上的。”

“后来你进入俄亥俄大学读书？”

“是的，1975届。”

“毕业后你立刻回到了西克尔高地？”

“是的，我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我丈夫——当时是未婚夫——和我都想在这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她迅速瞥了一眼理查德森先生，他几近微不可察地冲她点点头，他们曾经讨论过她的发言内容：重点在于提醒法官，麦卡洛一家是多么想要这个孩子，他们夫妇俩对小米拉贝尔又是多么好。

“这么说，你在俄亥俄州生活了一辈子，”艾德·林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而美玲的父母来自广东，你去过那里吗？”

麦卡洛太太不安地扭了扭身体，“当然，我们打算带米拉贝尔进行寻根之旅，等她长大一点之后。”

“你会讲广东话吗？”

麦卡洛太太摇摇头。

“那普通话呢？上海话？潮汕话？任何一种中国方言？”

理查德森先生不耐烦地按动圆珠笔，艾德·林简直是在炫耀，他想。

“你了解过中国文化吗？”艾德·林问，“还有中国历史？”

“我们当然都会去了解，”麦卡洛太太说，“对我们来说，米拉贝尔与她出身的文化保持联系十分重要，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她有个充满爱的家庭和爱她的父母。”她又瞥了一眼理查德森先生，他高兴地发现她把话题引回来了，他曾告诉她，你们是两个人照顾小米拉贝尔，比单亲妈妈有优势。

“你和麦卡洛先生显然很有爱心，我认为不会有人对这一点产生疑问。”艾德·林朝麦卡洛太太笑笑，理查德森先生身体一僵，他明白，这是律师准备设下陷阱的信号，“那么请问，像你说的那样，你们打算如何让美玲‘与她出身的文化保持联系’呢？”

长久的沉默。

“也许这个问题有点儿大，我们再倒回去。美玲现在与你们共同生活了十四个月，对吗？她在你家生活期间，为了让她与中国文化保持联系，你们做过什么？”

“嗯，”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在理查德森先生的眼神催促下，麦卡洛太太终于开口了，“‘东方明珠’是我们最喜欢的中餐馆，我们每个月都会带她去一次，我认为这样可以让她听到中文，熟悉中国文化。当然，我很肯定，她长大一点之后会爱上中餐。”她想了想，又说：“我们还可以报名学习中式烹饪，等孩子大一点，我们会带着她一起学习。”

见艾德·林什么都没说，麦卡洛太太紧张地继续道：“我们对这些问题始终非常重视。”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比如她一岁生日那次，我们打算送她一只泰迪熊玩具，有棕熊、北极熊和熊猫的造型可以选，为了培养她对熊猫的特殊感情，我们选择了熊猫。”

“美玲有玩具娃娃吗？”艾德·林问。

“当然，太多了。”麦卡洛太太咯咯笑着说，“她爱它们，就像每个小女孩一样。不光我们给她买，我的姐妹们给她买，我们的朋友也给她买——”她又咯咯地笑起来，理查德森先生绷紧了下巴，“她有十多只娃娃呢。”

“这些娃娃是什么样的呢？”艾德·林问。

“什么样的？”麦卡洛太太皱起眉头，“它们——就是娃娃而已。有的是小婴儿，有的是小姑娘——”显然她没弄明白对方的问题，“有些抱着奶瓶，有些你可以给它换衣服，其中一个，你把它平着放下，它会闭上眼睛，大部分娃娃的头发都是可以梳理的……”

“它们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呢？”

麦卡洛太太想了一会儿。“嗯——金色的，大部分都是。有一两个头发是黑的。”

“那个会闭眼的娃娃呢？它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蓝色的，”麦卡洛太太的腿不由自主地交叉起来然后分开，“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玩具店里的娃娃大多数都是金发碧眼的，我是说，不都是这么设计的吗？”

“都是这么设计的。”艾德·林重复道。麦卡洛太太觉得自己应该是说错了话，但不知道哪里说错了。

“这当中并不存在种族歧视，”她坚持道，“设计师不过是想表现一个小女孩的形象，每个人都会喜欢的那种小女孩。”

“可是，也有一些人和这样的娃娃长得并不像，对不对？比如它们和美玲就不像。”艾德·林突然站起来，在大家都坐着的法庭上显得异常高大，“美玲有亚洲人形象的娃娃吗？就是长得像她的娃娃？”

“没有——可是，等她长大一些，我们会给她买中国芭比的。”

“你见过中国芭比吗？”艾德·林问。

麦卡洛太太脸红了。“好吧——我从来没去找过这种娃娃，但是肯定有这样的。”

“根本没有。美泰没做过这样的娃娃。”艾德·林的女儿莫妮卡现在读高三，女儿很小的时候，他和妻子就发现，根本买不到长得像她的娃娃。十岁时，莫妮卡开始把娃娃邮购目录当成一本书来翻看，里面的娃娃十分昂贵，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还穿着历史风格的服装。“珍妮·科恩有一个这样的娃娃，”她指着那个酷似珍妮·科恩本人的金发娃娃说，“珍妮的妈妈还给她妹妹莎拉买了一个红头发的，作为光明节的礼物。”莎拉·科恩的头发像火一样红，是夏日骄阳下的一美分硬币那种颜色。然而，整本邮购目录中，没有一个娃娃是黑头发，更没有长得像莫妮卡的，艾德·林去了四家玩具店寻找中国娃娃，无论价格如何，他都会买下来，但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他给美泰公司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有中国芭比娃娃，他们回答说有，给他寄了一本“东方芭比”的小册子，他翻看了很长时间，发现里面的娃娃不仅衣着风格杂乱，而且不是红发就是金发，连一个长得像中国、日本或者韩国女孩的都没有。我来自中国香港，小册子上的一张娃娃照片旁边是这样拟人化的介绍，它在东方，属于远东。在东方，人们去露天市场买东西，市场里卖的东西有鱼、蔬菜、丝绸和香料。一年前，他和妻子带着莫妮卡去香港旅游，看到的景象震撼了他：那里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摩天楼，他在一座巨人般的玻璃幕墙购物中心里买了一件鸽灰色的羊毛衫，寒冷时穿着十分保暖。欢迎你到东方来，这里非常有趣，充满异国情调。

最后，他忍无可忍，把小册子丢掉了。他从孩子年纪更小一些的朋友那里听说，现在也有昂贵的亚洲娃娃出售了——少数几款是黑头发的——但他从未亲眼见到这样的娃娃。莫妮卡现在已经十七岁，早就过了玩娃娃的年龄。

艾德·林在法庭上踱着步子，“那么书呢？你给美玲读了什么书？”

“嗯，”麦卡洛太太想了想，“我们给她读过许多经典作品，《晚安，月亮》《兔子帕特》——她很喜欢这本——《玛德琳》《爱洛依丝》《萨尔的蓝莓》。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己喜欢的书珍藏起来，和米拉贝尔分享它们，这样做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你有没有描写中国人物的书？”

麦卡洛太太对此早有准备。“有的，我们有一本《五兄弟》，这是一本由中国民间故事改编的名著。”

“我知道那本书。”艾德·林再次笑道。这一次，理查德森先生绷紧了肩膀，看到艾德·林的笑容，他会变得格外警惕，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理查德森先生暗忖。接着他又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如此害怕对手，不由得脸红起来。“书里面的五个兄弟是什么样的？”艾德·林问。

“他们——他们都是画里的人物，彼此长得很像，感情也很好，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麦卡洛太太磕磕绊绊地说。

“他们都有辫子，不是吗？戴着苦力的那种帽子？眼尾向上倾斜？”没等麦卡洛太太说完，艾德·林就替她回答，他女儿二年级时在校图书馆看过这本书，回家后心情郁闷地问他：爸爸，我的眼睛也是那样的吗？“我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在1998年时还觉得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形象，你认为呢？”

“不过是个很老的故事而已，”麦卡洛太太坚持道，“他们穿的是传统服装。”

“还有别的书吗，麦卡洛太太？描写中国人物的？”

麦卡洛太太咬着嘴唇。“我没有刻意地去找，”她承认，“我没考虑到这一点。”

“我来帮你总结一下，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艾德·林说，“因为时间本来就不多。美玲没有长得像她的娃娃，没有描写长得像她的人的书。”艾德·林又踱了几步。十多年后，人们会把这样的玩具和书籍称为认识自己的“镜子”和“窗户”，多年前他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并且反复宣讲，现在已经懒得再讲。你们怎么现在才意识到呢？

艾德·林在麦卡洛太太的椅子前停住脚步。“你和你丈夫不会说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根据你自己的证言，你们根本没有考虑过美玲的种族身份问题。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美玲和你们一起生活，会与她出身的文化完全脱离呢？”

麦卡洛太太的眼泪夺眶而出。刚刚收留米拉贝尔的那些日子里，麦卡洛太太每隔四小时喂孩子一次，孩子一哭就把她抱在怀里，看着她的小身体慢慢长大，定期给她称体重，蒸熟豌豆、土豆和新鲜的菠菜，搅拌成泥，用小小的勺子一口一口地喂她。米拉贝尔发烧时，是她给孩子冷敷毛巾，把自己的嘴唇贴到小脸上试体温，后来发现耳朵感染是发烧的罪魁祸首，她又给孩子喂抗生素糖浆，一滴一滴地送进米拉贝尔粉红色的小嘴，让孩子像小猫那样舔食。每当弯腰亲吻宝宝的时候，她简直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爱这个孩子，仿佛孩子就是她的亲骨肉。因为发烧，米拉贝尔不被抱着摇晃就睡不着，她一整夜都抱着孩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天亮时，她估计自己走了将近四英里。是她在早餐后、洗澡前和睡觉前逗弄米拉贝尔柔软的小肚子，让其咯咯大笑；是她扶着米拉贝尔帮其站直；米拉贝尔感到痛苦、害怕或者孤独的时候，首先会向她伸出小手索要拥抱；在漆黑的深夜，只要听到她的声音，触摸到她的手，甚至听到她的呼吸声，闻到她的气味，米拉贝尔就会安静下来。

“这并非必要条件，”她坚持说，“我们没有必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专家，唯一的必要条件是，我们爱米拉贝尔。我们的确爱她。我们想给她更好的生活。”她继续抽泣起来，法官让她下去了。

“没关系，”理查德森先生对在他旁边落座的麦卡洛太太说，“你做得不错。”内心深处他却产生了深深的动摇。米拉贝尔当然会在马克和琳达家获得更好的生活，这点毫无疑问，但她的人生会不会有所欠缺？理查德森先生突然间热切地同情起了米拉贝尔，如此幼小脆弱的灵魂，竟要承受如此复杂沉重的负担。

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有记者拦住了他们，他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表达了自己对庭审的信心，但并没有透露任何关键信息。“我完全信任莱茵贝克法官，他会衡量所有因素，作出公正的判决。”他说。

麦卡洛夫妇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在言辞方面的微妙变化——在早期的发言中，他十分明确地指出，麦卡洛家应该得到监护权，因为他们会给米拉贝尔最好的生活，她显而易见地属于麦卡洛夫妇（他坚持认为她是麦卡洛家的人）。现在，尽管报纸上刊出了题为《养父母的辩护律师志在必得》这样的文章，但理查德森先生心中却是七上八下，十分不确定。

当天晚上吃饭时，理查德森太太问他聆讯进行得如何，他只简单回答了几句。“琳达今天出庭作证了，”他说，“艾德·林对她穷追猛打，看起来不妙。”讲到这里，他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他可以给报社的朋友打电话，借艾德·林的态度做一下文章。第二天早晨，《实话报》上会登出一篇文章，批评艾德·林采用“侵略”战术，对麦卡洛太太纠缠不休，逼得她当庭痛哭失声。文章暗示说，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应该丢失自己的风度——虽然文中并未提到“像他这样的男人”指的是男律师还是别的群体，但理查德森先生清楚文章的弦外之音——愤怒的亚洲男人形象并不符合公众的预期，因此令人不安。亚洲男人应该是谦虚礼让、与世无争的，像电影人物董龙德那样，至少不应该有威胁性，能像成龙扮演的滑稽角色那样就更完美了，总之，他们不能生气，更不能咄咄逼人。说得大概都对吧，理查德森先生不安地想。文章出来之后，不少原本态度中立的人选择支持麦卡洛，有些原本支持贝比的人的热情也冷却下来。

当然，现在这个想法刚刚在他脑中形成，他只说了一句：“我们继续看吧。”

“我为她感到遗憾，”饭桌另一头的莱克西突然说，“贝比，我是指。她的感受一定很糟糕。”

“不好意思，”伊奇说，“请问一下，你刚才说的贝比是你上个月骂过的那个‘不称职的母亲’吗？”

莱克西脸红了。“她确实应该更好地照顾宝宝的，”她承认道，“可我怀疑她抛弃孩子是脑子一时糊涂作出的决定。”

“所以说，怀孕这件事应该慎重对待。”理查德森太太插嘴道，“听见了吗？亚历珊德拉·格蕾丝？伊莎贝尔·玛丽？”她端起盘子，舀了一勺青豆，“生孩子意味着生活的巨大变化，贝比显然还没有准备好，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这也许是应该把孩子判给琳达和马克的主要理由。”

“只因为犯了一个错，就得把她的孩子送人？”莱克西说，“虽然我还没准备好要孩子，但假如我——”她迟疑了一下，“假如我怀孕了，你也会逼我放弃孩子吗？”

“莱克西，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你不会那么不理性。”她母亲把盘子放回餐桌中央，叉起一颗青豆。

“哎呀，今天某人的小心眼比过去大了三倍呢。”伊奇对莱克西说，“你被鬼附身了吧？”

“胡说，”莱克西说，“我只是说，这个案子很复杂。”她清清嗓子，“布莱恩说，连他的父母之间都有分歧。”

穆迪翻了个白眼。“这个案子要把克利夫兰的家庭撕成两半了。”

“约翰和德波拉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理查德森先生说，“这张餐桌上的每个人也是如此。”他扫了一眼整个房间，“崔普，听说昨天有人在球赛上玩帽子戏法？”

尽管如此，晚餐结束后，理查德森先生依然心事重重。“你觉得，”他一边和妻子清理桌子一边问她，“马克和琳达真的知道该怎么抚养华裔小孩吗？”

理查德森太太盯着他看。“我认为，这和抚养其他小孩是一样的。”她生硬地说，把盘子放进洗碗机，“不会有任何差别。”

理查德森先生拿起另外一个盘子，把盘底残留的鸡蛋面刮进垃圾桶，将空盘递给妻子，“主要的步骤当然是一样的，”他承认，“但我的意思是，等女孩长大了，她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她是谁？来自哪里？她会想要了解本族的文化。他们有能力在这些方面教导她吗？”

“资源到处都是，”理查德森太太轻蔑地摆摆手，无意间把几滴肉汤挥到了柜台上，“他们可以陪她一起学习中国文化，而且，这样岂不是可以更加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她清楚地记得琳达小时候哄玩具娃娃睡觉的情景，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琳达·麦卡洛多么想要孩子，多么渴望扮演母亲这个令人敬畏的伟大角色，而那个米娅就明显忽视了瑞恩夫妇盼望孩子的迫切心情，否则也不会带着珀尔跑掉。想到这里，理查德森太太擦掉花岗岩柜面上的肉汤，开口道：“老实说，我觉得这对于米拉贝尔来说非常重要——她将会在一个完全没有种族分别的家庭中长大，他们根本不在乎她长什么样。我时常会想，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她激动地说，“也许我们都应该试一下，每个家庭都尝试收养一个不同种族的儿童，或许如此就能彻底解决所有的种族问题。”

她用力关上餐具抽屉，离开餐厅，抽屉里的盘子还在簌簌发抖。理查德森先生拿起一块海绵，擦净黏稠的台面，有些后悔刚才对妻子提起这个话题：她和琳达的私交太好，无法做到客观公正，意识不到自己视野的狭隘。在她看来，事情再简单不过：贝比·周是个不合格的母亲，琳达·麦卡洛是好母亲；前者不守规矩，后者老实本分。但他深知，所谓规则只是对“正确”和“错误”的简单划分，而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情况并不简单，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选边站队的做法更是行不通。他向来羡慕妻子心中那份纯粹的理想主义——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更有秩序，甚至可能达到完美的境界，然而今天他第一次开始怀疑，也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